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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曾言:“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这段名言演化出的一个概括版就是今日为人所乐道的“同情之理解”。但陈寅恪又特别提醒,“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因此“同情之态度”不应该是单向度的,一个人的,有强烈倾向性的。据杨奎松指教,所谓“同情之理解历史”应该是“同情地理解历史的方方面面”。这句精彩之言正对再思目前的“学衡”研究有提纲挈领之效。
所谓“学衡”研究大致包括《学衡》杂志的研究、与《学衡》相关各人物的研究以及所谓“学衡派”的研究。这些研究既具有各自的独立性,又彼此紧密关联,因此会出现不少共通的问题,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同情地理解历史的方方面面”就应排比各方史料,对照各方史料,厘同考异,彼此参证。但目前“学衡”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出现了不少“笼罩性”史料,同时又存在着不少“灯下黑”型史料,如不对史料问题做一个基本的梳理,则研究之推进大概无从谈起。
从“笼罩性”史料来说,一般一位历史人物留下的史料足够多无疑是学界的福音,但身在福中,不能忘形,我们也应自觉地意识到这种福音同时也意味着一种长久而不自知的笼罩,即当史料留存甚多,同时留存史料中又多细节丰富,描述精细,书写生动的日记、年谱和回忆录,就要警惕是否在被这一历史人物的叙述牵着鼻子走。与《学衡》相关的不少人物都已有了年谱、文集乃至全集,其中尤以吴宓为最多,日记、诗集、自编年谱等几近“完整俱备”。面对丰富的吴宓史料,我们一方面应庆幸有了如此便利的研究条件;另一方面则不应拿起来就用,忽视史料的辨析。如某篇称“阅读吴宓”的文章即说:
《学衡》是一个笑柄,一帮自恃很高的书呆子,刚从国外回来,觉得喝过洋墨水,对“西化”更有发言权,于是匆匆上阵,想一招致敌于死命,事实却证明根本不是对手,刚一出招,就被新文学阵营打得鼻青脸肿。不妨想象一下当时的新文学阵营如何强大,陈独秀和李大钊、鲁迅兄弟,胡适及其弟子罗家伦和顾颉刚,茅盾为理论主笔的文学研究会,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学灯》,这些高人联手,每人吐口唾沫,已足以把《学衡》的人淹死。
这段话当然很生动,但其所述史实却并不坚实。且不说这些人如何能够联起手来,一人一口唾沫,就连《民国日报》的副刊为《觉悟》,而《时事新报》的副刊才是《学灯》这一基本史实都搞错了。为何会搞错呢?源于此文直抄吴宓的《自编年谱》,而未加任何辨析:
与《学衡》杂志敌对者,为:(一)上海“文学研究会”之茅盾(沈雁冰)一派。茅盾时在商务印书馆,任《小说月报》总编辑。(二)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学灯》之编辑邵力子一派。
从“灯下黑”型史料来说,“灯下黑”是指有些史料貌似人人皆知,但却几乎人人没有读过,至少没有读过全文。邓野在《民国的政治逻辑》中就曾批评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的胡风与赵纪彬的争论一文,“其资料仅仅来自胡风的一部论集,特别是对胡风所批评的对方的观点,李泽厚只是采用了胡文中摘引的个别论点,并没有去查阅对方的原文,这不是严谨的态度”。类似的疏失在“学衡”研究中表现得也很明显。如吴宓有一篇一万多字的长文叫作《新文化运动之反应》,发表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十日的《中华新报》上。就我有限阅读范围所及,数十年来无数论著、论文引用了这篇文章,但真正读过全文的实属寥寥无几,其他无一例外都是通过鲁迅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一是之学说》来引用甚至“想象”其间的内容。
这种“灯下黑”型史料的形成既和前述的吴宓留存史料“太多”有关,以致一些學者大概觉得无须再寻找公开出版之外的吴宓文章,又和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地位实在太过重要、太过中心有关。我们经常不自觉地以鲁迅为标准,鲁迅为“是”,其对立面即为“非”,鲁迅为“新”,其对立面即为“旧”,鲁迅为“先进”,其对立面即为“保守”,这就要谈到再思“学衡”研究的第二方面,要“同情地理解历史的方方面面”就必须重新思考那些久而不察的惯用概念如论战、学衡派等,进而反思为何会“久而不察”。
在是非分明,新旧对立,先进与保守厮杀的惯常视野下,“论战”一词似乎不证自明,其实很值得重新讨论。历史学界最近常说,“要为不完整性而奋斗”,说的是历史之中没有完全透明之镜,不要说普通读书人,即使是巨型知识分子也面对着信息的逼仄、通信的迟缓和来源渠道的狭窄。何况除了胡适,鲁迅、吴宓等在当时离巨型知识分子的地位或还有一定距离,可惜我们常用今日鲁、吴的地位来想象他们当年的地位,而造成了相当多的误解。吴宓在《自编年谱》和《日记》中揭示过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鲁迅先生于一九二二年二月九日作《估学衡》一文,甚短,专就第一期立论。此时《学衡》第二期虽已在上海出版,但由海船装运,尚不能到北京”,“以后自第二至七十九期,鲁迅先生似未寓目,亦少谈及”。
可见鲁迅仅仅是读了《学衡》第一期就写下了《估学衡》,鲁迅也未读吴宓笔下的诸种报刊,而只是读了《新文化运动之反应》就写下了《一是之学说》。而从吴宓这方面讲,他也只是有读过北京《晨报副刊》上鲁迅文章的可能,至少在解放前,吴宓对鲁迅的批评文章印象不深,他觉得对自己的“痛攻”来自上海。这一点从一九二二年居商务印书馆要职,颇能纵横捭阖的茅盾的私信中也能窥见一二:
如今《学衡》初出,若不乘此稍稍辩论,又恐“扶得东来西又倒”的青年先入了这些话;所以赶紧订正他们,又很重要。《学灯》本可多主张些,但如今主其事者极怕得罪人,没法;单靠在《觉悟》发表(有些人对于《觉悟》有偏见不知何故,或许因为是国民党机关报的缘故),加之上海方面作文的人亦少。《晨报副刊》连日几篇非常的好,我想法要来请《觉悟》转载一下。
此外亦有学者如付文松、宋声泉等揭示胡适、周作人等仅读了胡先骕《评尝试集》的前四节就开始做激烈回应,对于后四节的内容毫无了解,同时大概也没有兴趣去了解;林纾的名文《论古文之不宜废》长久以来被各路文学史家认为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针锋相对,其实也并非如此。
所谓“学衡”研究大致包括《学衡》杂志的研究、与《学衡》相关各人物的研究以及所谓“学衡派”的研究。这些研究既具有各自的独立性,又彼此紧密关联,因此会出现不少共通的问题,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同情地理解历史的方方面面”就应排比各方史料,对照各方史料,厘同考异,彼此参证。但目前“学衡”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出现了不少“笼罩性”史料,同时又存在着不少“灯下黑”型史料,如不对史料问题做一个基本的梳理,则研究之推进大概无从谈起。
从“笼罩性”史料来说,一般一位历史人物留下的史料足够多无疑是学界的福音,但身在福中,不能忘形,我们也应自觉地意识到这种福音同时也意味着一种长久而不自知的笼罩,即当史料留存甚多,同时留存史料中又多细节丰富,描述精细,书写生动的日记、年谱和回忆录,就要警惕是否在被这一历史人物的叙述牵着鼻子走。与《学衡》相关的不少人物都已有了年谱、文集乃至全集,其中尤以吴宓为最多,日记、诗集、自编年谱等几近“完整俱备”。面对丰富的吴宓史料,我们一方面应庆幸有了如此便利的研究条件;另一方面则不应拿起来就用,忽视史料的辨析。如某篇称“阅读吴宓”的文章即说:
《学衡》是一个笑柄,一帮自恃很高的书呆子,刚从国外回来,觉得喝过洋墨水,对“西化”更有发言权,于是匆匆上阵,想一招致敌于死命,事实却证明根本不是对手,刚一出招,就被新文学阵营打得鼻青脸肿。不妨想象一下当时的新文学阵营如何强大,陈独秀和李大钊、鲁迅兄弟,胡适及其弟子罗家伦和顾颉刚,茅盾为理论主笔的文学研究会,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学灯》,这些高人联手,每人吐口唾沫,已足以把《学衡》的人淹死。
这段话当然很生动,但其所述史实却并不坚实。且不说这些人如何能够联起手来,一人一口唾沫,就连《民国日报》的副刊为《觉悟》,而《时事新报》的副刊才是《学灯》这一基本史实都搞错了。为何会搞错呢?源于此文直抄吴宓的《自编年谱》,而未加任何辨析:
与《学衡》杂志敌对者,为:(一)上海“文学研究会”之茅盾(沈雁冰)一派。茅盾时在商务印书馆,任《小说月报》总编辑。(二)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学灯》之编辑邵力子一派。
从“灯下黑”型史料来说,“灯下黑”是指有些史料貌似人人皆知,但却几乎人人没有读过,至少没有读过全文。邓野在《民国的政治逻辑》中就曾批评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的胡风与赵纪彬的争论一文,“其资料仅仅来自胡风的一部论集,特别是对胡风所批评的对方的观点,李泽厚只是采用了胡文中摘引的个别论点,并没有去查阅对方的原文,这不是严谨的态度”。类似的疏失在“学衡”研究中表现得也很明显。如吴宓有一篇一万多字的长文叫作《新文化运动之反应》,发表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十日的《中华新报》上。就我有限阅读范围所及,数十年来无数论著、论文引用了这篇文章,但真正读过全文的实属寥寥无几,其他无一例外都是通过鲁迅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一是之学说》来引用甚至“想象”其间的内容。
这种“灯下黑”型史料的形成既和前述的吴宓留存史料“太多”有关,以致一些學者大概觉得无须再寻找公开出版之外的吴宓文章,又和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地位实在太过重要、太过中心有关。我们经常不自觉地以鲁迅为标准,鲁迅为“是”,其对立面即为“非”,鲁迅为“新”,其对立面即为“旧”,鲁迅为“先进”,其对立面即为“保守”,这就要谈到再思“学衡”研究的第二方面,要“同情地理解历史的方方面面”就必须重新思考那些久而不察的惯用概念如论战、学衡派等,进而反思为何会“久而不察”。
在是非分明,新旧对立,先进与保守厮杀的惯常视野下,“论战”一词似乎不证自明,其实很值得重新讨论。历史学界最近常说,“要为不完整性而奋斗”,说的是历史之中没有完全透明之镜,不要说普通读书人,即使是巨型知识分子也面对着信息的逼仄、通信的迟缓和来源渠道的狭窄。何况除了胡适,鲁迅、吴宓等在当时离巨型知识分子的地位或还有一定距离,可惜我们常用今日鲁、吴的地位来想象他们当年的地位,而造成了相当多的误解。吴宓在《自编年谱》和《日记》中揭示过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鲁迅先生于一九二二年二月九日作《估学衡》一文,甚短,专就第一期立论。此时《学衡》第二期虽已在上海出版,但由海船装运,尚不能到北京”,“以后自第二至七十九期,鲁迅先生似未寓目,亦少谈及”。
可见鲁迅仅仅是读了《学衡》第一期就写下了《估学衡》,鲁迅也未读吴宓笔下的诸种报刊,而只是读了《新文化运动之反应》就写下了《一是之学说》。而从吴宓这方面讲,他也只是有读过北京《晨报副刊》上鲁迅文章的可能,至少在解放前,吴宓对鲁迅的批评文章印象不深,他觉得对自己的“痛攻”来自上海。这一点从一九二二年居商务印书馆要职,颇能纵横捭阖的茅盾的私信中也能窥见一二:
如今《学衡》初出,若不乘此稍稍辩论,又恐“扶得东来西又倒”的青年先入了这些话;所以赶紧订正他们,又很重要。《学灯》本可多主张些,但如今主其事者极怕得罪人,没法;单靠在《觉悟》发表(有些人对于《觉悟》有偏见不知何故,或许因为是国民党机关报的缘故),加之上海方面作文的人亦少。《晨报副刊》连日几篇非常的好,我想法要来请《觉悟》转载一下。
此外亦有学者如付文松、宋声泉等揭示胡适、周作人等仅读了胡先骕《评尝试集》的前四节就开始做激烈回应,对于后四节的内容毫无了解,同时大概也没有兴趣去了解;林纾的名文《论古文之不宜废》长久以来被各路文学史家认为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针锋相对,其实也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