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学会”风大盛，曾有人倡言建立“公厕学会”，以反语相讥。在那阵风中，上海建立了编辑学会。我当时还算是编辑“界”中之人，所以得以荣列开张盛典。会上主要发言者是一位有声望的出版家。他的倾注情感的宏论，至今犹在我耳。谈到当时出的某些书，声色俱厉地发问“这是社会主义的出版家，还是资本主义的出版商？！”。当时对批资本主义出版商，倒不觉新鲜，以为是常例，因为多少年来凡出版界出现的“不良倾向”，总是以其冠冕，把它作为冤头债主的。现在想来，都很好玩。
　　篇幅不多，以下言归正题。
　　先略述本源。岩波新书，是“资本主义出版商”岩波书店的一个品种。岩波书店老板岩波茂雄于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年)开创这家出版社。出版社以“店”名，并非独家，国内亦有名牌出版社如“三联”以店为名的，不过岩波确有书店。岩波其人，生于明治十四年即一八八一年，其年恰逢日本最早的政党自由党组建，该党即为当今执政党前身的前身之一。岩波毕业于东大哲学科，但在学问上无甚建树。特指明这点，是因为旧东大学生人数甚少，既入其门，少有日后不以学问名家的，这与今天不同，而与旧北大相似。二三十年代的北大，一门学生少至数人，以后虽不见得都成就斐然，但至少业有所专。岩波在学术上虽无专攻，但对日本学术文化的贡献仍可说功莫大焉。所以当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六年)战后第一次颁发文化勋章这一学术文化界最高奖时，他得以荣与其列。当时同膺此奖的，有法制史大家中田薰、植物学家宫部金吾、金属学家国一、原子物理学家仁科芳雄、能乐大师梅若万三郎。此“梅”在日本的地位，不下于彼“梅”(兰芳)在国内戏剧界的地位。作为原子物理学家，仁科芳雄之显似不及汤川秀树及朝永振一郎，汤川及朝永都是先得文化勋章，进而摘取诺贝尔物理奖的，但此二位恰都曾受业于仁科，所以论成就早晚及学术渊源，仁科仍是第一代泰斗。宫部的影响，当时则远越本国，他提出的北方植物分布的“宫部线”，使他成为植物学的世界级权威。岩波能以出版侪身诸大师间，而且成为该奖自一九三七年设立以来学术及文学艺术界以外的首得该奖之人，足可见社会对其的高评。岩波卒于获奖当年，岩波事业则方兴未艾。
　　岩波新书的酝酿，与文化勋章的创设同年，正式出书在其后一年。所谓“新书”，小于小三十二开，每册篇幅约二百页，略有长短，过长则分册，以不损形式，字形字号封面设计全同，顺序编号，定价以字数计低于时价，初期封面套红，四九年起改为蓝色，七七年起为黄色，今年复为红色，分别称“赤版”、“青版”、“黄版”、“新赤版”。取此形式，全为便利读者阅读及满足藏家心理。以后各家争相仿行以至今天“新书”泛滥及“新书”成为“新的书”以外被辞书公认的新的义项，说明岩波其人、其“店”商眼超慧。
　　多少年来，我们在出版上避忌谈“商”，实在奇怪。若分读者的趣味，高雅不会太多，低俗则必为少数，哪个层次的读物，本都是一种“迎合”。比如读书杂志，大雅《读书》囿于她所迎合的特定读者，决不会评介《雷锋的故事》，《书林》或也不会。这和“家”、“商”毫不相干，正像十几年前出版社大出《反杜林论》，趣味可谓高至极点，但不能说是因为有一大批纯正出版家之故一样。“家”和“商”，如不在长期抑商的环境里，如不戴着有色眼镜，本不该有这样正反的分别。把大出黄书贩卖毒药及至各种流氓手段都栽到“商”的头上，那不独出版不应为“商”，世间本不应再有“商”业。此中是否也有改一改观念的问题。其实，真正以出版名家而又不具商业眼光的“出版家”没有，也不会有。不问读者需要，不求形式创新，不讲经济效益，徒然以“家”自大，在资本主义社会无法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则未免儿戏国家人民重托，少说也是贪享轻松，不负责任！
　　搞出版，不能没有“商”的眼光，但又不能仅具“商眼”。成大气候，创大业绩，更要有“家”的气魄。这种气魄需要有不计一时损益甚至荣辱的宏大眼光，还需有甘冒大风险(当然不是股票投机家的风险)的勇气。这样的气魄无疑是超迈商眼、远在其上的，坐在大沙发里打打官腔的派头与它无关。
　　岩波新书之肇始，正值日本国内全面法西斯化，文网缜密，一片昏暗。当时除非鼓吹、讴歌“大东亚共荣”，青红皂白，皆难安泰。以后战事吃紧，更是诸“色”俱废，进步书刊固不必说，低级趣味也在严禁之列。日共机关报《赤旗》战后复刊，朝鲜半岛战火再起时，被麦克阿瑟禁停，五十年代中才得以公开再出，其时恰是日本对黄色刊物逐渐弛禁。这当然是巧合，但又暗合必然。日本是随着民主化、现代化程度提高，才使当权者破除恐共、恐黄心理的，当然前者是在人民力量的压力下，与后者不能同日而语。岩波之所以创立“新书”，在当时是感于时限。今年新赤版编后记述新书缘起，谓：一九三七年“日本军部强行扩大日中战争，遭到国际社会的指弹。但谋取称霸亚洲的日本，严厉控制思想言论，开始走向世界大战之路。岩波书店创始人，为了抵抗这一时流，创刊了岩波新书。”为祖宗传言，难免虚美。这些话就未免说得太漂亮。岩波茂雄当年亲撰的新书发刊词，第一句就有“以指导东亚民族为己任的日本”“建设王道乐土”云云。依岩波这样的品格端正之辈，我想不会为达目的而走什么“曲线”的，其言就是其当时的心迹。但他确有高人之处，即，力主“文化感化”，意在排击武力侵略。新书第一、二号是克利斯的《奉天三十年》上、下册。克氏为苏格兰人，传道医师，一八八三年至东三省，其时满铁尚未建造，克氏传道、从医，“献身满洲”四十年，“博受所到之处民众热爱”，一九二二年年高归国。《奉天三十年》是其在满第三十年时所写的自传回忆录。此书的翻译，岩波委托了矢内原忠雄。矢内原战后为东大校长，当时是日本帝国主义研究权威、《满洲问题》作者，因反战思想，在受托翻译前一年被东大经济学部驱逐。选中此书作为新书开端，是因其精神与岩波思想相合，用当时参与新书创刊的吉野源三郎的话说，意在“以克利斯的‘无私的仕奉’来批判当时的‘武力征服’”。(《在激荡之中——岩波新书二十五年》)
　　今天风水大转，即使骂骂天皇老子，也很难惹人注意，所谓“文化感化”，当然只能归在被批之列。但在当时那种险峻情势下，若无舍身成仁的气魄，决不敢心存此想，莫说昭示于世了。正像十年前《读书》创刊号卷首李洪林大作《读书无禁区》，刊发其文，作者、编者都要有些勇气，今天诸禁俱开，谁再重弹旧题，即使不说自作多情，至少和勇气已不相千。十年之隔，不能同日而语。这一简单道理，其实不必多说。
　　岩波新书创刊后，作者、编者不断遭到右翼攻击、迫害，甚至终战之后负责过新书的三木清仍未免囚死狱中；岩波新书出了许多开一代风气的好书。岩波新书在日本的诸多丛书中是被公认的学术地位最高的丛书。岩波作为堂堂正正出版大家的故事，本该重着笔墨，但本文篇幅已到《读书》规定的“底限”，只能打住。
　　
　　一九八八年五月一日于日
　　
　　本学习院东文研七号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