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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知道，时尚能干、出任学校家长教师联合会主席、每天孩子回家都奉上牛奶与亲手烘焙饼干的妈妈，会培养出完全不同的孩子。
作为一名妈妈，我很想做对。但是，什么才是“对”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走进书店。过去所有的研究——从约翰·鲍尔比的“依恋理论”到哈里·哈尔洛的猴子实验——都表明：如果不能精确解读你的孩子，误解了他们的信号，或者给予他们的爱太少，几十年后，他们就很可能会走进心理治疗诊所。
后来，我作为心理治疗医生，主要工作就是重新当一回这些来问诊的孩子的父母，提供一种“矫正性情感经验”，让他们在无意中将早期被伤害的感觉移情到我身上，然后我再给出不同的回应。
我头几个病人，几乎是教科书上的范本。当他们诉说不幸童年时，我毫不费力地就能将他们的伤心与成长经历联系起来。
但是，很快，我遇到了一个例外。这个姑娘20多岁，美丽聪慧，姑且称她为丽齐。丽齐说她感到极度空虚。令人沮丧的是，她找不出自己到底是對什么不满。她说她有一对“棒极了”的父母、两个出色的手足、支持她的朋友、极佳的教育履历、体面的工作、健康的身体、漂亮的房子。她的家族史上，没有患抑郁症或焦虑症的病人。
那为什么她老是失眠呢？为什么她总是犹疑不定、怕犯错误、无法坚持自己的选择呢？为什么她认为自己不像父母一直评价的那样“惊人”，觉得“心中总有一个空洞”呢？为什么她感觉自己“飘忽不定”呢？
我被难住了。这个案例里没有漠不关心的父亲、求全责备的母亲和其他放任自流、爱贬低人、杂乱无章的照料者，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当我试图弄明白这个问题时，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类似的病人越来越多。我的沙发上坐满了二三十岁的成年人，自述患上抑郁症和焦虑症，很难选择或专注于某个令人满足的职业走向，不能维持良好的“亲密”关系，有种空虚感或缺乏目标感——但他们的父母无可指摘。
一句话，这些父母很“体贴”，投入地引导我的病人顺利通过童年的种种考验和磨难。
作为一个力不从心的妈妈，我常会在听病人陈述时，暗自奇怪这些伟大的父母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直到有一天，另一个问题浮现在我脑海：这些父母是否做得太多了？
为了给孩子提供正确的养育，我们拼尽全力、精疲力竭，而他们长大之后，却坐在心理医生的办公室里，诉说他们感觉空虚、迷惑、焦虑。
在美国，育儿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各派学说纷呈，难有定论。不同门派之间，一直剑拔弩张：亲密育儿派与严格教导派，儿童中心派与家长中心派，社会风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不过，所有育儿法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希望孩子未来成为充满幸福感的成年人。
“我幸福，”格雷琴·鲁宾在畅销书《幸福工程》中写道，“但我还应该更幸福。”这种追寻已经风靡全美，变成一场举国运动。到底应该幸福到什么程度？鲁宾也不确定。听上去，她和我一些病人的情况完全一样：拥有绝佳的父母，高大、黝黑、英俊并富有的丈夫，两个健康可爱的孩子，一大帮朋友，在上东区买了豪宅，耶鲁大学法学学位和成功的自由撰稿事业……尽管如此，鲁宾仍不满意，“似乎缺了点什么”。
为了消解“忧郁、不安、低落和四散的内疚”，她开始了一段“幸福旅程”：列出行动清单，每周一买3本新杂志，不断收拾衣橱……
在付出整整一年努力之后，鲁宾承认她仍在挣扎。她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让自己更不幸福了。”
接着，她揭示了所谓“成年的奥秘”之一：“幸福并不总让你感到幸福。”现代社会学研究支持了她的说法。“幸福作为生活的副产品，是一个很棒的东西，”斯沃斯莫尔学院社会学教授巴里·施瓦兹说，“但把幸福作为目标来追求，只会导致灾难。”
而现代很多父母正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这个目标，却适得其反。
我和同事由此开始怀疑：会不会是父母在孩子小时过于保护他们，避免让他们不幸福，才剥夺了他们成年后的幸福感呢？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医生保罗·波恩说，答案是肯定的。在临床实践中，波恩发现：很多父母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孩子体验到哪怕一丁点儿的不适、焦虑或者失望。当孩子长大，面对正常的挫折时，就以为事情严重出错了。
他说：“学步儿在公园里被石头绊倒，刚刚倒地，还没来得及哭，一些父母就会飞扑过来，抱起孩子，开始安慰。事实上这剥夺了孩子的安全感——不仅在游乐场，而且在生活中。”
如果你不让孩子体验那刹那间的困惑，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明白发生了什么（噢，我跌倒了），让他先适应跌倒的挫折感，并且试图自己爬起来，他就不会知道难受是什么感觉，以后在生活中遇到麻烦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这些孩子上大学时，会因为最小的麻烦发短信向父母求救，而不会自己找办法解决问题。
这让我回忆起儿子四岁时，我一个朋友死于癌症，当时我的第一想法是：不能告诉他。我读过的所有育儿书都说，得知亲友的死讯对孩子来说太可怕了。
但最终，我还是把真相告诉了儿子。他问了我很多问题，但并未因为震惊而昏倒。总之，用波恩的话说，我对儿子的信任，让他更加信任我，并最终让他更有安全感。
通过告知他这件事，我传达了一个信息：我相信他可以忍受悲伤和焦虑，而我会在一旁帮助他渡过难关。
如果不告诉他，则传达了另外一种信息：我觉得他处理不了难受这种情绪。而这正是很多成人每天以隐秘的方式向孩子传达的信息。
哈佛大学讲师、儿童心理学家丹·肯德隆表示，如果孩子不曾体验痛苦的感觉，就无法发展“心理上的免疫力”。“这就像身体免疫系统发育的过程，”他解释说，“你得让孩子接触病原体，不然身体不知如何应对进攻。孩子也需要接触挫折、失败和挣扎。”
我认识这样的父母：一旦孩子没有入选棒球队或者在全校演出里获得角色，他们就给学校打电话抱怨。
还有一个孩子，说他不喜欢跟他一起乘车上学的另外一个孩子，而父母没有让孩子学会如何容忍他人，却干脆亲自开车送孩子上学。
这些孩子直到青春期都没有体验过任何困苦。所谓文明，就是学会适应不够完美的情况，但父母常常遇到不快即刻出手，为孩子铺平道路。
洛杉矶临床心理师温迪·莫格尔，10年前出版了《放下孩子》一书后，成为美国多所学校的顾问。
她告诉我，过去几年间，大学招生部主任们都说，现在“茶杯”式新生越来越多——他们是如此脆弱，稍稍碰壁，就有可能碎掉。
“父母出于好意，在其整个童年期替他们消化掉了所有的忧虑，”莫格尔评论说，“结果他们长大后不知如何面对挫折。”这也许就是丽齐那样的病人，最终会出现在心理医生面前的原因。
“即便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父母，你还是会经历不那么开心的时光，”洛杉矶家庭心理师杰夫·布卢姆说，“一个孩子应该体验正常的焦虑，才会有适应性。如果我们希望孩子长大后更加独立，就应该每天为他们将来的离开做好准备。”
布卢姆认为，很多父母根本舍不得让孩子离开，因为父母依赖孩子来填补自己生活中的感情空洞。不错，我们在孩子身上付出了无数时间、精力和财富，但那是为了谁？
“我们把自己的需要和孩子的需要混淆了，并认为这是最佳育儿之道。”布卢姆说着叹了一口气。
我问他为什么叹气，他解释道：“目睹这种现象令人伤感。我曾无数次告诉家长，他们因为自身的心理问题而在孩子的身上投入过多的关注。”
近几年，有很多文章探讨为什么那么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拒绝长大，但问题往往不在于孩子拒绝分离和个体化，而在于父母阻挠他们这样做。
也许是当今父母繁忙的工作加剧了这种现象。
“如果你每天只能跟孩子相处20分钟，”哈佛大学的肯德隆问，“你是想因为他没收拾好房间而跟他拌嘴、让他生气，还是一起玩游戏？”
“我们不再给孩子立规矩了，因为我们想让孩子时刻喜欢我们。”
肯德隆还观察到，由于我们比祖辈生的孩子更少，每个孩子都变得更加珍贵。与此同时，我们从孩子身上索求的也更多——更多陪伴，更多成就，更多幸福，在此过程中，无私（让孩子幸福）与自私（让我们自己高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我回忆起和一名夏令营营长的对话。她当时在对我介绍我儿子那个年龄组的活动，当说到篮球、垒球、足球等时，她飞快地说：“当然都是非竞赛性的，我们不鼓励竞赛。”我忍不住笑起来，竞赛原来是洪水猛兽啊，孩子们唯恐避之不及。
我们采纳的其实是“鱼和熊掌兼得”的态度：既渴望孩子取得高成就，又不要他们付出取得那种成就所必需的牺牲和努力。
讽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自信与一个人将来是否开心关系不大，特别是当自信心来自不停的宽容和表扬，而不是来自真正的成就时。
研究表明，能预示一个人将来是否充实和成功的是坚定性、适应性和接受现实检验的能力，具备了这些品性，人们才能顺利过日子。
但是现在，很多孩子没有机会学习这些品性。幼儿园老师简对此深有感受，她举例说：“一位母亲送孩子来上学，她忙着签到时，孩子跑到一边玩，跟另一个孩子发生了冲突。她的孩子先拿到了卡车，但另一个孩子把它抢走了。
“二人争吵了一会儿，那个孩子拿了一辆旧卡车扔给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看到取胜无望，也接受了这种安排。
“但妈妈不干了，跑过去讲道理，说‘这不公平’，要求那个孩子把卡车还回来。你看，孩子本来没事了，她的孩子很有适应性，但她破坏了这一切。”
另一位从教17年的幼儿园老师则说，这些年来，父母越来越多地干涉孩子的成长之路。
“每年都有家长找到我，问：‘为什么孩子不听我的话？为什么她不能接受拒绝？’我会说：‘孩子之所以不能接受拒绝，是因为你们从来不拒绝。’”
斯沃斯莫尔学院社会学教授巴里·施瓦兹认为，那些充满爱意的父母每天给孩子很多选择，结果却出乎意料。“我们这个时代的理念是，有选择是好的，选择越多越好，”他说，“但这不是事实。”
研究显示，专注于某项工作会给人更大满足感，那些总是面对很多选择的人常常落在后面。施瓦兹告诉我：“我的意思不是说别让孩子尝试各种兴趣或者活动，而是应该理性地给予他们选择。很多父母告诉孩子，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可以随时退出，如果不是百分之百感兴趣，可以去尝试其他。那么，当他们长大后以同样的方式生活，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他在斯沃斯莫尔学院毕业班的学生身上看到了同样的現象。“他们不能忍受这样的想法：选择一种兴趣或者机会就要放弃其他，所以他们花费多年，希望能找到完美答案。他们没弄明白，他们应该寻找‘过得去’的答案，而不是完美答案。”
而当我们给孩子提供无数选择的同时，就向他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他们有资格过完美生活。恰如哈佛儿童心理学家丹·肯德隆所言：“当他们感觉不爽，就会有另外一种选择摆在面前。”
父母的焦虑之下潜藏着一种信仰，那就是：如果我们做对了，孩子不仅会成长为快乐的大人，而且会成为让我们快乐的成年人。这是一种误会，养育虽然重要，却无法胜过天性，而且不同的养育方式适用于不同的孩子。
我们可以让孩子接触艺术，但不能教给他们创意;我们可以保护他们免受下流同窗、糟糕成绩等各种因素的伤害，但在人生中他们总会遇到不快。事实上，在我们不遗余力为他们提供完美童年的时候，我们让孩子的成长变得更加艰难。
就像温迪·莫吉尔说的：“孩子不是我们的作品。”
（渥 丹摘自微信公众号“少年商学院”，译自美国《大西洋周刊》，本刊节选，勾 犇图）
作为一名妈妈，我很想做对。但是，什么才是“对”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走进书店。过去所有的研究——从约翰·鲍尔比的“依恋理论”到哈里·哈尔洛的猴子实验——都表明：如果不能精确解读你的孩子，误解了他们的信号，或者给予他们的爱太少，几十年后，他们就很可能会走进心理治疗诊所。
后来，我作为心理治疗医生，主要工作就是重新当一回这些来问诊的孩子的父母，提供一种“矫正性情感经验”，让他们在无意中将早期被伤害的感觉移情到我身上，然后我再给出不同的回应。
完美父母
我头几个病人，几乎是教科书上的范本。当他们诉说不幸童年时，我毫不费力地就能将他们的伤心与成长经历联系起来。
但是，很快，我遇到了一个例外。这个姑娘20多岁，美丽聪慧，姑且称她为丽齐。丽齐说她感到极度空虚。令人沮丧的是，她找不出自己到底是對什么不满。她说她有一对“棒极了”的父母、两个出色的手足、支持她的朋友、极佳的教育履历、体面的工作、健康的身体、漂亮的房子。她的家族史上，没有患抑郁症或焦虑症的病人。
那为什么她老是失眠呢？为什么她总是犹疑不定、怕犯错误、无法坚持自己的选择呢？为什么她认为自己不像父母一直评价的那样“惊人”，觉得“心中总有一个空洞”呢？为什么她感觉自己“飘忽不定”呢？
我被难住了。这个案例里没有漠不关心的父亲、求全责备的母亲和其他放任自流、爱贬低人、杂乱无章的照料者，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当我试图弄明白这个问题时，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类似的病人越来越多。我的沙发上坐满了二三十岁的成年人，自述患上抑郁症和焦虑症，很难选择或专注于某个令人满足的职业走向，不能维持良好的“亲密”关系，有种空虚感或缺乏目标感——但他们的父母无可指摘。
一句话，这些父母很“体贴”，投入地引导我的病人顺利通过童年的种种考验和磨难。
作为一个力不从心的妈妈，我常会在听病人陈述时，暗自奇怪这些伟大的父母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直到有一天，另一个问题浮现在我脑海：这些父母是否做得太多了？
为了给孩子提供正确的养育，我们拼尽全力、精疲力竭，而他们长大之后，却坐在心理医生的办公室里，诉说他们感觉空虚、迷惑、焦虑。
过度保护剥夺幸福感
在美国，育儿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各派学说纷呈，难有定论。不同门派之间，一直剑拔弩张：亲密育儿派与严格教导派，儿童中心派与家长中心派，社会风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不过，所有育儿法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希望孩子未来成为充满幸福感的成年人。
“我幸福，”格雷琴·鲁宾在畅销书《幸福工程》中写道，“但我还应该更幸福。”这种追寻已经风靡全美，变成一场举国运动。到底应该幸福到什么程度？鲁宾也不确定。听上去，她和我一些病人的情况完全一样：拥有绝佳的父母，高大、黝黑、英俊并富有的丈夫，两个健康可爱的孩子，一大帮朋友，在上东区买了豪宅，耶鲁大学法学学位和成功的自由撰稿事业……尽管如此，鲁宾仍不满意，“似乎缺了点什么”。
为了消解“忧郁、不安、低落和四散的内疚”，她开始了一段“幸福旅程”：列出行动清单，每周一买3本新杂志，不断收拾衣橱……
在付出整整一年努力之后，鲁宾承认她仍在挣扎。她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让自己更不幸福了。”
接着，她揭示了所谓“成年的奥秘”之一：“幸福并不总让你感到幸福。”现代社会学研究支持了她的说法。“幸福作为生活的副产品，是一个很棒的东西，”斯沃斯莫尔学院社会学教授巴里·施瓦兹说，“但把幸福作为目标来追求，只会导致灾难。”
而现代很多父母正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这个目标，却适得其反。
我和同事由此开始怀疑：会不会是父母在孩子小时过于保护他们，避免让他们不幸福，才剥夺了他们成年后的幸福感呢？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医生保罗·波恩说，答案是肯定的。在临床实践中，波恩发现：很多父母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孩子体验到哪怕一丁点儿的不适、焦虑或者失望。当孩子长大，面对正常的挫折时，就以为事情严重出错了。
他说：“学步儿在公园里被石头绊倒，刚刚倒地，还没来得及哭，一些父母就会飞扑过来，抱起孩子，开始安慰。事实上这剥夺了孩子的安全感——不仅在游乐场，而且在生活中。”
如果你不让孩子体验那刹那间的困惑，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明白发生了什么（噢，我跌倒了），让他先适应跌倒的挫折感，并且试图自己爬起来，他就不会知道难受是什么感觉，以后在生活中遇到麻烦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这些孩子上大学时，会因为最小的麻烦发短信向父母求救，而不会自己找办法解决问题。
这让我回忆起儿子四岁时，我一个朋友死于癌症，当时我的第一想法是：不能告诉他。我读过的所有育儿书都说，得知亲友的死讯对孩子来说太可怕了。
但最终，我还是把真相告诉了儿子。他问了我很多问题，但并未因为震惊而昏倒。总之，用波恩的话说，我对儿子的信任，让他更加信任我，并最终让他更有安全感。
通过告知他这件事，我传达了一个信息：我相信他可以忍受悲伤和焦虑，而我会在一旁帮助他渡过难关。
如果不告诉他，则传达了另外一种信息：我觉得他处理不了难受这种情绪。而这正是很多成人每天以隐秘的方式向孩子传达的信息。
心理免疫力
哈佛大学讲师、儿童心理学家丹·肯德隆表示，如果孩子不曾体验痛苦的感觉，就无法发展“心理上的免疫力”。“这就像身体免疫系统发育的过程，”他解释说，“你得让孩子接触病原体，不然身体不知如何应对进攻。孩子也需要接触挫折、失败和挣扎。”
我认识这样的父母：一旦孩子没有入选棒球队或者在全校演出里获得角色，他们就给学校打电话抱怨。
还有一个孩子，说他不喜欢跟他一起乘车上学的另外一个孩子，而父母没有让孩子学会如何容忍他人，却干脆亲自开车送孩子上学。
这些孩子直到青春期都没有体验过任何困苦。所谓文明，就是学会适应不够完美的情况，但父母常常遇到不快即刻出手，为孩子铺平道路。
洛杉矶临床心理师温迪·莫格尔，10年前出版了《放下孩子》一书后，成为美国多所学校的顾问。
她告诉我，过去几年间，大学招生部主任们都说，现在“茶杯”式新生越来越多——他们是如此脆弱，稍稍碰壁，就有可能碎掉。
“父母出于好意，在其整个童年期替他们消化掉了所有的忧虑，”莫格尔评论说，“结果他们长大后不知如何面对挫折。”这也许就是丽齐那样的病人，最终会出现在心理医生面前的原因。
“即便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父母，你还是会经历不那么开心的时光，”洛杉矶家庭心理师杰夫·布卢姆说，“一个孩子应该体验正常的焦虑，才会有适应性。如果我们希望孩子长大后更加独立，就应该每天为他们将来的离开做好准备。”
布卢姆认为，很多父母根本舍不得让孩子离开，因为父母依赖孩子来填补自己生活中的感情空洞。不错，我们在孩子身上付出了无数时间、精力和财富，但那是为了谁？
“我们把自己的需要和孩子的需要混淆了，并认为这是最佳育儿之道。”布卢姆说着叹了一口气。
我问他为什么叹气，他解释道：“目睹这种现象令人伤感。我曾无数次告诉家长，他们因为自身的心理问题而在孩子的身上投入过多的关注。”
近几年，有很多文章探讨为什么那么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拒绝长大，但问题往往不在于孩子拒绝分离和个体化，而在于父母阻挠他们这样做。
也许是当今父母繁忙的工作加剧了这种现象。
“如果你每天只能跟孩子相处20分钟，”哈佛大学的肯德隆问，“你是想因为他没收拾好房间而跟他拌嘴、让他生气，还是一起玩游戏？”
“我们不再给孩子立规矩了，因为我们想让孩子时刻喜欢我们。”
肯德隆还观察到，由于我们比祖辈生的孩子更少，每个孩子都变得更加珍贵。与此同时，我们从孩子身上索求的也更多——更多陪伴，更多成就，更多幸福，在此过程中，无私（让孩子幸福）与自私（让我们自己高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我回忆起和一名夏令营营长的对话。她当时在对我介绍我儿子那个年龄组的活动，当说到篮球、垒球、足球等时，她飞快地说：“当然都是非竞赛性的，我们不鼓励竞赛。”我忍不住笑起来，竞赛原来是洪水猛兽啊，孩子们唯恐避之不及。
我们采纳的其实是“鱼和熊掌兼得”的态度：既渴望孩子取得高成就，又不要他们付出取得那种成就所必需的牺牲和努力。
选择与安全感
讽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自信与一个人将来是否开心关系不大，特别是当自信心来自不停的宽容和表扬，而不是来自真正的成就时。
研究表明，能预示一个人将来是否充实和成功的是坚定性、适应性和接受现实检验的能力，具备了这些品性，人们才能顺利过日子。
但是现在，很多孩子没有机会学习这些品性。幼儿园老师简对此深有感受，她举例说：“一位母亲送孩子来上学，她忙着签到时，孩子跑到一边玩，跟另一个孩子发生了冲突。她的孩子先拿到了卡车，但另一个孩子把它抢走了。
“二人争吵了一会儿，那个孩子拿了一辆旧卡车扔给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看到取胜无望，也接受了这种安排。
“但妈妈不干了，跑过去讲道理，说‘这不公平’，要求那个孩子把卡车还回来。你看，孩子本来没事了，她的孩子很有适应性，但她破坏了这一切。”
另一位从教17年的幼儿园老师则说，这些年来，父母越来越多地干涉孩子的成长之路。
“每年都有家长找到我，问：‘为什么孩子不听我的话？为什么她不能接受拒绝？’我会说：‘孩子之所以不能接受拒绝，是因为你们从来不拒绝。’”
斯沃斯莫尔学院社会学教授巴里·施瓦兹认为，那些充满爱意的父母每天给孩子很多选择，结果却出乎意料。“我们这个时代的理念是，有选择是好的，选择越多越好，”他说，“但这不是事实。”
研究显示，专注于某项工作会给人更大满足感，那些总是面对很多选择的人常常落在后面。施瓦兹告诉我：“我的意思不是说别让孩子尝试各种兴趣或者活动，而是应该理性地给予他们选择。很多父母告诉孩子，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可以随时退出，如果不是百分之百感兴趣，可以去尝试其他。那么，当他们长大后以同样的方式生活，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他在斯沃斯莫尔学院毕业班的学生身上看到了同样的現象。“他们不能忍受这样的想法：选择一种兴趣或者机会就要放弃其他，所以他们花费多年，希望能找到完美答案。他们没弄明白，他们应该寻找‘过得去’的答案，而不是完美答案。”
而当我们给孩子提供无数选择的同时，就向他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他们有资格过完美生活。恰如哈佛儿童心理学家丹·肯德隆所言：“当他们感觉不爽，就会有另外一种选择摆在面前。”
父母的焦虑之下潜藏着一种信仰，那就是：如果我们做对了，孩子不仅会成长为快乐的大人，而且会成为让我们快乐的成年人。这是一种误会，养育虽然重要，却无法胜过天性，而且不同的养育方式适用于不同的孩子。
我们可以让孩子接触艺术，但不能教给他们创意;我们可以保护他们免受下流同窗、糟糕成绩等各种因素的伤害，但在人生中他们总会遇到不快。事实上，在我们不遗余力为他们提供完美童年的时候，我们让孩子的成长变得更加艰难。
就像温迪·莫吉尔说的：“孩子不是我们的作品。”
（渥 丹摘自微信公众号“少年商学院”，译自美国《大西洋周刊》，本刊节选，勾 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