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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动力源自于自我的一种积极进取，创新的品质在于自己不断地发现和实践。牢记重托，不辱使命，挖掘学术精髓，振兴文化传媒，努力为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服务！
编者按：他一直进行跨多学科的研究，开拓了传播学的新天地，他学术研究涉猎领域广泛，是目前国内传播学者中为数不多的广泛涉猎多个学科领域并有着丰硕成果的学者之一。他是位理论功底深厚并具有深刻思想性的传播学者，是当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少壮派代表，他就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吴飞教授。吴教授在担任浙江大学新闻系和新闻学院负责人期间，在他的努力下，素以理工科见长的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学科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成为中国最好的传媒学院之一。在吴飞教授担任院长期间，他在全球范围广纳贤才，引进一大批优秀的海内外青年才俊。有国际视野的海外兵团加盟浙大，极大地壮大了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的后备力量，将浙江大学的传播学学术声誉传向世界，提升了浙江大学的学术地位。俗语有云：“学不在多而在精”，吴飞教授却偏偏“多而精”，通过本刊，让我们一起领略这位所学“既多又精”的传媒学者的风采。
吴飞，男，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985三期创新平台“数字未来与媒介社会研究院”院长。兼任国务院新闻学专业硕士学位教育指委委员，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科基金评委，中国新闻奖及长江韬奋奖评委，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钱江学者。China Media Research（USA）编委、国际新闻界编委、China Media Reports Oversea（USA）副主编等。出版著作8部，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曾获中国青年社会优秀成果专著类最高奖，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三等奖3项，2013年获教育部第六届高校优秀成果三等奖，教育部2010年度宝钢优秀教师奖，浙江大学优秀竺可桢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等。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您好，吴教授，欢迎做客《今传媒》！我们了解到，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成立是浙江大学在前沿学科领域的重大创新，请您谈谈这里说的“创新”具体体现在哪里？贵学院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哪些创新成果？
吴教授：非常荣幸能有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浙江大学一直以来非常重视跨学科研究，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成立多少包含着这样的理念，因为现在的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包括了新闻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史哲、影视艺术、文艺美学等多个不同学科的学者。这对于学术的创新，提供了一个互补交流与头脑风暴的平台。近几年，本院在影视艺术的国际传播、媒介美学、新媒体、传播理论交叉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如由邵培仁教授主持的几套丛书，单看书名就能看出其跨学科交叉的意味了，如媒介生态学、媒介地理学、媒介正义论、媒介环境论、媒介空间论、媒介公平论、媒介时间论等等。
记者：您作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您认为我国的传媒与文化学科发展情况如何？
吴教授：我国传媒与文化学科的发展情况可以作如下判断：1.学科发展很快，已经有上千所大学开办了相关的专业，在校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2.学科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学校资源丰沛，师资力量也很雄厚，但也有不少学校近乎忽悠人，师资力量根本达不到起码的标准；3.就算是国内最好的学科，与国际一流的大学的相关学科相比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
在传媒学科方面，中国这几年有长足的进步，但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理论范式仍然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研究的翻版。虽然一直都有所谓本土化的呼声，但真正进行本土化理论探索的人不多，发表的理论著作更是少之又少。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科院的王怡红、孙旭培在理论方面有过一些积极的探索，复旦大学在黄旦教授、潘忠党教授的大力推进之下，正在进行可沟通城市的研究，但因为城市的发展是基于西方的经验，如果能从中国城市生长与西方（尤其是欧洲）城市生长的不同情景出发去研究这一问题，也许会有一些创新。从传播文化研究层面看，发展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相关的研究主要是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提取主要的学术营养，近几年相关的视野开阔了一些，一些学者如福科、布尔迪厄、萨义德、德塞图都被引入国内传播学圈子，但同样存在原创性不足的问题。而且，就国内的发表来看，还没有形成真正影响上的研究团队，相关的研究都是以兴趣为主导的自发性的个体研究为主。这个研究格局的好处是，自主性相对强些，但无法形成学术共同体，没有深入交流的平台。
记者：您从事传播社会学方面研究多年，曾主持过国家级或部级课题多项，请您介绍一下您主持过的有代表性的几部课题？
吴教授：我主持的研究课题并不多，代表性的课题包括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际传播的理论、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2009～2013）。这一课题，其实并不是我自己的研究强项，但意外中标。这也促成我近四年一直将主要精力放在这一个研究领域。
我自己比较有兴趣的研究课题是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做博士后期间从事的《火塘、教堂、电视——独龙族社区社会传播网络研究》，这是一个运用了人类学、传播学、社会学不同的视野和研究方法从事的研究项目，透过这一研究探索，提升了自己对于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知识的掌握。还有一个课题是新闻专业主义方面的研究，先是2003～2004年跟随陈韬文、潘忠党教授做相关的问卷调查，2006年起，我又自己主持了一项《新闻生产场域的权力分析》方面的研究项目，除以问卷调查的形成外，我还用相对长的时间在媒体内做田野调查，最终形成了《新闻专业主义研究》这么一本著作，较系统地梳理了新闻专业主义、职业伦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对中国新闻生产场域内的权力关系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
记者：您的学术研究涉猎编辑学、传媒经济学、传媒法、传媒与社会、传媒与人类学、新闻专业主义和国际传播等诸多领域，是目前国内传播学者中为数不多的广泛涉猎多个学科领域并有着丰硕成果的学者之一。请问您是如何兼顾多个学科的研究的？研究领域有无侧重点？ 吴教授：我的成果远谈不上多么出色，与同行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只是还算努力吧。我研究的领域比较广泛，但我核心研究的问题其实就一个，即新闻生产受到些什么样因素的制约。新闻生产，几乎是我全部研究的基本主线。所以说，看似广泛，其实中心点明确。
刚进入杭州大学时，我对新闻学专业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因为我考的是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但向往到新闻单位工作，有一种用自己的文字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所以，那时对新闻专业的学习是相当努力的。读研时，我的导师张达芝先生并没有给我一个固定的研究方向，他让我自己选择自己有兴趣的内容。我得以广泛阅读，以求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很快我被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吸引了，后与导师商量，决定重点研究新闻心理学方面的问题。
毕业后，在导师的强烈要求下，我留在了杭州大学从事新闻工作。这使得我进入新闻单位做一位新闻记者的理想没能变成现实。因为当时杭州大学没有讲授新闻编辑的老师，所以老师希望让我首先将这门课承担下来。为了教好这门课，我先后在浙江日报、杭州日报等新闻实践单位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兼职实践，做实习记者、做实习编辑，并且创办了杭州日报下午版的第一个文化类副刊——《视网》，后在单位的安排下，又到一家媒体做了一年的副总编辑。有了这些实践，使得我对新闻媒体的操作有了切身的感受。这些实践经验使我在1995年撰写的第一本著作——《新闻编辑学》就有相对扎实的基础，1998年该书获得了全国青年社科优秀成果专著类最高奖。2001年，我又完成了另一本更理论化的编辑学著作《编辑学理论研究》，这本书出版后，获得了当年浙江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如今还是数所高校研究生的指定读物，这多少令我有些欣慰。当时，我对自己的编辑学研究，有一个三步曲的计划，即还要写一本编辑史的著作，但这一计划至今没有完成。这一计划没有完成的主要原因，是自己研究问题的自然延伸所至。
因为在编辑学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真正掌控新闻稿生死大权的，并不只是编辑个人的兴趣和价值取向，更重要的是在整个新闻场域之上的政策与法规以及场域的各种显性法则与潜规则。所以我便将自己的研究中心集中在新闻政策与法规的研究上。当时，国内学者对这一块关注并不多，只有孙旭培教授和魏永征教授等数人而已。
2000年进入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与导师张国良教授商量，我将新闻传播法最核心的内容——表达自由——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我的选题计划得到了张老师的支持，但他也没有给我一个固定的框架，而是放手让我自己去探索。经过几年痛苦的写作，并得到了张国良教授和魏永征教授的指点，我于2003年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法意下的表达自由》，这一论文较全面梳理了西方几个主要国家，如美国、法国、英国以及欧盟的表达自由观念进步史，并对中国的表达自由理念的曲折进路做了简要的陈述。就在我做传播法研究的同时，我还试图从经济学的层面，来揭示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求利动机。从1996年开始到2003年，我利用一些相对碎片化的时间，断续完成了一本浅显的著作《大众传媒经济学》。这本著作虽然深度差强人意，但国内当时研究媒介经济的学者不多，成果也很少。我的导师张国良老师为该书作序，给予了较高评价，出版后不久被列为复旦大学的研究生考试参考书目。
如果说，经济与法规层面的研究旨在探索新闻生产与传播活动的外在制约因素的话，那么新闻专业主义就是揭示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内在规律的钥匙。因此我决定接着对新闻专业主义问题进行剖析，因为我想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揭示，更清楚地把握中国媒体新闻运作的内在动因，了解新闻生产场域的基本权力运作。2003年，应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传播艺术系潘忠党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陈韬文教授的邀请，我参加由陈韬文教授主持的一项有关“中国新闻改革”的研究项目。在潘忠党教授的直接的指导下，2003年和2006年，我分别对浙江省的新闻从业者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在这两次调查的基础上，我撰写了一系列与新闻专业主义有关的研究论文。随后我又带领研究生，对几家主要的新闻集团的新闻生产场域进行田野观察，并对一些代表性媒体的从业者进行了一系列访谈。试图用社会学的视角来揭示新闻生产的中的权力关系。
记者：您曾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传播人类学，您认为美国的传播学理念和中国的有什么不同？我国有哪些方面需要向美国借鉴和学习呢？
吴教授：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传播学更多地是从美国传播学获得学术理论与方法论支持的，近十几年内，对中国传播学理论建设起到积极推进作用的潘忠党教授、祝建华教授、陈韬文教授、李金铨教授、赵月枝教授都是毕业于北美的高校，他们因为与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界有着广泛深入的交流，对中国传播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中国传播学理念与美国的传播学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中国传播学界所面临的学术环境更复杂、更有挑战性。
一方面，复杂而剧烈的社会变革，为中国的学术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素材；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断裂，以及近几十年学术场急功近利的风向，使得学术界又没有能够真正进入这些学术热土，大量的“研究”不过是西方学术思潮的贴牌术。美国学术场自然也存在很多的问题，绝对不是我们可以完全模仿的对象，但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美国人那种精致的实用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思想，仍然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东西。用胡适当年所领悟到的话来说，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一点至今没有过时。
美国人做学问，似乎没有欧洲人大气，他们鲜有人有采取宏大的视野去研究问题，但他们对“科学”的孜孜以求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做一份研究，这样的求实求证精神，正是中国学术圈最为缺少的气质。毕竟，到今天为止，我们在学术刊物和出版物中看到了太多的拍脑袋式的“研究”。包括我自己做的一些东西，都存在比较严重的虚浮症，文章写得不厚重，研究做得不深入，问题意识不强，现在关切不紧，论证不严密。
记者：您早期从事编辑学教学与研究，在编辑学方面有很深的理论思想和实践经验，请您为从事编辑学研究或工作的新人提几点建议？从事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的人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技能？
吴教授：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关注编辑学方面的理论了，而且我从来没有研究过期刊编辑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因此，让我谈这方面的问题是有风险的，因为我的看法可能脱离了实践，且并不科学，我仅从自己有限的理解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其一，我认为，一个好的编辑，其实首先得是一个好的学习者。对一个期刊编辑来说，除了必须的文史哲方面的基本素养、基本的编辑知识外，一个学术期刊的编辑还要了解所在学术场的基本理论知识，了解这一个学科的前沿动态，甚至自己能做出相关领域的研究，这样才能在这个学术圈子中有一定的发言权。
其二，一个好的编辑，需要建立起广泛的学术脉络，要与这个圈子里的神与鬼都有交流，与他们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掌握他们的研究重点，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研究动态的变化。
其三，熟悉新闻传播业界的变化，了解业务的呼唤与现实困境，并且能够从中提炼出理论问题，并及时与学术建立起互动关系。加强业界与学界之合作与交流，汇集两个不同方向的力量。
其四，要有好的执行力。有好的想法可以并不难，难的是，你能够将自己的问题以及从业界收集到的问题整理出来，关及时反馈给学界，并能够组织他们协同攻关。
其五，一个好的编辑，要有比较广博的新媒体知识。未来的学术期刊可以不再依赖于纸媒了，互联网为期刊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平台，电子期刊将会是学术期刊表现的主要形态。如何利用互联网建立起新的传播平台与沟通平台（如社交媒体），就成为学术期刊编辑新的课题。
最后，一个合格的编辑，还必须有足够强的责任心和细心，对工作不但要严谨、求实，而且还要创新、求新，做到灵活应变、精益求精。对工作中的存在的问题要明察秋毫、细致入微，找出问题根源，然后想办法解决，这样才能对作者负责、对学者负责，更多的是对所就职的期刊社负责。
编者按：他一直进行跨多学科的研究，开拓了传播学的新天地，他学术研究涉猎领域广泛，是目前国内传播学者中为数不多的广泛涉猎多个学科领域并有着丰硕成果的学者之一。他是位理论功底深厚并具有深刻思想性的传播学者，是当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少壮派代表，他就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吴飞教授。吴教授在担任浙江大学新闻系和新闻学院负责人期间，在他的努力下，素以理工科见长的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学科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成为中国最好的传媒学院之一。在吴飞教授担任院长期间，他在全球范围广纳贤才，引进一大批优秀的海内外青年才俊。有国际视野的海外兵团加盟浙大，极大地壮大了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的后备力量，将浙江大学的传播学学术声誉传向世界，提升了浙江大学的学术地位。俗语有云：“学不在多而在精”，吴飞教授却偏偏“多而精”，通过本刊，让我们一起领略这位所学“既多又精”的传媒学者的风采。
吴飞，男，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985三期创新平台“数字未来与媒介社会研究院”院长。兼任国务院新闻学专业硕士学位教育指委委员，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科基金评委，中国新闻奖及长江韬奋奖评委，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钱江学者。China Media Research（USA）编委、国际新闻界编委、China Media Reports Oversea（USA）副主编等。出版著作8部，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曾获中国青年社会优秀成果专著类最高奖，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三等奖3项，2013年获教育部第六届高校优秀成果三等奖，教育部2010年度宝钢优秀教师奖，浙江大学优秀竺可桢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等。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您好，吴教授，欢迎做客《今传媒》！我们了解到，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成立是浙江大学在前沿学科领域的重大创新，请您谈谈这里说的“创新”具体体现在哪里？贵学院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哪些创新成果？
吴教授：非常荣幸能有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浙江大学一直以来非常重视跨学科研究，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成立多少包含着这样的理念，因为现在的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包括了新闻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史哲、影视艺术、文艺美学等多个不同学科的学者。这对于学术的创新，提供了一个互补交流与头脑风暴的平台。近几年，本院在影视艺术的国际传播、媒介美学、新媒体、传播理论交叉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如由邵培仁教授主持的几套丛书，单看书名就能看出其跨学科交叉的意味了，如媒介生态学、媒介地理学、媒介正义论、媒介环境论、媒介空间论、媒介公平论、媒介时间论等等。
记者：您作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您认为我国的传媒与文化学科发展情况如何？
吴教授：我国传媒与文化学科的发展情况可以作如下判断：1.学科发展很快，已经有上千所大学开办了相关的专业，在校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2.学科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学校资源丰沛，师资力量也很雄厚，但也有不少学校近乎忽悠人，师资力量根本达不到起码的标准；3.就算是国内最好的学科，与国际一流的大学的相关学科相比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
在传媒学科方面，中国这几年有长足的进步，但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理论范式仍然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研究的翻版。虽然一直都有所谓本土化的呼声，但真正进行本土化理论探索的人不多，发表的理论著作更是少之又少。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科院的王怡红、孙旭培在理论方面有过一些积极的探索，复旦大学在黄旦教授、潘忠党教授的大力推进之下，正在进行可沟通城市的研究，但因为城市的发展是基于西方的经验，如果能从中国城市生长与西方（尤其是欧洲）城市生长的不同情景出发去研究这一问题，也许会有一些创新。从传播文化研究层面看，发展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相关的研究主要是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提取主要的学术营养，近几年相关的视野开阔了一些，一些学者如福科、布尔迪厄、萨义德、德塞图都被引入国内传播学圈子，但同样存在原创性不足的问题。而且，就国内的发表来看，还没有形成真正影响上的研究团队，相关的研究都是以兴趣为主导的自发性的个体研究为主。这个研究格局的好处是，自主性相对强些，但无法形成学术共同体，没有深入交流的平台。
记者：您从事传播社会学方面研究多年，曾主持过国家级或部级课题多项，请您介绍一下您主持过的有代表性的几部课题？
吴教授：我主持的研究课题并不多，代表性的课题包括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际传播的理论、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2009～2013）。这一课题，其实并不是我自己的研究强项，但意外中标。这也促成我近四年一直将主要精力放在这一个研究领域。
我自己比较有兴趣的研究课题是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做博士后期间从事的《火塘、教堂、电视——独龙族社区社会传播网络研究》，这是一个运用了人类学、传播学、社会学不同的视野和研究方法从事的研究项目，透过这一研究探索，提升了自己对于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知识的掌握。还有一个课题是新闻专业主义方面的研究，先是2003～2004年跟随陈韬文、潘忠党教授做相关的问卷调查，2006年起，我又自己主持了一项《新闻生产场域的权力分析》方面的研究项目，除以问卷调查的形成外，我还用相对长的时间在媒体内做田野调查，最终形成了《新闻专业主义研究》这么一本著作，较系统地梳理了新闻专业主义、职业伦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对中国新闻生产场域内的权力关系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
记者：您的学术研究涉猎编辑学、传媒经济学、传媒法、传媒与社会、传媒与人类学、新闻专业主义和国际传播等诸多领域，是目前国内传播学者中为数不多的广泛涉猎多个学科领域并有着丰硕成果的学者之一。请问您是如何兼顾多个学科的研究的？研究领域有无侧重点？ 吴教授：我的成果远谈不上多么出色，与同行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只是还算努力吧。我研究的领域比较广泛，但我核心研究的问题其实就一个，即新闻生产受到些什么样因素的制约。新闻生产，几乎是我全部研究的基本主线。所以说，看似广泛，其实中心点明确。
刚进入杭州大学时，我对新闻学专业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因为我考的是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但向往到新闻单位工作，有一种用自己的文字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所以，那时对新闻专业的学习是相当努力的。读研时，我的导师张达芝先生并没有给我一个固定的研究方向，他让我自己选择自己有兴趣的内容。我得以广泛阅读，以求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很快我被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吸引了，后与导师商量，决定重点研究新闻心理学方面的问题。
毕业后，在导师的强烈要求下，我留在了杭州大学从事新闻工作。这使得我进入新闻单位做一位新闻记者的理想没能变成现实。因为当时杭州大学没有讲授新闻编辑的老师，所以老师希望让我首先将这门课承担下来。为了教好这门课，我先后在浙江日报、杭州日报等新闻实践单位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兼职实践，做实习记者、做实习编辑，并且创办了杭州日报下午版的第一个文化类副刊——《视网》，后在单位的安排下，又到一家媒体做了一年的副总编辑。有了这些实践，使得我对新闻媒体的操作有了切身的感受。这些实践经验使我在1995年撰写的第一本著作——《新闻编辑学》就有相对扎实的基础，1998年该书获得了全国青年社科优秀成果专著类最高奖。2001年，我又完成了另一本更理论化的编辑学著作《编辑学理论研究》，这本书出版后，获得了当年浙江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如今还是数所高校研究生的指定读物，这多少令我有些欣慰。当时，我对自己的编辑学研究，有一个三步曲的计划，即还要写一本编辑史的著作，但这一计划至今没有完成。这一计划没有完成的主要原因，是自己研究问题的自然延伸所至。
因为在编辑学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真正掌控新闻稿生死大权的，并不只是编辑个人的兴趣和价值取向，更重要的是在整个新闻场域之上的政策与法规以及场域的各种显性法则与潜规则。所以我便将自己的研究中心集中在新闻政策与法规的研究上。当时，国内学者对这一块关注并不多，只有孙旭培教授和魏永征教授等数人而已。
2000年进入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与导师张国良教授商量，我将新闻传播法最核心的内容——表达自由——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我的选题计划得到了张老师的支持，但他也没有给我一个固定的框架，而是放手让我自己去探索。经过几年痛苦的写作，并得到了张国良教授和魏永征教授的指点，我于2003年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法意下的表达自由》，这一论文较全面梳理了西方几个主要国家，如美国、法国、英国以及欧盟的表达自由观念进步史，并对中国的表达自由理念的曲折进路做了简要的陈述。就在我做传播法研究的同时，我还试图从经济学的层面，来揭示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求利动机。从1996年开始到2003年，我利用一些相对碎片化的时间，断续完成了一本浅显的著作《大众传媒经济学》。这本著作虽然深度差强人意，但国内当时研究媒介经济的学者不多，成果也很少。我的导师张国良老师为该书作序，给予了较高评价，出版后不久被列为复旦大学的研究生考试参考书目。
如果说，经济与法规层面的研究旨在探索新闻生产与传播活动的外在制约因素的话，那么新闻专业主义就是揭示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内在规律的钥匙。因此我决定接着对新闻专业主义问题进行剖析，因为我想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揭示，更清楚地把握中国媒体新闻运作的内在动因，了解新闻生产场域的基本权力运作。2003年，应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传播艺术系潘忠党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陈韬文教授的邀请，我参加由陈韬文教授主持的一项有关“中国新闻改革”的研究项目。在潘忠党教授的直接的指导下，2003年和2006年，我分别对浙江省的新闻从业者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在这两次调查的基础上，我撰写了一系列与新闻专业主义有关的研究论文。随后我又带领研究生，对几家主要的新闻集团的新闻生产场域进行田野观察，并对一些代表性媒体的从业者进行了一系列访谈。试图用社会学的视角来揭示新闻生产的中的权力关系。
记者：您曾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传播人类学，您认为美国的传播学理念和中国的有什么不同？我国有哪些方面需要向美国借鉴和学习呢？
吴教授：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传播学更多地是从美国传播学获得学术理论与方法论支持的，近十几年内，对中国传播学理论建设起到积极推进作用的潘忠党教授、祝建华教授、陈韬文教授、李金铨教授、赵月枝教授都是毕业于北美的高校，他们因为与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界有着广泛深入的交流，对中国传播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中国传播学理念与美国的传播学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中国传播学界所面临的学术环境更复杂、更有挑战性。
一方面，复杂而剧烈的社会变革，为中国的学术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素材；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断裂，以及近几十年学术场急功近利的风向，使得学术界又没有能够真正进入这些学术热土，大量的“研究”不过是西方学术思潮的贴牌术。美国学术场自然也存在很多的问题，绝对不是我们可以完全模仿的对象，但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美国人那种精致的实用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思想，仍然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东西。用胡适当年所领悟到的话来说，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一点至今没有过时。
美国人做学问，似乎没有欧洲人大气，他们鲜有人有采取宏大的视野去研究问题，但他们对“科学”的孜孜以求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做一份研究，这样的求实求证精神，正是中国学术圈最为缺少的气质。毕竟，到今天为止，我们在学术刊物和出版物中看到了太多的拍脑袋式的“研究”。包括我自己做的一些东西，都存在比较严重的虚浮症，文章写得不厚重，研究做得不深入，问题意识不强，现在关切不紧，论证不严密。
记者：您早期从事编辑学教学与研究，在编辑学方面有很深的理论思想和实践经验，请您为从事编辑学研究或工作的新人提几点建议？从事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的人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技能？
吴教授：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关注编辑学方面的理论了，而且我从来没有研究过期刊编辑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因此，让我谈这方面的问题是有风险的，因为我的看法可能脱离了实践，且并不科学，我仅从自己有限的理解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其一，我认为，一个好的编辑，其实首先得是一个好的学习者。对一个期刊编辑来说，除了必须的文史哲方面的基本素养、基本的编辑知识外，一个学术期刊的编辑还要了解所在学术场的基本理论知识，了解这一个学科的前沿动态，甚至自己能做出相关领域的研究，这样才能在这个学术圈子中有一定的发言权。
其二，一个好的编辑，需要建立起广泛的学术脉络，要与这个圈子里的神与鬼都有交流，与他们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掌握他们的研究重点，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研究动态的变化。
其三，熟悉新闻传播业界的变化，了解业务的呼唤与现实困境，并且能够从中提炼出理论问题，并及时与学术建立起互动关系。加强业界与学界之合作与交流，汇集两个不同方向的力量。
其四，要有好的执行力。有好的想法可以并不难，难的是，你能够将自己的问题以及从业界收集到的问题整理出来，关及时反馈给学界，并能够组织他们协同攻关。
其五，一个好的编辑，要有比较广博的新媒体知识。未来的学术期刊可以不再依赖于纸媒了，互联网为期刊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平台，电子期刊将会是学术期刊表现的主要形态。如何利用互联网建立起新的传播平台与沟通平台（如社交媒体），就成为学术期刊编辑新的课题。
最后，一个合格的编辑，还必须有足够强的责任心和细心，对工作不但要严谨、求实，而且还要创新、求新，做到灵活应变、精益求精。对工作中的存在的问题要明察秋毫、细致入微，找出问题根源，然后想办法解决，这样才能对作者负责、对学者负责，更多的是对所就职的期刊社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