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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外国文学翻译发生在西学东渐、救亡图存的背景之下，翻译主体是知识界精英，他们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底和高度的文化觉悟，为外国文学翻译人才培养带来诸多启示。回顾历史反思现在，外国文学翻译教学应注重文化觉悟导向，在宏观规划上深化国情教育、切合国家发展战略、提升培养目标、改进培养模式;在微观教学上，引导学生从文化的维度思考翻译活动，并在翻译实训中培养学生的文化敏感性，充分利用翻译前辈留下的翻译序跋，研究他们的文化觉悟及翻译经验。
关键词：近代外国文学翻译;文化觉悟;翻译人才培养;翻译序跋
文化觉悟兼具“自觉”“觉他”两方面的含义。“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1]。“觉他”则是指对他者文化的理解。“自觉”“觉他”，才能取长补短，获得“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2]。文化觉悟与外国文学翻译关系密切。一方面，文学作品是文化的载体，外国文学作品译介，是感知他者文化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外国文学翻译的目的之一，是取长补短，促动自身文化的发展，因此必然要以文化觉悟为先导。
文化觉悟的形成，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虽不能在短暂的学校教育中完全实现，却是文学翻译人才培养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尤其在当今机器辅助翻译、网络翻译、语料库翻译等翻译技术成为显学的背景下，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及能动性更不能忽略，其文化觉悟培养值得研究。下面结合近代中国翻译史，讨论译者的文化觉悟及其形成，为培养新时代文学翻译人才的文化觉悟提供参考。
一、近代翻译家的文化觉悟
近代中国，对西方科技、文化及文学作品的译介者，大多是知识界精英，属于学者型翻译家，如马建忠、严复、林纾、梁启超等。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透彻的理解，对西方文化有独到的认识，堪称学贯古今会通中外。其中，马建忠精通英文、法文、希腊文、拉丁文，一本《马氏文通》把西语语法引入汉语，成为汉语语法体系的开山之作。严复是清末极具影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他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向来视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林纾被胡适誉为中国“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3]，在中国古文法方面造诣极深。梁启超则是公认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其他翻译家如王寿昌，人称诗书画三绝;而作为中国第一位女性翻译家的薛绍徽，在诗词文章方面也才华出众。知识界精英搞翻译，其深厚的学识功底，决定其文化觉悟及其翻译境界，翻译作品的影响力有目共睹。
近代外国文学翻译，以林纾的小说翻译最为著名。林译小说附有大量的序言和跋语存世，为研究林纾翻译实践中的文化觉悟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研究林译小说的序言和跋语发现，林纾“每序一书，每论一事，必博古通今，中外互参，异同相见，取舍决然”[4]，反映出他对翻译作品中他者文化的理解，以及在中外文化相互比较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显示出林纾以译立言，言及古今中外的思想轨迹，显示出林纾的文化觉悟。
比如，林纾认为中国当时“无律师，但有讼师;无包探，但有隶役。讼师如蝇，隶役如狼”[5]，所以开始翻译《神枢鬼藏录》，唯愿“此书风行，俾朝之司刑谳者，知变计而用律师、包探，且广立学堂以毓律师、包探之材”[6]。林纾不仅了解中国刑侦审判制度的利弊，也深知西方侦审机制的要害，在刑侦、诉讼、辩护及审判方面，有极为清醒的认识。可见，林纾的翻译有很强目的性，其驱动因素，就在于他的文化自觉。再比如，林纾在翻译《伊索寓言》认为“夫寓言之妙，莫吾蒙庄若也。特其书精深，于蒙学实未有裨”[7]。意思是说，庄子的寓言，寓意深奥，思辨精微，但不易为蒙学者掌握。在林纾看来，伊索寓言，则得之阅历，足以证事，易于理解。所以他翻译《伊索寓言》并非“黜华伸欧”[8]，而是希望儿童读了伊索寓言后，能渐悟人心之变幻，明晓物理，其实质与读庄子寓言殊途同归。从林译小说翻译序跋来看，林纾的文化觉悟，其内容相当丰富，可从他的民族情结、诗学视野、伦理思考等三个方面加以考察（详见笔者论文《从林译小说序跋看林纾的文化自觉》[9]）。
林纾之外的文学翻译家，如梁启超、沈祖芬、赵必振、周桂笙、鲁迅、陈景韩、周作人等，也有翻译序跋存世，从中可以看出其翻译初衷，无一不与其文化觉悟相关，显示出深厚的民族情怀。比如梁启超《佳人奇遇》序言中指出：“凡人之情，莫不庄严而喜谐谑，故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靡靡而忘倦焉……在昔欧洲各國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10]鲁迅翻译《月界旅行》辨言指出：“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11]放眼当今文学作品译介者，有民族情怀者不少，但觉悟之深如梁启超与鲁迅者不多。
近代外国文学翻译家的文化觉悟与他们的教育背景、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近代外国文学译介者，大多属于学者型翻译家，在教育不甚普及的年代，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深厚的国学传统，又是最先开眼看世界者，堪称文化精英。比如严复、梁启超、鲁迅等，均学贯古今汇通中外，因此极具文化敏感性，能够对时势作出清晰的判断，以其著译等身的成就，引领朝代潮流。此外，近代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重大历史事件。丧权辱国、内忧外患的局面，致使有志之士奔走呼号，新民救国成为广泛共识，在此背景下发生发展的外国文学翻译，也以开启民智、救亡图存为宗旨，体现出“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2]的愿望。
二、近代文学翻译对当今翻译人才培养的启示
近代外国文学翻译发生在救亡图存、西学东渐的背景之下，翻译主体为知识界精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透彻的理解，对西方文化有独到的认识，其深厚的学识功底，决定其文化觉悟，从而也决定其翻译境界，翻译作品的影响力及国民教育功能不言而喻。基于近代外国文学翻译国民教育传统研究的这一发现，可以反思当今外国文学翻译人才培养中的问题，并提出改革建议。 外国文学翻译要适应国情，要有翻译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外国文学翻译人才培养中，要加强学生的国情教育。目前高等院校外语专业在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各阶段的培养目标、教学大纲及课程设置，都体现出对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方面的要求，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也多有宣传和教育，但对中华传统文化及历史的学习与掌握缺乏深层次的要求。中国文学与文化类课程开设不多，有的甚至流于碎片化的百科知识式介绍，学生脑子里没有清晰的中国文学与文化图式，在接触西方文学时就缺少了参照系，很难进行比较研究，缺乏基本的批判思维及创新能力，翻译使命感和责任感更无从谈起。
外国文学翻译人才的培养，应缩小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提升博士研究生人文学科综合素质，朝尖端方向发展，培养学识渊博汇通中外的翻译大家。目前，我国外语专业硕士点及博士点数量已经基本稳定，但近年来外国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明显减少，选报翻译硕士的人数比例大幅度增加，而翻译硕士中以文学翻译为研究方向占比也在减少。这一现象貌似市场饱和的自然淘汰，事实上能胜任外国文学翻译的人才并未饱和，尤其高水平翻译人才奇缺。近代外国文学翻译家群体的学识学力背景给我们的启示是，当前外国文学翻译人才的学术功底及素养亟需提高。当然，近代外国文学翻译家的成长，与现代教育体制下的人才培养不是一条道路，但最终胜任翻译所需的基本功及文化觉悟诉求是相似的，都需要长期积累和终身学习。考虑到现行教育体制下，外国文学翻译人才培养中存在很多知识框架方面的短板，建议延长外国文学方向博士生的培养年限，补足知识结构方面的缺陷，打下深厚的学术基础。
外国文学翻译人才培养，应打破外语专业限制，在人文学科的大范围内做文章。目前高等教育界，虽然一再倡导培养通才，但受专业体制的影响，通才教育还未达到理想的效果。所以，针对外国文学翻译人才所需素质，应打破专业限制并创造条件，使禀赋好且对文学翻译感兴趣的学生能够在文学、历史、哲学三大学科领域内得到复合培养。所谓复合培养，主要涉及两种方案：一是以外语专业学生为中心，加强其在文学、历史、哲学三个领域的复合培养;二是以非外语专业学生为中心，加强其外语能力及其在文学、历史、哲学三个领域的复合培养。两种方案并行不悖，但涉及教学管理的不同侧面，期望在网络教育、远程教育等教育教育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加快实施。
三、以文化觉悟为导向的文学翻译教学
以文化觉悟为导向的文学翻译人才培养，必然要求文学翻译教学作出相应的改革。目前，文学翻译课程主要在研究生层次开设，多采取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以全国翻译硕士学位系列教材之《高级文学翻译》[13]为例，该教材分“理论· 实务”和“文体·实践”两编。理论部分澄清翻译的本质，重点介绍严复、许渊冲等中国翻译家的学说，并且更多地介绍了西方学者的翻译理论，在翻译理论、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技巧等方面的指导有独到贡献。在文体部分，除了介绍散文、小说、戏剧电影、诗歌、儿童文学等各种文类的文体特征、欣赏规律之外，还对每种文类的中外翻译史有简单概括，充分体现了文学翻译作为一门学科的专业性。然而，从文化觉悟的角度，文学翻译课堂教学还应该增加一个文化维度。
首先，要引导学生从文化的角度思考文学翻译活动，包括翻译选材、翻译文本操控等。为什么翻译某一文本而不是其他？这一文本之于中国读者的意义何在？它在题材、体裁、主题等方面，与中国相类文本有什么相通相异之处？两相比较，优劣如何判断？诸多问题都涉及更深层次的审美与思辨，与译者文化觉悟关系密切。比如林译小说的选材，学界有不同声音，其中不乏称其二流者。对这一问题，引导学生从文化的角度去思考，并给学生分发一些林译小说序言做必要的参考，学生就能够认识到林译小说的苦心，从林纾翻译的初衷，判断其翻译效果及翻译影响力，同时也能从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的角度，思考林纾对翻译文本的控制。以《橡湖仙影》中的一段关于墓地的沉思为例：
（1）First， with the instinctive selfishness of human nature， you will recognize your own future habitation; perhaps your eye will mark the identical spot where the body you love must lie through all seasons and weathers， through the slow centuries that will flit so fast for you， till the crash of doom.[14]
笔者直译：首先，出于人本能而自私的天性，你会为将来寻个住所，或许为自己躯体找好墓穴，在季节轮回天气变换，世纪缓流中，度过你飞快的一生，直至末日将你摧毁。
林纾译：一待大命近止，事业功名皆成幻影，仅能占此一块黄土，与天长地久之日月同其晦明[15]。
比较笔者直译与林纾的译文，不难发现林纾翻译的用心。比如，doom一词一般译为“末日”，但林纾译为“大限”，与doom的含义非常切合，又为中国读者所熟悉，消除了文化隔阂。而“事业功名皆成幻影”，则是对原文的意译，“事业功名”为林纾添加的信息，这一信息按原文可以推导，但非必然如此，从翻译忠实原文的角度来说，应该算瑕疵。然而，“事业功名”的添加，使原文對人生的感慨泛化、宏大化，淡化了个性化的情感抒发，无形中折射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原文“slow centuries”译为“天长地久”，形象地揭示出时间的缓慢流逝，又流露出抽象思维与具象思维的不同。
其次，要加强学生的文化知识修养，培养其文化敏感性，使其能够辨识基本语汇中的文化信息，尤其是熟语、专有名词及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以英语中很常见的两个词汇Sir和Lady为例，学生在翻译中经常出现文化传递方面的疏忽或不解。比如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第一章开篇，班内特太太劝自己丈夫去拜访宾利先生： （2）But consider your daughters. Only think what an establishment it would be for one of them. Sir William and Lady Lucas are determined to go， merely on that account， for in general， you know they visit no new comers. Indeed you must go， for it will be impossible for us to visit him， if you do not. [16]
笔者译：看在女儿的份上。想一想，她们不论哪一个，要攀上这样的高枝该多好。卢卡斯爵士夫妇已经决定去拜望他，无非是这个用意。你知道，他们通常是不会拜望新搬来的邻居的。你一定得去，要是你不去，我们就没法去。
学生做翻译练习时，大多在establishment这个词上有疑问，但当问及William and Lady Lucas百度翻译为 “威廉爵士和卢卡斯夫人”是否合适时，却没有什么反应。事实上，表示爵士（或准男爵）头衔的"Sir"可冠于名前或名与姓氏之前，但不可只用于姓氏之前，原文中的Sir William and Lady Lucas 应该译为“卢卡斯夫妇”，而不是没有配偶关系的“威廉爵士和卢卡斯夫人”。 此外，按照英国当时社交风俗，必须男主人先去拜访邻居，而后女眷才可前去，所以，班内特太太说“要是你不去，我们就没法去”。
再比如，在艾伦·亚历山大·米恩（A.A.Milne）的独幕剧《哥儿回来了》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叔叔拍着桌子跟侄子发火说：
（3）And perhaps I’d better tell you， sir， once and for all， that I don’t propose to allow rudeness from an impertinent young puppy.[17]
句中的sir译成“先生”显然不合适，但译成什么好呢？这时候学生第一反应是查字典，但无济于事。当告诉学生吕叔湘先生把sir译成“少爷”时，学生会很疑惑，怎么叔叔对侄子既称“少爷”又称“小狗”呢？这就要从文化的角度去做出解释，因为英国文化中，sir既可以表示恭敬，又可以表示讥讽。
lady作为称谓，一般译为“夫人”“女士”，但与中国文化里对应的两个概念有时却不相等。据吕叔湘先生总结，按中国称谓习俗汉代天子的妾称“夫人”，春秋时代诸侯的妻称“夫人”，汉魏以后，贵宦家妇女也称“夫人”，但用自家的姓而不是夫家的姓。“夫人”用丈夫的姓是“欧风东渐”后的事[18]。而英国文化里，与“夫人”含义相关的还有duchess（公爵夫人/女公爵）、countess（侯爵夫人/女侯爵/伯爵夫人/女伯爵）、baroness（男爵夫人/女男爵），这在翻译时把握起来就有些困难，导致对同一当事人会出现不同的翻译。如1984年《人民日报》报道：“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国务大臣杨男爵在昨天的上院辩论中首先发言……她认为……”[19]，而同一天《参考消息》报道：“外交部国务大臣珍尼特·扬女男爵在上院辩论时首先发言。她还赞扬中国人…”[20]两篇报道是翻译外国通讯社的同一电稿而来。既然后文有“她”，发言人是女性无疑，但她是“女男爵”还是“男爵夫人”，就得查阅相关文化史料，参考《英国当代名人录》《伯克氏贵族名录》等。当然，翻译中更深层次的文化现象，远非现成工具书能够解决，需要译者有更高的文化觉悟，有大师级的洞察与思考能力。尤其在源文本所载文化信息，在目的语文化中没有对应，或者不完全对应的情况下，就要求译者有足够的学养，结合本族文化，造就相应的名词或术语，这实在不容易。正如严复先生感慨：“此以见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诮，有不可得者矣！……一名之立，旬月踟橱……”。[21]严复先生所言定名之难，难就难在词汇所载文化信息的理解与翻译上。
再次，要引导学生学习研究翻译前辈的实践经验。回顾近代外国文学翻译史，不难发现，很多翻译大师，在其翻译文本的选择方面，倾注了很多心血，他们的所思所想，大多记录在其译著的翻译序言及跋语里，彰显了译者为翻译工作所做的学术研究与准备，搜集资料、分析资料、归纳总结自己的评论和意见，无一不透露翻译者的治学精神和学术功底，反映了翻译者的理论观点和治学方法，显示出译者高度的文化觉悟，历来都有学者专门收集。比如，罗新璋《翻译论集》、陈平原、夏晓红编纂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周作人《知堂序跋》、鲁迅《鲁迅序跋集》、矛盾《茅盾序跋集》等，对翻译序跋均有收录。一些知名出版社在出版著名翻译家的译著时，附翻译序言或跋语，也一度成为惯例。目前，更有李今课题组，历时五年，整理出十三卷本的《汉译文学序跋集1894-1949》，收录翻译序跋450万字。这些翻译序跋都是翻译教学的有益参考。研读翻译大师的翻译序跋，可以归纳总结序跋中体现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以及为翻译所做的学术研究工作，体会译者的文化觉悟，以及文化蕴含的传递方法。此外，精选一些翻译序跋，引导学生以译者自己的翻译标准衡量其译作执行程度，在实例研究的基础上分析翻译得失，最后形成对翻译效果的评价，指出在翻译实践上的指导意义，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样既可以避免学生对单纯的翻译理论讲解的厌倦，又可以使他们的翻译实践有一定的遵循与引导，更可以回避学生对所学理论的生搬硬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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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8] 钱谷融主编，吴俊标校.林琴南书话[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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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陈平原，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1897-191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68，
[12] 李华兴. 容闳：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J].复旦学报，2005（5）：46.
[13] 何其莘，仲伟合，许钧主编.高级文学翻译[M].北京：外語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14][15] 林旭文.林译小说改写现象研究[C].浙江大学， 2011：111.
[16] 奥斯汀. 傲慢与偏见[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4.
[17] [18][19][20] 吕叔湘.吕叔湘全集：第4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27，429-430，431.
[21]赫胥黎.天演论[M].严复，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2.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文学翻译作品的序言与跋语研究”（项目编号：HB16WX043）]
[责任编辑：陈立民]
关键词：近代外国文学翻译;文化觉悟;翻译人才培养;翻译序跋
文化觉悟兼具“自觉”“觉他”两方面的含义。“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1]。“觉他”则是指对他者文化的理解。“自觉”“觉他”，才能取长补短，获得“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2]。文化觉悟与外国文学翻译关系密切。一方面，文学作品是文化的载体，外国文学作品译介，是感知他者文化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外国文学翻译的目的之一，是取长补短，促动自身文化的发展，因此必然要以文化觉悟为先导。
文化觉悟的形成，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虽不能在短暂的学校教育中完全实现，却是文学翻译人才培养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尤其在当今机器辅助翻译、网络翻译、语料库翻译等翻译技术成为显学的背景下，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及能动性更不能忽略，其文化觉悟培养值得研究。下面结合近代中国翻译史，讨论译者的文化觉悟及其形成，为培养新时代文学翻译人才的文化觉悟提供参考。
一、近代翻译家的文化觉悟
近代中国，对西方科技、文化及文学作品的译介者，大多是知识界精英，属于学者型翻译家，如马建忠、严复、林纾、梁启超等。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透彻的理解，对西方文化有独到的认识，堪称学贯古今会通中外。其中，马建忠精通英文、法文、希腊文、拉丁文，一本《马氏文通》把西语语法引入汉语，成为汉语语法体系的开山之作。严复是清末极具影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他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向来视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林纾被胡适誉为中国“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3]，在中国古文法方面造诣极深。梁启超则是公认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其他翻译家如王寿昌，人称诗书画三绝;而作为中国第一位女性翻译家的薛绍徽，在诗词文章方面也才华出众。知识界精英搞翻译，其深厚的学识功底，决定其文化觉悟及其翻译境界，翻译作品的影响力有目共睹。
近代外国文学翻译，以林纾的小说翻译最为著名。林译小说附有大量的序言和跋语存世，为研究林纾翻译实践中的文化觉悟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研究林译小说的序言和跋语发现，林纾“每序一书，每论一事，必博古通今，中外互参，异同相见，取舍决然”[4]，反映出他对翻译作品中他者文化的理解，以及在中外文化相互比较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显示出林纾以译立言，言及古今中外的思想轨迹，显示出林纾的文化觉悟。
比如，林纾认为中国当时“无律师，但有讼师;无包探，但有隶役。讼师如蝇，隶役如狼”[5]，所以开始翻译《神枢鬼藏录》，唯愿“此书风行，俾朝之司刑谳者，知变计而用律师、包探，且广立学堂以毓律师、包探之材”[6]。林纾不仅了解中国刑侦审判制度的利弊，也深知西方侦审机制的要害，在刑侦、诉讼、辩护及审判方面，有极为清醒的认识。可见，林纾的翻译有很强目的性，其驱动因素，就在于他的文化自觉。再比如，林纾在翻译《伊索寓言》认为“夫寓言之妙，莫吾蒙庄若也。特其书精深，于蒙学实未有裨”[7]。意思是说，庄子的寓言，寓意深奥，思辨精微，但不易为蒙学者掌握。在林纾看来，伊索寓言，则得之阅历，足以证事，易于理解。所以他翻译《伊索寓言》并非“黜华伸欧”[8]，而是希望儿童读了伊索寓言后，能渐悟人心之变幻，明晓物理，其实质与读庄子寓言殊途同归。从林译小说翻译序跋来看，林纾的文化觉悟，其内容相当丰富，可从他的民族情结、诗学视野、伦理思考等三个方面加以考察（详见笔者论文《从林译小说序跋看林纾的文化自觉》[9]）。
林纾之外的文学翻译家，如梁启超、沈祖芬、赵必振、周桂笙、鲁迅、陈景韩、周作人等，也有翻译序跋存世，从中可以看出其翻译初衷，无一不与其文化觉悟相关，显示出深厚的民族情怀。比如梁启超《佳人奇遇》序言中指出：“凡人之情，莫不庄严而喜谐谑，故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靡靡而忘倦焉……在昔欧洲各國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10]鲁迅翻译《月界旅行》辨言指出：“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11]放眼当今文学作品译介者，有民族情怀者不少，但觉悟之深如梁启超与鲁迅者不多。
近代外国文学翻译家的文化觉悟与他们的教育背景、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近代外国文学译介者，大多属于学者型翻译家，在教育不甚普及的年代，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深厚的国学传统，又是最先开眼看世界者，堪称文化精英。比如严复、梁启超、鲁迅等，均学贯古今汇通中外，因此极具文化敏感性，能够对时势作出清晰的判断，以其著译等身的成就，引领朝代潮流。此外，近代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重大历史事件。丧权辱国、内忧外患的局面，致使有志之士奔走呼号，新民救国成为广泛共识，在此背景下发生发展的外国文学翻译，也以开启民智、救亡图存为宗旨，体现出“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2]的愿望。
二、近代文学翻译对当今翻译人才培养的启示
近代外国文学翻译发生在救亡图存、西学东渐的背景之下，翻译主体为知识界精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透彻的理解，对西方文化有独到的认识，其深厚的学识功底，决定其文化觉悟，从而也决定其翻译境界，翻译作品的影响力及国民教育功能不言而喻。基于近代外国文学翻译国民教育传统研究的这一发现，可以反思当今外国文学翻译人才培养中的问题，并提出改革建议。 外国文学翻译要适应国情，要有翻译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外国文学翻译人才培养中，要加强学生的国情教育。目前高等院校外语专业在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各阶段的培养目标、教学大纲及课程设置，都体现出对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方面的要求，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也多有宣传和教育，但对中华传统文化及历史的学习与掌握缺乏深层次的要求。中国文学与文化类课程开设不多，有的甚至流于碎片化的百科知识式介绍，学生脑子里没有清晰的中国文学与文化图式，在接触西方文学时就缺少了参照系，很难进行比较研究，缺乏基本的批判思维及创新能力，翻译使命感和责任感更无从谈起。
外国文学翻译人才的培养，应缩小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提升博士研究生人文学科综合素质，朝尖端方向发展，培养学识渊博汇通中外的翻译大家。目前，我国外语专业硕士点及博士点数量已经基本稳定，但近年来外国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明显减少，选报翻译硕士的人数比例大幅度增加，而翻译硕士中以文学翻译为研究方向占比也在减少。这一现象貌似市场饱和的自然淘汰，事实上能胜任外国文学翻译的人才并未饱和，尤其高水平翻译人才奇缺。近代外国文学翻译家群体的学识学力背景给我们的启示是，当前外国文学翻译人才的学术功底及素养亟需提高。当然，近代外国文学翻译家的成长，与现代教育体制下的人才培养不是一条道路，但最终胜任翻译所需的基本功及文化觉悟诉求是相似的，都需要长期积累和终身学习。考虑到现行教育体制下，外国文学翻译人才培养中存在很多知识框架方面的短板，建议延长外国文学方向博士生的培养年限，补足知识结构方面的缺陷，打下深厚的学术基础。
外国文学翻译人才培养，应打破外语专业限制，在人文学科的大范围内做文章。目前高等教育界，虽然一再倡导培养通才，但受专业体制的影响，通才教育还未达到理想的效果。所以，针对外国文学翻译人才所需素质，应打破专业限制并创造条件，使禀赋好且对文学翻译感兴趣的学生能够在文学、历史、哲学三大学科领域内得到复合培养。所谓复合培养，主要涉及两种方案：一是以外语专业学生为中心，加强其在文学、历史、哲学三个领域的复合培养;二是以非外语专业学生为中心，加强其外语能力及其在文学、历史、哲学三个领域的复合培养。两种方案并行不悖，但涉及教学管理的不同侧面，期望在网络教育、远程教育等教育教育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加快实施。
三、以文化觉悟为导向的文学翻译教学
以文化觉悟为导向的文学翻译人才培养，必然要求文学翻译教学作出相应的改革。目前，文学翻译课程主要在研究生层次开设，多采取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以全国翻译硕士学位系列教材之《高级文学翻译》[13]为例，该教材分“理论· 实务”和“文体·实践”两编。理论部分澄清翻译的本质，重点介绍严复、许渊冲等中国翻译家的学说，并且更多地介绍了西方学者的翻译理论，在翻译理论、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技巧等方面的指导有独到贡献。在文体部分，除了介绍散文、小说、戏剧电影、诗歌、儿童文学等各种文类的文体特征、欣赏规律之外，还对每种文类的中外翻译史有简单概括，充分体现了文学翻译作为一门学科的专业性。然而，从文化觉悟的角度，文学翻译课堂教学还应该增加一个文化维度。
首先，要引导学生从文化的角度思考文学翻译活动，包括翻译选材、翻译文本操控等。为什么翻译某一文本而不是其他？这一文本之于中国读者的意义何在？它在题材、体裁、主题等方面，与中国相类文本有什么相通相异之处？两相比较，优劣如何判断？诸多问题都涉及更深层次的审美与思辨，与译者文化觉悟关系密切。比如林译小说的选材，学界有不同声音，其中不乏称其二流者。对这一问题，引导学生从文化的角度去思考，并给学生分发一些林译小说序言做必要的参考，学生就能够认识到林译小说的苦心，从林纾翻译的初衷，判断其翻译效果及翻译影响力，同时也能从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的角度，思考林纾对翻译文本的控制。以《橡湖仙影》中的一段关于墓地的沉思为例：
（1）First， with the instinctive selfishness of human nature， you will recognize your own future habitation; perhaps your eye will mark the identical spot where the body you love must lie through all seasons and weathers， through the slow centuries that will flit so fast for you， till the crash of doom.[14]
笔者直译：首先，出于人本能而自私的天性，你会为将来寻个住所，或许为自己躯体找好墓穴，在季节轮回天气变换，世纪缓流中，度过你飞快的一生，直至末日将你摧毁。
林纾译：一待大命近止，事业功名皆成幻影，仅能占此一块黄土，与天长地久之日月同其晦明[15]。
比较笔者直译与林纾的译文，不难发现林纾翻译的用心。比如，doom一词一般译为“末日”，但林纾译为“大限”，与doom的含义非常切合，又为中国读者所熟悉，消除了文化隔阂。而“事业功名皆成幻影”，则是对原文的意译，“事业功名”为林纾添加的信息，这一信息按原文可以推导，但非必然如此，从翻译忠实原文的角度来说，应该算瑕疵。然而，“事业功名”的添加，使原文對人生的感慨泛化、宏大化，淡化了个性化的情感抒发，无形中折射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原文“slow centuries”译为“天长地久”，形象地揭示出时间的缓慢流逝，又流露出抽象思维与具象思维的不同。
其次，要加强学生的文化知识修养，培养其文化敏感性，使其能够辨识基本语汇中的文化信息，尤其是熟语、专有名词及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以英语中很常见的两个词汇Sir和Lady为例，学生在翻译中经常出现文化传递方面的疏忽或不解。比如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第一章开篇，班内特太太劝自己丈夫去拜访宾利先生： （2）But consider your daughters. Only think what an establishment it would be for one of them. Sir William and Lady Lucas are determined to go， merely on that account， for in general， you know they visit no new comers. Indeed you must go， for it will be impossible for us to visit him， if you do not. [16]
笔者译：看在女儿的份上。想一想，她们不论哪一个，要攀上这样的高枝该多好。卢卡斯爵士夫妇已经决定去拜望他，无非是这个用意。你知道，他们通常是不会拜望新搬来的邻居的。你一定得去，要是你不去，我们就没法去。
学生做翻译练习时，大多在establishment这个词上有疑问，但当问及William and Lady Lucas百度翻译为 “威廉爵士和卢卡斯夫人”是否合适时，却没有什么反应。事实上，表示爵士（或准男爵）头衔的"Sir"可冠于名前或名与姓氏之前，但不可只用于姓氏之前，原文中的Sir William and Lady Lucas 应该译为“卢卡斯夫妇”，而不是没有配偶关系的“威廉爵士和卢卡斯夫人”。 此外，按照英国当时社交风俗，必须男主人先去拜访邻居，而后女眷才可前去，所以，班内特太太说“要是你不去，我们就没法去”。
再比如，在艾伦·亚历山大·米恩（A.A.Milne）的独幕剧《哥儿回来了》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叔叔拍着桌子跟侄子发火说：
（3）And perhaps I’d better tell you， sir， once and for all， that I don’t propose to allow rudeness from an impertinent young puppy.[17]
句中的sir译成“先生”显然不合适，但译成什么好呢？这时候学生第一反应是查字典，但无济于事。当告诉学生吕叔湘先生把sir译成“少爷”时，学生会很疑惑，怎么叔叔对侄子既称“少爷”又称“小狗”呢？这就要从文化的角度去做出解释，因为英国文化中，sir既可以表示恭敬，又可以表示讥讽。
lady作为称谓，一般译为“夫人”“女士”，但与中国文化里对应的两个概念有时却不相等。据吕叔湘先生总结，按中国称谓习俗汉代天子的妾称“夫人”，春秋时代诸侯的妻称“夫人”，汉魏以后，贵宦家妇女也称“夫人”，但用自家的姓而不是夫家的姓。“夫人”用丈夫的姓是“欧风东渐”后的事[18]。而英国文化里，与“夫人”含义相关的还有duchess（公爵夫人/女公爵）、countess（侯爵夫人/女侯爵/伯爵夫人/女伯爵）、baroness（男爵夫人/女男爵），这在翻译时把握起来就有些困难，导致对同一当事人会出现不同的翻译。如1984年《人民日报》报道：“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国务大臣杨男爵在昨天的上院辩论中首先发言……她认为……”[19]，而同一天《参考消息》报道：“外交部国务大臣珍尼特·扬女男爵在上院辩论时首先发言。她还赞扬中国人…”[20]两篇报道是翻译外国通讯社的同一电稿而来。既然后文有“她”，发言人是女性无疑，但她是“女男爵”还是“男爵夫人”，就得查阅相关文化史料，参考《英国当代名人录》《伯克氏贵族名录》等。当然，翻译中更深层次的文化现象，远非现成工具书能够解决，需要译者有更高的文化觉悟，有大师级的洞察与思考能力。尤其在源文本所载文化信息，在目的语文化中没有对应，或者不完全对应的情况下，就要求译者有足够的学养，结合本族文化，造就相应的名词或术语，这实在不容易。正如严复先生感慨：“此以见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诮，有不可得者矣！……一名之立，旬月踟橱……”。[21]严复先生所言定名之难，难就难在词汇所载文化信息的理解与翻译上。
再次，要引导学生学习研究翻译前辈的实践经验。回顾近代外国文学翻译史，不难发现，很多翻译大师，在其翻译文本的选择方面，倾注了很多心血，他们的所思所想，大多记录在其译著的翻译序言及跋语里，彰显了译者为翻译工作所做的学术研究与准备，搜集资料、分析资料、归纳总结自己的评论和意见，无一不透露翻译者的治学精神和学术功底，反映了翻译者的理论观点和治学方法，显示出译者高度的文化觉悟，历来都有学者专门收集。比如，罗新璋《翻译论集》、陈平原、夏晓红编纂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周作人《知堂序跋》、鲁迅《鲁迅序跋集》、矛盾《茅盾序跋集》等，对翻译序跋均有收录。一些知名出版社在出版著名翻译家的译著时，附翻译序言或跋语，也一度成为惯例。目前，更有李今课题组，历时五年，整理出十三卷本的《汉译文学序跋集1894-1949》，收录翻译序跋450万字。这些翻译序跋都是翻译教学的有益参考。研读翻译大师的翻译序跋，可以归纳总结序跋中体现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以及为翻译所做的学术研究工作，体会译者的文化觉悟，以及文化蕴含的传递方法。此外，精选一些翻译序跋，引导学生以译者自己的翻译标准衡量其译作执行程度，在实例研究的基础上分析翻译得失，最后形成对翻译效果的评价，指出在翻译实践上的指导意义，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样既可以避免学生对单纯的翻译理论讲解的厌倦，又可以使他们的翻译实践有一定的遵循与引导，更可以回避学生对所学理论的生搬硬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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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赫胥黎.天演论[M].严复，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2.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文学翻译作品的序言与跋语研究”（项目编号：HB16WX043）]
[责任编辑：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