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青萍晚年在《自述》里说：“人生是漫长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然而对我来说，在人生的长河中唯有画笔与我相随，除了绘画，此生别无他求。”其实她的一生，尤其是从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她是被归入“另册”中艰难活着的。
　　1979年，66岁的李青萍“右派”改正，住所是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小屋，凹居小巷深处，三面都是别人家的墙壁，因此只有门没有窗。
　　给来人印象深刻的是，李青萍耿耿于怀的并不是“右派”“左派”“冤案”“错案”等政治概念，而是“我没有危害社会，也没有妨碍别人，为什么不让我画画”。
　　出生于1911年11月的李青萍，1930年代初在上海新华美专求学时，遇到了自己第一个伯乐：汪亚尘。在汪亚尘的安排下，傅雷曾用一个暑假给李青萍单独讲授西方美术和音乐。
　　从美专毕业后，李青萍来到马来西亚成为一名教员。抗战爆发后，李青萍参加了南洋华侨的救亡募捐，也正是在南洋，李青萍迎来艺术上的收获。
　　在徐悲鸿的推介下，1941年12月，李青萍的画展在吉隆坡举行了。1942年春，在汪亚尘的帮助下，又在上海、武汉举行了画展。1943年2月李青萍又去了日本，在东京、横滨、大阪等地举行了个人画展。同年，接着又在北京、天津、青岛、南京、苏州、上海等地举办了个人画展。
　　那个年代她在艺术上是很活跃的，但她的这些艺术活动都是在沦陷区，也就是在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汪伪政权下，她成为一名风头甚劲的年轻女画家。抗战胜利后，1946年，李青萍在上海举办画展时被逮捕，以汉奸嫌疑提起诉讼，9个月零三天后，因查无实据，无罪开释。
　　之后被安排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但在随后开始的“镇反”运动中，李青萍成了抗拒运动的典型：在“镇反”运动中，李青萍厌倦了反复的有关“镇反”的学习讨论，甚至公开抱怨这样总是开会影响了她的创作。人美社领导认为李青萍抗拒“镇反”，决定将她遣返回原籍。
　　为此，在文化部大门口她堵住了正要上车的周扬。结果被警卫架走送到北京收容遣送站。1955年7月，李青萍被遣送回荆州。
　　当地为解决她的生活和工作，安排她去了文化馆做临时工，主要就是打扫卫生，每月发生活费20元。李青萍吸取了在北京时的教训，在政治学习时，不多说话，只是保持沉默。
　　但在随后的“大鸣大放”为党提意见的“整风”运动中，李青萍又一次落入众矢之的境况：同事批评她对整风运动麻木不仁，对党没有感情。最终，已经47岁的她成了被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被下放煤场和茶场劳动改造。
　　1961年11月，李青萍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回到家的李青萍被安排到街道工厂当临时工，靠糊火柴盒领取计件工钱。在后来的“文革”岁月，甚至以捡拾垃圾为生……但是，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她只要有可能，只要有能拿来画画的纸和颜料，她就不会停下画画的梦。
　　80年代，随着政策的落实，李青萍在一些热心人士的帮助下，又开始恢复了绘画的创作生活，也迎来了自己在艺术上迟到的再次“成名”。她的有着强烈印象派风格的绘画作品，为她赢取了荣誉和地位，她的生活和环境都随之有了很大的改善。
　　李青萍生前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到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画展，再一个就是出版《李青萍画集》。《李青萍画集》在她去世的前一年（2003年秋）正式出版了。但直到她去世，她也没实现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画展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