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30日上午，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次会议通过了14个文件，其中一个文件是《关于公共文化设施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的实施意见》。在中央最高会议和中央文件中出现“学雷锋志愿服务”这个提法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评论，对于当今中国社会来说，这个提法似乎很正常。事实上，这个提法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近几年来“学雷锋志愿服务”已在各种场合悄然出现，这个提法的形成其实有过一番曲折。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中国泛起，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抹黑中国的各种英雄、榜样人物，雷锋是被抹黑的重点之一。从那时起，抹黑雷锋的各种报道、言论就已经开始陆续出现。后来，还有文化名人到处宣扬“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当雷锋被他们渐渐抹黑成“伪君子”，不用再学雷锋，就顺理成章地被人接受了。结果呢，在一段时间内，指责中国人道德堕落，批评中国游客在国外缺乏道德修养，声称中国已刮起“道德沙尘暴”，等舆论喧嚣尘上。结论归结为一点：中国社会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没有道德，比起西方文明、西方国家“民主体制”下的公民社会来说，中国社会、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太差了。后面这个观点又因为一个历史事件而被强化。
　　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当时，中国对海外媒体也开放了报道。在对北京奥运会的各种报道中，有一个细节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媒体报道说，北京奥运会组织培训了数千名“志愿者”。这大概是“志愿者”这个词汇第一次大规模、高密度地出现在中国国内的媒体上。对于这些北京奥运会上的志愿者，媒体当然主要是表扬和称赞。就事论事单独看，似乎也没多大问题。然而，不久之后，有人发现了一个悄然发生的重大转变，在词语转换之间，中国人道德落后，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
　　2011年4月，一份由社会人士撰写的意见书摆放在中央某领导的桌子上。这份意见书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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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是文明的一种体现，应该鼓励。但是，……在志愿者问题上，我们可能落入了一个陷阱。有某领导干部近日说：“西方国家的志愿者数量约占人口的40%，美国超过50%，而中国不到10%。”这样一个比较很简单就会得出结论：中国人的文明素质比西方人差。在我看来，志愿者其实就是学雷锋。从志愿者还有一定报酬的角度看，雷锋精神比志愿者更高尚。那么，当我们用“志愿者”这一西方概念来形容当今中国人的文明程度时，我们又是如何对待雷锋的？
　　“志愿者”使得中国人的文明程度“低于”西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今中国有一批精英想方设法地批判、嘲讽雷锋精神。比方说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就写文章，从经济学角度说：提倡雷锋的利他精神，等于是鼓励接受雷锋帮助的人“利己”“自私”。很多媒体或者说雷锋有名贵手表，或者说雷锋的照片都是摆拍、雷锋的日记都是伪造，等等，目的就是否定中国人的学雷锋运动。汶川大地震时，全国人民都齐心协力地抗震救灾，某些媒体却偏偏策划、渲染了一个“范跑跑”，将中国人民自觉的雷锋精神，都形容为“道德虚伪”，以强调自私自利才符合真正的人性。
　　于是我们在精神文明领域遭遇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否定中国人的雷锋，致使中国人“变为”道德水平低下；另一方面，又拿外国人“志愿者”多来与中国作比较。这样一个话语权的转换，无形中就把中国人定位在“低文明”的层次上。而事实上，雷锋精神比起志愿者，丝毫不差。
　　志愿者的话语权，未来还可能涉及一个更大的社会问题……目前，西方宗教势力正在加紧向中国渗透。从现象上说，宗教势力在中国的渗透，很多时候运用的就是义工、社工等“志愿者”的形象。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完全接受了“志愿者”这一西方的概念，会大大增加防范西方宗教渗透的难度。作为应对，我觉得也没必要放弃“志愿者”的概念，而应该在志愿者的行动领域，都不忘雷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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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所知，这份意见书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并作了批示。第二年，也就是2012年的3月5日，在新一届党中央领导班子主导下，学雷锋纪念日在沉寂多年之后，又掀起了宣传热潮。此后，经过在实践中的探索与磨合，“学雷锋志愿服务”渐渐成为一个固定的提法。这个提法的关键在于：一、中国的雷锋精神得到了肯定；二、西方的“志愿者”概念也没有被排斥；三、“雷锋”置于“志愿者”之前，使得“中国自信”与吸收一切先进文明相结合，既有中国的个性，又有世界的共性。因此，从“雷锋”到“志愿者”，再到“学雷锋志愿服务”，一个词语的发展过程显示了当今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话语权的转换和主导。在这一个案中，我们看到了中国领导层对此问题的重视和解决方式。然而，雷锋与志愿者的关系只是话语权领域的一个局部侧面。面对更广泛的话语权领域，中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