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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学家，在世界史、亚洲史、日本史、魏晋南北朝史、敦煌学和佛教史等领域均有卓越建树，而且更以其渊博的学识、深厚的造诣、求真的精神、严谨的学风与平实谦和的为人，深受海内外学人的赞誉和推崇。
治学与人生
周一良先生祖籍安徽东至，1913年1月19日生于山东省青岛市。曾祖父周馥早年投军李鸿章幕下，后官至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晚年在其所著《负暄闲语》中，历数清季中国外交之艰难，自谓“我但求有益于国于民，何尝计及一己利害”。祖父周学海于光绪十八年考中进士，授内阁中书，官至浙江候补道。但他心不在仕途而性喜医学，临床医术高明，所著《脉学四种》，《脉义简摩》、《辨脉平脉章句》、《形色外诊简摩》、《伤寒补例》、《读医随笔》等医书均收入《周氏医学丛书》。父亲周叔弢，著名民族实业家、藏书家和文物鉴赏家，一生爱国利民，逝世前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先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高层次传统文化教养的熏陶，这对其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从8岁起，在天津家塾苦读10年，饱读《四书》、《五经》、《古文辞类纂》，学作古文，研读清儒考据著作，所延塾师皆为有真才实学的名士。在其训导之下，周先生古文字学、古典文献、乾嘉朴学的基础坚实，国学根基深厚；兼练书法，工篆刻。11岁起随两位日本家庭教师学习日语4年；15岁起又随英国家庭教师学习英语3年，熟练掌握日语和英语两门语言，于其后的学术发展，功莫大焉。
周先生于1930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1931年入辅仁大学历史系，1932年转回燕京大学历史系做二年级的插班生，1935年毕业。在燕大读本科期间，受到一代史学大家邓之诚（文如）、洪叶（煨莲）诸先生启迪，对魏晋南北朝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复受考据学和史料学的严格训练，精学猛进。读本科期间，即在《燕京学报》上发表处女作《魏收之史学》，质疑定说；还发表了有关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面的译作，展现了科研实力。在邓之诚先生的指教下，以毕业论文《〈大日本史〉之史学》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就读燕大研究院。其间，到清华大学旁听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课，“感到眼前一亮，由衷佩服”，遂对陈先生执弟子礼，倾心听从指教。陈先生对“富而好学”的周先生印象颇佳，特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做助理员。周先生在史语所一年流连难忘，说：“我饱尝到在书海中遨游，自由自在搞研究的乐趣，打下了我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基础，也写出来几篇在这一尚少人耕耘的领域中还算有见地、有内容的文章。对外来说，这短短的一年确是很值得回忆的宝贵的一年。”文中提到的文章，即《南朝境内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论宇文周之种族》等，为学术界所承认。
1939年周先生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入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后改名东亚语言文化系），主修日本语言文学，兼修梵文等多种外语。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间，师从“东方日本学之父”叶理绥教授和梵文名学者柯拉克教授，学业大有长进。与此同时，担任美国陆军特别训练班的日文助教，为打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正义事业尽了一份力量。1944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毕业后，留哈佛任教两年，教授日文。
1946年周先生回国后，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讲授日语和佛教翻译文学。1947年转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年转任历史系教授，担任清华、北大和燕大三所学校的日本史课程的讲授。这一期间，周先生文思如泉涌，先后撰写了《乞货考》、《南齐书丘灵鞠传试译》、《能仁与能祠》、《杂抄考》等涉及魏晋南北朝史、佛教史和敦煌学等领域有分量的论文，足以体现学术水平和专长所在。1949年解放前夕，与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马坚、金克木，清华大学的邵循正，以及燕京大学的翁独健等著名学者，共同组建了学术沙龙东方学会，相互启迪，同求学术真谛。1951年至1952年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
1952年秋院系调整后，周先生调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担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系主任等职；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至2001年谢世，周先生在燕园度过了49个春秋。历年来，在各校讲授的课程，有日文、佛典翻译文学、中国通史（宋代之前）、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亚洲史、历史文选等；历任《世界通史》（四卷本）主编之一、《东方文化丛书》主编之一、《中外文化交流史》主编。历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和名誉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会长等学术兼职。
周先生除通晓英语、日语外，亦学过梵文、法文、德文、俄文、朝鲜文等多种外语，自1955年与翦伯赞先生同行，出席在荷兰举行的青年汉学家大会，至1997年应邀前往日本接受山片蟠桃奖，先后访问荷兰、法国、摩洛哥、巴基斯坦、加纳、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日本、美国、韩国，促进友好交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讲学多次。
自“文化大革命”及粉碎“四人帮”初的12年间，周先生历尽人生的起伏坎坷。在1967年至1968年北大两派激烈的派性争斗期间，曾经被红卫兵抄家、扣发工资，被戴上“反动权威”、“反共老手”、“美国特务”、“老保翻天的急先锋”等一连串的大帽子，被迫接受“喷气式”的揪斗、“罚跪”和“游斗”，饱受人身侮辱。还被解送到历史系在昌平太平庄的教育革命基地或校内民主楼后身的“牛棚”中，遭受“群众专政”名义下的非法拘押和“劳动改造”。1973年服从党组织安排，参加“梁效”的注释组，解说《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的历史典故，发表《诸葛亮与法家路线》，出版《读柳宗元〈封建论〉》。1973年8月，作为中共十大代表进入主席团。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名列治丧委员会，参加守灵。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审查两年。在此期间，周先生并未虚度光阴，而是重拾停顿了30余年的魏晋南北朝研究，熟悉史料，考证物事典故，积累史料，写作札记。
1979年，周先生重新回到历史系，在中国古代史中古研究中心参加教学科研工作，在世界史研究室党支部参加组织生活。此时，虽已年逾花甲，但以老骥伏枥的勤奋精神，埋头魏晋南北朝和日本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担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主持的《人类科学与文明发展史》第三卷编委会委员，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常务副主编，出访日本、法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1985年退休后，愈加奋发有为，成就斐然，先后出版《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出版《中日文化关系史论》、《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周一良集》等学术著述。周先生在中国的日本史研究领域业绩显著，备受同行、晚学后辈的瞩目与尊敬。
1997年周先生患帕金森症，加之在北大燕东园43年居住背阴房屋，因缺少阳光而缺钙，导致多次骨折。虽备受病痛折磨，但依旧耕耘不止，着手翻译江户时代武士道代表作《叶隐》约三分之一篇幅。可惜天不增寿，未来得及完成全文。2001年10月23日夜，在居屋安寝中仙逝，享年88岁。有关周先生的家世和人生感悟著作，主要见于《毕竟是书生》、《郊叟曝言》、《钻石婚杂忆》等。
奠基新中国的日本史研究
周先生自青年时代起，即进入日本史研究领域。早年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时，已关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1934年，在燕大《史学年报》（第2卷第1期）上，发表论文《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史上之贡献》，汉译大谷胜真的《安西四镇之建置及其异同》（《禹贡》第1卷第11期）、内藤湖南的《都尔鼻考》（《禹贡》第2卷第3期），展示了专业研究的潜力和熟练掌握日语的语言优势，颇受好评。业师洪煨莲先生为给燕京大学培养日本史教师，为其指定了毕业论文的题目。周先生谨奉师命，即以《〈大日本史〉之史学》为题，撰成毕业论文，旋刊登于《史学年报》（1935年第2卷第2期）。这篇学位论文分成引言、日本史学史沿革、《大日本史》的编纂、《大日本史》之史学、结论等五部分，重点探讨了《大日本史》编纂者德川光圀、史部及编撰次第、撰人、取材、编撰稽迟原因，及修史的史观、体裁、义例等问题，对“三大特笔及断限”、纪传之确定原则、书法及载文等项展开分析；还对这部史著中的“求是”、“存疑”、“抵触”、“脱误”、“纪传与志之比较”等项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并对史著使用的古汉语，逐一作出评述。这篇学位论文用中国史的传统标准，评论《大日本史》，受到日本学术界的重视。加藤繁教授在其著作《日本史学史》中，“大段引用”周先生的评述。在回忆中，周先生说，“当时对这篇论文题目的意义认识不够”，但“现在看来，这篇文章是中国学者研究并评论日本重要历史著作的第一篇文章，而且引起日本学者的注意与重视，不宜妄自菲薄”。
周先生于1952年到北大历史系开创亚洲史新学科，首先着手日本古代史并兼涉朝鲜、越南的教学科研。原本以中国古代史为专攻领域且作出若干业绩，何以转行？在晚年的回忆中，周先生对其原委作出了解释：“50年代初，北大历史系学习苏联教学计划，准备开设亚洲史的必修课和建立亚洲史教研室。领导提出要我负责，我觉得责无旁贷，毅然放弃从事多年的中国古代史而承担下来，着手草拟亚洲史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培养青年教师。”1958年《亚洲各国古代史》出版，此著是在1956年周先生开设亚洲各国古代史课程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堪称我国亚洲史起步的开篇之作。在《导论》中，周先生强调“亚洲各国史的研究在中国有着无限的前途，是中国历史学工作者应该去开辟的广阔园地”。
除亚洲史之外，周先生还为高年级学生讲授日本史、日本近现代史专题讲座等选修课程，培养研究生。在1956年“向科学进军”年代和所谓“回潮”时期的1962年，撰写了《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以及为诺曼著《明治维新史》的引言、《鉴真的东渡与中日文化交流》、《荣西与南宋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等多篇论文。此外，还在历史学会上宣读论文《日本近代史分期兼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性质》。原本拟撰写论文《明治维新前夕的对外关系》，因1966年“文化大革命”骤至而搁笔。
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的决定，周先生与吴于廑先生共同主编的《世界通史》上古、中古和近代部分共四卷及配套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这套教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者集体撰著的第一部世界通史，为各高校所使用。周先生撰写了近代部分日本明治维新一章，将其定性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此说影响深远。周先生后来评议说：“这部书虽然没有完全摆脱苏联教材的影响，但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西方中心论观点，增加了亚非拉部分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许多观点采取了一般流行的说法，材料比较新鲜，一般来说，比苏联的教材更适合中国学生”。
改革开放后日本史研究的集大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思想解放浪潮涌动，国内学术研究的环境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日本史研究春回大地，百业待兴，各兄弟院校和社科院学者竞相发表多年积累的成果之时，以沈仁安先生为首的北大历史系日本史组，按照周先生加强日本史研究基础性工作的建议，数年之间埋头翻译自1959年三联书店出版远山茂树《日本史入门》之后，被“文化大革命”中断了的入门续编翻译工作，向国内同行介绍反映六七十年代以来日本学者研究动向，接连发表有关近代、战后日本史学史的论文，以至国内同行开玩笑地说，北大日本史组只会翻译资料，或者介绍日本学者的史观和流派，不会研究日本史本身的问题。多年过去，回过头来反思，应该说北大历史系日本史组在中国日本史研究热潮乍兴之初，做一些不乏奉献意义的基础性工作，还是值得的。
至晚年，周先生犹笔耕不辍，在日本文化特性、日本民族性格、中日文化交流、古代和近代文化人物、中日文化关系史论等方面，发表学术论文、访谈录或撰写序言近30篇。其中，《围绕汉字的中日文化交流》、《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选择问题》、《中日文化的异与同》、《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日本推理小说与明清的考据之学》、《入唐僧圆珍与唐朝史料》、《荣西与南宋时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几个侧面》、《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中日人民友好关系与文化交流》、《扶桑四周》等15篇新作和此前所撰写的《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等论文，收录在《中日文化关系史论》和《周一良集》第四卷《日本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卷之中，积累发表总字数60余万。其他如《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史上之贡献》、《〈大日本史〉之史学》、《新井白石论》、《日本推理小说与明清考据之学》、《关于日本文化》等论文，以及多篇序文，均收入《周一良集》第四卷。
周先生的论著《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是在退休后，再治日本史旧业的成果积累。此著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江户时期各种文化现象和人际交流等问题。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收录论文18篇，论题涉及中外文化关系、中日文化交流关系和明治维新等研究领域。
此外，周先生还与邓懿先生合译美国学者霍尔的《日本：从史前到现代》，独译新井白石的《折焚柴记》。周先生在中国的日本史研究领域业绩显著，备受晚学后辈的尊敬。退休后，像吴廷璆、邹有恒先生一样，被推选为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相当于获得中国日本史研究终身成就奖的荣誉。
1997年，周先生以论著《中日文化关系史论》，获得当年日本山片蟠桃学术大奖。这个大奖相当于国际日本文化研究的“诺贝尔奖”，每年从世界各国的申报者中遴选一名。此前这个奖项已颁发14届，多半颁发给欧美学者，亚洲学者仅颁发过一位韩国学者。因此，周先生是中国学者获此国际学术奖项的第一人，为我国日本史研究终于赢得了迟到的荣誉。
治史经验与人生感悟
周先生不仅学术著述丰厚，而且毫无保留地将治史的经验传诸学生，教书育人，诲人不倦（以下多处涉及方法论的内容，均以笔者之一汤重南于1993年7月专访周先生的笔录为据）。
周先生在谈到如何研究历史时，指出：“学习和研究某一时期的历史，首先要弄清楚时间、地点和人物。”他说，“在时、地、人这样的历史框架之外，还有类似骨骼的成分，这就是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这些方面的典章制度问题。”周先生认为，要先读通史中的有关部分，然后读有关这一时期的断代史，如果有志于从事历史研究，就必须广泛掌握原始史料，同时还应该参考国内外学者的著述。谈到史料时，周先生完全赞成并引用了著名史学家翦伯赞的名言：“史料譬如一堆散乱在地上的大钱，必须用一根绳子才能把它们贯串起来，这根绳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说，“若不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认真掌握并且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显然是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历史学工作者的。”
周先生认为，治史的根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要写出真实的历史，反映历史的真相，必须端正态度，实事求是。不回避、不曲解、不臆断、不渲染，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再不能因某种政治原因而歪曲历史了，无论如何也不行。周先生强调“实事求是”的态度，强调“四不”，是对自身包括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研究所走过的坎坷道路的深刻反思和总结。在1999年中山大学举行的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周先生在书面发言中作了真诚的自我批判：“至于写柳宗元《封建论》和诸葛亮法家思想等等，这些文章那就完全是曲其所学，阿谀世道了。而我当时还很自豪，以为用自己所学的古代文献为当时的无产阶级政治服了务。这真是参加造神运动，自己信神崇神的丑恶结果，完全违背了陈先生要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指导之下来做研究的教导，是完全应该接受破门之罚的。”
周先生总结一生的治史体会时说：“早年进学，受的是乾嘉朴学教育；在解放前的大学阶段和研究所中，又受到了西方近代史学的训练；建国后，进而逐渐树立了另外两个观点：唯物的与辩证的，进入了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阶段。我今天的看法是，这三种类型的训练有一共同之点，即要求历史必须真实或尽量接近于真实，不可弄虚作假，编造篡改。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成为‘后事之师’，起参考、借鉴以至教育的作用。而研究历史最根本的态度和方法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如何才能实事求是呢？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应当具备鲜明的辩证观点，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能由此而及彼，因小以见大；看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看到纷纭错杂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到历史是辩证地发展。如果说五十年来我的学问多少有些进步的话，那就是由于初步建立了这些观点。”
谈到史学研究的方法时，周先生自谦说用的是“笨法子”。这个法子就是要下工夫从搜集原始史料入手，进而尽力将有关代表性著述逐一读过，然后才运用各种方法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周先生在讲课时，经常强调两个治学方法。第一个方法是，西方人讲读书要“Read between the lines”，即功夫在字里行间，从书本身的字里行间中探寻历史的真相，才会有更深刻的体会。换言之，读史书，必认真读懂，从字里行间发现问题，这是史学研究者必备的能力。第二个方法源自洪煨莲先生，即研究历史需要掌握五W：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处）、What（何事）、How（如何做）。周先生说，“解放之后，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历史。于是感到这五个W不够了。因为只有这五个方面，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所以我给同学谈学习历史的方法时，在介绍这五个W之后，补充说，还有一个最大的W，洪先生当年没有提到，这就是Why——为什么”。周先生说，“只有对于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做出解释，说明它为什么如此，讲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说出个道理，解答了为什么，才能算真正抓住了历史。”这样，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几个基本要素，通过讲解六个W而得到了通俗易懂的说明。周先生不仅这样说，而且也是这样开展研究的。在《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新井白石论》、《说宛》等论文中，不难看出着眼六个W的研究要素，深入浅出，如层层剥笋、拨云观月，不仅阐释事件、人物乃至词语的变迁的经纬而知其然，亦揭示其内在逻辑关系，究明发展的原动力而知其所以然，或揭示真实历史面目，或新说迭出，或正本清源，或而独成一家之言。这或许就是周先生运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来进行研究，学术成果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并得到国内外学术界高度评价的秘密所在。
周先生十分重视史学研究的借鉴作用。除了重视其学术上的价值外，他还强调其现实意义。早在周先生的本科毕业论文《〈大日本史〉之史学》的结论中，他就强调：“历史之学其究竟仍在于经世致用，非仅考订记述而已。惟其所以用之者代有不同，人有不同，自孔子作《春秋》之寓褒贬别善恶，至近世之倡唯物史论，一例也。”在不经意间，道出了中国人研究外国史，其中包括日本史研究的治学传统。
作为新中国世界史、日本史新兴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且数十年来风雨兼程，周先生对我国日本史、世界史发展的长短得失的评述，可谓一语中的。他说：“再放眼世界来看，今天外国史学界流行着不少学派和观点，出版了不少著作，听说还时兴用社会学、民族学等方法研究历史。依我看来，方法和途径可以多种多样，最后用来解释历史的观点，还是两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我们的态度是，在人类历史发展以及涉及理论性问题的根本解释上，应当坚持历史唯物论。但在某些问题上，只要是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研究成果，都应该学习、吸收，为我所用。只有吸取一切有益的研究成果，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周先生总结说：“总之，我们在学术上要放眼世界，不能闭关自守，盲目自大，不能再满足于过去那样夸夸其谈，只谈规律、意义等抽象的大问题，而不去脚踏实地从具体问题具体史料搞起。另一方面，也不能妄自菲薄，看见人家五花八门的学说观点，就目迷心眩，丢掉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道理。解放以后，为了纠正过去史学界只钻牛角尖，把史料当作史学，见木而不见林，因而强调理论、观点，强调大处着眼，强调观其会通，原是必要的，但忽略了对具体事件、人物、制度的细致深入的研究，因而慢慢地流入空疏，好为大言高论，变成了通病。”因此，周先生提议：“我们正应当总结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历史经验教训，把历史的学习与研究推上正确的道路。”
周先生治学之造诣深厚，包括考据学功底之扎实，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他对考据学的理解和把握是：“其实，考据只是一种方法。梁启超把清儒治学概括为六个步骤：第一曰注意，第二曰虚己，第三曰立说，第四曰搜证，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这六个步骤确能代表清儒方法。胡适先生的有名的八个大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实际也是梁氏六个步骤的进一步浓缩概括，精神是一致的。”周先生在评介学习考据学的入门之书时说：“回忆我60年前在私塾中，最喜读王引之《经义述闻》和王国维《观堂集林》，对其中举证之详赡丰富，分析推理之细腻周到，极为折服。”
治史与为人关联密切。走过80余年的人生路，经历过解放前后的两种世道，咀嚼“文化大革命”百味，周先生概括的人生感悟是：“我这个人，由于青少年时的教养，受孔孟之道的影响还是比较深的。我总觉得，他们的许多话指出了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因而包含一些起码的做人的道理。即使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人们的价值观因社会变化而有异，孔孟的某些教导依然照旧有其意义与作用。我最所服膺的，是孔子所自称的‘吾道一以贯之’。亦即曾参所解释：‘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注更明确：‘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在人际关系上，我曾自诩有知人之明，更有自知之明。我想这是我群众关系较好的原因，实际也是忠恕之道的推衍。忠与恕的信念之外，四十年来，我逐渐树立了另外两个观点：唯物的与辩证的。我深深感到，有这四条信条‘垫底儿’，处顺境时不至于忘乎所以，处逆境时也没有疾首痛心。”周先生还说：“有一部小书名《袖中锦》，其中有‘四事不可久恃’一条云：‘世间有四事不可久恃——春寒、秋热、老健、君宠’。我看这段话兼包自然规律及社会规律，既唯物，又辩证。八十年代以来，渐渐感觉自己年纪老起来，也感觉自己头脑清醒、思想开阔起来，每每标举这段话告朋友，现再录于自传之末，既以自警，又以劝人。”周先生经历多次“折腾”而发出的上述感言，虽篇幅不长，但无一不是真情实感，可谓玑珠字字。今日读之，眼前不禁浮现出先生亲切和蔼的音容笑貌，令人感慨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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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与人生
周一良先生祖籍安徽东至，1913年1月19日生于山东省青岛市。曾祖父周馥早年投军李鸿章幕下，后官至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晚年在其所著《负暄闲语》中，历数清季中国外交之艰难，自谓“我但求有益于国于民，何尝计及一己利害”。祖父周学海于光绪十八年考中进士，授内阁中书，官至浙江候补道。但他心不在仕途而性喜医学，临床医术高明，所著《脉学四种》，《脉义简摩》、《辨脉平脉章句》、《形色外诊简摩》、《伤寒补例》、《读医随笔》等医书均收入《周氏医学丛书》。父亲周叔弢，著名民族实业家、藏书家和文物鉴赏家，一生爱国利民，逝世前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先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高层次传统文化教养的熏陶，这对其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从8岁起，在天津家塾苦读10年，饱读《四书》、《五经》、《古文辞类纂》，学作古文，研读清儒考据著作，所延塾师皆为有真才实学的名士。在其训导之下，周先生古文字学、古典文献、乾嘉朴学的基础坚实，国学根基深厚；兼练书法，工篆刻。11岁起随两位日本家庭教师学习日语4年；15岁起又随英国家庭教师学习英语3年，熟练掌握日语和英语两门语言，于其后的学术发展，功莫大焉。
周先生于1930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1931年入辅仁大学历史系，1932年转回燕京大学历史系做二年级的插班生，1935年毕业。在燕大读本科期间，受到一代史学大家邓之诚（文如）、洪叶（煨莲）诸先生启迪，对魏晋南北朝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复受考据学和史料学的严格训练，精学猛进。读本科期间，即在《燕京学报》上发表处女作《魏收之史学》，质疑定说；还发表了有关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面的译作，展现了科研实力。在邓之诚先生的指教下，以毕业论文《〈大日本史〉之史学》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就读燕大研究院。其间，到清华大学旁听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课，“感到眼前一亮，由衷佩服”，遂对陈先生执弟子礼，倾心听从指教。陈先生对“富而好学”的周先生印象颇佳，特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做助理员。周先生在史语所一年流连难忘，说：“我饱尝到在书海中遨游，自由自在搞研究的乐趣，打下了我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基础，也写出来几篇在这一尚少人耕耘的领域中还算有见地、有内容的文章。对外来说，这短短的一年确是很值得回忆的宝贵的一年。”文中提到的文章，即《南朝境内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论宇文周之种族》等，为学术界所承认。
1939年周先生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入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后改名东亚语言文化系），主修日本语言文学，兼修梵文等多种外语。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间，师从“东方日本学之父”叶理绥教授和梵文名学者柯拉克教授，学业大有长进。与此同时，担任美国陆军特别训练班的日文助教，为打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正义事业尽了一份力量。1944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毕业后，留哈佛任教两年，教授日文。
1946年周先生回国后，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讲授日语和佛教翻译文学。1947年转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年转任历史系教授，担任清华、北大和燕大三所学校的日本史课程的讲授。这一期间，周先生文思如泉涌，先后撰写了《乞货考》、《南齐书丘灵鞠传试译》、《能仁与能祠》、《杂抄考》等涉及魏晋南北朝史、佛教史和敦煌学等领域有分量的论文，足以体现学术水平和专长所在。1949年解放前夕，与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马坚、金克木，清华大学的邵循正，以及燕京大学的翁独健等著名学者，共同组建了学术沙龙东方学会，相互启迪，同求学术真谛。1951年至1952年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
1952年秋院系调整后，周先生调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担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系主任等职；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至2001年谢世，周先生在燕园度过了49个春秋。历年来，在各校讲授的课程，有日文、佛典翻译文学、中国通史（宋代之前）、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亚洲史、历史文选等；历任《世界通史》（四卷本）主编之一、《东方文化丛书》主编之一、《中外文化交流史》主编。历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和名誉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会长等学术兼职。
周先生除通晓英语、日语外，亦学过梵文、法文、德文、俄文、朝鲜文等多种外语，自1955年与翦伯赞先生同行，出席在荷兰举行的青年汉学家大会，至1997年应邀前往日本接受山片蟠桃奖，先后访问荷兰、法国、摩洛哥、巴基斯坦、加纳、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日本、美国、韩国，促进友好交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讲学多次。
自“文化大革命”及粉碎“四人帮”初的12年间，周先生历尽人生的起伏坎坷。在1967年至1968年北大两派激烈的派性争斗期间，曾经被红卫兵抄家、扣发工资，被戴上“反动权威”、“反共老手”、“美国特务”、“老保翻天的急先锋”等一连串的大帽子，被迫接受“喷气式”的揪斗、“罚跪”和“游斗”，饱受人身侮辱。还被解送到历史系在昌平太平庄的教育革命基地或校内民主楼后身的“牛棚”中，遭受“群众专政”名义下的非法拘押和“劳动改造”。1973年服从党组织安排，参加“梁效”的注释组，解说《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的历史典故，发表《诸葛亮与法家路线》，出版《读柳宗元〈封建论〉》。1973年8月，作为中共十大代表进入主席团。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名列治丧委员会，参加守灵。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审查两年。在此期间，周先生并未虚度光阴，而是重拾停顿了30余年的魏晋南北朝研究，熟悉史料，考证物事典故，积累史料，写作札记。
1979年，周先生重新回到历史系，在中国古代史中古研究中心参加教学科研工作，在世界史研究室党支部参加组织生活。此时，虽已年逾花甲，但以老骥伏枥的勤奋精神，埋头魏晋南北朝和日本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担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主持的《人类科学与文明发展史》第三卷编委会委员，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常务副主编，出访日本、法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1985年退休后，愈加奋发有为，成就斐然，先后出版《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出版《中日文化关系史论》、《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周一良集》等学术著述。周先生在中国的日本史研究领域业绩显著，备受同行、晚学后辈的瞩目与尊敬。
1997年周先生患帕金森症，加之在北大燕东园43年居住背阴房屋，因缺少阳光而缺钙，导致多次骨折。虽备受病痛折磨，但依旧耕耘不止，着手翻译江户时代武士道代表作《叶隐》约三分之一篇幅。可惜天不增寿，未来得及完成全文。2001年10月23日夜，在居屋安寝中仙逝，享年88岁。有关周先生的家世和人生感悟著作，主要见于《毕竟是书生》、《郊叟曝言》、《钻石婚杂忆》等。
奠基新中国的日本史研究
周先生自青年时代起，即进入日本史研究领域。早年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时，已关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1934年，在燕大《史学年报》（第2卷第1期）上，发表论文《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史上之贡献》，汉译大谷胜真的《安西四镇之建置及其异同》（《禹贡》第1卷第11期）、内藤湖南的《都尔鼻考》（《禹贡》第2卷第3期），展示了专业研究的潜力和熟练掌握日语的语言优势，颇受好评。业师洪煨莲先生为给燕京大学培养日本史教师，为其指定了毕业论文的题目。周先生谨奉师命，即以《〈大日本史〉之史学》为题，撰成毕业论文，旋刊登于《史学年报》（1935年第2卷第2期）。这篇学位论文分成引言、日本史学史沿革、《大日本史》的编纂、《大日本史》之史学、结论等五部分，重点探讨了《大日本史》编纂者德川光圀、史部及编撰次第、撰人、取材、编撰稽迟原因，及修史的史观、体裁、义例等问题，对“三大特笔及断限”、纪传之确定原则、书法及载文等项展开分析；还对这部史著中的“求是”、“存疑”、“抵触”、“脱误”、“纪传与志之比较”等项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并对史著使用的古汉语，逐一作出评述。这篇学位论文用中国史的传统标准，评论《大日本史》，受到日本学术界的重视。加藤繁教授在其著作《日本史学史》中，“大段引用”周先生的评述。在回忆中，周先生说，“当时对这篇论文题目的意义认识不够”，但“现在看来，这篇文章是中国学者研究并评论日本重要历史著作的第一篇文章，而且引起日本学者的注意与重视，不宜妄自菲薄”。
周先生于1952年到北大历史系开创亚洲史新学科，首先着手日本古代史并兼涉朝鲜、越南的教学科研。原本以中国古代史为专攻领域且作出若干业绩，何以转行？在晚年的回忆中，周先生对其原委作出了解释：“50年代初，北大历史系学习苏联教学计划，准备开设亚洲史的必修课和建立亚洲史教研室。领导提出要我负责，我觉得责无旁贷，毅然放弃从事多年的中国古代史而承担下来，着手草拟亚洲史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培养青年教师。”1958年《亚洲各国古代史》出版，此著是在1956年周先生开设亚洲各国古代史课程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堪称我国亚洲史起步的开篇之作。在《导论》中，周先生强调“亚洲各国史的研究在中国有着无限的前途，是中国历史学工作者应该去开辟的广阔园地”。
除亚洲史之外，周先生还为高年级学生讲授日本史、日本近现代史专题讲座等选修课程，培养研究生。在1956年“向科学进军”年代和所谓“回潮”时期的1962年，撰写了《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以及为诺曼著《明治维新史》的引言、《鉴真的东渡与中日文化交流》、《荣西与南宋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等多篇论文。此外，还在历史学会上宣读论文《日本近代史分期兼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性质》。原本拟撰写论文《明治维新前夕的对外关系》，因1966年“文化大革命”骤至而搁笔。
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的决定，周先生与吴于廑先生共同主编的《世界通史》上古、中古和近代部分共四卷及配套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这套教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者集体撰著的第一部世界通史，为各高校所使用。周先生撰写了近代部分日本明治维新一章，将其定性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此说影响深远。周先生后来评议说：“这部书虽然没有完全摆脱苏联教材的影响，但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西方中心论观点，增加了亚非拉部分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许多观点采取了一般流行的说法，材料比较新鲜，一般来说，比苏联的教材更适合中国学生”。
改革开放后日本史研究的集大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思想解放浪潮涌动，国内学术研究的环境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日本史研究春回大地，百业待兴，各兄弟院校和社科院学者竞相发表多年积累的成果之时，以沈仁安先生为首的北大历史系日本史组，按照周先生加强日本史研究基础性工作的建议，数年之间埋头翻译自1959年三联书店出版远山茂树《日本史入门》之后，被“文化大革命”中断了的入门续编翻译工作，向国内同行介绍反映六七十年代以来日本学者研究动向，接连发表有关近代、战后日本史学史的论文，以至国内同行开玩笑地说，北大日本史组只会翻译资料，或者介绍日本学者的史观和流派，不会研究日本史本身的问题。多年过去，回过头来反思，应该说北大历史系日本史组在中国日本史研究热潮乍兴之初，做一些不乏奉献意义的基础性工作，还是值得的。
至晚年，周先生犹笔耕不辍，在日本文化特性、日本民族性格、中日文化交流、古代和近代文化人物、中日文化关系史论等方面，发表学术论文、访谈录或撰写序言近30篇。其中，《围绕汉字的中日文化交流》、《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选择问题》、《中日文化的异与同》、《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日本推理小说与明清的考据之学》、《入唐僧圆珍与唐朝史料》、《荣西与南宋时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几个侧面》、《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中日人民友好关系与文化交流》、《扶桑四周》等15篇新作和此前所撰写的《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等论文，收录在《中日文化关系史论》和《周一良集》第四卷《日本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卷之中，积累发表总字数60余万。其他如《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史上之贡献》、《〈大日本史〉之史学》、《新井白石论》、《日本推理小说与明清考据之学》、《关于日本文化》等论文，以及多篇序文，均收入《周一良集》第四卷。
周先生的论著《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是在退休后，再治日本史旧业的成果积累。此著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江户时期各种文化现象和人际交流等问题。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收录论文18篇，论题涉及中外文化关系、中日文化交流关系和明治维新等研究领域。
此外，周先生还与邓懿先生合译美国学者霍尔的《日本：从史前到现代》，独译新井白石的《折焚柴记》。周先生在中国的日本史研究领域业绩显著，备受晚学后辈的尊敬。退休后，像吴廷璆、邹有恒先生一样，被推选为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相当于获得中国日本史研究终身成就奖的荣誉。
1997年，周先生以论著《中日文化关系史论》，获得当年日本山片蟠桃学术大奖。这个大奖相当于国际日本文化研究的“诺贝尔奖”，每年从世界各国的申报者中遴选一名。此前这个奖项已颁发14届，多半颁发给欧美学者，亚洲学者仅颁发过一位韩国学者。因此，周先生是中国学者获此国际学术奖项的第一人，为我国日本史研究终于赢得了迟到的荣誉。
治史经验与人生感悟
周先生不仅学术著述丰厚，而且毫无保留地将治史的经验传诸学生，教书育人，诲人不倦（以下多处涉及方法论的内容，均以笔者之一汤重南于1993年7月专访周先生的笔录为据）。
周先生在谈到如何研究历史时，指出：“学习和研究某一时期的历史，首先要弄清楚时间、地点和人物。”他说，“在时、地、人这样的历史框架之外，还有类似骨骼的成分，这就是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这些方面的典章制度问题。”周先生认为，要先读通史中的有关部分，然后读有关这一时期的断代史，如果有志于从事历史研究，就必须广泛掌握原始史料，同时还应该参考国内外学者的著述。谈到史料时，周先生完全赞成并引用了著名史学家翦伯赞的名言：“史料譬如一堆散乱在地上的大钱，必须用一根绳子才能把它们贯串起来，这根绳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说，“若不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认真掌握并且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显然是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历史学工作者的。”
周先生认为，治史的根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要写出真实的历史，反映历史的真相，必须端正态度，实事求是。不回避、不曲解、不臆断、不渲染，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再不能因某种政治原因而歪曲历史了，无论如何也不行。周先生强调“实事求是”的态度，强调“四不”，是对自身包括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研究所走过的坎坷道路的深刻反思和总结。在1999年中山大学举行的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周先生在书面发言中作了真诚的自我批判：“至于写柳宗元《封建论》和诸葛亮法家思想等等，这些文章那就完全是曲其所学，阿谀世道了。而我当时还很自豪，以为用自己所学的古代文献为当时的无产阶级政治服了务。这真是参加造神运动，自己信神崇神的丑恶结果，完全违背了陈先生要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指导之下来做研究的教导，是完全应该接受破门之罚的。”
周先生总结一生的治史体会时说：“早年进学，受的是乾嘉朴学教育；在解放前的大学阶段和研究所中，又受到了西方近代史学的训练；建国后，进而逐渐树立了另外两个观点：唯物的与辩证的，进入了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阶段。我今天的看法是，这三种类型的训练有一共同之点，即要求历史必须真实或尽量接近于真实，不可弄虚作假，编造篡改。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成为‘后事之师’，起参考、借鉴以至教育的作用。而研究历史最根本的态度和方法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如何才能实事求是呢？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应当具备鲜明的辩证观点，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能由此而及彼，因小以见大；看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看到纷纭错杂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到历史是辩证地发展。如果说五十年来我的学问多少有些进步的话，那就是由于初步建立了这些观点。”
谈到史学研究的方法时，周先生自谦说用的是“笨法子”。这个法子就是要下工夫从搜集原始史料入手，进而尽力将有关代表性著述逐一读过，然后才运用各种方法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周先生在讲课时，经常强调两个治学方法。第一个方法是，西方人讲读书要“Read between the lines”，即功夫在字里行间，从书本身的字里行间中探寻历史的真相，才会有更深刻的体会。换言之，读史书，必认真读懂，从字里行间发现问题，这是史学研究者必备的能力。第二个方法源自洪煨莲先生，即研究历史需要掌握五W：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处）、What（何事）、How（如何做）。周先生说，“解放之后，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历史。于是感到这五个W不够了。因为只有这五个方面，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所以我给同学谈学习历史的方法时，在介绍这五个W之后，补充说，还有一个最大的W，洪先生当年没有提到，这就是Why——为什么”。周先生说，“只有对于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做出解释，说明它为什么如此，讲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说出个道理，解答了为什么，才能算真正抓住了历史。”这样，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几个基本要素，通过讲解六个W而得到了通俗易懂的说明。周先生不仅这样说，而且也是这样开展研究的。在《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新井白石论》、《说宛》等论文中，不难看出着眼六个W的研究要素，深入浅出，如层层剥笋、拨云观月，不仅阐释事件、人物乃至词语的变迁的经纬而知其然，亦揭示其内在逻辑关系，究明发展的原动力而知其所以然，或揭示真实历史面目，或新说迭出，或正本清源，或而独成一家之言。这或许就是周先生运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来进行研究，学术成果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并得到国内外学术界高度评价的秘密所在。
周先生十分重视史学研究的借鉴作用。除了重视其学术上的价值外，他还强调其现实意义。早在周先生的本科毕业论文《〈大日本史〉之史学》的结论中，他就强调：“历史之学其究竟仍在于经世致用，非仅考订记述而已。惟其所以用之者代有不同，人有不同，自孔子作《春秋》之寓褒贬别善恶，至近世之倡唯物史论，一例也。”在不经意间，道出了中国人研究外国史，其中包括日本史研究的治学传统。
作为新中国世界史、日本史新兴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且数十年来风雨兼程，周先生对我国日本史、世界史发展的长短得失的评述，可谓一语中的。他说：“再放眼世界来看，今天外国史学界流行着不少学派和观点，出版了不少著作，听说还时兴用社会学、民族学等方法研究历史。依我看来，方法和途径可以多种多样，最后用来解释历史的观点，还是两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我们的态度是，在人类历史发展以及涉及理论性问题的根本解释上，应当坚持历史唯物论。但在某些问题上，只要是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研究成果，都应该学习、吸收，为我所用。只有吸取一切有益的研究成果，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周先生总结说：“总之，我们在学术上要放眼世界，不能闭关自守，盲目自大，不能再满足于过去那样夸夸其谈，只谈规律、意义等抽象的大问题，而不去脚踏实地从具体问题具体史料搞起。另一方面，也不能妄自菲薄，看见人家五花八门的学说观点，就目迷心眩，丢掉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道理。解放以后，为了纠正过去史学界只钻牛角尖，把史料当作史学，见木而不见林，因而强调理论、观点，强调大处着眼，强调观其会通，原是必要的，但忽略了对具体事件、人物、制度的细致深入的研究，因而慢慢地流入空疏，好为大言高论，变成了通病。”因此，周先生提议：“我们正应当总结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历史经验教训，把历史的学习与研究推上正确的道路。”
周先生治学之造诣深厚，包括考据学功底之扎实，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他对考据学的理解和把握是：“其实，考据只是一种方法。梁启超把清儒治学概括为六个步骤：第一曰注意，第二曰虚己，第三曰立说，第四曰搜证，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这六个步骤确能代表清儒方法。胡适先生的有名的八个大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实际也是梁氏六个步骤的进一步浓缩概括，精神是一致的。”周先生在评介学习考据学的入门之书时说：“回忆我60年前在私塾中，最喜读王引之《经义述闻》和王国维《观堂集林》，对其中举证之详赡丰富，分析推理之细腻周到，极为折服。”
治史与为人关联密切。走过80余年的人生路，经历过解放前后的两种世道，咀嚼“文化大革命”百味，周先生概括的人生感悟是：“我这个人，由于青少年时的教养，受孔孟之道的影响还是比较深的。我总觉得，他们的许多话指出了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因而包含一些起码的做人的道理。即使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人们的价值观因社会变化而有异，孔孟的某些教导依然照旧有其意义与作用。我最所服膺的，是孔子所自称的‘吾道一以贯之’。亦即曾参所解释：‘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注更明确：‘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在人际关系上，我曾自诩有知人之明，更有自知之明。我想这是我群众关系较好的原因，实际也是忠恕之道的推衍。忠与恕的信念之外，四十年来，我逐渐树立了另外两个观点：唯物的与辩证的。我深深感到，有这四条信条‘垫底儿’，处顺境时不至于忘乎所以，处逆境时也没有疾首痛心。”周先生还说：“有一部小书名《袖中锦》，其中有‘四事不可久恃’一条云：‘世间有四事不可久恃——春寒、秋热、老健、君宠’。我看这段话兼包自然规律及社会规律，既唯物，又辩证。八十年代以来，渐渐感觉自己年纪老起来，也感觉自己头脑清醒、思想开阔起来，每每标举这段话告朋友，现再录于自传之末，既以自警，又以劝人。”周先生经历多次“折腾”而发出的上述感言，虽篇幅不长，但无一不是真情实感，可谓玑珠字字。今日读之，眼前不禁浮现出先生亲切和蔼的音容笑貌，令人感慨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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