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雨季节，平江府的半园水汽氤氲，梁缨不要空调，宁可坐在园子里，夏日暑气配上空气里几乎肉眼可见的水分，对于从干燥之地北京过来的人，如同一场小型桑拿。四周的园林也让她想起父亲带她在江南一带写生的往事。一晃，四十年了。
　　“那时候我陪父亲在苏州、杭州一带，当时苏州甪直好多小姑娘还戴着包头围巾，穿蓝布褂，很别致的水乡服饰，我父亲画了好多甪直妇女。”在江南的记忆是软糯的，但黄胄却因此对女儿说：江南过于甜美，易消磨斗志，不宜少年人求学。本来想报考浙江美术学院的梁缨因此去了广美，再后来去了德国。
　　现在的苏州姑娘不复当年模样，在苏州博物馆的展厅外，女孩把脸蛋塞进梁缨画作设计成的互动装置里，变身金毛狮的模样，笑嘻嘻自拍。梁缨在苏博的个展《金毛狮，一张皮》，原定展期4月，因为疫情延迟到了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开幕。也因为疫情，开幕式押后到6月补办，“再不来就得直接改闭幕式相见了。”她刚想一乐，手机上又传来了北京新发地疫情的新闻，“咱们这别又刚一出京就回不去了吧？”
　　展厅里最大的几幅作品，都是疫情期间关在家里完成的。长达三米六的《孤独舞台》，金毛狮置身蓝色莽原，表演者还在擎着炫色毛皮，张牙舞爪，不合时宜地虚张声势，本该是喜庆场合的演出，但此刻四下空空荡荡无人喝彩，威风凛凛的狮子，置身巨大的空间背景之中，顿时显得如同玩偶，群山险峻，脚下履冰。“这种孤独和被隔绝的情绪，肯定也是受了疫情的刺激。”

你怎么画都行，就是别像黄胄

　　身为大师的后代，有一个显著的困惑，就是人们总会在你身上寻找你的父辈。“你画得可不像黄胄”到底是一句怎样的评价呢？是应该理解为赞美？质疑？还是贬抑？有时候，光环之下，这些所谓的“艺二代”要用一生来重新确立自我的身份。
　　“中国传统水墨画里相对重视师承观念，所以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你画得不像你父亲？你就有点叛逆，离经叛道，你就没把好的传统给延续下去，到你这儿，就断根了。但是我父亲从来没说过学生要像他，反而他说的是，我的学生要是像我，那他就没出息，一个人应该有他自己的东西，所以他不希望我像他。”
　　梁缨一直记得她在广美学习的时候，同学和老师都挺照顾她，但她最怵的72小时素描课，画着画着就露破绽了，老师们瞅瞅画，再瞅瞅她，眼神就有点狐疑：就这，还黄胄女儿哪？
　　黄胄很宠爱这个小女儿，到哪里参加活动和写生都带着她。黄胄老说，你要有心学，你就在边上看。但他甚少直接指点。除了父親是国画大师，梁缨的母亲也善画，师从中国第一代油画家吕斯百。梁缨从小浸淫在浓厚的艺术氛围里，家中往来无白丁，李可染、李苦禅、吴作人这些大画家都是可把臂同游的常客。黄胄家藏甚丰，她可以直接搬出龚贤、任伯年、陈老莲的原作来临摹。
　　梁缨15岁开始习画，那一年正值“文革”结束，被十年浩劫中断了创作生涯的黄胄也可以相对从容地重拾画笔，但“文革”中积累下来的旧疾发作，一年后，他陷入瘫痪。邓小平访日时送给裕仁天皇的国礼——20米长的《百驴图》，就是黄胄在病榻上完成的。
　　“我年轻的时候就觉得父亲画得好，我跟他去新疆写生，你看他画的新疆姑娘，美丽的眼睛那么瞥一下，多漂亮。他画塔吉克姑娘跳舞，连抖动肩膀的样子都能给画出来。那时候我当然想画得跟他一样好。”照母亲郑闻慧的说法，梁缨在出国前，已经能画得很像黄胄了。
　　梁缨说，是到了德国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在审美和艺术表现手法上，和父亲之间渐渐出现了分野。当时同在德国汉堡美术学院读书的，还有大画家Sigmar Polke的儿子，他们俩在同学眼里，都是背负着巨大阴影的人。
　　梁缨就读的是自由艺术系，这个系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找老师，也鼓励各种不同形式的媒材探索。阴影之下的人如何找到自由？她没完没了地看各种展览，兴之所至地尝试了各种艺术形式：版画、丝网、陶瓷、摄影……“除了木刻没玩过，别的都玩儿了一遍。”
　　当时正是德国新表现主义的好年华，她去看巴塞利兹的展览，巨大的空白上面几个黑点，“当时我看着完全就是中国的水墨黑白画。咱们水墨还讲个墨分五色，还得有个形象，他啥都没有，就几个黑点子。”她站在展厅里犯嘀咕，这画好在哪儿？为什么人家名气那么大？“大师落笔都很肯定，永远不会有模棱两可的线条，这个不分中西。”
　　德国的老师都很鼓励她的水墨探索。一次假期，同学们都走光了，她一个人留在学校，用元书纸和在山西买的糊窗户纸，涂涂画画，算是用绘画作日记，画了一堆，教授看见了，大加赞赏。她一下子醍醐灌顶：原来这也可以是艺术。

　　题材自由，媒介自由，风格自由，自由艺术系把“黄胄女儿”变回了“梁缨”。在德国没有裱画师傅，水墨画无法托底装裱，她就入乡随俗地画在帆布上。回到国内，发现父亲留下了大量上好的老纸，于是又画回宣纸，“宣纸其实是非常好的媒介，它的包容性很强，可以跟很多材料融合。” 绢可以洗，可以修改，但宣纸不行，宣纸会如实反映上面发生过的一切。梁缨在宣纸上用丙烯，用综合材料，做拼贴，浓墨重彩，毫无藩篱感。黄胄画鸡，画鹅，她也画，梁缨画的鸡是桃红色的，跟传统写意花鸟就算有关系也绝对是远亲，取名《小粉红》。

主佛旁边的小仙，才是自由作文

　　此次苏博展厅里最大的一幅作品，《纵然生得好皮囊，腹中原来草莽》，也是一次意外的拼贴作品。梁缨有“练线”的习惯，传统水墨训练之中，画家对线条的抽象和控制能力尤为关键。她常常会画一些大尺幅的作品，用放大的形体来锤炼对线条的把握。每年春节买得年花，就开始画六尺的大画，水仙笔直的长叶子尤其适合练线，每朵花都得有小脸盆子那么大。今年过年她在家临陈老莲的《水浒叶子》。《水浒叶子》原本不过是案头把玩的尺寸，被她画成了真人大小，她在工作室里张挂起来反复打量和实验，最后索性把它们拼贴成巨幅作品。

　　“我在画面里面拼贴了许多图示，比如沈周的竹林，比如右上角的鬼脸，其实是来自西藏的壁画，有些平时练习的时候画的东西就变成了一种素材，把它拼进一个故事里头，产生了另外一种效果。”画面的最下方有一张巨大的熊皮，那也是她临任伯年的作品，作为单幅作品不太满意，拼贴进去倒也觉得浑成。
　　“皮相”在梁缨的创作中也是不时出现的命题，之前她就画过西洋的兽皮地毯，那种厚嘟嘟带绒的质感用中国水墨来表现是极为过瘾的。“外国有一种地毯，是把整个兽皮给卸了，但是保留兽头。我画过一个狗皮毯子，整个那么摊开在会议桌上，旁边都是椅子。我还画过一个裸体的人正在针灸拔火罐，底下是一张破了的皮子，人的肉身上也都是红点和针眼。他们说我的画老变，但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延续性在里面。比如我对皮毛的兴趣，其实就是你的才智和笔法，要跟你想表现的东西相匹配。”
　　春节期间在家看电视，看到舞狮和木偶戏，她很吃惊，她第一次想到，威风凛凛的舞狮，也不过是一张皮子。她马上画了与之相关的作品。提线木偶的哀乐跳俯都身不由己，几根丝线，被一股更大的、隐藏的力量所控制和支配，灰色的水墨漩涡里是木偶面无表情的脸。金毛狮被腹中的小人掌控着，而它上面也悬着许多丝线。
　　梁缨爱画仙人神鬼，学画之初，就对北魏壁画和砖画发生兴趣，少女时代跑去敦煌写生，隋唐的窟都懒得看，专奔着北魏的窟，现在想来都是不复再有的奢侈：坐在特窟里对着飞天画写生，满天仙女乱飞，诸神复活。“只是那时候敦煌的水质太差，去了一开始准得闹肚子，画着画着就得丢下本子往外跑。”
　　她去法海寺看壁画，去山西那些名不见经传但却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小庙里看佛造像，尤其喜欢看主佛旁边那些天王、护法，小仙小鬼儿。历朝历代，主佛都有固定制式，都是命题作文。反倒是旁边那些次要的罗汉、夜叉、力士，仿佛自由作文，充分流露出工匠的性情和想象力。

画成你自己

　　父亲晚年创办的炎黄艺术馆，现在也是梁缨在日常主持。艺术馆按父亲的初衷，传播传统文化和民族美术，梁缨自己的作品，不在艺术馆做展览。随着年龄渐大，她越来越理解了父亲，也在自己身上不断看到父亲。“我的性格像我父亲，但是他特别勤奋，我就比较懒散。”“文革”时期，一家人被拆成几处，父亲为了来探视三个孩子，早上4点钟就起床赶路，为的是8点就能见到孩子，把他们带去前门玩耍。黄胄一生手不停笔不停，但是他画过的无数速写，存世的却只有五百幅左右，其余的，都被画家本人流着眼泪成筐成筐地烧掉了。
　　黄胄说过，“还是改革开放好。24小时可以画画，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我算算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我真正画画的时间，也就五六年时间。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抓紧时间，珍惜大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