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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征开始到遵义会议期间，红军的精神面貌经历了从高昂到持续低落再上升的过程，在遵义会议决议传达到各部队期间达到顶点。其演变过程大致与长征中红军所处的战略态势相符。遵义会议对长征中红军精神面貌的好转具有重要作用。
红军精神面貌;演变;遵义会议
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是一个性格丰富、有血有肉的群体，不应该是被符号化了的刻板印象。在行军途中，红军的精神面貌必然要受到沿途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战场形势、个人身体情况等因素的影响。红军的精神面貌包括情绪、士气、态度、行为等方面的表现，这些看似细枝末端的问题却是关乎红军战斗力和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本文以这一时期红一方面军近150篇红军日记和回忆录为研究对象，试图探寻红军在行军中精神面貌的变化历程。
一、遵义会议前红军精神面貌的变化过程
（一）从于都到湘江战役，红军士气由高昂转向低落，并在湘江战役后触底。在长征出发的最初一个月，部队的士气比较高昂。虽然要离开中央苏区，但出发时红军的人员装备较为齐全。苏区人民的热情送别给予士兵希望和鼓舞，士兵总会对征战新战场有一些期许，“沿途群众端茶送水，依依不舍。我们的心情都十分激动。”[1]在最初的战斗中，红军一路凯歌，1934年10月23日，“敌不战而逃，沿途敌人闻风丧胆，纷纷溃败，我红色大军将迅速向大庾岭推进。”[2]
对于很多红军来说，离开苏区意味着离开亲人、背井离乡。广大红军战士大多只是接到撤离通知，“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3]到了11月左右，红军的士气随着远离苏区遭遇层层封锁线很快下降，甚至还有逃兵现象发生，“这几日三十九团逃跑现象最为严重，前后共计三、四十名。”[4]博古不顾部队安危硬着头皮执意要上湘西，部队自下而上都有怨言和不满。经过湘江战役，红军损失过半，陷入绝境。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红军战斗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后达到了顶点。
（二）从湘江战役到黎平会议期间持续低落，消极情绪较重。在黎平会议召开之前，中央原定的计划只是暂时向贵州进军，相机由黔东入湘西，行军目标仍未明确。在苗山，失望与迷茫的情绪在队伍中扩散，“‘长岗铺还没有到啦？’带着不耐烦的声音从我的后面发出来。‘还有多少路还不知道呢！’接着带着失望似的声音在响应着。‘……’他们声音渐渐的低了，谈的什么也听不见，最后只听到一句：‘同志哥！管他妈的，休息一下吧！’”[5]
在道县，有些警卫和勤杂人员产生畏敌恐惧心理，“我们走了好一阵，等赶到道州（现称道县），才碰上机关。我们看有些人的警卫、勤杂人员都在那里休息，心里的火气再也憋不住了。吴吉清走上去问一个同志说：‘不是说打仗吗？你们怎么前头先跑了？’我跟上说：‘也不叫我们一声，‘搞灭鬼’呀！’那同志却一点也不急，把我们拢在一边，很神秘地说：‘四周都有敌人，不能打，要快走！要不……’”[6]
肖峰在12月15日的日记写到：“在行军中，我同三营王营长交谈。他说，现连队工作難做……连长同政治指导员有时不团结。二排思想不稳定，积极性差。司务长态度不好，好几个月不留伙食尾子了，战士想吸点烟没钱，大家有意见。”[7]
（三）从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决议传达到各部队期间，精神面貌好转积极情绪上升。这一期间，红军越是接近遵义，精神越是振奋。红军进入遵义城后，中央召开遵义会议，部队获得长达12天的休整。红军不仅得到物资、新兵的补充，在遵义城进行政治宣讲与群众大会，其间士兵的生活还有诸如逛街下馆子、篮球赛、看舞会表演等难得的文娱活动，为红军的精神面貌增色不少。陈云曾向共产国际报告道：“从这一阶段起，我们已不再携带笨重的辎重。战士们洗了澡，换了衣服，容光焕发地继续行军。精神面貌改变了，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8]
红军战士从身体到精神上都不再“负重”。第一天进遵义，第二天进街上馆子，第三天在土豪家，第四天欢迎朱毛，第五天复习课看大衣，第六天群众大会，第七天讲课取大衣，第八天同乐晚会女学生跳舞，第九天准备行动，第十天别矣遵义，[9]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士兵在艰苦长征中的生活片段。对于很多红军来说，遵义会议可以说是他们长征中一段弥足珍贵的生活，足以让人忘记一切疲惫与烦劳，“这十天中没有行军的事，没有打仗的事，享受着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是一年另一个月的长征生活中一段特殊生活……谁不想看看遵义全城情形，忘记了腿酸，忘记了疲倦。”[10]
综上分析，红军精神状态总体上以湘江战役和黎平会议为两个节点。于都到湘江战役呈下降态势，湘江战役到黎平会议期间一直呈现低落状态，黎平会议后红军士气好转，情绪积极上升，在遵义会议期间达到最高点。
二、红军士兵精神面貌变化的特征
红军精神面貌状态的演变过程基本上与长征中红军所处的战略态势相符，具体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红军精神面貌与战场形势密切相连。红军大多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而且自愿加入红军为保卫工农利益而战，非常关心战场态势。士兵每次听到或遇到战斗捷报，精神振奋、士气大振，迥异于国民党军阀拉丁募兵的涣散。“红军出了西延山脉苗族地区，便进入黔湘边境，解放了通县、黎平，捷报频传，使全军士气大振。接着兄弟的二、六军团又于湘北澧洲、桃源大捷，歼敌两个师，缴获甚多，活捉了敌司令张振汉的消息传来，更加振奋人心。”[11]
红军攻克黎平之后，又占领了锦屏、剑河、台江、镇远、黄平等地，将贵州军阀王家烈、侯之担的几个师，打得溃逃到乌江北岸。“因此，部队情绪大振，所向步步顺利，那种强渡湘江前后的疲劳状态，早已消失到九霄云外去了。”[12]
（二）红军精神面貌与会议决议（行军目标）息息相关。通道会议后红八军团接到进军贵州的通知，以迅速脱离湘敌。“部队立即改变方向，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军团首长那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色。”[13]紧接着12月18日，又收到改向遵义方向进军，创建川黔边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命令，部队立马变得生龙活虎。“部队像出了鞘的利剑，向贵州大地上的反动军阀王家烈、侯之担刺去……这些日子，我们的行军和作战比过去还要迅猛。由于部队节节胜利，全军上下士气高昂，前些日子的那种艰苦和愤懑早被广大指战员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就连我们无线电队那几个爱哭鼻子的小鬼，也迈开两腿跑得飞快，脸上的笑容连日不消。”[14] 黎平会议后，五军团接到与八军团进行合编的电报后也大受鼓舞，“当天，五军团像办喜事一样，干部、战士个个眉开眼笑，喜气洋洋，刚听完报告就回去腾铺位，准备慰劳品，上街买糖果和香烟，炊事班的同志们忙着杀猪，改善伙食。大家都说：‘要好好地欢迎八军团的同志们！’部队互相拉歌，笑声与掌声不断，整个部队朝气勃勃，生龙活虎，气象焕然一新，长途行军后的疲惫情绪，已无影无踪。”[15]
（三）红军精神面貌与补给成正相关。路过县城大城镇抑或有休息的时间，部队情绪明显高昂。林伟在1934年11月24日的日记中记载其所在部队进入镇远时的欢乐场景，“我们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今日来到黔东重镇，甚是高兴，晚上很（深）夜还没睡，大家精神奋发地，在炉边摆龙门阵，弄得大家欢乐喜笑不止，司号长和黄参谋还搬来了一个新话匣子，唱了很久的京剧。”[16]
根据刘花香回忆，在湄潭的休整给两个多月来连日行军作战疲惫至极的红九军团大量的补给，部队伙食改善，精神面貌明显改观。“12天中，赶制了8000件棉衣、8000件夹裤，被子、绑腿、干粮袋全部换成了新的。当部队离开湄潭时，军装整齐多了，指战员精神多了，和刚进湄潭时截然两个样子。”[17]
三、对红军精神面貌变化历程的总结与启示
（一）遵义会议是长征中红军精神面貌好转与稳定成型的节骨点。首先，遵义会议使红军整体由被动转为主动，扭转长期以来的低落士气。遵义会议的转折不仅体现在领导集体、军事路线指挥等方面，而且体现在红军整体精神面貌的转变。红军的士气在遵义会议期间达到了长征以来的最高点，扭转了长期下降或者低迷的状态。红军终于从第五次反“围剿”、湘江战役等惨败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由一支撤退转移遭受溃败的被动疲惫之师，转变成主动征战的活力之师。正如长征名称从“突围”到“长征”的演变一样，广大红军战士终于有了作战与行军的明确目标，不再是跟随部队疲于应对国民党围追堵截的窘态，而是有的放矢地驰骋于西南各省。红军声东击西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调得团团转，运动歼灭战打出了红军的军威和气势，打出了战略上的主动。
其次，遵义会议排解了全军积累的不良消极情绪，释放了积极进取的正能量。遵义会议上，从红军高层到基层士兵都得到一次情绪的释放，对错误军事指挥路线的批评纠正，给了全体红军精神状态调整和情绪梳理一个很好的出口。
从红军高层领导看来，遵义会议决议否定和纠正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和军事指挥，毛泽东重回领导岗位。党内民主生活、批评与自我批评等风气好转，统一和团结了党的领导集体。对基层红军士兵来说，他们得到了一次全面休整。红军不仅得到物资、新兵的补充，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娱生活。士兵忘记了连续多月的艰苦、疲劳和抱怨，红军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
（二）强有力的军事领导层是提升红军士气的强心剂。红军以吃苦耐劳、纪律严明、作风顽强而闻名，艰苦恶劣的行军环境并没有难倒红军战士，但是军事领导层的执行力对红军精神状态影响巨大。撤离中央蘇区后，博古、李德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撤退中的逃跑主义。红军领导核心的乏力与错误指挥严重影响了士兵的精神状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强有力而正确的军事领导。在通道会议期间，毛泽东便力主放弃去湘西，进军贵州。到黎平会议时，无论是做出整编部队，还是向遵义进军，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指示令茫然低落的红军战士振奋不已，明确了前进方向。一路攻克黔东多县，突破乌江天险，拿下遵义。强有力的军事领导是众望所归，“叶剑英同志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当叶剑英同志传达到成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时，全场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18]
（三）良好的精神面貌对铸就牢固的革命信仰至关重要。饥饿、寒冷、伤病、日夜行军，长期艰苦环境的锤炼造就了红军整体的顽强精神。红军之所以能取得长征的胜利，正是凭借着不畏艰苦、爱护群众、勇于牺牲的精神。坚定的革命信仰需要良好的精神面貌状态支撑;需要现实中强有力的军事领导、漂亮的胜仗、百姓的爱戴拥护，适当的补给休整，首长对士兵的关心等一系列细小的积极因素来夯实;需要经过长期征途的磨练转化成一种忠诚必胜的革命理想和信念。诚然，艰苦的长征途中，红军的精神面貌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难免会产生波动，高昂或低落都很正常。但若长期处于低落消极的状态无疑会动摇士兵对革命的信心，衍生出逃跑主义和悲观主义，对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冲击。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军人的精神面貌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2][7]长征日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1.139.28
[3]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8.
[4]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红军长征日记[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10.
[5][9][10]丁玲主编：红军长征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72.130-136.130-131.
[6]陈昌奉口述、赵骜整理：跟随毛主席长征[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117.
[8]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陈云与遵义会议[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出版社，2004.74.
[11]黄良成：忆长征[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77.47.
[12]吴洁青：转战贵州[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185.
[13][14]袁光：风烟滚滚的岁月[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125.127.
[15]谢良：铁流后卫[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7.41-42.
[16]林伟：一个老红军的长征日记[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83.
[17]中共内蒙古党史研究室编：长征中的故事[M].2006.97.
[18]曾克林将军自述[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22.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红军精神面貌;演变;遵义会议
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是一个性格丰富、有血有肉的群体，不应该是被符号化了的刻板印象。在行军途中，红军的精神面貌必然要受到沿途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战场形势、个人身体情况等因素的影响。红军的精神面貌包括情绪、士气、态度、行为等方面的表现，这些看似细枝末端的问题却是关乎红军战斗力和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本文以这一时期红一方面军近150篇红军日记和回忆录为研究对象，试图探寻红军在行军中精神面貌的变化历程。
一、遵义会议前红军精神面貌的变化过程
（一）从于都到湘江战役，红军士气由高昂转向低落，并在湘江战役后触底。在长征出发的最初一个月，部队的士气比较高昂。虽然要离开中央苏区，但出发时红军的人员装备较为齐全。苏区人民的热情送别给予士兵希望和鼓舞，士兵总会对征战新战场有一些期许，“沿途群众端茶送水，依依不舍。我们的心情都十分激动。”[1]在最初的战斗中，红军一路凯歌，1934年10月23日，“敌不战而逃，沿途敌人闻风丧胆，纷纷溃败，我红色大军将迅速向大庾岭推进。”[2]
对于很多红军来说，离开苏区意味着离开亲人、背井离乡。广大红军战士大多只是接到撤离通知，“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3]到了11月左右，红军的士气随着远离苏区遭遇层层封锁线很快下降，甚至还有逃兵现象发生，“这几日三十九团逃跑现象最为严重，前后共计三、四十名。”[4]博古不顾部队安危硬着头皮执意要上湘西，部队自下而上都有怨言和不满。经过湘江战役，红军损失过半，陷入绝境。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红军战斗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后达到了顶点。
（二）从湘江战役到黎平会议期间持续低落，消极情绪较重。在黎平会议召开之前，中央原定的计划只是暂时向贵州进军，相机由黔东入湘西，行军目标仍未明确。在苗山，失望与迷茫的情绪在队伍中扩散，“‘长岗铺还没有到啦？’带着不耐烦的声音从我的后面发出来。‘还有多少路还不知道呢！’接着带着失望似的声音在响应着。‘……’他们声音渐渐的低了，谈的什么也听不见，最后只听到一句：‘同志哥！管他妈的，休息一下吧！’”[5]
在道县，有些警卫和勤杂人员产生畏敌恐惧心理，“我们走了好一阵，等赶到道州（现称道县），才碰上机关。我们看有些人的警卫、勤杂人员都在那里休息，心里的火气再也憋不住了。吴吉清走上去问一个同志说：‘不是说打仗吗？你们怎么前头先跑了？’我跟上说：‘也不叫我们一声，‘搞灭鬼’呀！’那同志却一点也不急，把我们拢在一边，很神秘地说：‘四周都有敌人，不能打，要快走！要不……’”[6]
肖峰在12月15日的日记写到：“在行军中，我同三营王营长交谈。他说，现连队工作難做……连长同政治指导员有时不团结。二排思想不稳定，积极性差。司务长态度不好，好几个月不留伙食尾子了，战士想吸点烟没钱，大家有意见。”[7]
（三）从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决议传达到各部队期间，精神面貌好转积极情绪上升。这一期间，红军越是接近遵义，精神越是振奋。红军进入遵义城后，中央召开遵义会议，部队获得长达12天的休整。红军不仅得到物资、新兵的补充，在遵义城进行政治宣讲与群众大会，其间士兵的生活还有诸如逛街下馆子、篮球赛、看舞会表演等难得的文娱活动，为红军的精神面貌增色不少。陈云曾向共产国际报告道：“从这一阶段起，我们已不再携带笨重的辎重。战士们洗了澡，换了衣服，容光焕发地继续行军。精神面貌改变了，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8]
红军战士从身体到精神上都不再“负重”。第一天进遵义，第二天进街上馆子，第三天在土豪家，第四天欢迎朱毛，第五天复习课看大衣，第六天群众大会，第七天讲课取大衣，第八天同乐晚会女学生跳舞，第九天准备行动，第十天别矣遵义，[9]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士兵在艰苦长征中的生活片段。对于很多红军来说，遵义会议可以说是他们长征中一段弥足珍贵的生活，足以让人忘记一切疲惫与烦劳，“这十天中没有行军的事，没有打仗的事，享受着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是一年另一个月的长征生活中一段特殊生活……谁不想看看遵义全城情形，忘记了腿酸，忘记了疲倦。”[10]
综上分析，红军精神状态总体上以湘江战役和黎平会议为两个节点。于都到湘江战役呈下降态势，湘江战役到黎平会议期间一直呈现低落状态，黎平会议后红军士气好转，情绪积极上升，在遵义会议期间达到最高点。
二、红军士兵精神面貌变化的特征
红军精神面貌状态的演变过程基本上与长征中红军所处的战略态势相符，具体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红军精神面貌与战场形势密切相连。红军大多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而且自愿加入红军为保卫工农利益而战，非常关心战场态势。士兵每次听到或遇到战斗捷报，精神振奋、士气大振，迥异于国民党军阀拉丁募兵的涣散。“红军出了西延山脉苗族地区，便进入黔湘边境，解放了通县、黎平，捷报频传，使全军士气大振。接着兄弟的二、六军团又于湘北澧洲、桃源大捷，歼敌两个师，缴获甚多，活捉了敌司令张振汉的消息传来，更加振奋人心。”[11]
红军攻克黎平之后，又占领了锦屏、剑河、台江、镇远、黄平等地，将贵州军阀王家烈、侯之担的几个师，打得溃逃到乌江北岸。“因此，部队情绪大振，所向步步顺利，那种强渡湘江前后的疲劳状态，早已消失到九霄云外去了。”[12]
（二）红军精神面貌与会议决议（行军目标）息息相关。通道会议后红八军团接到进军贵州的通知，以迅速脱离湘敌。“部队立即改变方向，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军团首长那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色。”[13]紧接着12月18日，又收到改向遵义方向进军，创建川黔边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命令，部队立马变得生龙活虎。“部队像出了鞘的利剑，向贵州大地上的反动军阀王家烈、侯之担刺去……这些日子，我们的行军和作战比过去还要迅猛。由于部队节节胜利，全军上下士气高昂，前些日子的那种艰苦和愤懑早被广大指战员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就连我们无线电队那几个爱哭鼻子的小鬼，也迈开两腿跑得飞快，脸上的笑容连日不消。”[14] 黎平会议后，五军团接到与八军团进行合编的电报后也大受鼓舞，“当天，五军团像办喜事一样，干部、战士个个眉开眼笑，喜气洋洋，刚听完报告就回去腾铺位，准备慰劳品，上街买糖果和香烟，炊事班的同志们忙着杀猪，改善伙食。大家都说：‘要好好地欢迎八军团的同志们！’部队互相拉歌，笑声与掌声不断，整个部队朝气勃勃，生龙活虎，气象焕然一新，长途行军后的疲惫情绪，已无影无踪。”[15]
（三）红军精神面貌与补给成正相关。路过县城大城镇抑或有休息的时间，部队情绪明显高昂。林伟在1934年11月24日的日记中记载其所在部队进入镇远时的欢乐场景，“我们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今日来到黔东重镇，甚是高兴，晚上很（深）夜还没睡，大家精神奋发地，在炉边摆龙门阵，弄得大家欢乐喜笑不止，司号长和黄参谋还搬来了一个新话匣子，唱了很久的京剧。”[16]
根据刘花香回忆，在湄潭的休整给两个多月来连日行军作战疲惫至极的红九军团大量的补给，部队伙食改善，精神面貌明显改观。“12天中，赶制了8000件棉衣、8000件夹裤，被子、绑腿、干粮袋全部换成了新的。当部队离开湄潭时，军装整齐多了，指战员精神多了，和刚进湄潭时截然两个样子。”[17]
三、对红军精神面貌变化历程的总结与启示
（一）遵义会议是长征中红军精神面貌好转与稳定成型的节骨点。首先，遵义会议使红军整体由被动转为主动，扭转长期以来的低落士气。遵义会议的转折不仅体现在领导集体、军事路线指挥等方面，而且体现在红军整体精神面貌的转变。红军的士气在遵义会议期间达到了长征以来的最高点，扭转了长期下降或者低迷的状态。红军终于从第五次反“围剿”、湘江战役等惨败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由一支撤退转移遭受溃败的被动疲惫之师，转变成主动征战的活力之师。正如长征名称从“突围”到“长征”的演变一样，广大红军战士终于有了作战与行军的明确目标，不再是跟随部队疲于应对国民党围追堵截的窘态，而是有的放矢地驰骋于西南各省。红军声东击西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调得团团转，运动歼灭战打出了红军的军威和气势，打出了战略上的主动。
其次，遵义会议排解了全军积累的不良消极情绪，释放了积极进取的正能量。遵义会议上，从红军高层到基层士兵都得到一次情绪的释放，对错误军事指挥路线的批评纠正，给了全体红军精神状态调整和情绪梳理一个很好的出口。
从红军高层领导看来，遵义会议决议否定和纠正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和军事指挥，毛泽东重回领导岗位。党内民主生活、批评与自我批评等风气好转，统一和团结了党的领导集体。对基层红军士兵来说，他们得到了一次全面休整。红军不仅得到物资、新兵的补充，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娱生活。士兵忘记了连续多月的艰苦、疲劳和抱怨，红军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
（二）强有力的军事领导层是提升红军士气的强心剂。红军以吃苦耐劳、纪律严明、作风顽强而闻名，艰苦恶劣的行军环境并没有难倒红军战士，但是军事领导层的执行力对红军精神状态影响巨大。撤离中央蘇区后，博古、李德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撤退中的逃跑主义。红军领导核心的乏力与错误指挥严重影响了士兵的精神状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强有力而正确的军事领导。在通道会议期间，毛泽东便力主放弃去湘西，进军贵州。到黎平会议时，无论是做出整编部队，还是向遵义进军，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指示令茫然低落的红军战士振奋不已，明确了前进方向。一路攻克黔东多县，突破乌江天险，拿下遵义。强有力的军事领导是众望所归，“叶剑英同志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当叶剑英同志传达到成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时，全场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18]
（三）良好的精神面貌对铸就牢固的革命信仰至关重要。饥饿、寒冷、伤病、日夜行军，长期艰苦环境的锤炼造就了红军整体的顽强精神。红军之所以能取得长征的胜利，正是凭借着不畏艰苦、爱护群众、勇于牺牲的精神。坚定的革命信仰需要良好的精神面貌状态支撑;需要现实中强有力的军事领导、漂亮的胜仗、百姓的爱戴拥护，适当的补给休整，首长对士兵的关心等一系列细小的积极因素来夯实;需要经过长期征途的磨练转化成一种忠诚必胜的革命理想和信念。诚然，艰苦的长征途中，红军的精神面貌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难免会产生波动，高昂或低落都很正常。但若长期处于低落消极的状态无疑会动摇士兵对革命的信心，衍生出逃跑主义和悲观主义，对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冲击。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军人的精神面貌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2][7]长征日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1.139.28
[3]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8.
[4]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红军长征日记[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10.
[5][9][10]丁玲主编：红军长征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72.130-136.130-131.
[6]陈昌奉口述、赵骜整理：跟随毛主席长征[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117.
[8]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陈云与遵义会议[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出版社，2004.74.
[11]黄良成：忆长征[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77.47.
[12]吴洁青：转战贵州[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185.
[13][14]袁光：风烟滚滚的岁月[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125.127.
[15]谢良：铁流后卫[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7.41-42.
[16]林伟：一个老红军的长征日记[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83.
[17]中共内蒙古党史研究室编：长征中的故事[M].2006.97.
[18]曾克林将军自述[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22.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