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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闻,上海四所高校自主招生只考英语、数学,不考语文,母语被逐出门外。有位高校招办教师振振有词地辩解说:“之所以考英语,是因为英语有利于学生的学科发展,搞学术离不开查阅国外资料,英语不好往往没有前途。不考语文不是因为语文不重要,而是考太多科目会给考生带来负担。”
闻听此讯,我先是惊愕,继之愤怒和悲哀。准确地说,上海四所高校招生不考语文,是不考中国语文(华语中文),而考英国语文(英语英文)。在某些人眼里,母语不如洋语重要,洋语不好没有前途,而母语不好与前途无关。这是典型的自轻自贱。愤怒之余,更多的是费解和悲哀。说母语是负担,英语有前途,就如同说老母亲是负担,娶洋老婆有前途,还有比这更令人愤慨的荒谬逻辑吗?著名特级教师于漪曾痛心疾首地说道:“如果我们再不珍惜母语,那么我们离‘自毁长城’的日子就不会远了。”不考语文,却考英语,不仅是自毁长城,简直是自掘坟墓。
中国古代没有外语一说,却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明——小孔成像理论、指南车、机械人、机械飞鸟、木牛流马、四大发明、浑天仪、地动仪等许多优秀的原创性成果,也产生了众多杰出的科学技术、政治军事、文学艺术等巨匠大家。一代数学大师华罗庚,没听说英语水平有多高,却取得了杰出成就。而恢复高考三十多年,英语日益被重视,几乎全国都在恶补英语,就差没把英语当国语了,可中国的科技原创成果几乎为零。现当代的许多学术大家,像辜鸿铭、鲁迅、林语堂、钱钟书、季羡林等,他们的外语很好,但他们成就的取得却根源于他们国学功底的深厚,绝非外语。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是像毛泽东这样虽不懂外语但熟悉中国国情、有深厚的国学功底、精通中国语文的“土秀才”,而不是靠虽精通洋文、满嘴洋话,却不懂中国国情的李德、博古、王明之类的“洋博士”。英、美等英语国家,科技发达,那也是靠他们自己的母语文化取得的,而不是靠学外语取得的。俄罗斯、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他们都很尊重自己的母语,用自己的母语文化创造出举世公认的现代科技文明,他们的科技成就并非依赖英语取得的。印度、巴基斯坦、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英语很好,是官方语言或国语,可他们的科技水平为什么还是那个样子?目前全球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有75个之多,但是取得巨大科技成就的也就是美、英等国。
可见,英语的有无、好坏和科技的进步、文明成就的取得与否,没有直接关系。语言在科学进步中只能起到一种交流和沟通作用,它本身与科技无关。要取得科技成就,关键在于一个国家的教育和创新精神。近百年来,中国对科技文明的贡献微小,并非是语言出了问题,而是教育体制、创新精神出了问题。
我不反对学外语,但必须以学好母语为前提,为根基,不能本末倒置。学外语是锦上添花,母语学不好,“锦”之不存,“花”将焉付? 学习别国的语言文化,无论再努力,恐怕也很难超越甚至达到母语国家的人。如果别人的语言文化没学好,自己的又丢弃,势必造成“邯郸学步”的窘态——不伦不类,无所适从,最后落得“爬”着走路的下场。
让我们来看看真正的教育家、科学家是怎样看待语文的——
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向教育部提过一个建议:“如果有一天复旦大学能够自主招生的话,我第一天先考语文,如果语文不及格的话,就不用再参加其他的考试了。”苏步青是大数学家,但他把语文放在了最高、最优先的位置上。为什么?我想,只能是因为苏老认识到,语文绝不仅是学几句话、识几个字的“小儿科”,而是关乎语言文学、语言文化、想象创造等博大精深的大学问、大智慧,是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最重要的载体和体现。
杰出科学家、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经常说:“科学家不是工匠,科学家的知识结构中应有文艺。”他强调“大科学家尤其要注意‘性智’”(钱学森把智慧分为文学艺术的“性智”和科学活动的“量智”)。温家宝总理提到钱学森时说:“钱学森是大科学家,但很少人知道他是画家。他从小就受艺术的熏陶。钱老曾经亲口对我说,他现在的科学成就和小时候学美术、学音乐、学文学是分不开的。”科学的创造性和文学艺术一样,依赖于想象、创造能力。而想象能力、创造能力的形成都有赖于文学艺术的教育。
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学生时期假期补课,不补数学、物理,却补习语文《孟子》。杨振宁说:“物理是什么?物理研究到尽头是哲学,哲学研究到尽头是宗教。”——哲学、宗教当然是以语文为基础的。如果杨振宁的语文从青年时起就被“减负”掉了,他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吗?能说得出这样深刻睿智的话吗?
在1976年在诺贝尔奖颁奖大会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坚持用汉语致词。2004年丁肇中参加在上海举办的“第四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那届大会禁止使用中文华语,从提交的论文,到演讲、提问,甚至会场门口的指南,全是英文,说是“国际惯例”——在英美国家开会使用英语,方便沟通,可以理解,可在中国的地界,开“华人物理学家大会”,面对的是华人,却不准使用华语中文——这一世界上最古老、通用时间最长、使用人数最多、最优秀最富魅力、也是联合国规定的工作语言,真是岂有此理!以母语为耻,以外语为荣,这种国际“洋相”也只有在中国的某些地方能够看到,贻笑天下,令人不齿。那次会议只有丁肇中教授坚持以汉语和中文做报告,其间没有夹杂任何英文单词,即使提到地名和高校名称也用音译的汉语。丁教授的英语能力毋庸置疑,但他依然那样深情而执着地爱着自己的母语。丁肇中用自己的言行,鲜明而坚定地表达了对某些人崇洋媚外的厌恶和反对,不但博得了广大华人的尊敬,也赢得了外国友人的敬重。
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特说:“语言是一个民族所必需的‘呼吸’,是民族的灵魂所在,通过一种语言,一个人类群体才得以凝聚成民族,一个民族的特性也只有在自己的语言之中才能获得完整的映照和表达。”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民族产生凝聚力、向心力的纽带。捍卫华语中文的神圣和尊严,是每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天职,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复旦大学2005年举办的汉语言文字大赛上,“留学生队”战胜了以华语为母语的“中国大学生队”而夺冠,社会一片哗然,这就是轻视母语造成的恶果之一。难道我们还要在这条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吗?科学技术我们比不过人家,难道连祖宗留下来的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化,我们也要堕落得比不过人家了吗?
闻听此讯,我先是惊愕,继之愤怒和悲哀。准确地说,上海四所高校招生不考语文,是不考中国语文(华语中文),而考英国语文(英语英文)。在某些人眼里,母语不如洋语重要,洋语不好没有前途,而母语不好与前途无关。这是典型的自轻自贱。愤怒之余,更多的是费解和悲哀。说母语是负担,英语有前途,就如同说老母亲是负担,娶洋老婆有前途,还有比这更令人愤慨的荒谬逻辑吗?著名特级教师于漪曾痛心疾首地说道:“如果我们再不珍惜母语,那么我们离‘自毁长城’的日子就不会远了。”不考语文,却考英语,不仅是自毁长城,简直是自掘坟墓。
中国古代没有外语一说,却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明——小孔成像理论、指南车、机械人、机械飞鸟、木牛流马、四大发明、浑天仪、地动仪等许多优秀的原创性成果,也产生了众多杰出的科学技术、政治军事、文学艺术等巨匠大家。一代数学大师华罗庚,没听说英语水平有多高,却取得了杰出成就。而恢复高考三十多年,英语日益被重视,几乎全国都在恶补英语,就差没把英语当国语了,可中国的科技原创成果几乎为零。现当代的许多学术大家,像辜鸿铭、鲁迅、林语堂、钱钟书、季羡林等,他们的外语很好,但他们成就的取得却根源于他们国学功底的深厚,绝非外语。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是像毛泽东这样虽不懂外语但熟悉中国国情、有深厚的国学功底、精通中国语文的“土秀才”,而不是靠虽精通洋文、满嘴洋话,却不懂中国国情的李德、博古、王明之类的“洋博士”。英、美等英语国家,科技发达,那也是靠他们自己的母语文化取得的,而不是靠学外语取得的。俄罗斯、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他们都很尊重自己的母语,用自己的母语文化创造出举世公认的现代科技文明,他们的科技成就并非依赖英语取得的。印度、巴基斯坦、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英语很好,是官方语言或国语,可他们的科技水平为什么还是那个样子?目前全球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有75个之多,但是取得巨大科技成就的也就是美、英等国。
可见,英语的有无、好坏和科技的进步、文明成就的取得与否,没有直接关系。语言在科学进步中只能起到一种交流和沟通作用,它本身与科技无关。要取得科技成就,关键在于一个国家的教育和创新精神。近百年来,中国对科技文明的贡献微小,并非是语言出了问题,而是教育体制、创新精神出了问题。
我不反对学外语,但必须以学好母语为前提,为根基,不能本末倒置。学外语是锦上添花,母语学不好,“锦”之不存,“花”将焉付? 学习别国的语言文化,无论再努力,恐怕也很难超越甚至达到母语国家的人。如果别人的语言文化没学好,自己的又丢弃,势必造成“邯郸学步”的窘态——不伦不类,无所适从,最后落得“爬”着走路的下场。
让我们来看看真正的教育家、科学家是怎样看待语文的——
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向教育部提过一个建议:“如果有一天复旦大学能够自主招生的话,我第一天先考语文,如果语文不及格的话,就不用再参加其他的考试了。”苏步青是大数学家,但他把语文放在了最高、最优先的位置上。为什么?我想,只能是因为苏老认识到,语文绝不仅是学几句话、识几个字的“小儿科”,而是关乎语言文学、语言文化、想象创造等博大精深的大学问、大智慧,是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最重要的载体和体现。
杰出科学家、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经常说:“科学家不是工匠,科学家的知识结构中应有文艺。”他强调“大科学家尤其要注意‘性智’”(钱学森把智慧分为文学艺术的“性智”和科学活动的“量智”)。温家宝总理提到钱学森时说:“钱学森是大科学家,但很少人知道他是画家。他从小就受艺术的熏陶。钱老曾经亲口对我说,他现在的科学成就和小时候学美术、学音乐、学文学是分不开的。”科学的创造性和文学艺术一样,依赖于想象、创造能力。而想象能力、创造能力的形成都有赖于文学艺术的教育。
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学生时期假期补课,不补数学、物理,却补习语文《孟子》。杨振宁说:“物理是什么?物理研究到尽头是哲学,哲学研究到尽头是宗教。”——哲学、宗教当然是以语文为基础的。如果杨振宁的语文从青年时起就被“减负”掉了,他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吗?能说得出这样深刻睿智的话吗?
在1976年在诺贝尔奖颁奖大会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坚持用汉语致词。2004年丁肇中参加在上海举办的“第四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那届大会禁止使用中文华语,从提交的论文,到演讲、提问,甚至会场门口的指南,全是英文,说是“国际惯例”——在英美国家开会使用英语,方便沟通,可以理解,可在中国的地界,开“华人物理学家大会”,面对的是华人,却不准使用华语中文——这一世界上最古老、通用时间最长、使用人数最多、最优秀最富魅力、也是联合国规定的工作语言,真是岂有此理!以母语为耻,以外语为荣,这种国际“洋相”也只有在中国的某些地方能够看到,贻笑天下,令人不齿。那次会议只有丁肇中教授坚持以汉语和中文做报告,其间没有夹杂任何英文单词,即使提到地名和高校名称也用音译的汉语。丁教授的英语能力毋庸置疑,但他依然那样深情而执着地爱着自己的母语。丁肇中用自己的言行,鲜明而坚定地表达了对某些人崇洋媚外的厌恶和反对,不但博得了广大华人的尊敬,也赢得了外国友人的敬重。
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特说:“语言是一个民族所必需的‘呼吸’,是民族的灵魂所在,通过一种语言,一个人类群体才得以凝聚成民族,一个民族的特性也只有在自己的语言之中才能获得完整的映照和表达。”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民族产生凝聚力、向心力的纽带。捍卫华语中文的神圣和尊严,是每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天职,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复旦大学2005年举办的汉语言文字大赛上,“留学生队”战胜了以华语为母语的“中国大学生队”而夺冠,社会一片哗然,这就是轻视母语造成的恶果之一。难道我们还要在这条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吗?科学技术我们比不过人家,难道连祖宗留下来的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化,我们也要堕落得比不过人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