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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马官员的“悔过书”总是能提供别样启示。据媒体近日披露,安徽蚌埠原副市长刘亚在悔过书中说,自己在前后30年间由做小生意挣钱到投机取巧捞钱,再到明目张胆收钱,与多个企业老板有不正常的经济关系,多年收受违纪、违规、违法资金近2000万元……“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个人利益、个人享受至上,暗地里总爱攀比:比谁的房子好,比谁在省里有关系,比谁提拔得快。结果比出了腐败思想,比出了不平衡心理,比出了低级庸俗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读刘亚的悔过书,不难找到一条完整的“堕落逻辑链”,而一个贯穿其间因素则是“爱攀比”。“比谁的房子好,比谁在省里有关系,比谁提拔得快”,说到底还是党性不纯、境界不高、修养不够,没有真正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有一点比较心理这也是人之常情。“比”没什么不好,要是不“比”,人就不会有上进心,社会也不会进步。但关键要看“比”什么,怎么“比”。积极的比较有利于找出差距、推动进步,不当的“攀比”,则会导致心理失衡,腐化堕落。
对各级领导干部而言,跟人比什么、怎么比,更是一门学问。有人以群众利益为标准,便比出了干劲和奉献;有人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自是比出了失衡和欲望。刘亚这样的“攀比”,显然是“攀”错了对象、“比”错了内容。而其结果,自然是心态越比越差、胆子越比越大——攀比住房,那么自己当然也想住住老板们的别墅;攀比后台,也就会利用种种手段去拉关系、找靠山;攀比提拔速度,难免让你热衷于请客送礼、跑官要官。正是这种“攀比心理”的发酵,一个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开始滑坡、工作作风开始蜕化,以至于变本加厉,加速跌落犯罪的深渊。
领导干部要“比”什么?中央领导同志曾提出,广大党员干部要“比贡献大小不比职务高低,比群众口碑不比名利多少,比心灵和谐不比物质享受”。这无疑为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指明了方向,划好了标尺。无论何时何地,领导干部的素质比物质重要,学识比学历重要,能力比資历重要,服务比职务重要,业绩比人际重要。也只有摆正了思想的天平、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定好了人生的坐标,才能比出崇高的思想境界、比出谋事创业的干劲、比出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若是相反,怕是难免要滑落深渊,甚至万劫不复,到头来追悔莫及。
而对那些物质的东西,也不是不能追求,但只要身为领导干部,就必须追求有度、心中有戒,不可逾越雷池半步。不仅如此,当了领导干部,还是要有一些高于凡人的义利观,即便不至于“一箪食一瓢饮”,也最好少一点斤斤计较、多一点淡泊名利,这才是好的修养。
这方面,今天的领导干部并不缺榜样。想起钱学森住在北京航天部大院一幢有两个单元的老式普通公寓整整49年的事:自从1960年10月搬进这套老公寓,钱学森再也没有挪过窝,这窝不仅老旧,而且还有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留下的裂纹和加固筋。即便是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后,他也屡次婉拒组织上为其改善住房条件的好意,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到后来,面对别人的劝说,钱学森索性摇头:“你们别折腾我,把我折腾到新房子里,我于心不安。”
如果跟很多人小小地“攀比”一下,钱学森早可以改善自己的住房。可他偏偏要与“同船归国的那些人”去比,且比出了“于心不安”,这是怎样的高风亮节?!今天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该学学钱学森同志的“攀比观”吗?
王传生荐自《解放日报》2017年6月13日
读刘亚的悔过书,不难找到一条完整的“堕落逻辑链”,而一个贯穿其间因素则是“爱攀比”。“比谁的房子好,比谁在省里有关系,比谁提拔得快”,说到底还是党性不纯、境界不高、修养不够,没有真正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有一点比较心理这也是人之常情。“比”没什么不好,要是不“比”,人就不会有上进心,社会也不会进步。但关键要看“比”什么,怎么“比”。积极的比较有利于找出差距、推动进步,不当的“攀比”,则会导致心理失衡,腐化堕落。
对各级领导干部而言,跟人比什么、怎么比,更是一门学问。有人以群众利益为标准,便比出了干劲和奉献;有人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自是比出了失衡和欲望。刘亚这样的“攀比”,显然是“攀”错了对象、“比”错了内容。而其结果,自然是心态越比越差、胆子越比越大——攀比住房,那么自己当然也想住住老板们的别墅;攀比后台,也就会利用种种手段去拉关系、找靠山;攀比提拔速度,难免让你热衷于请客送礼、跑官要官。正是这种“攀比心理”的发酵,一个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开始滑坡、工作作风开始蜕化,以至于变本加厉,加速跌落犯罪的深渊。
领导干部要“比”什么?中央领导同志曾提出,广大党员干部要“比贡献大小不比职务高低,比群众口碑不比名利多少,比心灵和谐不比物质享受”。这无疑为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指明了方向,划好了标尺。无论何时何地,领导干部的素质比物质重要,学识比学历重要,能力比資历重要,服务比职务重要,业绩比人际重要。也只有摆正了思想的天平、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定好了人生的坐标,才能比出崇高的思想境界、比出谋事创业的干劲、比出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若是相反,怕是难免要滑落深渊,甚至万劫不复,到头来追悔莫及。
而对那些物质的东西,也不是不能追求,但只要身为领导干部,就必须追求有度、心中有戒,不可逾越雷池半步。不仅如此,当了领导干部,还是要有一些高于凡人的义利观,即便不至于“一箪食一瓢饮”,也最好少一点斤斤计较、多一点淡泊名利,这才是好的修养。
这方面,今天的领导干部并不缺榜样。想起钱学森住在北京航天部大院一幢有两个单元的老式普通公寓整整49年的事:自从1960年10月搬进这套老公寓,钱学森再也没有挪过窝,这窝不仅老旧,而且还有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留下的裂纹和加固筋。即便是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后,他也屡次婉拒组织上为其改善住房条件的好意,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到后来,面对别人的劝说,钱学森索性摇头:“你们别折腾我,把我折腾到新房子里,我于心不安。”
如果跟很多人小小地“攀比”一下,钱学森早可以改善自己的住房。可他偏偏要与“同船归国的那些人”去比,且比出了“于心不安”,这是怎样的高风亮节?!今天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该学学钱学森同志的“攀比观”吗?
王传生荐自《解放日报》2017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