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宗强兄驾鹤西行，已逾米寿之年。网络上重刊了一些罗兄的经典之作，报刊上也陆续发表了一些长短不一的悼念文章。抗击新冠肺炎期间人员不宜聚集，这种纪念方式用一句时髦话形容，就叫做“云纪念”吧。
　　罗兄留下了不少学术光环，都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遗憾的是，我跟罗兄“隔行如隔山”，他的许多惊世之作我都没有读过，读了也不见得就能懂。我跟他也攀附不上“朋友”，记忆中，没一起吃过一顿饭，没一起喝过一杯酒，就连一杯清茶也没一起品过。罗兄虽然是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就读时的学长，但他属于1956年入学的“56级”，我属于1957年入学的“57级”。这两级生源的差别，在于“56级”调干生多，政治经验和学术积累都相对丰富，所以后来出了不少政治和学术方面的人才。罗兄入南开前先后担任过教职员、统计员，而我当时刚满17岁，又赶上了“反右”后期，入学后整个头脑处于“蒙圈”状态。当时反对走“白专道路”，我更没有向高年级学长请教的念头，所以连“罗宗强”这个名字也没有记住。简单地说，我跟罗兄的关系就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我最早研究鲁迅的那一批习作，完全是通过他的关系在《南开大学学报》发表的。这成为了我由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成为一名研究鲁迅的专业人员的“学术资本”。我生性愚钝，不敢以“千里马”自喻，因而无法称罗兄为“伯乐”。但在研究鲁迅的坎坷道路上，罗兄的确是扶我上马之人。这正如谈恋爱一样，在正确的时间碰到了正确的人，这是我此生的一大幸运！
　　从百度百科上查罗兄的简历，知道他1964年从南开获硕士学位后至江西赣南师范学院任教，1975年回到南开，1981年晋升副教授，1985年晋升教授。一般人会理解为，他从江西调回天津之后，是直接回到了母校的中文系任教。其實不然，罗兄回南开之后，落脚的第一站是《南开大学学报》编辑部，担任“文学栏”的一般编辑。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那时《南开学报》的发行量在全国高校中雄踞榜首，1976年第1期固定订户有六万五千，很快订数又上增一倍，仅黑龙江一省就发行了六千四百份。但编辑部的编辑和行政人员只有十二三人，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极其简陋。加之罗夫人当时卧病在床，女儿年幼，他出门办事只好把妻女二人锁在屋里。其生活的艰难状况可想而知。
　　罗兄在编辑部工作期间还发生了两件可怕的事情。一次是1976年7月28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和北京。我是在余震时坐在马路沿为学报写稿，他是在余震中坚持编务，所以学报并未因此脱期。比地震更可怕的是一场政治风波。罗兄想在学报展开对鲁迅前期思想的讨论，请南开中文系的教师摘编了四十余人的七种不同观点，其中也包括了瞿秋白烈士和沦为“四人帮”之前的姚文元的观点。罗兄因此被人举报，扣上了“思想反动”的帽子。这件事当然后来得到了平反，今天看来完全是一场闹剧，但当时却有“黑云压城城欲摧” 之势。幸亏主管学报的校革委员会副主任（后为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的娄平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娄平是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1982年离休，2000年去世。罗兄在《终生的难忘与感念》一文中说：“回首往事，我真庆幸在我人生路上，有幸遇到了这样好的领导，善良的人，让人永远怀念，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2011年1月，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我的自传《沙滩上的足迹》，其中有一节叫《〈南开大学学报〉——我鲁迅研究的发祥地》，其中回忆了这一事件，并抒发了我对罗兄的感念之情。后来此书经修订三次出版，我曾将2018年的再版本寄赠给他。罗兄在复信中感慨良深地写道：“人生有幸而经历此种之沧桑，知善知恶，勘破因果，亦千年难遇也。不过过眼烟云，不想也罢。”
　　我想，罗兄所说的“知善知恶，勘破因果”，并不是一种消极的宿命论。“善”，就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甚至是“损己利人”。“恶”就是“损人利己”，甚至是“损人不利己”。人生在世，应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前人所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罗兄所说的“勘破因果”。生活像一条河，既有清流，也有浊流。罗兄身处逆境之后，能够忍辱精进，方能像我所说的那样“因祸得福”，取得今天的学术成就。罗兄感谢娄平这样的好领导，这样的善良之人，这是做人之本。我对罗兄也怀着同样的情感。我今年虚岁八十，一生中虽然遇到过以怨报德之人，落井下石之人，但更多的则是遇到罗兄这样清淡如水的君子之交。没有他们的提携、扶持关爱，我不可能在逆境中舔干心灵的伤口，从荆棘丛中爬出来，笔耕不辍地坚持到今天。所以我借用罗兄评价娄平的一句话来感念他：
　　善良的人，让人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