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长期以来由于忽略文学史发展的本身特性，由于唯政治学、阶级论的批评观念与方式，以至于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成为了中国革命史的佐证与附录。这种观念与方式同样制约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加上“成者为王败者寇”的传统思维，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几乎成为了无产阶级翻身解放的颂歌史，这尤其在“十七年”文学发展的梳理研究中，具有更为明显的表述。
　　改革开放后，在对于“政治第一、艺术第二”观念的反省中，在引进西方的文学理论过程中，应从对文学特性的注重、对文学形式的关注角度研究中国文学的发展，成为学界的一种共识，这使文学史的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引进西方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法中，原型批评、现象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宏观批评方式倍受青睐，而一些微观的批评方式遭到忽视。有的往往急于得出某种骇人听闻的观点，而置一些过程的探究而不顾；有的往往努力推翻前人的见解，而缺乏对于资料细致梳理逻辑论证。历史精神与现代意识错位，将历史论题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良药，历史就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注重结论而忽视过程，在预设的构想中寻找材料，使结论常常缺乏论从史出的严谨。
　　斯炎伟先生是严谨的、执著的，他以回到历史原点的姿态深入探究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探究第一次文代会与“十七年”文学体制生成之间的关联，显示出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与深入的探究精神，使该著拓展与深化了对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具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从总体上看，该著的特点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一、逻辑谨严的结构方式。1949年7月2日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奠定了中国文学体制生成的基础。斯先生立足于对“十七年”文学体制作整体性、系统化的研究，在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作为主要对象研究时，以此为聚焦点，在上溯与下究的视角中，形成该著谨严的逻辑结构。第一章“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与‘十七年’文学体制生成的背景”，从文学论战、人才储备、苏联模式三方面，细致梳理分析了该论题的重要背景，为该著的学术探究展开了开阔的学术视野与历史背景。第二章“第一次文代会与‘十七年’作家的组织化”，从意义本源、设想实施、作家身份、创作方式等方面，分析了“十七年”作家的组织化。第三章“第一次文代会与‘十七年’作家体制心理的生成”，从体制心理资源、体制心理的营造强化、体制心理的内涵及显现、体制心理的个案等，全面研究了作家体制心理的生成。第四章“第一次文代会与‘十七年’文学调控机制的实践生成”，从权力配置、文学批评、个案研究等方面，分析文学调控机制的生成。该著在以第一次文代会为基本研究对象中，由外及内、由前至后、有宏观有微观地结构全著，由背景、组织，到心理、机制，很有逻辑性全面深入地探究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与“十七年”文学体制生成的关联，呈现出该著谨严的逻辑结构。
　　二、细致绵密的过程梳理。在学术研究中，应该注重论从史出的方式，反对以先验式的观点去左右研究，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尤其应该注重对于某些过程的细致梳理，在对于过程的梳理中，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斯先生在对于该论题的研究中，注重对于过程细致绵密的梳理，以回到历史原点的姿态梳理过程，呈现出作者严谨的学风。在研究背景时，著者梳理了1940年代左翼文艺界对于自由主义文学的批判、对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对国民党文艺政策的反击，在对于过程的梳理后，他总结说：“国统区左翼文艺界的三面出击及其取得的骄人战果，很大程度上为中共在取得全国解放后确立自己的文学体制清除了话语上的障碍。”在分析作家体制心理的生成时，著者梳理了延安文人心态：丁玲实现工农兵化的典范，王实味、萧军的反面典型；探究第一次文代会对作家体制心理的营造时，分析“十七年”作家体制心理的复杂显现：自我否定的意识、紧跟形势的焦虑、对文学规范的审慎与敬畏。著者总结道：“总之，在文学向‘工农兵方向’发生‘转折’的新中国语境里，身处体制之中的作家必须朝着文学的‘方向’进行一场‘心理革命’。”这些细致绵密过程的梳理，使著者的一些结论显得自然贴切水到渠成。
　　三、新颖独到的学术见识。作为一部史论的学术著作，必须建筑在诸多翔实史料的基础上，在对于诸多丰富资料的分析中，不为前人已有的观点所囿，得出新颖独到的见解。斯先生在该著的研究中，想方设法搜寻有关文献资料，在对于文学运动文学发展过程等的梳理中，得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与诸多著作采取归纳法不同，斯先生在该著中常常采用演绎法阐释其观点，这是在其研读了大量文献资料后得出的见解。在谈论作家的组织化时，著者认为：“因此，中共将知识分子纳入到相应的组织是一个历史必然的选择，它既为中共有效、顺利地完成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创造了条件，也为知识分子服务于无产阶级文化事业提供了保障。”在分析毛泽东与文艺组织的关系时，著者指出：“正是由于想通过文艺组织来实现中共对文艺活动的绝对领导，因此毛泽东特别看重有‘组织’意识的文人，同时对‘无组织’意识的文人特别保留看法。”在分析巴金的体制心理时，著者指出：“总之，第一次文代会对‘工农兵文艺’的一元化推崇与过度强调，事实上已为巴金在‘十七年’内的坎坷命运预设了基因，且随着这一文艺精神的不断被纯粹化，巴金到了动辄得咎的险恶处境。”从对巴金个案的分析见出文人们的境遇与心态。在分析“十七年”文学调控时，著者认为：“建国之初，由于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文学批评在整个文学活动中不仅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同时也被寄予了神圣的使命。在朝着理想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过程中，文学批评成了文坛消除异己、保证方向、统一步伐的一种重要途径与方式，它在相当程度上掌控着新中国文学的生产与发展。”该著的诸多观点并非故意发惊人之语，而是在对于文学运动文学发展过程的梳理中，自然而然地得出的。在一些以平易之语道出的见解中，蕴涵着著者深入的思考深刻的分析。
　　文学体制的研究是一个吃力而不讨好的论题，它总是与意识形态、权力话语、政治观念、社会心理等密切相关，也就构成了论题本身的复杂性艰巨性，人们便常常将一个学术论题视为一个政治问题。改革开放的现实提供了宽松的学术氛围，使研究这样一个论题成为可能。斯炎伟先生以一种现代学者的执著姿态选择了这样一个颇有难度的论题，他以回到历史原点的方式对该论题作了全面深入的探究。虽然该著对于有些问题还可以有进一步深入的思考，诸如：“十七年”文学体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影响的不足在哪些方面?毛泽东文艺思想从哪些方面影响与制约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虽然该著中有所涉及，但似乎还缺乏更为明晰深入的评说。
　　由于斯先生的导师吴秀明教授的邀请，2007年我参加了斯炎伟先生的博士论文答辩，现在他的博士论文即将付梓出版，他盛邀我为他的著作撰序，由于当时就细致地阅读了他的论文，便答应了。我读的是斯先生当时答辩的论文，说的也基本是当时参加论文答辩时的话语。参加论文答辩，我与斯先生结识了，撰写序言，我更进一步了解了他。我知道斯炎伟先生是一位扎实严谨勤奋的学者，他是有学术潜力的。在此，我一方面祝贺斯先生博士论文的出版，另一方面祝愿斯先生今后有更多更好的成果面世。
　　窗外大雨倾盆，荧屏仍播放着地震的新闻。絮絮叨叨，言不尽意，以此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