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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冯梦龙《喻世明言》塑造了众多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诸如金玉奴、郑意娘以及王三巧等，她们在婚姻中面临着不同因素导致的婚变，对待婚变的态度存在差异，表现出女性婚姻观中的进步性和落后性，以及女性在婚姻生活追求方面的异同点。
关键词：金玉奴 郑意娘 王三巧
金玉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郑意娘（《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王三巧（《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三者在婚姻生活中都经历了婚变，且原因各异。但她们在面临婚变的过程中，体现出不同的婚姻生活追求，表现出女性婚姻观中的进步性和落后性。
一、婚姻演变
冯梦龙在《喻世明言》中描绘许多女性大胆追求爱情的同时，也描绘出她们婚后的不幸，即婚变，大致模式为：夫妻起初具有美满和谐的生活，后来由于各方面因素（如色、名、利）导致婚变，最后女性进行抉择，或重修于好，或采取反抗手段，以收拾婚变残局。小说设置的婚变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好色、纵欲、重利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思潮。最具典型的作品是《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杨思温燕山逢故人》《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一）《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金玉奴和莫稽的婚变缘于“名”。两人都是很看重门面，其婚姻问题的萌芽早已显现，在金老大备盛席耀门户期间，有乞丐前去捣乱，事后金玉奴自恨门风不好，莫稽也心中不乐。当莫稽乌帽宫袍骑马迎归时，一句“金团头家女婿做了官也”便惹了他一肚子忿气，歹毒忘恩之心已经初见端倪，以致在船头动起恶念将金玉奴推入江中。莫稽虽然清楚妻子才貌出眾，性格贤惠，但是愤恨她家名声不好，于是在妻子落水后，妄想攀高上司，再次娶妻。
金玉奴对丈夫寄予厚望，倾注真情，希望夫荣妻贵，在得知丈夫故意将自己推入江中后，由于潜意识中受到传统妇道观念的浸染，依然不肯改嫁以伤妇节。得知所嫁之人依然是莫稽时，随着一句“休打杀薄情郎，且唤来相见”，对丈夫的处罚戛然而止。更具戏剧性的情节是金玉奴在许氏夫妇劝说下竟然与莫稽重归于好，这一情节设置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却有一定的合理性。就金玉奴来说，一方面她期盼的夫荣妻贵会实现；另一方面，若非门风原因，其夫妻感情一向不错，且深受“三从四德”等儒家伦理纲常的浸染，再加上长辈的极力劝说，她遵循“从父从夫”等规范，原谅莫稽便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金玉奴的行动言语中含有相当多的妥协成分，她的婚变是因为丈夫追求“名”声，混迹官场，欲攀附权贵，而她知道真相后，却仍抱着不改嫁守节的迂腐思想，故而是个十足的卫道者，不懂得反抗，男女平等意识尚未觉醒。
（二）《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郑意娘嫁韩思厚为妻，夫妻情深，因政局动荡，天各一方，离别四年，碰到故人杨思温时都是哭诉丧失对方之痛，思念对方之情，表现出发自肺腑的真情。虽然导致双方不幸婚姻的直接原因是“靖康之乱”，郑意娘在战乱中身亡，人鬼殊途，失去了美满婚姻的现实条件，但是当事人的移情别恋（内部原因）才是最重要的婚变原因，韩郑婚姻发生逆转主要是因为“色”字。
郑意娘对自己的结局有清醒的认识：要么韩思厚重情重义，决不再娶；要么韩思厚生性风流，怜新弃旧。她一方面了解丈夫的个性，明白自己的处境，认为丈夫可能移情别恋；另一方面她为丈夫守节而亡，渴望丈夫重情重义，自己得到相应的尊重和真情。在得知韩思厚另娶他人后，她便怒斥丈夫的忘恩负义，在气愤、悲伤的同时，认清现实，果断争取自己的权利，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平等意识，最后取得成功。郑意娘的反抗力度比金玉奴要大得多，她死后不忘向韩思厚索命，而金玉奴存活于世却仍守得幽闺自怜，两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是卫道者，一个是觉醒者。
（三）《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此篇白话短篇小说突破了女性贞节观的束缚，把蒋兴哥与王三巧置于同等位置，二人婚变缘于“利”字。小说不仅描述出丈夫的过错，而且写出妻子的移情别恋，将悲悯与宽容贯穿情节发展的始终，展现出人性的魅力与温情，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对性爱的尊重，且内容以商人家庭作为描写对象，贴近现实，符合市民阶层的道德观念、审美情趣。
明中叶开始，作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程朱理学已经无法回答和解决现实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心学则反对理学禁欲主义而主张人性的解放，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呼吁个性自由，具有文化启蒙的意义。冯梦龙是晚明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受到心学的影响，强调“情”在人类活动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与既存伦理教条的“理”相互对抗，他认为“发于中情，自然而然”的文学才是最有价值的。冯梦龙创作《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小说中王三巧是三位女性中唯一大胆尊重情欲、敢于出轨的女性，在被丈夫休掉、情人杳无音信的情况下被母亲一番话语开导，便欣然改嫁，彻底颠覆了以往小说中的守节女性形象。
金玉奴、郑意娘、王三巧在婚后均面临婚变的不幸，原因存在差异：金玉奴因丈夫追名，郑意娘因丈夫好色，王三巧因丈夫逐利。在政治环境、人际关系、思想意识和家庭背景的影响下，三人对婚变的态度和婚姻的选择存在差异。郑意娘处于动乱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对丈夫重情重义，虽深知其性情，依然渴望婚姻上的平等，在发现丈夫变心时，敢于抗争，据理力争，使丈夫得到惩罚。金玉奴和王三巧未逢乱世，前者深受封建思想和传统道德的影响，反抗意识并没有觉醒，由于金玉奴愤恨自己门风不好，对丈夫的督促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使得她在意识到丈夫欲溺死自己的真相之后，不满的心理仅表现为对丈夫的斥责，且在义父义母的劝说下，很快妥协圆场，与莫稽重修于好；王三巧则具有鲜明的个性，从开始就看重个人的情感意向，对于婚变结局她应负有很大的责任，然而她藐视贞节，欣然改嫁的行动恰恰实践了晚明重情意、反禁欲的社会观念。冯梦龙在小说中塑造的金玉奴、郑意娘、王三巧三个人物形象对传统女性婚姻观的反叛呈现出逐步加深的趋势，若说金玉奴是固守妇道的卫道者，郑意娘是争取夫妻平等的觉醒者，那么王三巧就是尊重个人情感的实践者。
二、婚姻观异同 在婚变过程中，金玉奴、郑意娘、王三巧三人婚姻观的异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守节问题、夫妻团圆和情欲与理礼关系。
（一）守节问题 贞节是封建伦理规范对女性的特殊要求，包括婚前守护贞操和婚后为夫守节，不同于传统的贞节观，冯梦龙小说体现了以情为标准的新贞节观。金玉奴、郑意娘受到传统妇道观念的浸染，自愿守节，而王三巧则打破了这种传统妇道贞节观的束缚。不管守节与否，均是女性当事人的自主选择，外在因素的影响已经被弱化。小说肯定了女性追求性爱的自由，认为贞节可以自由灵活地服务于人生幸福，并塑造了一些反对女性守节的人物形象，如为金玉奴重新安排婚事的义父义母，坚决训斥王三巧自杀且不以女儿被休为耻的母亲，体现出尊重女性生命和婚姻权利的意识。
三人守节意识轻重程度差异很大，金玉奴对于丧心病狂的薄幸之徒，依旧固守妇道，显得迂腐可怜；郑意娘作为烈性女子，体现出可贵的民族气节，她的自愿守节，是以夫妻处于平等地位作为前提条件的；王三巧不愿守节，欣然改嫁，突破传统妇道和贞节观念的束缚。
在传统社会，守节懂礼、从一而终是对女性单方面的要求，是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反映，而冯梦龙对待守贞尊礼时强化了女性因情而发的主观因素。金玉奴自愿死守贞节，郑意娘守贞的同时，具有平等意识，而王三巧则在打破贞节观的约束，肯定合乎人性健康的性爱，这在当时是一大进步。
（二）夫妻团圆 传统社会婚姻的目的在于“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爱情所占分量很少。古代女性在婚姻中处于附庸和被动地位，丈夫才是家庭和生活的核心，她们受儒家伦理规范的制约，生活内容单调，在深闺中侍夫教子，于是夫妻长相厮守，团圆美满的日子就成为她们心中的期盼。小说在设置情节发展时，夫妻团圆的观念不仅是影响女性言行的直接因素，而且是婚姻演变的重要因素，她们往往受这一观念的影响，对婚姻困境重新审视和抉择。金玉奴本着夫妻团圆、夫荣妻贵的设想，与丈夫莫稽重归于好；郑意娘抱着夫妻情深、阴阳两界可以经受考验的希望，相信丈夫韩思厚的誓言，但最后从现实中清醒过来；王三巧期盼的婚姻生活是夫妻相敬，寸步不离，正是因为丈夫蒋兴哥长期外出，无法实现夫妻团圆的美梦，她才耐不住寂寞，与他人通奸，小说最终又戏剧性地使夫妻二人团圆。
金玉奴的夫妻团圆是在看重功名和门风观念的影响下逐步实现的，带有功利性目的；郑意娘则重誓言，求真情，期望妻贤夫义的团圆日子，却被负心的丈夫亲手扼杀；王三巧希望厮守相依的夫妻团圆，她知恩图报，不仅重情，而且多情。
（三）情欲与理礼 《喻世明言》中女性在选择爱恋和婚姻对象时，强调对真挚情感的追求。郑意娘的守节并非单纯地遵守妇道，而是不惜为对方牺牲，忠于爱情的直接表现。
王三巧是一位大胆地尊重情欲的女性，她敢于打破现状，用实际行动去追求情欲的享受、感官的刺激，这与当时整个社会风气，尤其是新兴的市民阶层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影响分不开，从某种意义上说王三巧的敢想敢做实现了一次女性自我价值的解放，反映出一种全新的市民意识，她的爱情自始至终发乎自然，“在本能需要与道德约束的两难处境中，她表现得豁达而不失善良，真率而不涉淫荡”。王三巧的重情一方面表现在尊重自己的欲望，不管对象是蒋兴哥，还是陈大郎，她真心相待，这正印证了她对厮守相伴夫妻团圆生活的希望，但是爱恋和婚姻对象的商人身份与商业活动的祸福无常，无法为她提供稳定且终日厮守的生活。另一方面，王三巧成为官府家眷后，得知蒋兴哥惹到官司，念及往日恩情，为他求情，最后夫妇团聚，小说这一情节设置，将“情”提升到可与“礼”相抗的地位，且得到官府认同，是晚明以“情”抗“理”思潮的张扬。由此可见，当时市民社会的伦理道德，反对理学禁欲主义，强调个人情感的解放，肯定了女性的情感自由，已经打破了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
然而，明代市民阶层的伦理道德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伦理道德的制约，对情欲的尊重与对理学礼仪的遵守经常矛盾地展现出来。理礼的成分在金玉奴身上表现得比较集中，等级门风观念是其婚变一个原因，传统贞节观的影响以及对“三纲”“五常”的遵守，使她自觉走向了妥协，表现出思想的软弱性。郑意娘与王三巧虽受传统贞节观的影响，但郑氏由守节到敢于抗争，以致亲自惩罚了丈夫，王氏则由欲自缢到未守节改嫁他人，均表明两者已有较深层次的觉醒。
三、落后性和进步性
金玉奴、郑意娘以及王三巧三人的婚姻观念均表现出落后性与进步性的双重特性，金玉奴形象比较呆滞、刻板，郑意娘、王三巧形象则比较丰满，思想意识相对复杂。三人对传统妇道及理礼的反抗程度和对自我主体的认知情况存在差异，具体如下表所示：
女性婚姻观念表现出的进步性和落后性，不仅仅与小说婚变情节中人物的抉择有关，而且与作者思想观念及社会思潮有关。明代市民阶层作为一个以商业活动为存在依据的新兴社会力量，在主张人性解放的进步思想及其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下，使得市民阶层“民主、自由、平等”的积极因素逐步为人们所接受，并在经济生活，尤其在思想意识上产生广泛影响。市民阶层的进步思想与当时日趋严苛的宋明理学产生尖锐矛盾，比如理学讲究义利之辨，而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离开了逐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理学讲究礼义大防，而商人生活的不稳定性，本身就易使家庭纽带松弛，社会关系变形，日益积聚的财富在寻找消耗处的同时，又往往导致人欲横流，冯梦龙将商人家庭作为描写对象时，要面对这一群体本身具有的复杂性。此外，哲学上出现了王学左派反对传统封建道德的思想，肯定了人欲，在显示其积极影响的一面时，也显露出种种偏颇与弊端，造成社会价值观念的失落与堕落。冯梦龙的思想不免受到这些时代风尚的浸染，他受过传统封建道德教育，却又出入阁台楼馆，提出了独特的“情欲”观，所以其笔下的人物形象在体现社会先进思潮的同时，也就打上了时代局限的烙印；在表现市民意识觉醒的同时，又无法彻底摆脱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从而使笔下人物形象體现出进步性和落后性相交织的特征。
参考文献
[1] 冯梦龙编，恒鹤等标校.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喻世明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 高洪钧编著.冯梦龙集笺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177.
[3] 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300.
[4] 马跃.从冯梦龙的情爱观分析“三言”中商贾的婚恋态度[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56.
关键词：金玉奴 郑意娘 王三巧
金玉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郑意娘（《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王三巧（《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三者在婚姻生活中都经历了婚变，且原因各异。但她们在面临婚变的过程中，体现出不同的婚姻生活追求，表现出女性婚姻观中的进步性和落后性。
一、婚姻演变
冯梦龙在《喻世明言》中描绘许多女性大胆追求爱情的同时，也描绘出她们婚后的不幸，即婚变，大致模式为：夫妻起初具有美满和谐的生活，后来由于各方面因素（如色、名、利）导致婚变，最后女性进行抉择，或重修于好，或采取反抗手段，以收拾婚变残局。小说设置的婚变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好色、纵欲、重利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思潮。最具典型的作品是《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杨思温燕山逢故人》《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一）《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金玉奴和莫稽的婚变缘于“名”。两人都是很看重门面，其婚姻问题的萌芽早已显现，在金老大备盛席耀门户期间，有乞丐前去捣乱，事后金玉奴自恨门风不好，莫稽也心中不乐。当莫稽乌帽宫袍骑马迎归时，一句“金团头家女婿做了官也”便惹了他一肚子忿气，歹毒忘恩之心已经初见端倪，以致在船头动起恶念将金玉奴推入江中。莫稽虽然清楚妻子才貌出眾，性格贤惠，但是愤恨她家名声不好，于是在妻子落水后，妄想攀高上司，再次娶妻。
金玉奴对丈夫寄予厚望，倾注真情，希望夫荣妻贵，在得知丈夫故意将自己推入江中后，由于潜意识中受到传统妇道观念的浸染，依然不肯改嫁以伤妇节。得知所嫁之人依然是莫稽时，随着一句“休打杀薄情郎，且唤来相见”，对丈夫的处罚戛然而止。更具戏剧性的情节是金玉奴在许氏夫妇劝说下竟然与莫稽重归于好，这一情节设置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却有一定的合理性。就金玉奴来说，一方面她期盼的夫荣妻贵会实现；另一方面，若非门风原因，其夫妻感情一向不错，且深受“三从四德”等儒家伦理纲常的浸染，再加上长辈的极力劝说，她遵循“从父从夫”等规范，原谅莫稽便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金玉奴的行动言语中含有相当多的妥协成分，她的婚变是因为丈夫追求“名”声，混迹官场，欲攀附权贵，而她知道真相后，却仍抱着不改嫁守节的迂腐思想，故而是个十足的卫道者，不懂得反抗，男女平等意识尚未觉醒。
（二）《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郑意娘嫁韩思厚为妻，夫妻情深，因政局动荡，天各一方，离别四年，碰到故人杨思温时都是哭诉丧失对方之痛，思念对方之情，表现出发自肺腑的真情。虽然导致双方不幸婚姻的直接原因是“靖康之乱”，郑意娘在战乱中身亡，人鬼殊途，失去了美满婚姻的现实条件，但是当事人的移情别恋（内部原因）才是最重要的婚变原因，韩郑婚姻发生逆转主要是因为“色”字。
郑意娘对自己的结局有清醒的认识：要么韩思厚重情重义，决不再娶；要么韩思厚生性风流，怜新弃旧。她一方面了解丈夫的个性，明白自己的处境，认为丈夫可能移情别恋；另一方面她为丈夫守节而亡，渴望丈夫重情重义，自己得到相应的尊重和真情。在得知韩思厚另娶他人后，她便怒斥丈夫的忘恩负义，在气愤、悲伤的同时，认清现实，果断争取自己的权利，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平等意识，最后取得成功。郑意娘的反抗力度比金玉奴要大得多，她死后不忘向韩思厚索命，而金玉奴存活于世却仍守得幽闺自怜，两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是卫道者，一个是觉醒者。
（三）《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此篇白话短篇小说突破了女性贞节观的束缚，把蒋兴哥与王三巧置于同等位置，二人婚变缘于“利”字。小说不仅描述出丈夫的过错，而且写出妻子的移情别恋，将悲悯与宽容贯穿情节发展的始终，展现出人性的魅力与温情，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对性爱的尊重，且内容以商人家庭作为描写对象，贴近现实，符合市民阶层的道德观念、审美情趣。
明中叶开始，作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程朱理学已经无法回答和解决现实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心学则反对理学禁欲主义而主张人性的解放，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呼吁个性自由，具有文化启蒙的意义。冯梦龙是晚明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受到心学的影响，强调“情”在人类活动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与既存伦理教条的“理”相互对抗，他认为“发于中情，自然而然”的文学才是最有价值的。冯梦龙创作《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小说中王三巧是三位女性中唯一大胆尊重情欲、敢于出轨的女性，在被丈夫休掉、情人杳无音信的情况下被母亲一番话语开导，便欣然改嫁，彻底颠覆了以往小说中的守节女性形象。
金玉奴、郑意娘、王三巧在婚后均面临婚变的不幸，原因存在差异：金玉奴因丈夫追名，郑意娘因丈夫好色，王三巧因丈夫逐利。在政治环境、人际关系、思想意识和家庭背景的影响下，三人对婚变的态度和婚姻的选择存在差异。郑意娘处于动乱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对丈夫重情重义，虽深知其性情，依然渴望婚姻上的平等，在发现丈夫变心时，敢于抗争，据理力争，使丈夫得到惩罚。金玉奴和王三巧未逢乱世，前者深受封建思想和传统道德的影响，反抗意识并没有觉醒，由于金玉奴愤恨自己门风不好，对丈夫的督促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使得她在意识到丈夫欲溺死自己的真相之后，不满的心理仅表现为对丈夫的斥责，且在义父义母的劝说下，很快妥协圆场，与莫稽重修于好；王三巧则具有鲜明的个性，从开始就看重个人的情感意向，对于婚变结局她应负有很大的责任，然而她藐视贞节，欣然改嫁的行动恰恰实践了晚明重情意、反禁欲的社会观念。冯梦龙在小说中塑造的金玉奴、郑意娘、王三巧三个人物形象对传统女性婚姻观的反叛呈现出逐步加深的趋势，若说金玉奴是固守妇道的卫道者，郑意娘是争取夫妻平等的觉醒者，那么王三巧就是尊重个人情感的实践者。
二、婚姻观异同 在婚变过程中，金玉奴、郑意娘、王三巧三人婚姻观的异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守节问题、夫妻团圆和情欲与理礼关系。
（一）守节问题 贞节是封建伦理规范对女性的特殊要求，包括婚前守护贞操和婚后为夫守节，不同于传统的贞节观，冯梦龙小说体现了以情为标准的新贞节观。金玉奴、郑意娘受到传统妇道观念的浸染，自愿守节，而王三巧则打破了这种传统妇道贞节观的束缚。不管守节与否，均是女性当事人的自主选择，外在因素的影响已经被弱化。小说肯定了女性追求性爱的自由，认为贞节可以自由灵活地服务于人生幸福，并塑造了一些反对女性守节的人物形象，如为金玉奴重新安排婚事的义父义母，坚决训斥王三巧自杀且不以女儿被休为耻的母亲，体现出尊重女性生命和婚姻权利的意识。
三人守节意识轻重程度差异很大，金玉奴对于丧心病狂的薄幸之徒，依旧固守妇道，显得迂腐可怜；郑意娘作为烈性女子，体现出可贵的民族气节，她的自愿守节，是以夫妻处于平等地位作为前提条件的；王三巧不愿守节，欣然改嫁，突破传统妇道和贞节观念的束缚。
在传统社会，守节懂礼、从一而终是对女性单方面的要求，是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反映，而冯梦龙对待守贞尊礼时强化了女性因情而发的主观因素。金玉奴自愿死守贞节，郑意娘守贞的同时，具有平等意识，而王三巧则在打破贞节观的约束，肯定合乎人性健康的性爱，这在当时是一大进步。
（二）夫妻团圆 传统社会婚姻的目的在于“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爱情所占分量很少。古代女性在婚姻中处于附庸和被动地位，丈夫才是家庭和生活的核心，她们受儒家伦理规范的制约，生活内容单调，在深闺中侍夫教子，于是夫妻长相厮守，团圆美满的日子就成为她们心中的期盼。小说在设置情节发展时，夫妻团圆的观念不仅是影响女性言行的直接因素，而且是婚姻演变的重要因素，她们往往受这一观念的影响，对婚姻困境重新审视和抉择。金玉奴本着夫妻团圆、夫荣妻贵的设想，与丈夫莫稽重归于好；郑意娘抱着夫妻情深、阴阳两界可以经受考验的希望，相信丈夫韩思厚的誓言，但最后从现实中清醒过来；王三巧期盼的婚姻生活是夫妻相敬，寸步不离，正是因为丈夫蒋兴哥长期外出，无法实现夫妻团圆的美梦，她才耐不住寂寞，与他人通奸，小说最终又戏剧性地使夫妻二人团圆。
金玉奴的夫妻团圆是在看重功名和门风观念的影响下逐步实现的，带有功利性目的；郑意娘则重誓言，求真情，期望妻贤夫义的团圆日子，却被负心的丈夫亲手扼杀；王三巧希望厮守相依的夫妻团圆，她知恩图报，不仅重情，而且多情。
（三）情欲与理礼 《喻世明言》中女性在选择爱恋和婚姻对象时，强调对真挚情感的追求。郑意娘的守节并非单纯地遵守妇道，而是不惜为对方牺牲，忠于爱情的直接表现。
王三巧是一位大胆地尊重情欲的女性，她敢于打破现状，用实际行动去追求情欲的享受、感官的刺激，这与当时整个社会风气，尤其是新兴的市民阶层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影响分不开，从某种意义上说王三巧的敢想敢做实现了一次女性自我价值的解放，反映出一种全新的市民意识，她的爱情自始至终发乎自然，“在本能需要与道德约束的两难处境中，她表现得豁达而不失善良，真率而不涉淫荡”。王三巧的重情一方面表现在尊重自己的欲望，不管对象是蒋兴哥，还是陈大郎，她真心相待，这正印证了她对厮守相伴夫妻团圆生活的希望，但是爱恋和婚姻对象的商人身份与商业活动的祸福无常，无法为她提供稳定且终日厮守的生活。另一方面，王三巧成为官府家眷后，得知蒋兴哥惹到官司，念及往日恩情，为他求情，最后夫妇团聚，小说这一情节设置，将“情”提升到可与“礼”相抗的地位，且得到官府认同，是晚明以“情”抗“理”思潮的张扬。由此可见，当时市民社会的伦理道德，反对理学禁欲主义，强调个人情感的解放，肯定了女性的情感自由，已经打破了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
然而，明代市民阶层的伦理道德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伦理道德的制约，对情欲的尊重与对理学礼仪的遵守经常矛盾地展现出来。理礼的成分在金玉奴身上表现得比较集中，等级门风观念是其婚变一个原因，传统贞节观的影响以及对“三纲”“五常”的遵守，使她自觉走向了妥协，表现出思想的软弱性。郑意娘与王三巧虽受传统贞节观的影响，但郑氏由守节到敢于抗争，以致亲自惩罚了丈夫，王氏则由欲自缢到未守节改嫁他人，均表明两者已有较深层次的觉醒。
三、落后性和进步性
金玉奴、郑意娘以及王三巧三人的婚姻观念均表现出落后性与进步性的双重特性，金玉奴形象比较呆滞、刻板，郑意娘、王三巧形象则比较丰满，思想意识相对复杂。三人对传统妇道及理礼的反抗程度和对自我主体的认知情况存在差异，具体如下表所示：
女性婚姻观念表现出的进步性和落后性，不仅仅与小说婚变情节中人物的抉择有关，而且与作者思想观念及社会思潮有关。明代市民阶层作为一个以商业活动为存在依据的新兴社会力量，在主张人性解放的进步思想及其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下，使得市民阶层“民主、自由、平等”的积极因素逐步为人们所接受，并在经济生活，尤其在思想意识上产生广泛影响。市民阶层的进步思想与当时日趋严苛的宋明理学产生尖锐矛盾，比如理学讲究义利之辨，而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离开了逐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理学讲究礼义大防，而商人生活的不稳定性，本身就易使家庭纽带松弛，社会关系变形，日益积聚的财富在寻找消耗处的同时，又往往导致人欲横流，冯梦龙将商人家庭作为描写对象时，要面对这一群体本身具有的复杂性。此外，哲学上出现了王学左派反对传统封建道德的思想，肯定了人欲，在显示其积极影响的一面时，也显露出种种偏颇与弊端，造成社会价值观念的失落与堕落。冯梦龙的思想不免受到这些时代风尚的浸染，他受过传统封建道德教育，却又出入阁台楼馆，提出了独特的“情欲”观，所以其笔下的人物形象在体现社会先进思潮的同时，也就打上了时代局限的烙印；在表现市民意识觉醒的同时，又无法彻底摆脱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从而使笔下人物形象體现出进步性和落后性相交织的特征。
参考文献
[1] 冯梦龙编，恒鹤等标校.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喻世明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 高洪钧编著.冯梦龙集笺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177.
[3] 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300.
[4] 马跃.从冯梦龙的情爱观分析“三言”中商贾的婚恋态度[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