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中国，多年以来形成了所谓的“投资冲动怪圈”——地方政府谋求经济发展，增加投资、 扩大信贷，致使物价上涨太快，带来通货膨胀隐患，于是中央政府采取紧缩政策调控，却又带来地方发展的诸多难题，如此往复，经济大起大落。
中国经济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和这个“怪圈”相关。这告诉我们：提高经济总量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只有在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质量提升，经济结构才能随之优化。
寻找新一轮改革的着力点
中国的转型不能够照搬国外的增长模式。中国是一个双重转型的国家，第一重是发展转型，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第二重是体制转型，即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跟发展转型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中国这种双重转型在全世界没有先例，所以中国在改革初期只能边探索边前进，当时流行一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对的，当时也只能这么做。
当前，改革终于取得了很大进展，进入了深水区，摸不着石头了。如果河里的石头分布不均匀，摸着摸着又摸回来了，那该怎么办？这种情况下需要有顶层设计，用战略家的眼光统筹安排，从战略高度寻找新一轮改革的着力点。
宏观调控不能替代改革
经济如同人体，若要健康，就必须实现内在机制的完善，必要时“打针吃药”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这只能属于辅助，最重要的还是身体自身的完善。
宏观调控好比外来力量，重要但却是辅助。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宏观调控依赖症”，这种依赖性容易产生误导：既然宏观调控这么灵，还要改革干什么？实际上，这耽误了改革。
只有改革才能解决机制问题，若不依靠改革来健全内在机制，那么越拖到后来，代价会越大，成本会越高，难度也会越大。所以，在宏观调控问题上，应该重在微调，重在预调，一般情况要避免采用。在政府调控与市场发展的关系上，应强调“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各司其责，双管齐下。
初次分配重在机会均等
中国现在的收入分配改革，主要在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强调机会均等——所有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差别则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即优胜劣汰。
在初次分配当中，首先要明确农民的产权，其次要重新分配教育资源，保证城乡教育平等。
二次分配重点应放在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而非增税，但要量力而行，因为其中存在福利刚性问题——福利能多不能减，有了就不能再取消了。中国要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三次分配则要有制度配合。
城镇化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城镇化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改革之一，其主要问题是农民的市民化。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三部分所组成：老城区重在改造，新城区重在发展工业园区，而“新社区”的出发点则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在“新社区”的建设中，需要注意五个方面的工作：注重建设的园林化；处理好垃圾回收使用、清洁生产、污染清理等循环发展问题；做好公共服务；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建设社区管委会，代替村委会。
“新社区”作为城镇化的一部分，可以避免过多的人涌入老城区、新城区，达到“就地城镇化”的效果。
城镇化过程中，首先要解决城市建设经费中的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问题。可借鉴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模式，以城市为主体，发行公共建设投资基金券，这些基金券的利息比银行存款高、比国库券高，购买之后不仅有利息，还可以在项目盈利后分红，对资金有很强的吸引力。
另外，解决城镇化过程中房地产市场价格居高不下的问题，需要从两头入手，一方面土地招标采用“同等技术标准、质量下价格低者中标”的模式，另一方面房产不限购，而限转卖。如此一来，才能将城镇居民的居住问题彻底解决。
国企应成为真正独立的企业
国企改革在最近20年内所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但并未到尽头。
国企改革，应让国企成为自主经营的国企，控股问题由法人治理结构决定，而后由相应的董事参加企业经营决策。在这个过程中，尽量避免一家独大，形成董事会内“百家争鸣”，从而推动企业效率的提升。
国企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企业，将会改变中国的面貌。在这个过程中，国企和民企成为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最终达成共赢。
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国家，在中等收入的道路上前进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这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外乎遭遇了制度陷阱、社会危机和技术陷阱，而这些问题的根源来自于土地问题的持久不解决和国家创新能力的突破乏力。
对中国而言，正在进行的土地确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转型等，都表明中国完全可以避免陷入这种陷阱，这不仅包括“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也包括了高收入阶段可能出现的经济停滞。
进入新时期，最大限度地调动民间积极性，让中国掀起又一个创新和创业高潮，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支点杂志2013年11月刊）
中国经济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和这个“怪圈”相关。这告诉我们：提高经济总量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只有在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质量提升，经济结构才能随之优化。
寻找新一轮改革的着力点
中国的转型不能够照搬国外的增长模式。中国是一个双重转型的国家，第一重是发展转型，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第二重是体制转型，即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跟发展转型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中国这种双重转型在全世界没有先例，所以中国在改革初期只能边探索边前进，当时流行一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对的，当时也只能这么做。
当前，改革终于取得了很大进展，进入了深水区，摸不着石头了。如果河里的石头分布不均匀，摸着摸着又摸回来了，那该怎么办？这种情况下需要有顶层设计，用战略家的眼光统筹安排，从战略高度寻找新一轮改革的着力点。
宏观调控不能替代改革
经济如同人体，若要健康，就必须实现内在机制的完善，必要时“打针吃药”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这只能属于辅助，最重要的还是身体自身的完善。
宏观调控好比外来力量，重要但却是辅助。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宏观调控依赖症”，这种依赖性容易产生误导：既然宏观调控这么灵，还要改革干什么？实际上，这耽误了改革。
只有改革才能解决机制问题，若不依靠改革来健全内在机制，那么越拖到后来，代价会越大，成本会越高，难度也会越大。所以，在宏观调控问题上，应该重在微调，重在预调，一般情况要避免采用。在政府调控与市场发展的关系上，应强调“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各司其责，双管齐下。
初次分配重在机会均等
中国现在的收入分配改革，主要在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强调机会均等——所有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差别则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即优胜劣汰。
在初次分配当中，首先要明确农民的产权，其次要重新分配教育资源，保证城乡教育平等。
二次分配重点应放在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而非增税，但要量力而行，因为其中存在福利刚性问题——福利能多不能减，有了就不能再取消了。中国要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三次分配则要有制度配合。
城镇化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城镇化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改革之一，其主要问题是农民的市民化。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三部分所组成：老城区重在改造，新城区重在发展工业园区，而“新社区”的出发点则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在“新社区”的建设中，需要注意五个方面的工作：注重建设的园林化；处理好垃圾回收使用、清洁生产、污染清理等循环发展问题；做好公共服务；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建设社区管委会，代替村委会。
“新社区”作为城镇化的一部分，可以避免过多的人涌入老城区、新城区，达到“就地城镇化”的效果。
城镇化过程中，首先要解决城市建设经费中的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问题。可借鉴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模式，以城市为主体，发行公共建设投资基金券，这些基金券的利息比银行存款高、比国库券高，购买之后不仅有利息，还可以在项目盈利后分红，对资金有很强的吸引力。
另外，解决城镇化过程中房地产市场价格居高不下的问题，需要从两头入手，一方面土地招标采用“同等技术标准、质量下价格低者中标”的模式，另一方面房产不限购，而限转卖。如此一来，才能将城镇居民的居住问题彻底解决。
国企应成为真正独立的企业
国企改革在最近20年内所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但并未到尽头。
国企改革，应让国企成为自主经营的国企，控股问题由法人治理结构决定，而后由相应的董事参加企业经营决策。在这个过程中，尽量避免一家独大，形成董事会内“百家争鸣”，从而推动企业效率的提升。
国企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企业，将会改变中国的面貌。在这个过程中，国企和民企成为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最终达成共赢。
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国家，在中等收入的道路上前进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这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外乎遭遇了制度陷阱、社会危机和技术陷阱，而这些问题的根源来自于土地问题的持久不解决和国家创新能力的突破乏力。
对中国而言，正在进行的土地确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转型等，都表明中国完全可以避免陷入这种陷阱，这不仅包括“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也包括了高收入阶段可能出现的经济停滞。
进入新时期，最大限度地调动民间积极性，让中国掀起又一个创新和创业高潮，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支点杂志2013年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