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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时间配置的理论视角入手，分析超时劳动对受雇者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并利用全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超时劳动会导致受雇者的健康风险显著升高，并且超时劳动对女性健康的负面影响更大。因此，管理者与受雇者都应该关注时间配置，改革工作流程与工作方式，提升工作效率，降低因超时劳动引发的健康风险。本研究还启示社会各界要额外关注超时劳动对女性群体身心健康的不良影响，促进性别公平发展。
关键词：超时劳动;健康;性别差异;时间配置
中图分类号：C923;F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20）01-0016-13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9.00.039
收稿日期： 2019-04-28;修订日期：2019-07-07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课题“实现更充分与更高质量就业的机制与对策研究”（18VSJ094）。
作者简介：李韵秋，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张顺，经济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Workplace Nightmare：
Effects of Overtime Work on Employees’ Health and Gender Differences
LI Yunqiu，ZHANG Shu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time allo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overtime work on employee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corresponding gender differences. The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data from the national labor 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 has been implemented，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overtime work would lead to a significant raise in the risk of employees’ health. In addition， overtime work has a greater negative impact on women’s health. Therefore， both managers and employe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s to time allocation， work process/mode reformation， work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health risks reduction due to overtime work. Furthermore， this study also suggests that all sectors of society should pay extra attention to the adverse effects of overtime work on wom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promoting equitable gender development.
Keywords：overtime work;health;gender difference;time allocation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决策，将维护人民健康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健康不仅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必然需求，而且还是适龄劳动者参与社会分工和家庭分工的基础条件。劳动力市场和健康不是完全封闭隔绝的两个领域，社会经济制度安排和用人单位的管理方式都會反馈到受雇者的健康水平上。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类经济体对效率的要求逐渐提升，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品市场的竞争与劳动力市场竞争呈现联动状态，竞争压力传导至工作场域，导致受雇者超时劳动现象屡见不鲜。超时劳动成为了“职场紧箍咒”——“一提加班就头疼”，由超时劳动造成的受雇者生病，甚至是猝死的案例也时常见诸报端。2019年3月27日，一个名为“996.ICU”的项目在互联网上引发热议，这一网络热词的含义是工作从早晨9点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一旦生病就需要住ICU（重症监护病房），控诉了超时劳动对健康的损害。在此背景下，对超时劳动影响健康的学术探讨更具现实意义。
从理论逻辑上来看，有关超时劳动对健康影响的研究中，学者提出了压力机制、工作控制机制与时间预期偏差效应等理论解释，讨论了超时劳动对健康的负向影响[1-4]。但“健康工人效应”揭示出劳动对健康的选择效应，使得超时劳动对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面临挑战[5]。此外，在家庭内部性别化的劳动分工中，为了实现家庭效用的最大化，占据市场优势地位的男性会配置更多的时间在市场工作中，而女性承担了相对较多的非市场劳动，这会导致职场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之间难以平衡，尤其是超时劳动的存在会使工作家庭冲突放大化，造成超时劳动对健康的影响呈现出性别差异，但以往这方面的研究较为欠缺。据此，本文将重点探讨两个问题：一是在考虑健康选择效应的条件下，超时劳动是否会影响受雇者身心健康？二是超时劳动对健康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在明确研究问题后，本文将从时间配置的视角解释上述问题的作用机制。 二、文献回顾
超时劳动是一种常见的劳动力市场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受到组织工作强度与个体时间配置的双重影响。那么延长市场工作的时间，究竟会对健康造成怎样的影响呢？医学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长时间工作（每周大于55—60小时）会造成血压异常，甚至造成心肌梗死等心脑血管疾病[6]。
另外关于超时劳动对健康的影响存在怎样的解释机制，首先是工作压力的解释，韩国的研究者发现，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会使自身压力显著增加[1]。在已知超时工作会造成工作压力的情况下，荷兰的一项研究对6154名员工进行连续三个时间点的工作压力源评估，发现稳定暴露在高压力环境下的员工具有最高的心血管疾病相关风险[2]。其次是工作控制的解释，日本学者的研究显示，增加对工作时间的控制，会对睡眠和健康产生有益影响[3]。超时劳动意味着受雇者对工作时间的控制不足，因此可能会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再次是实际工作时间与预期工作时间偏差的解释，贝尔（Bell）等研究者发现，工作时间本身虽然存在影响，但是对健康影响更大的是实际工作时间与预期工作时间的偏差，如果实际工作时间多于预期工作时间，会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4]。
然而，在对受雇者健康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健康工人效应（Health Worker Effect）”，意思是健康的工人更可能继续工作，健康水平差的工人会停止工作，因此劳动对健康具有选择效应，即剩余的工人比预期更健康[5]。在健康工人效应的理论内涵中，劳动力市场具有筛选受雇者健康水平的功能，只有健康的受雇者才有过硬的身体素质从事超时劳动，而那些不健康的受雇者因为自身原因，可能已经脱离劳动力市场，或者是转岗从事不需要超时劳动的其他工作，因此超时劳动和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在一项针对中国的研究中，学者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发现，长时间工作对健康的影响很小[7]。为了进一步确定超时劳动对受雇者健康的影响，本文将使用倾向值匹配分析和追踪数据分析进行严格的因果检验。
本文关注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超时劳动对健康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呢？从身体健康指标来看，女性如果一周工作超过60小时，罹患心脏病、癌症、糖尿病、关节炎的风险比不超时劳动者高3倍，但是，超时劳动对健康的不利影响在男性群体中不明显[8]。阿尔弗雷德森（Alfredsson）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对20—64岁的女性受雇者而言，长时间负荷劳动会造成住院率上升，但是在控制年龄和其他控制变量后，长时间负荷劳动对男性的住院率反而有抑制作用[9]。在心理健康指标的研究中，维坦恩（Virtanen）等学者的研究显示，工作时间与抑郁、焦虑症发生之间显性关联，并且在性别差异的研究中，与超时劳动相关的抑郁和焦虑症在女性中风险比为2.67和2.84，而抑郁和焦虑症的风险比在男性中为1.30和1.43，由此显示超时劳动对女性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更大[10]。
现有研究针对健康的性别差异提出了两种理论解释：一是差异暴露假设（Differential Exposure Hypothesis），即女性所处的结构位置与男性不同，暴露在风险事件中的概率也有所差异。该假设认为女性自我报告的健康水平较差，是因为女性的资源和机会相对匮乏，获取促进健康的物质和生活条件较少[11]，因此更容易暴露在风险事件中。二是差异脆弱性假说（Differential Vulnerability Hypothesis），该假设的内涵为，女性报告的健康水平较低，是因为女性对促进健康的物质、行为和心理条件的反应与男性不同，而女性在风险事件的抵抗力和应激能力方面具有劣势[12]。需要补充的一点是，现有研究提出了“女性的健康悖论”[13]，即女性的抑郁得分、自我报告的慢性疾病率和对自身健康的评价都比男性低，但是女性死亡率却低于男性。学者对此的解释为，健康方面的性别差异贯穿于生命历程，女性患非致死性慢性病的概率更高[14]，疾病的疼痛和不适感可能会一直伴随女性的生命周期，因此女性自我报告的健康水平较低。虽然女性遇到的一些健康问题并非致命性疾病，但持续性的慢性病也会大幅度削减女性的主观福祉，造成不愉悦的生活体验。
然而，上述两种解释机制和女性健康悖论仅解释了为什么会存在健康的性别差异，并未将超时劳动的视角明确纳入其中。在超时劳动对健康影响的性别差异研究中，有学者从日常生活习惯方面解释了超时劳动造成健康性别差异的原因，即长时间的负荷工作让女性吃更多的高脂肪和高糖类的食物，运动量减少，喝的咖啡增多，如果她是名抽烟者，抽烟的数量也会增加，但这些超时劳动引发的不良习惯后果在男性群体中并不显著[15]。虽然生活习惯是解释超时勞动产生健康性别差异的重要视角，但是生活习惯本质是一种规律性的时间配置，是以时间为基础的重复式体验。本文认为，市场工作时间、非市场工作时间和闲暇都嵌入在社会制度和文化组成的更加宏观的时间秩序之中，劳动者的时间配置受制于工作场域的制度安排，与其中的组织制度、角色规范、集体态度等都具有密切的关联。嵌入社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时间配置不仅包含自然属性，更具有社会群体的印记。因此，对不同性别群体而言，超时劳动将会产生不同的健康后果。
三、数据、变量及方法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该调查样本覆盖国内29个省市，在抽样方法上，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既能较好地适应中国社会变迁环境，又能兼顾横截面调查和追踪调查特点。CLDS项目在2012年完成了对全国范围内10612个家庭以及16253个劳动力个体的访问，CLDS 2014的数据采用轮换样本追踪方式，对2012年的样本进行追踪访问，共计完成14226份家庭问卷和23594份个体问卷。在未加权的情况下，该调查的家庭人口年龄性别比与2013年国家千分之一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情况基本类似。本文主体使用的是CLDS 2014的个体横截面数据，研究对象是18—65岁目前有工作的城市受雇者群体，在样本清理后，进入统计模型的样本量为6050人。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检验超时劳动对个人健康影响的净效应，本文还在追踪数据分析中使用了CLDS 2012和CLDS 2014两期的追踪样本，追访成功的有效样本为1387人。 2.变量测量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包括两个维度，分别是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自评健康的测量题项为：“您认为自己现在的健康情况如何”，将“非常健康”、“健康”、“一般”、“不健康”和“非常不健康”分别赋值为1—5，数字越大表示越不健康，具体含义为“自评健康风险”;心理健康的测量题项是：“请您根据自己的感受和体会，判断以下状态（工作让我感觉身心俱疲/整天工作对我来说确实压力很大）在您身上发生的频率”，将回答“从不”、“一年数次或更少”、“一月数次”、“一周数次”和“每天”分别赋值1—5，然后加总两道题的答案。此外，心理健康测量题项还包括“在过去四周里，您是否经常有以下（感到不开心或沮丧/对自己失去过信心/无法克服遇到的困难/感到悲伤、消沉或抑郁）感受与想法”，将每道题回答“没有”、“很少”、“有时”、“经常”和“总是”分别赋值1—5，然后加总本题的四个问题和上述两个题目的回答，得到一个连续变量，数字越大表示心理健康水平越差，变量内涵为“心理健康风险”。
（2）自变量。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是否有超时劳动，测量题项为：“过去一个月内，是否超时劳动过”，将“是”赋值为1，“否”赋值为0，构建二分类变量;在对性别进行操作化时，将 “女性”赋值为1，“男性”赋值为0。
（3）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收入、职业、工作强度和工作价值七个变量。①年龄是用调查年份2014年减去受访者的出生年份。②受教育程度是二分类变量，其中“0”代表大专以下教育水平，“1”代表教育水平是大专及以上。③婚姻状况：在婚为“1”，非在婚为“0”。④收入的测量题项是“2013年的工资性收入（包括所有的工资、各种奖金、补贴，扣除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是多少元”，然后对收入取自然对数。⑤职业分为体力和非体力两种，具体划分方法是将问卷中的职业编码转换成ISCO-88编码，然后将EGP框架中的“熟练技术型体力工人”和“半技术和非技术的体力工人”归为体力劳动者，将其他劳动者归为非体力劳动者。因为文章聚焦于受雇者群体，因此自雇者和农业劳动者不在分析之列。⑥工作强度是连续变量，测量题项是“您在工作过程中，是否需要（繁重的体力劳动/频繁地移动身體的位置/快速反应的思考或脑力劳动）”，将回答“从不”、“很少”、“有时”和“经常”分别赋值1—4，然后加总三道题的回答，数值越大，表示体力与脑力总体工作强度越大。⑦工作价值的测量题项为“目前工作对你的意义或价值是（谋生/让自己心安/认识更多的人/获得尊重/兴趣/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将回答“非常符合”、“比较符合”、“无所谓”、“比较不符合”和“非常不符合”分别赋值1—5，数值越大表示对工作评价越负面。
（4）高层变量。受访者所在省份。因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省份，能够在医疗设施和医疗技术人员等方面配置更多的资源，其受访者可能在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其次，经济较发达的省份能够吸纳更加多元化的劳动力组织，其劳动力市场的规模更加庞大，受雇者就业质量的差异性可能会更高，部分个体遭受超时劳动的概率也随之上升。此外，不同省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具有差异，在经济发达的省份，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更多，女性的观念也更加现代，更愿意参与有偿劳动。基于上述原因，需要使用高层变量控制宏观层次变异性。
综上，变量赋值情况如表1所示。
3.研究方法
依据本文的分析逻辑，本文在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分别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与追踪数据分析方法检验超时劳动与身心健康之间的因果性，并进一步运用多层模型探讨超时劳动影响身心健康的性别差异，三种统计方法介绍如下。
（1）倾向值匹配分析。倾向值匹配法是探究社会现象因果关系的重要统计方法之一。倾向值匹配法的核心思想是反事实框架，相当于制造了一个“准随机实验”，为每个处理组成员找到与其相似的控制组成员，以便实现两个群组之间的可比性。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干预效应可以表述为：
ATT=E（Y1|T=1）-E（Y0|T=1） （1）
ATU=E（Y1|T=0）-E（Y0|T=0） （2）
在式（1）和（2）中，T=1表示处理组（超时劳动），T=0表示控制组（未超时劳动），Y1表示在超时劳动状态下的受雇者健康，Y0表示在未超时劳动状态下的受雇者健康，其中Y1和Y0是互斥事件，二者不可能同时发生。ATT表示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表示的是处理组的受雇者在Y1和Y0（反事实）状态下的健康差异;ATU表示控制组的平均处理效应，表示的是控制组的受雇者在Y1（反事实）和Y0状态下的健康差异。
据此，倾向值匹配法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以超时劳动为因变量，将有超时劳动视为处理组，无超时劳动视为控制组，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不同的受雇者进入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倾向值，以此控制倾向值差异所导致的选择性偏差。第二步，在倾向值的基础上，选择特定的匹配方法匹配样本，本文采用最近匹配法（一对一匹配）。第三步，通过比较两组成员的平均干预效果，观察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平均干预效果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2）追踪数据分析。两期追踪数据分析的目的是通过控制同一个体在基期年份的因变量，排除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同时利用基期数据中自变量的相关信息，进一步精确地检验超时劳动与健康之间的因果效应。本文对追踪数据的处理包括三个模型，第一个模型控制了基期因变量（2012年自评健康），控制了影响个体健康的不可观测异质性;第二个模型的自变量包含了两年的信息量，即超时劳动状态可以划分为两期均不存在、两期均存在、从无到有和从有到无四种类别，以此分析四种变化模式的差异;第三个模型是前两个模型的改进版，即同时控制基期因变量和关键自变量的动态变化，从而得到更加稳健的研究结论。 （3）多层次随机截距分析。一般多元回归模型的重要假定是，个体在因变量上是互相独立的。但来自同一省份的个体存在相似性，造成因变量存在自相关。所以需要使用多层次模型控制不同省份的异质性，从而降低因变量的自相关性，具体公式如下：
微观层次：Yij=β0j+β1jXij+εij（3）
宏观层次：β0j=γ00+μ0j;β1j=γ10（4）
随机截距模型：Yij=γ00+γ10Xij+u0j+εij（5）
在多层次随机截距模型中。微观层次模型的截距是随机的，但斜率是固定的。下标i表示不同微观个体，下标j表示不同宏观群体;β0j是微观层次的截距，表示在控制变量和自变量都为0时，不同省份第j组的受雇者健康的影响;β1j等于γ10，表示微观层次的斜率，即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对群体j健康的影响，此时影响程度也随着宏观层次而改变;γ00是控制省际差异时，受雇者健康的平均值;εij表示微观层次的随机误差，即健康的随机差异项，对应着组内方差，u0j是宏观层次的随机项，表示不同省份在截距（平均健康）上的随机差异，对应着组间方差。
四、实证分析
1.性别、超时劳动与身心健康的相关性分析
首先使用多变量交叉分析方法，探讨超时劳动对受雇者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具体操作是将性别与是否超时劳动交叉分为四类，计算每一类型健康的平均水平，初步比较其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风险的差异。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知：其一，超时劳动与健康之间存在相关性。无论男女，超时劳动者均拥有较高的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风险。其二，无论是自评健康还是心理健康，超时劳动导致女性健康风险的增量均大于男性。因此，超时劳动会对受雇者的健康造成负面影响，而且对女性的影响强度相对更高。
2.超时劳动与身心健康的因果检验
（1）倾向值匹配分析。为了嚴格检验超时劳动对健康影响的因果机制，避免“健康工人效应”对统计结果产生的影响。本文使用倾向值匹配分析，将超时劳动情况视为干预变量，通过一对一匹配验证超时劳动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具体操作过程是：先估算CLDS 2014年数据中每个样本进入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概率，然后剔除其中高于最大倾向值和小于最小倾向值的两种异常值，再对比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干预效应。
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自评健康的处理组平均效应（ATT）显示，对目前从事超时劳动的受雇者而言，他们假如没有超时劳动，自评健康风险会显著下降0.141个单位。同理，在心理健康的处理组平均效应（ATT）中，对目前从事超时劳动的受雇者而言，他们假如没有超时劳动，其心理健康风险会显著下降0.693个单位。此外，倾向值匹配的重要前提是，数据需要满足平衡性检验，图1所示为一对一匹配时，相同控制变量的群体进入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核密度曲线图。
如图1所示，对比倾向值匹配前后，匹配后的核密度曲线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上的拟合程度更高，说明倾向值匹配较好地实现了数据的平衡性，且变量的偏差在匹配后缩小了。倾向值匹配的分析结果说明，超时劳动会对个体的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造成显著的负向影响。
（2）追踪数据分析。
多变量交叉分析和倾向值匹配分析的起点在于，在横截面数据里，通过和其他个体进行比较，看出超时劳动对健康的影响。而追踪数据使用的是CLDS 2012和CLDS 2014的合并数据集，分析对象是2012年和2014年调查的同一受访者，通过控制2012年相关变量，进一步分析超时劳动对同一受访者健康的影响。追踪数据模型的因变量均为2014年自评健康水平，模型一中添加了2012年的自评健康，模型二反映了超时劳动在两年内的动态变化，模型三同时控制了2012年自评健康水平和超时劳动状态的变化。为了保证样本的随机性，本文在追踪数据中添加了逆米尔斯比率，以此调整追踪样本缺失的偏误。具体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表4追踪数据模型一可知，在控制了2012年自评健康的情况下，存在超时劳动会显著增加健康风险。在模型二中，超时劳动状态被划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两期均存在超时劳动、两期均不存在超时劳动、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从数据结果可以看出，以两期均不存在超时劳动的受雇者为参照类，两期均存在超时劳动的受雇者，自评健康风险显著上升;此外，从无超时劳动到有超时劳动的受雇者，自评健康风险也明显提高;但是“从有到无”这一类别受雇者的自评健康和参照类之间无显著差异。模型三既控制了2012年受雇者的健康水平，同时自变量也反映了两年的信息量，分析结果与模型二相一致，即两期均存在和“从无到有”超时劳动的受雇者健康风险明显较高。
倾向值匹配分析和追踪数据分析都支持了超时劳动会对受雇者健康造成负向影响。那么超时劳动对健康的影响机制是什么呢？本文认为，工作后的受雇者需要得到充分休息，促进身体的各项机能和指标恢复正常水平。但超时劳动大幅减少了受雇者的休息时间，压抑了人的自然状态，造成受雇者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直接受损。其次，个体能够通过闲暇时间接触促进身心发展的休闲方式，达到放松和娱乐的目的，同时闲暇时间增加了接触有益健康知识、进行健康社会交往的概率。但超时劳动强制挤占了受雇者的闲暇时间，造成个体在职业场域中始终保持密集劳动消耗水平，引发身体透支，损害心理健康。再次，在工业化和理性化逐渐加强的现代社会中，为了与市场工作的规律性特征相适应，个体需要有意识地遵从刚性时间规则。但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社会生活和劳动力市场中的最小时间单位不断减小，有些工作岗位甚至用秒来精确计算工作内容。超时劳动的受雇者更容易体验到时间的稀缺性，以及对时间减少的担忧。尤其是超时劳动还会造成期望时间配置和实际时间配置间的冲突，当期望的闲暇因工作任务被推迟或取消，就会产生愤怒和沮丧等情绪，从而对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3.超时劳动影响健康的性别差异
在验证了超时劳动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后，接下来要驗证的第二个问题是：超时劳动对健康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呢？本文基于CLDS 2014年数据，使用29个省份作为高层变量，构建超时劳动和性别交互项的多层次模型，结果如表5所示。
根据LR检验，多层次随机截距模型显著改善了四个模型的估计结果。在基准模型一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受访者的自评健康水平下降，这与个体的生理机能相关，因为人体的新陈代谢速度会随年龄增长而放缓，一些有害健康的物质不能被身体及时清理，造成免疫力下降，生病的可能性上升;在婚状态的受访者自评健康更差，这可能与在婚状态的受雇者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相关，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失衡会对健康造成冲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受访者，自评健康水平也越高，一方面教育能够提升收入，减小受雇者的生活压力，另一方面，教育也能让个体接触到更多促进健康的知识;随着收入的增长，受访者的自评健康也实现了上升。收入高者的健康水平更好，这是因为收入高的个体具有更大的消费选择权，能够购买更多改善健康的医疗服务与商品;体力劳动者和非体力劳动者的自评健康水平没有显著差异;工作强度越高，受访者的自评健康越低，这是因为工作强度高的个体需要过度透支自身的体力或脑力，这严重超出了身体自然承受能力，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对工作价值的感知越负面，受访者的自评健康越差，因为工作价值与自身期望的偏离，工作成为一种负担，这会导致受雇者产生身心俱疲的不适感，腐蚀身体健康。
在基准模型二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受访者的心理健康水平逐渐上升，这可能与受雇者的职业成就相关，年长者因为资历丰厚，能够具有更高的职业地位，在工作场域中拥有更高的支配和控制权力，因此心理健康水平较高。此外，对中国人价值观念影响深远的儒家学说也提倡“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等观念，思想文化的引导也让年龄大的受雇者在心态方面更加平和;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收入和职业对受访者的心理健康均不具备显著影响;工作强度越大的受访者，其心理健康水平越低，这与受雇者承担的工作责任感过重相关，过高的工作期望与现实完成情况可能会产生偏差，对心理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对工作价值的负面评价意味着个体对工作的兴趣与期望大幅降低，这可能会导致受雇者产生沮丧、角色无能和角色不清等心理问题，造成心理疾病。
在自评健康模型中，以男性不超时劳动者为参照类，女性不超时劳动者（性别一次项）的自评健康风险显著增加0.076个单位，男性超时劳动者（超时劳动一次项）的自评健康风险显著增加0.074个单位，女性超时劳动者（交互项）的自评健康风险显著增加0.22个单位（0.076+0.074+0.070）;在心理健康模型中，同样以男性不超时劳动者为参照类，女性不超时劳动者（性别一次项）的心理健康风险显著增加0.521个单位，男性超时劳动者（超时劳动一次项）的心理健康风险显著增加0.391个单位，女性超时劳动者（交互项）的心理健康风险显著增加1.325个单位（0.521+0.391+0.413），说明超时劳动的女性在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上都处于最劣势的地位。
针对上述实证结果，本文认为：性别差异起源于两性分工的差异，“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强化了社会性别角色，同时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性别观念。1949年以来，为充分实现性别平等，保障女性劳动者权益，国家将性别平等写入宪法，并且在2012年11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将性别平等作为基本国策写入报告。但是社会文化具有一定滞后性，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的交融促成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矛盾地位：一方面，女性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充分发挥自身潜力，完成更多的市场工作;另一方面，因为家庭性别劳动分工的持续存在，尤其是女性在生育等行为上难有替代性安排，造成女性在非市场工作时间配置上具有偏好。超时劳动的存在使得职场女性不仅需要应对市场工作和闲暇之间的冲突，还要耗费
更多精力应对市场工作和非市场工作之间的冲突，造成了超时工作女性的“双重时间冲突”，激化了她们时间配置的矛盾，增加了女性健康风险的发生概率。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时间配置的视角，研究了超时劳动对受雇者健康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严格的因果检验模型显示，超时劳动对受雇者的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都存在负面影响，并且这种消极影响在女性群体中更加明显。在社会生活领域中，时间安排表达了个体生活的基本节奏与规律，市场工作时间、非市场工作时间和闲暇之间一旦失衡，就会导致劳动者生活节奏紊乱，对其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虽然超时劳动在短期内能够增加产出，但它会造成受雇者的健康受损，或是让受雇者产生职业倦怠感，对工作丧失兴趣，这反而抑制了工作组织的长远发展。
本研究有如下启示：首先，用人单位应该重视管理方式创新，增强受雇者的工作自由支配力度，释放更大的闲暇潜力，为受雇者创造更加丰富多元和健康的生活体验，提升他们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将十九大“健康中国战略”落到实处。其次，用人单位还要充分认识到女性员工在组织文化、组织形象与工作环境方面的潜在的、长期的积极作用，重视性别平等，关爱女性发展，积极承担工作组织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对处于生育期、哺乳期与更年期的女性受雇者，应该通过岗位任务调整、团结协助、弹性工作制度等方式，帮助女性员工协调工作与家庭生活方面的冲突，降低由此引发的健康风险。此外，有些超时劳动的存在与受雇者自身工作效率低下有关，这需要受雇者充分意识到时间配置的重要性，积极学习工作技能，争取在工作时间内高效率完成任务，主动脱离超时劳动的工作状态，提高身心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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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方 志]
关键词：超时劳动;健康;性别差异;时间配置
中图分类号：C923;F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20）01-0016-13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9.00.039
收稿日期： 2019-04-28;修订日期：2019-07-07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课题“实现更充分与更高质量就业的机制与对策研究”（18VSJ094）。
作者简介：李韵秋，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张顺，经济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Workplace Nightmare：
Effects of Overtime Work on Employees’ Health and Gender Differences
LI Yunqiu，ZHANG Shu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time allo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overtime work on employee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corresponding gender differences. The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data from the national labor 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 has been implemented，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overtime work would lead to a significant raise in the risk of employees’ health. In addition， overtime work has a greater negative impact on women’s health. Therefore， both managers and employe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s to time allocation， work process/mode reformation， work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health risks reduction due to overtime work. Furthermore， this study also suggests that all sectors of society should pay extra attention to the adverse effects of overtime work on wom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promoting equitable gender development.
Keywords：overtime work;health;gender difference;time allocation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决策，将维护人民健康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健康不仅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必然需求，而且还是适龄劳动者参与社会分工和家庭分工的基础条件。劳动力市场和健康不是完全封闭隔绝的两个领域，社会经济制度安排和用人单位的管理方式都會反馈到受雇者的健康水平上。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类经济体对效率的要求逐渐提升，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品市场的竞争与劳动力市场竞争呈现联动状态，竞争压力传导至工作场域，导致受雇者超时劳动现象屡见不鲜。超时劳动成为了“职场紧箍咒”——“一提加班就头疼”，由超时劳动造成的受雇者生病，甚至是猝死的案例也时常见诸报端。2019年3月27日，一个名为“996.ICU”的项目在互联网上引发热议，这一网络热词的含义是工作从早晨9点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一旦生病就需要住ICU（重症监护病房），控诉了超时劳动对健康的损害。在此背景下，对超时劳动影响健康的学术探讨更具现实意义。
从理论逻辑上来看，有关超时劳动对健康影响的研究中，学者提出了压力机制、工作控制机制与时间预期偏差效应等理论解释，讨论了超时劳动对健康的负向影响[1-4]。但“健康工人效应”揭示出劳动对健康的选择效应，使得超时劳动对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面临挑战[5]。此外，在家庭内部性别化的劳动分工中，为了实现家庭效用的最大化，占据市场优势地位的男性会配置更多的时间在市场工作中，而女性承担了相对较多的非市场劳动，这会导致职场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之间难以平衡，尤其是超时劳动的存在会使工作家庭冲突放大化，造成超时劳动对健康的影响呈现出性别差异，但以往这方面的研究较为欠缺。据此，本文将重点探讨两个问题：一是在考虑健康选择效应的条件下，超时劳动是否会影响受雇者身心健康？二是超时劳动对健康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在明确研究问题后，本文将从时间配置的视角解释上述问题的作用机制。 二、文献回顾
超时劳动是一种常见的劳动力市场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受到组织工作强度与个体时间配置的双重影响。那么延长市场工作的时间，究竟会对健康造成怎样的影响呢？医学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长时间工作（每周大于55—60小时）会造成血压异常，甚至造成心肌梗死等心脑血管疾病[6]。
另外关于超时劳动对健康的影响存在怎样的解释机制，首先是工作压力的解释，韩国的研究者发现，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会使自身压力显著增加[1]。在已知超时工作会造成工作压力的情况下，荷兰的一项研究对6154名员工进行连续三个时间点的工作压力源评估，发现稳定暴露在高压力环境下的员工具有最高的心血管疾病相关风险[2]。其次是工作控制的解释，日本学者的研究显示，增加对工作时间的控制，会对睡眠和健康产生有益影响[3]。超时劳动意味着受雇者对工作时间的控制不足，因此可能会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再次是实际工作时间与预期工作时间偏差的解释，贝尔（Bell）等研究者发现，工作时间本身虽然存在影响，但是对健康影响更大的是实际工作时间与预期工作时间的偏差，如果实际工作时间多于预期工作时间，会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4]。
然而，在对受雇者健康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健康工人效应（Health Worker Effect）”，意思是健康的工人更可能继续工作，健康水平差的工人会停止工作，因此劳动对健康具有选择效应，即剩余的工人比预期更健康[5]。在健康工人效应的理论内涵中，劳动力市场具有筛选受雇者健康水平的功能，只有健康的受雇者才有过硬的身体素质从事超时劳动，而那些不健康的受雇者因为自身原因，可能已经脱离劳动力市场，或者是转岗从事不需要超时劳动的其他工作，因此超时劳动和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在一项针对中国的研究中，学者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发现，长时间工作对健康的影响很小[7]。为了进一步确定超时劳动对受雇者健康的影响，本文将使用倾向值匹配分析和追踪数据分析进行严格的因果检验。
本文关注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超时劳动对健康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呢？从身体健康指标来看，女性如果一周工作超过60小时，罹患心脏病、癌症、糖尿病、关节炎的风险比不超时劳动者高3倍，但是，超时劳动对健康的不利影响在男性群体中不明显[8]。阿尔弗雷德森（Alfredsson）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对20—64岁的女性受雇者而言，长时间负荷劳动会造成住院率上升，但是在控制年龄和其他控制变量后，长时间负荷劳动对男性的住院率反而有抑制作用[9]。在心理健康指标的研究中，维坦恩（Virtanen）等学者的研究显示，工作时间与抑郁、焦虑症发生之间显性关联，并且在性别差异的研究中，与超时劳动相关的抑郁和焦虑症在女性中风险比为2.67和2.84，而抑郁和焦虑症的风险比在男性中为1.30和1.43，由此显示超时劳动对女性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更大[10]。
现有研究针对健康的性别差异提出了两种理论解释：一是差异暴露假设（Differential Exposure Hypothesis），即女性所处的结构位置与男性不同，暴露在风险事件中的概率也有所差异。该假设认为女性自我报告的健康水平较差，是因为女性的资源和机会相对匮乏，获取促进健康的物质和生活条件较少[11]，因此更容易暴露在风险事件中。二是差异脆弱性假说（Differential Vulnerability Hypothesis），该假设的内涵为，女性报告的健康水平较低，是因为女性对促进健康的物质、行为和心理条件的反应与男性不同，而女性在风险事件的抵抗力和应激能力方面具有劣势[12]。需要补充的一点是，现有研究提出了“女性的健康悖论”[13]，即女性的抑郁得分、自我报告的慢性疾病率和对自身健康的评价都比男性低，但是女性死亡率却低于男性。学者对此的解释为，健康方面的性别差异贯穿于生命历程，女性患非致死性慢性病的概率更高[14]，疾病的疼痛和不适感可能会一直伴随女性的生命周期，因此女性自我报告的健康水平较低。虽然女性遇到的一些健康问题并非致命性疾病，但持续性的慢性病也会大幅度削减女性的主观福祉，造成不愉悦的生活体验。
然而，上述两种解释机制和女性健康悖论仅解释了为什么会存在健康的性别差异，并未将超时劳动的视角明确纳入其中。在超时劳动对健康影响的性别差异研究中，有学者从日常生活习惯方面解释了超时劳动造成健康性别差异的原因，即长时间的负荷工作让女性吃更多的高脂肪和高糖类的食物，运动量减少，喝的咖啡增多，如果她是名抽烟者，抽烟的数量也会增加，但这些超时劳动引发的不良习惯后果在男性群体中并不显著[15]。虽然生活习惯是解释超时勞动产生健康性别差异的重要视角，但是生活习惯本质是一种规律性的时间配置，是以时间为基础的重复式体验。本文认为，市场工作时间、非市场工作时间和闲暇都嵌入在社会制度和文化组成的更加宏观的时间秩序之中，劳动者的时间配置受制于工作场域的制度安排，与其中的组织制度、角色规范、集体态度等都具有密切的关联。嵌入社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时间配置不仅包含自然属性，更具有社会群体的印记。因此，对不同性别群体而言，超时劳动将会产生不同的健康后果。
三、数据、变量及方法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该调查样本覆盖国内29个省市，在抽样方法上，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既能较好地适应中国社会变迁环境，又能兼顾横截面调查和追踪调查特点。CLDS项目在2012年完成了对全国范围内10612个家庭以及16253个劳动力个体的访问，CLDS 2014的数据采用轮换样本追踪方式，对2012年的样本进行追踪访问，共计完成14226份家庭问卷和23594份个体问卷。在未加权的情况下，该调查的家庭人口年龄性别比与2013年国家千分之一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情况基本类似。本文主体使用的是CLDS 2014的个体横截面数据，研究对象是18—65岁目前有工作的城市受雇者群体，在样本清理后，进入统计模型的样本量为6050人。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检验超时劳动对个人健康影响的净效应，本文还在追踪数据分析中使用了CLDS 2012和CLDS 2014两期的追踪样本，追访成功的有效样本为1387人。 2.变量测量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包括两个维度，分别是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自评健康的测量题项为：“您认为自己现在的健康情况如何”，将“非常健康”、“健康”、“一般”、“不健康”和“非常不健康”分别赋值为1—5，数字越大表示越不健康，具体含义为“自评健康风险”;心理健康的测量题项是：“请您根据自己的感受和体会，判断以下状态（工作让我感觉身心俱疲/整天工作对我来说确实压力很大）在您身上发生的频率”，将回答“从不”、“一年数次或更少”、“一月数次”、“一周数次”和“每天”分别赋值1—5，然后加总两道题的答案。此外，心理健康测量题项还包括“在过去四周里，您是否经常有以下（感到不开心或沮丧/对自己失去过信心/无法克服遇到的困难/感到悲伤、消沉或抑郁）感受与想法”，将每道题回答“没有”、“很少”、“有时”、“经常”和“总是”分别赋值1—5，然后加总本题的四个问题和上述两个题目的回答，得到一个连续变量，数字越大表示心理健康水平越差，变量内涵为“心理健康风险”。
（2）自变量。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是否有超时劳动，测量题项为：“过去一个月内，是否超时劳动过”，将“是”赋值为1，“否”赋值为0，构建二分类变量;在对性别进行操作化时，将 “女性”赋值为1，“男性”赋值为0。
（3）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收入、职业、工作强度和工作价值七个变量。①年龄是用调查年份2014年减去受访者的出生年份。②受教育程度是二分类变量，其中“0”代表大专以下教育水平，“1”代表教育水平是大专及以上。③婚姻状况：在婚为“1”，非在婚为“0”。④收入的测量题项是“2013年的工资性收入（包括所有的工资、各种奖金、补贴，扣除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是多少元”，然后对收入取自然对数。⑤职业分为体力和非体力两种，具体划分方法是将问卷中的职业编码转换成ISCO-88编码，然后将EGP框架中的“熟练技术型体力工人”和“半技术和非技术的体力工人”归为体力劳动者，将其他劳动者归为非体力劳动者。因为文章聚焦于受雇者群体，因此自雇者和农业劳动者不在分析之列。⑥工作强度是连续变量，测量题项是“您在工作过程中，是否需要（繁重的体力劳动/频繁地移动身體的位置/快速反应的思考或脑力劳动）”，将回答“从不”、“很少”、“有时”和“经常”分别赋值1—4，然后加总三道题的回答，数值越大，表示体力与脑力总体工作强度越大。⑦工作价值的测量题项为“目前工作对你的意义或价值是（谋生/让自己心安/认识更多的人/获得尊重/兴趣/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将回答“非常符合”、“比较符合”、“无所谓”、“比较不符合”和“非常不符合”分别赋值1—5，数值越大表示对工作评价越负面。
（4）高层变量。受访者所在省份。因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省份，能够在医疗设施和医疗技术人员等方面配置更多的资源，其受访者可能在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其次，经济较发达的省份能够吸纳更加多元化的劳动力组织，其劳动力市场的规模更加庞大，受雇者就业质量的差异性可能会更高，部分个体遭受超时劳动的概率也随之上升。此外，不同省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具有差异，在经济发达的省份，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更多，女性的观念也更加现代，更愿意参与有偿劳动。基于上述原因，需要使用高层变量控制宏观层次变异性。
综上，变量赋值情况如表1所示。
3.研究方法
依据本文的分析逻辑，本文在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分别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与追踪数据分析方法检验超时劳动与身心健康之间的因果性，并进一步运用多层模型探讨超时劳动影响身心健康的性别差异，三种统计方法介绍如下。
（1）倾向值匹配分析。倾向值匹配法是探究社会现象因果关系的重要统计方法之一。倾向值匹配法的核心思想是反事实框架，相当于制造了一个“准随机实验”，为每个处理组成员找到与其相似的控制组成员，以便实现两个群组之间的可比性。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干预效应可以表述为：
ATT=E（Y1|T=1）-E（Y0|T=1） （1）
ATU=E（Y1|T=0）-E（Y0|T=0） （2）
在式（1）和（2）中，T=1表示处理组（超时劳动），T=0表示控制组（未超时劳动），Y1表示在超时劳动状态下的受雇者健康，Y0表示在未超时劳动状态下的受雇者健康，其中Y1和Y0是互斥事件，二者不可能同时发生。ATT表示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表示的是处理组的受雇者在Y1和Y0（反事实）状态下的健康差异;ATU表示控制组的平均处理效应，表示的是控制组的受雇者在Y1（反事实）和Y0状态下的健康差异。
据此，倾向值匹配法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以超时劳动为因变量，将有超时劳动视为处理组，无超时劳动视为控制组，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不同的受雇者进入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倾向值，以此控制倾向值差异所导致的选择性偏差。第二步，在倾向值的基础上，选择特定的匹配方法匹配样本，本文采用最近匹配法（一对一匹配）。第三步，通过比较两组成员的平均干预效果，观察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平均干预效果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2）追踪数据分析。两期追踪数据分析的目的是通过控制同一个体在基期年份的因变量，排除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同时利用基期数据中自变量的相关信息，进一步精确地检验超时劳动与健康之间的因果效应。本文对追踪数据的处理包括三个模型，第一个模型控制了基期因变量（2012年自评健康），控制了影响个体健康的不可观测异质性;第二个模型的自变量包含了两年的信息量，即超时劳动状态可以划分为两期均不存在、两期均存在、从无到有和从有到无四种类别，以此分析四种变化模式的差异;第三个模型是前两个模型的改进版，即同时控制基期因变量和关键自变量的动态变化，从而得到更加稳健的研究结论。 （3）多层次随机截距分析。一般多元回归模型的重要假定是，个体在因变量上是互相独立的。但来自同一省份的个体存在相似性，造成因变量存在自相关。所以需要使用多层次模型控制不同省份的异质性，从而降低因变量的自相关性，具体公式如下：
微观层次：Yij=β0j+β1jXij+εij（3）
宏观层次：β0j=γ00+μ0j;β1j=γ10（4）
随机截距模型：Yij=γ00+γ10Xij+u0j+εij（5）
在多层次随机截距模型中。微观层次模型的截距是随机的，但斜率是固定的。下标i表示不同微观个体，下标j表示不同宏观群体;β0j是微观层次的截距，表示在控制变量和自变量都为0时，不同省份第j组的受雇者健康的影响;β1j等于γ10，表示微观层次的斜率，即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对群体j健康的影响，此时影响程度也随着宏观层次而改变;γ00是控制省际差异时，受雇者健康的平均值;εij表示微观层次的随机误差，即健康的随机差异项，对应着组内方差，u0j是宏观层次的随机项，表示不同省份在截距（平均健康）上的随机差异，对应着组间方差。
四、实证分析
1.性别、超时劳动与身心健康的相关性分析
首先使用多变量交叉分析方法，探讨超时劳动对受雇者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具体操作是将性别与是否超时劳动交叉分为四类，计算每一类型健康的平均水平，初步比较其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风险的差异。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知：其一，超时劳动与健康之间存在相关性。无论男女，超时劳动者均拥有较高的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风险。其二，无论是自评健康还是心理健康，超时劳动导致女性健康风险的增量均大于男性。因此，超时劳动会对受雇者的健康造成负面影响，而且对女性的影响强度相对更高。
2.超时劳动与身心健康的因果检验
（1）倾向值匹配分析。为了嚴格检验超时劳动对健康影响的因果机制，避免“健康工人效应”对统计结果产生的影响。本文使用倾向值匹配分析，将超时劳动情况视为干预变量，通过一对一匹配验证超时劳动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具体操作过程是：先估算CLDS 2014年数据中每个样本进入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概率，然后剔除其中高于最大倾向值和小于最小倾向值的两种异常值，再对比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干预效应。
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自评健康的处理组平均效应（ATT）显示，对目前从事超时劳动的受雇者而言，他们假如没有超时劳动，自评健康风险会显著下降0.141个单位。同理，在心理健康的处理组平均效应（ATT）中，对目前从事超时劳动的受雇者而言，他们假如没有超时劳动，其心理健康风险会显著下降0.693个单位。此外，倾向值匹配的重要前提是，数据需要满足平衡性检验，图1所示为一对一匹配时，相同控制变量的群体进入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核密度曲线图。
如图1所示，对比倾向值匹配前后，匹配后的核密度曲线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上的拟合程度更高，说明倾向值匹配较好地实现了数据的平衡性，且变量的偏差在匹配后缩小了。倾向值匹配的分析结果说明，超时劳动会对个体的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造成显著的负向影响。
（2）追踪数据分析。
多变量交叉分析和倾向值匹配分析的起点在于，在横截面数据里，通过和其他个体进行比较，看出超时劳动对健康的影响。而追踪数据使用的是CLDS 2012和CLDS 2014的合并数据集，分析对象是2012年和2014年调查的同一受访者，通过控制2012年相关变量，进一步分析超时劳动对同一受访者健康的影响。追踪数据模型的因变量均为2014年自评健康水平，模型一中添加了2012年的自评健康，模型二反映了超时劳动在两年内的动态变化，模型三同时控制了2012年自评健康水平和超时劳动状态的变化。为了保证样本的随机性，本文在追踪数据中添加了逆米尔斯比率，以此调整追踪样本缺失的偏误。具体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表4追踪数据模型一可知，在控制了2012年自评健康的情况下，存在超时劳动会显著增加健康风险。在模型二中，超时劳动状态被划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两期均存在超时劳动、两期均不存在超时劳动、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从数据结果可以看出，以两期均不存在超时劳动的受雇者为参照类，两期均存在超时劳动的受雇者，自评健康风险显著上升;此外，从无超时劳动到有超时劳动的受雇者，自评健康风险也明显提高;但是“从有到无”这一类别受雇者的自评健康和参照类之间无显著差异。模型三既控制了2012年受雇者的健康水平，同时自变量也反映了两年的信息量，分析结果与模型二相一致，即两期均存在和“从无到有”超时劳动的受雇者健康风险明显较高。
倾向值匹配分析和追踪数据分析都支持了超时劳动会对受雇者健康造成负向影响。那么超时劳动对健康的影响机制是什么呢？本文认为，工作后的受雇者需要得到充分休息，促进身体的各项机能和指标恢复正常水平。但超时劳动大幅减少了受雇者的休息时间，压抑了人的自然状态，造成受雇者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直接受损。其次，个体能够通过闲暇时间接触促进身心发展的休闲方式，达到放松和娱乐的目的，同时闲暇时间增加了接触有益健康知识、进行健康社会交往的概率。但超时劳动强制挤占了受雇者的闲暇时间，造成个体在职业场域中始终保持密集劳动消耗水平，引发身体透支，损害心理健康。再次，在工业化和理性化逐渐加强的现代社会中，为了与市场工作的规律性特征相适应，个体需要有意识地遵从刚性时间规则。但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社会生活和劳动力市场中的最小时间单位不断减小，有些工作岗位甚至用秒来精确计算工作内容。超时劳动的受雇者更容易体验到时间的稀缺性，以及对时间减少的担忧。尤其是超时劳动还会造成期望时间配置和实际时间配置间的冲突，当期望的闲暇因工作任务被推迟或取消，就会产生愤怒和沮丧等情绪，从而对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3.超时劳动影响健康的性别差异
在验证了超时劳动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后，接下来要驗证的第二个问题是：超时劳动对健康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呢？本文基于CLDS 2014年数据，使用29个省份作为高层变量，构建超时劳动和性别交互项的多层次模型，结果如表5所示。
根据LR检验，多层次随机截距模型显著改善了四个模型的估计结果。在基准模型一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受访者的自评健康水平下降，这与个体的生理机能相关，因为人体的新陈代谢速度会随年龄增长而放缓，一些有害健康的物质不能被身体及时清理，造成免疫力下降，生病的可能性上升;在婚状态的受访者自评健康更差，这可能与在婚状态的受雇者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相关，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失衡会对健康造成冲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受访者，自评健康水平也越高，一方面教育能够提升收入，减小受雇者的生活压力，另一方面，教育也能让个体接触到更多促进健康的知识;随着收入的增长，受访者的自评健康也实现了上升。收入高者的健康水平更好，这是因为收入高的个体具有更大的消费选择权，能够购买更多改善健康的医疗服务与商品;体力劳动者和非体力劳动者的自评健康水平没有显著差异;工作强度越高，受访者的自评健康越低，这是因为工作强度高的个体需要过度透支自身的体力或脑力，这严重超出了身体自然承受能力，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对工作价值的感知越负面，受访者的自评健康越差，因为工作价值与自身期望的偏离，工作成为一种负担，这会导致受雇者产生身心俱疲的不适感，腐蚀身体健康。
在基准模型二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受访者的心理健康水平逐渐上升，这可能与受雇者的职业成就相关，年长者因为资历丰厚，能够具有更高的职业地位，在工作场域中拥有更高的支配和控制权力，因此心理健康水平较高。此外，对中国人价值观念影响深远的儒家学说也提倡“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等观念，思想文化的引导也让年龄大的受雇者在心态方面更加平和;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收入和职业对受访者的心理健康均不具备显著影响;工作强度越大的受访者，其心理健康水平越低，这与受雇者承担的工作责任感过重相关，过高的工作期望与现实完成情况可能会产生偏差，对心理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对工作价值的负面评价意味着个体对工作的兴趣与期望大幅降低，这可能会导致受雇者产生沮丧、角色无能和角色不清等心理问题，造成心理疾病。
在自评健康模型中，以男性不超时劳动者为参照类，女性不超时劳动者（性别一次项）的自评健康风险显著增加0.076个单位，男性超时劳动者（超时劳动一次项）的自评健康风险显著增加0.074个单位，女性超时劳动者（交互项）的自评健康风险显著增加0.22个单位（0.076+0.074+0.070）;在心理健康模型中，同样以男性不超时劳动者为参照类，女性不超时劳动者（性别一次项）的心理健康风险显著增加0.521个单位，男性超时劳动者（超时劳动一次项）的心理健康风险显著增加0.391个单位，女性超时劳动者（交互项）的心理健康风险显著增加1.325个单位（0.521+0.391+0.413），说明超时劳动的女性在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上都处于最劣势的地位。
针对上述实证结果，本文认为：性别差异起源于两性分工的差异，“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强化了社会性别角色，同时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性别观念。1949年以来，为充分实现性别平等，保障女性劳动者权益，国家将性别平等写入宪法，并且在2012年11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将性别平等作为基本国策写入报告。但是社会文化具有一定滞后性，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的交融促成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矛盾地位：一方面，女性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充分发挥自身潜力，完成更多的市场工作;另一方面，因为家庭性别劳动分工的持续存在，尤其是女性在生育等行为上难有替代性安排，造成女性在非市场工作时间配置上具有偏好。超时劳动的存在使得职场女性不仅需要应对市场工作和闲暇之间的冲突，还要耗费
更多精力应对市场工作和非市场工作之间的冲突，造成了超时工作女性的“双重时间冲突”，激化了她们时间配置的矛盾，增加了女性健康风险的发生概率。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时间配置的视角，研究了超时劳动对受雇者健康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严格的因果检验模型显示，超时劳动对受雇者的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都存在负面影响，并且这种消极影响在女性群体中更加明显。在社会生活领域中，时间安排表达了个体生活的基本节奏与规律，市场工作时间、非市场工作时间和闲暇之间一旦失衡，就会导致劳动者生活节奏紊乱，对其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虽然超时劳动在短期内能够增加产出，但它会造成受雇者的健康受损，或是让受雇者产生职业倦怠感，对工作丧失兴趣，这反而抑制了工作组织的长远发展。
本研究有如下启示：首先，用人单位应该重视管理方式创新，增强受雇者的工作自由支配力度，释放更大的闲暇潜力，为受雇者创造更加丰富多元和健康的生活体验，提升他们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将十九大“健康中国战略”落到实处。其次，用人单位还要充分认识到女性员工在组织文化、组织形象与工作环境方面的潜在的、长期的积极作用，重视性别平等，关爱女性发展，积极承担工作组织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对处于生育期、哺乳期与更年期的女性受雇者，应该通过岗位任务调整、团结协助、弹性工作制度等方式，帮助女性员工协调工作与家庭生活方面的冲突，降低由此引发的健康风险。此外，有些超时劳动的存在与受雇者自身工作效率低下有关，这需要受雇者充分意识到时间配置的重要性，积极学习工作技能，争取在工作时间内高效率完成任务，主动脱离超时劳动的工作状态，提高身心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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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方 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