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秋之月，“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用始行戮。”（《礼记·月令》）古人讲究顺天应时，秋在五行中属金，性肃杀，主征战、刑罚。“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一个“秋”字点出了一件极为雄豪、壮美的事情。
　　君王田猎，大国军演
　　《周礼》中记载君王四季田猎，分别称作春搜、夏苗、秋狝、冬狩，作为礼仪的田猎被后来的统治者沿袭了下来。
　　田猎这个名字，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融合。猎于田而不是猎于野，这多少意味着一种秩序化、礼仪化的狩猎行为。
　　山东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上古时期的东夷部落在此生存繁衍。夷，《说文》解为“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从弓”意味着射猎与武力，上古射日英雄后羿是东夷的祖先，尚武善射是齐地的风尚。
　　周室初定，东夷之民多怀异心。齐地附近又有莱、杞、阳、谭等小国，它们地处僻远，很少受王室政教的影响，并时常骚扰齐地，齐国统治者不得不枕戈待旦，加强武备。此后，诸侯混战，齐国欲称霸诸侯，就更加依赖军事征伐。
　　随着农业的发达，狩猎的经济色彩渐渐淡化，成为少数依山居民的专门性活动，统治者的游乐之戏。
　　但狩猎却更加表现出军事上的意义。“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执弓挟矢以猎，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在战国之前，狩猎是军事大典，为练兵的综合演习，《史记·魏公子列传》曾记载过，赵国在边境上集结了大批的军队，魏王以为是赵军要进攻魏国，便要调兵遣将以为防备。魏公子无忌的情报灵通，得知是赵王狩猎，这才免去了一场惊慌。一个诸侯王的狩猎就和打仗一样，说明了其规模之大。随着军事战术的变化，狩猎不再作为阅军的大典，而成为帝王的娱乐。汉武帝刘彻是最喜欢狩猎的，“以驰逐野兽为乐”。
　　唐代帝王的狩猎活动，有正规规模庞大的田猎和随意灵活、不拘形式的小型打猎，仲冬季节举行的田猎作为国家一项重要的活动被纳入五礼之一的军礼之中。从《新唐书·礼乐志》的记载可以了解到，唐代帝王的田猎活动气势庞大，从事先的准备到具体的实施过程，从获取的猎物到结束后的分配、赏赐，都有一套复杂的礼仪，宛若一场谋划周密的重大军事战役。
　　唐代田猎不仅注重个人的身体素质、武艺技能，还讲究集体的配合、整体水平的发挥，其特点颇似现代体育中竞技极强的足球比赛。田猎的地点比较空旷，地势比较复杂，或在京城附近，或在较远的其他地区。时间短则1天，长则5天以上。
　　比之田猎，帝王平时的狩猎，规模则比较小，仅有大臣从驾、武士护卫，人员精干，灵活随意，更注重的是个人的体能、胆略、骑射技能和心理素质，地点一般在皇家宫苑和长安城周围的野外山林。其狩猎方式多种多样，有火攻、围猎、网捕、索套、骑马箭射等，有时是几种方法同时使用。
　　清王室起于我国北方的长白山麓，世以狩猎作为练武和谋生的手段，特别是康熙、乾隆两朝，更为重视狩猎，每年都要进行一至二次大的狩猎活动，据《东华录》记载，康熙二十二年开辟了热河木兰围场，把木兰秋猎定做一项大典，集蒙古各部在木兰围猎。康熙曾告诉他的臣下说：“有人谓朕塞外行围，劳苦军士，不知承平日久，岂可遂忘武备！军旅数兴，师武臣力，克底有功，此皆勤于训练之故也。”
　　康熙把几次平定叛乱的功绩，归功于围猎训练之勤，这说明他本人确是从练武出发进行狩猎的。乾隆时还能保持“皆因田猎以讲武事”，其后的几个帝王便把木兰围场作为避暑娱乐之地了。咸丰竟借木兰秋猎之名，逃离京城，放弃对英法联军的抵抗，这与木兰秋猎的本意更是背道而驰。
　　儒家式狩猎
　　《淮南子·原道训》：“陈酒行觞，夜以继日，强弩弋高鸟，走犬逐狡兔，此其为乐也。”由此可见，自古以来，狩猎即是精英阶层的娱乐游戏。
　　“春夏读书，秋冬射猎。”这是曹操在政治失意的青年时期，隐逸乡野时的生活状态，展现了汉朝时代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尚武精神。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射代表了古代儒家对身体技艺的锻炼。
　　王小波在《夜行记》中，借用一位书生的口吻，展现了一种顺应天时的射猎技巧，极具仪式感：“真正会射的人，把射箭当一种艺术来享受。三秋到湖沼中去射雁，拿拓木的长弓，巴蜀的长箭，乘桦木的轻舟，携善凫的黄犬，虽然是去射雁，但不是志在得雁，意在领略秋日的高天，天顶的劲风，满弓欲发时志在万里的一点情趣。隆冬到大漠上射雕，要用强劲的角弓、北地的鸣镝，乘口外的良马，携鲜卑家奴，体会怒马强弓射猛禽时一股冲天的怒意。”
　　千古文人侠客梦，文人虽然体格轻弱，但精神世界却通往英雄气质。由此，中国诞生了大量的狩猎诗歌。唐代最为繁盛，这或许与大唐帝国的气象相关：神血旺盛，筋肉鼓胀。当然，这一传统，最早还要追溯到《诗经》，《齐风》中所展现的东夷风骨构成了齐文化的一个侧面。
　　唐朝有大量的观猎诗，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狩猎人员自己创作的诗篇，他们亲自射鸟击兽，又通过自己的诗歌对这种活动加以表现，给人一种亲切感。《全唐诗》卷一、卷三所收录的唐太宗《帝京篇》之三、《出猎》《冬狩》，唐玄宗的《校猎义成喜逢大雪率题九韵以示群官》都是狩猎活动的纪实之作。《通典》卷一三二《皇帝田狩》对天子狩猎的细则有具体记载：唐太宗、玄宗都是亲自执弓。他们狩猎诗写的是亲身经历和感受。
　　盛唐诗人韦应物的《射雉》也是写自己的狩猎活动。全诗如下：“走马上东冈，朝日照野田。野田双雉起，翻射斗回鞭。虽无百发中，聊取一笑妍。羽分绣臆碎，头驰锦鞘悬。方将悦羁旅，非关学少年。叟弓一长啸，忆在灞城阡。”
　　韦应物武职出身，狩猎是他的本行，这首诗把作者的心理活動和感情变化表现得细致入微，非常耐人寻味。
　　唐代是在农业文明与游牧文化经历了充分的融合之后建立起来的。而以农业文明为主导。这样一来，它的狩猎诗就难免留下农业文明的烙印，流露出对狩猎活动的警惕心理。作为这种心理活动的产物，就是在狩猎诗中表现出对时政的关心和参与，用政治功利对狩猎活动加以规范和诱导。
　　唐太宗《出猎》诗称：“所为除民瘼，非是悦林丛。”他申明自己狩猎的目的是为民除害，而不是贪图享受，否认狩猎是在追求娱乐。这与西方贵族为狩猎赋予的意义截然不同，唐太宗虽有胡人血统，也是一位马上皇帝，但其身上的游牧人格依旧从属于农耕文明下的儒家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