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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普遍认为,《窝头会馆》演出成功,更是重拾理想主义话剧年代戏剧风貌的一部标志性作品。张和平也认为,通过这部戏,人艺的“复兴”,“起码是有可能的”
无论从哪方面看,正在首都剧场上演的《窝头会馆》都算得上是一出赚尽眼球的话剧——它不仅集合了在主旋律作品“长袖善舞”的编剧刘恒、著名戏剧导演林兆华,还囊括了何冰、濮存昕、杨立新、宋丹丹、徐帆、曾力、易立明等一批最好的人艺演职员。
亲手把这些“大人物”拉到一起来的人,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现任院长张和平。
张和平早就是一个传奇的幕后推手角色:80年代开始陆续策划、制作《爱你没商量》《宰相刘罗锅》《过把瘾》《东边日出西边雨》等热播剧;90年代末首推“贺岁片”概念,与北影厂合作连续出品《甲方乙方》《不见不散》和《没完没了》,一手打造出冯小刚和紫禁城影业公司两个品牌;《离开雷锋的日子》《张思德》《云水谣》等几部近年来受到市场好评的主旋律影片几乎都是他参与策划的。
中国影视剧发展的几个小高潮被他一一见证。
最近这两年,张和平还是很忙——他既是去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影片《建国大业》的总策划,又是国庆60周年天安门联欢晚会的副指挥兼艺术总监。
而在他看来,这些工作都是“任务”,其本职岗位毕竟在北京人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艺的《窝头会馆》才是我毕生想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我实现梦想的一个归宿,”张和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如此描述此剧于他的重要性。
熟悉话剧的人都知道北京人艺的地位。就在2007年底,学话剧表演出身、曾任北京市文化局局长、时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的张和平入主了这个有着50多年历史的剧院。而在他之前,这里仅有过曹禺、刘锦云两任院长。
上任之际,张和平面对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人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除了一遍遍复排经典,人艺的新剧目一直难以让人满意,很多老戏迷都用“丢了魂儿”来形容人艺的创作状态。上任近2年,张和平带着人艺端出《窝头会馆》,很有想一崛人艺往日光辉的决心。
《窝头会馆》的演出已获人艺近年难见的高票房,期间,这位人艺“新”院长首次向媒体坦述了他对人艺的“野心”,及他与人艺的40年渊源。
目标:继承和创新
我跟人艺的缘分可以追溯到1967年。我刚从北京戏剧专科学校表演系专业毕业,就做了文革期间北京市文化局系统的“大联合筹备”的头儿,给人艺办过学习班。那时人艺还归文化局管,人家都叫我“局長”。后来在文化局和政协任职时,我跟林兆华、任鸣、李六乙都合作过,人艺的戏我都看,人艺的事我都特别清楚。
对于人艺的发展,我觉得首先应该继承——得把家给守住,不能让人才和剧目流失。要把好演员都吸引回来,回归舞台;经典剧目也要传承下去,别狗熊掰棒子。其次,新剧目也要上,但是要高标准要求,没有合适的,我们宁可不上。
继承和创新,这就是我任内的目标。
我刚上任的时候,这里是有很多方面的问题:从80年代开始,社会上普遍认为人艺没拿出来过真正有“人艺水准”的戏。首先,团结就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家和万事兴。家里要打架、撤伙,就肯定不可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艺术生产上。
因此,我只有多做团结工作——自我表扬一下,我合适干这个。我胆子挺小的,所以处理事情特别谨慎。
一上任,我就先后走访了于是之、郑榕、林连昆、欧阳山尊等20余位老艺术家,听听他们对剧院建设有什么建议;又把濮存昕、林兆华、任鸣等演职人员一个个找来谈心。只有这样,我才能了解他们的想法。
另一方面,一个剧院就得靠剧目说话。从2008年起,我开始做一年一度的“北京人艺经典剧目演出季”,后年,我会争取把它变成一个固定的“经典剧场”。我上任后,舒乙先生来了封信跟我提出复排《龙须沟》,人艺做了;明年是曹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们还准备再排《原野》,将老舍先生和曹禺先生的代表作都做齐做好。
然后我想,每年得再有一两个新剧。我们的新剧应该要成为经典,因为人艺的目标不是精彩,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精品,而是应该朝着经典的方向努力。毕竟,前面已经有《雷雨》《茶馆》等,社会对人艺的标准和对其他院团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集多位明星、以“献礼剧”造经典
打造经典绝非易事。对北京人艺先后在“非典”和地震时期推出的《南街北院》及《生活》,观众的评价都参差不齐。
而从事多年影视剧出品、深谙市场之道的张和平有自己的办法。话剧理论家童道明对他的评价不仅有“为人和善、能团结人”,还有“精明、实干”。
2007年我上任之后,就觉得是时候准备国庆献礼剧了。人艺有这样一个传统——每到国庆都会出新剧目,而每一次还都落下一些经典。这绝不是上头给的任务,而是我和我的剧院要做。
从1985年到1995年,我做了10年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的总编辑,那是自收自支的单位,但我们做出了像《过把瘾》这样卖座的电视剧。从那时起,我脑子里形成的市场意识就是根深蒂固的:要做出一个好东西,包装、选演员、市场口味、甚至街头广告牌等很多一点一滴的小事,方方面面都要考虑,是一个综合的工作。
另外,这种献礼的主旋律必须动听——在观众的脑海里,主旋律基本上就等于不好看,就等于缺乏娱乐性。我觉得正是有大量不好看的主旋律作品,才败坏了它的声望。那时我就总结出来三点:主旋律必须思想性上有亮点,艺术性上有特点,观赏性上有卖点。
2007年,我一边开始看手头的剧本,一边就瞄上刘恒了。80年代我就认识他,之前也合作过《张思德》和《美丽的家》。其实还没来人艺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要跟他合作一部话剧,当时也没想到是献礼剧,就是想拉他过来写写。他特别擅长写小人物和台词,看上他,是因为有保险系数。
此外,我很看重他的第一次。如果找个普通的话剧编剧,大概的风格和走向我自己都能想象出来,而刘恒写出来的效果也许会出其不意。你看,曹禺的《雷雨》也是他的第一个作品,但他后来的作品未必都超得过它。
定下编剧以后,我开始给他出题。原来我们商量的是要写清末明初的事情,到最后改到1948年,与建国60周年更贴近,年代近了,观众也更容易产生共鸣。
今年年初,《窝头会馆》的剧本一出来,我就开始找导演和演员。人艺的演员遇到重要的事情都挺顾全大局的。排话剧很熬人,收入跟拍影视剧相比也很悬殊,其实宋丹丹他们都是本着对话剧的热爱,也是看上了这个好剧本。
通过《窝头会馆》,我和剧院其他领导也尝试着改变演出费标准(那标准已经沿用多年),把大家的费用都提高了50%,主角何冰一场戏可以拿1500元,濮存昕他们1200元。虽然不多,但我想对这些演员应该有一个激励机制,能留在舞台上,毕竟不容易。
我还跟导演林兆华提出,能不能让何冰、宋丹丹、杨立新做一下这个三幕话剧的分场导演?这个经验我是从奥运会开幕式得出的——每个段落都有分场导演,独立成章,而总导演则掌握大方向。以前排话剧从没有过这样的安排。而实际的效果也不错,他们三人有了积极性和参与感(正好他们分别都跟我说过想在导演的位置上有发展),总导演也可以轻松一些。
就这样,排练场里又重新挂上了“戏比天大”的标语,《窝头会馆》经过紧张排练,终于在9月25日首演。到现在,该剧的首轮票房已经突破800万。
外界普遍认为,《窝头会馆》演出成功,更是重拾理想主义话剧年代戏剧风貌的一部标志性作品。张和平也认为,对现在的北京人艺来说,《窝头会馆》意味着大家有“心气儿了”。
通过这部戏,人艺正在“复兴”吗?他给出的答案是,“我们努力吧,起码应该是有可能的。” ★
无论从哪方面看,正在首都剧场上演的《窝头会馆》都算得上是一出赚尽眼球的话剧——它不仅集合了在主旋律作品“长袖善舞”的编剧刘恒、著名戏剧导演林兆华,还囊括了何冰、濮存昕、杨立新、宋丹丹、徐帆、曾力、易立明等一批最好的人艺演职员。
亲手把这些“大人物”拉到一起来的人,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现任院长张和平。
张和平早就是一个传奇的幕后推手角色:80年代开始陆续策划、制作《爱你没商量》《宰相刘罗锅》《过把瘾》《东边日出西边雨》等热播剧;90年代末首推“贺岁片”概念,与北影厂合作连续出品《甲方乙方》《不见不散》和《没完没了》,一手打造出冯小刚和紫禁城影业公司两个品牌;《离开雷锋的日子》《张思德》《云水谣》等几部近年来受到市场好评的主旋律影片几乎都是他参与策划的。
中国影视剧发展的几个小高潮被他一一见证。
最近这两年,张和平还是很忙——他既是去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影片《建国大业》的总策划,又是国庆60周年天安门联欢晚会的副指挥兼艺术总监。
而在他看来,这些工作都是“任务”,其本职岗位毕竟在北京人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艺的《窝头会馆》才是我毕生想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我实现梦想的一个归宿,”张和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如此描述此剧于他的重要性。
熟悉话剧的人都知道北京人艺的地位。就在2007年底,学话剧表演出身、曾任北京市文化局局长、时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的张和平入主了这个有着50多年历史的剧院。而在他之前,这里仅有过曹禺、刘锦云两任院长。
上任之际,张和平面对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人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除了一遍遍复排经典,人艺的新剧目一直难以让人满意,很多老戏迷都用“丢了魂儿”来形容人艺的创作状态。上任近2年,张和平带着人艺端出《窝头会馆》,很有想一崛人艺往日光辉的决心。
《窝头会馆》的演出已获人艺近年难见的高票房,期间,这位人艺“新”院长首次向媒体坦述了他对人艺的“野心”,及他与人艺的40年渊源。
目标:继承和创新
我跟人艺的缘分可以追溯到1967年。我刚从北京戏剧专科学校表演系专业毕业,就做了文革期间北京市文化局系统的“大联合筹备”的头儿,给人艺办过学习班。那时人艺还归文化局管,人家都叫我“局長”。后来在文化局和政协任职时,我跟林兆华、任鸣、李六乙都合作过,人艺的戏我都看,人艺的事我都特别清楚。
对于人艺的发展,我觉得首先应该继承——得把家给守住,不能让人才和剧目流失。要把好演员都吸引回来,回归舞台;经典剧目也要传承下去,别狗熊掰棒子。其次,新剧目也要上,但是要高标准要求,没有合适的,我们宁可不上。
继承和创新,这就是我任内的目标。
我刚上任的时候,这里是有很多方面的问题:从80年代开始,社会上普遍认为人艺没拿出来过真正有“人艺水准”的戏。首先,团结就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家和万事兴。家里要打架、撤伙,就肯定不可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艺术生产上。
因此,我只有多做团结工作——自我表扬一下,我合适干这个。我胆子挺小的,所以处理事情特别谨慎。
一上任,我就先后走访了于是之、郑榕、林连昆、欧阳山尊等20余位老艺术家,听听他们对剧院建设有什么建议;又把濮存昕、林兆华、任鸣等演职人员一个个找来谈心。只有这样,我才能了解他们的想法。
另一方面,一个剧院就得靠剧目说话。从2008年起,我开始做一年一度的“北京人艺经典剧目演出季”,后年,我会争取把它变成一个固定的“经典剧场”。我上任后,舒乙先生来了封信跟我提出复排《龙须沟》,人艺做了;明年是曹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们还准备再排《原野》,将老舍先生和曹禺先生的代表作都做齐做好。
然后我想,每年得再有一两个新剧。我们的新剧应该要成为经典,因为人艺的目标不是精彩,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精品,而是应该朝着经典的方向努力。毕竟,前面已经有《雷雨》《茶馆》等,社会对人艺的标准和对其他院团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集多位明星、以“献礼剧”造经典
打造经典绝非易事。对北京人艺先后在“非典”和地震时期推出的《南街北院》及《生活》,观众的评价都参差不齐。
而从事多年影视剧出品、深谙市场之道的张和平有自己的办法。话剧理论家童道明对他的评价不仅有“为人和善、能团结人”,还有“精明、实干”。
2007年我上任之后,就觉得是时候准备国庆献礼剧了。人艺有这样一个传统——每到国庆都会出新剧目,而每一次还都落下一些经典。这绝不是上头给的任务,而是我和我的剧院要做。
从1985年到1995年,我做了10年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的总编辑,那是自收自支的单位,但我们做出了像《过把瘾》这样卖座的电视剧。从那时起,我脑子里形成的市场意识就是根深蒂固的:要做出一个好东西,包装、选演员、市场口味、甚至街头广告牌等很多一点一滴的小事,方方面面都要考虑,是一个综合的工作。
另外,这种献礼的主旋律必须动听——在观众的脑海里,主旋律基本上就等于不好看,就等于缺乏娱乐性。我觉得正是有大量不好看的主旋律作品,才败坏了它的声望。那时我就总结出来三点:主旋律必须思想性上有亮点,艺术性上有特点,观赏性上有卖点。
2007年,我一边开始看手头的剧本,一边就瞄上刘恒了。80年代我就认识他,之前也合作过《张思德》和《美丽的家》。其实还没来人艺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要跟他合作一部话剧,当时也没想到是献礼剧,就是想拉他过来写写。他特别擅长写小人物和台词,看上他,是因为有保险系数。
此外,我很看重他的第一次。如果找个普通的话剧编剧,大概的风格和走向我自己都能想象出来,而刘恒写出来的效果也许会出其不意。你看,曹禺的《雷雨》也是他的第一个作品,但他后来的作品未必都超得过它。
定下编剧以后,我开始给他出题。原来我们商量的是要写清末明初的事情,到最后改到1948年,与建国60周年更贴近,年代近了,观众也更容易产生共鸣。
今年年初,《窝头会馆》的剧本一出来,我就开始找导演和演员。人艺的演员遇到重要的事情都挺顾全大局的。排话剧很熬人,收入跟拍影视剧相比也很悬殊,其实宋丹丹他们都是本着对话剧的热爱,也是看上了这个好剧本。
通过《窝头会馆》,我和剧院其他领导也尝试着改变演出费标准(那标准已经沿用多年),把大家的费用都提高了50%,主角何冰一场戏可以拿1500元,濮存昕他们1200元。虽然不多,但我想对这些演员应该有一个激励机制,能留在舞台上,毕竟不容易。
我还跟导演林兆华提出,能不能让何冰、宋丹丹、杨立新做一下这个三幕话剧的分场导演?这个经验我是从奥运会开幕式得出的——每个段落都有分场导演,独立成章,而总导演则掌握大方向。以前排话剧从没有过这样的安排。而实际的效果也不错,他们三人有了积极性和参与感(正好他们分别都跟我说过想在导演的位置上有发展),总导演也可以轻松一些。
就这样,排练场里又重新挂上了“戏比天大”的标语,《窝头会馆》经过紧张排练,终于在9月25日首演。到现在,该剧的首轮票房已经突破800万。
外界普遍认为,《窝头会馆》演出成功,更是重拾理想主义话剧年代戏剧风貌的一部标志性作品。张和平也认为,对现在的北京人艺来说,《窝头会馆》意味着大家有“心气儿了”。
通过这部戏,人艺正在“复兴”吗?他给出的答案是,“我们努力吧,起码应该是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