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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网络时代对公共外交和国际舆论斗争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传统的“谎言武器化”舆论斗争策略逐渐被受众所抗拒，“真相武器化”开始成为国际舆论战的全新视角。通过回顾国际舆论斗争的历史脉络，分析“真相武器化”的实质、意义以及不足之处可见，以事实真相作为武器、将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组合出击、把握好信息发布和公开的时机，是当下我们进行公共外交和舆论斗争的最佳选择。
【关键词】真相武器化 公共外交 舆论战
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斗争从最初的短兵相接、长枪大炮延伸出了今天的舆论攻击、话语抹黑。从一战后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到二战时期希特勒的“舆论一律”，再到今天的国际网络舆论话语场争夺，国际舆论斗争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愈演愈烈。舆论战的本质就是激起人们对敌人的仇恨，维系与盟国以及中立国的关系，瓦解敌方的斗志。①
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后真相”“假新闻”等概念逐渐走入人们的视线。特朗普频繁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通过编造假新闻来攻击共和党，维护民主党的权益。从国际视角看，通过扭曲事實、掩盖真相来攻击他国的行为更是屡见不鲜。短短两年中，英国广播公司就曾炮制出英国货车案、“新疆少数民族被迫体力劳动”、将中国反恐演练演绎成拘捕民众等多起假新闻事件。
媒介从来不单单是传播信息的途径，更是有力的无形武器。作为武器的谎言终将被揭穿，只有真相和事实才是捍卫自身利益、反击恶意势力的有力武器。今年年初，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接连“翻车”不仅降低了媒体的公信力，也使得谎言武器不再为各国政府奉为圭臬。作为国际舆论斗争的一个全新视角，“真相武器化”（Weaponized Truth）应运而生。
2020年10月15日，在美国陆军协会年会（AUSA）上，美国陆军第三军公共事务处总监迈尔斯·卡金斯上校（Col. Myles Caggins）提出了“真相武器化”这一概念。2020年6月和8月，卡金斯在接受采访时也曾使用“真相武器化”来描述美军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信息战和公共外交战略，强调要用真相化的信息来统治网络信息环境，在公众信息战（public communication warfare）中掌握主动权。②③
一、从“谎言武器”到“真相武器”：当代国际舆论斗争的历史溯源
自从大众媒体诞生以来，舆论战就成为国际斗争的重要形式。古代虽没有舆论战这一概念，但舆论战却已被运用到当时的战争之中。陈胜、吴广鱼腹藏书，商汤的《仲虺之诰》，凯撒、亚历山大大帝的煽动性演讲都是舆论战的体现。除国家之间的战争外，宗教势力的竞争与扩张同样依赖着舆论的力量。中世纪，基督教通过绘画、戏剧、布道等方式宣传教义，扩张基督教的势力。④彼时的舆论战囿于传播媒介和时空的限制，其形式往往以人际传播为主。伴随着报纸、广播等大众媒介的诞生，当代国际舆论斗争开始出现。
（一）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国际舆论斗争的嬗变
舆论战最初诞生于战争之中，现代战争通过经济封锁遏制敌人，用宣传迷惑敌人，以军事力量给予敌人致命一击，宣传成为军事压力和经济压力之外的第三大工具。⑤
一战中，英、美、法、德等国将报纸等大众媒介用于宣传战。当时，美国还成立了以乔治·爱德华·克里尔（George Edward Creel）为首的新闻委员会，专门用于一战的战时宣传。⑥彼时的战时宣传往往充满着谎言与欺骗。例如为了赢得中立国的支持，英国将德国人埋葬士兵尸体的照片配字为“通往肥皂厂路上的德国人尸体”，⑦用于抹黑德军形象，激起中国人对德国人的抵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广播、电影等新的大众媒介的出现为舆论战提供了全新的手段。日本的“东京玫瑰”和德国的“轴心萨利”都是二战时期面向美军进行广播的女性播音员。她们通过发布暗示和误导性的信息，试图瓦解美军士气。⑧朝鲜战争中，美军通过炸弹面对朝鲜军人散发传单，传单上印有“投降或死亡！继续战斗，你就会被杀！投降，你可以得到良好的食物、医疗保健和舒适的宿舍！”等信息。⑨
二战结束后，虽然国与国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逐渐减少，但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仍未停歇，舆论战也越来越成为国际斗争的重要形式。20世纪60年代，电视作为视听媒介开始成为大众传播的重要手段，通过电视进行舆论引导和公共传播成为这一时期舆论斗争的新选择。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的电视已经普及，电视媒体中播放的铺天盖地的新闻，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美国的反战思想，加速了美国在越南战场的失败。⑩
进入21世纪，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效率大幅提升。网络空间的争夺也成为国际舆论争端的重要冲突领域。通过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渠道发动舆论战也逐渐成为国际舆论争端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随着2016年特朗普的上台，国家领袖通过使用社交媒体，直接进行政治传播、发动舆论攻势，国家间的舆论斗争正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二）以打造谎言为重要特征的当代国际舆论斗争
回顾以上国际舆论斗争的起源，我们可以发现彼时的国际舆论战虽然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经历了形式和技术上的变迁，但是其中的舆论战策略往往是以打造谎言为主，将谎言武器化（Weaponized Lies），通过编造谎言和扭曲事实对敌方形成攻击。
当下，谎言武器化依然是国际舆论斗争中经常使用手段。《纽约时报》记者丹尼尔·列维廷（Daniel Levitin）在其专著《谎言武器化》中，详细介绍了美国新闻业大量使用虚假的数字和错误的信息来攻击其他党派，“假新闻（fake news）”和“后真相”事件大量涌现。11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一黑天鹅事件引发了一系列后真相事件的爆发。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全球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假新闻，用于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的互相攻击。独立事实核查机构（PolitiFact）发现，特朗普发布的70%的信息为假消息或基本为假消息，而希拉里的假消息比例也达到26%。12 为了攻击中国、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英国广播公司等西方媒体长期炮制针对我国新疆地区的假新闻议题，包括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等等，还打造出了以郑国恩（Adrian Zenz）为代表的以編造谎言攻击中国为生的极右翼反华分子。不少反华分子还长期在推特、脸书、优兔等国外社交媒体冒充我国新疆公民，编造相关经历来抹黑中国政府。
不难发现，在当代国际舆论斗争中，不论是西方国内的党派之争，还是国家之间的舆论攻势，以编造谎言为武器的舆论策略成为发动舆论战的重要形式。
（三）后真相的反噬与谎言武器的失效
谎言的大行其道，假新闻的甚嚣尘上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使得编造谎言方取得舆论战的暂时胜利，但是后真相事件的频繁出现也产生了显而易见的负面效果。首先，媒体的公信力出现断崖式下跌。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Gallup）202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报道全面（fully）、准确（accurately）和公正（fairly）的情况下，仅有40%的美国民众选择相信媒体。13而英国广播公司作为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传媒机构，也因为近些年频繁的不实报道、扭曲事实，而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民众抵制。
其次，政府的权威性和公正性遭到质疑。特朗普政府通过炮制一系列假新闻来提升自身声誉，倚仗抹黑其他党派竞争者来赢得选举。例如教皇支持特朗普参选、希拉里病重、希拉里出售武器给伊拉克伊斯兰国（ISIS）等。14当真相暴露后，这些假新闻不攻自破，美国民众对于特朗普政府的信任程度也随之大幅下降，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其连任失败。
最后，传统公共外交和舆论战的谎言化武器也在逐渐失效。随着“后真相”的概念被越来越多民众所接受，“假新闻”已经不再如以往一般大行其道。媒体公信力的下降、政府权威性的下跌，也使得民众面对一则消息时往往会保持更高的怀疑态度，事实核查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虚假信息的蔓延。15
二、网络时代“真相武器化”的概念与意义
通过以上事件可以发现，以谎言为武器的舆论战策略可能在一时取得较好的成效，但随着真相的公开，谎言总有被揭穿的一天。因此，只有“真相武器化”才是国际舆论斗争中最有效且稳定的公共外交和国际舆论策略。
（一）“真相武器化”的实质与要求
卡金斯认为，“真相武器化”是以受众为中心，通过媒体来反击错误信息的一种传播手段。卡金斯在演讲中提到，虽然社交媒体传播速度最快，但是他认为传播信息最有效的方式仍然是传统媒体。他会将信息传递给记者，并在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的完整信息，防止敌人通过扭曲事实来攻击己方，用武器化的真相来主导信息环境 。16“真相武器化”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舆论宣传与公共信息治理：
首先，“真相武器化”强调以事实真相为武器，即将事实放在了舆论斗争的首要地位。哈贝马斯将真相表示为“有根据的主张”或“不论我们何时何地进行讨论时，都可以将其确定为正当的共识”。17真相本身具有准确性和客观性，有充足的证据用于佐证，因此即使面临事实核查，真相依然能够成立。所以保持新闻的真实性可以提升信息本身的说服力和可信度，为公共外交和舆论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其次，在网络时代，“真相武器化”以传统媒体报道为基础，搭配社交媒体组合出击。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公民新闻和用户生成内容（UGC）成为可能，公民新闻也成为继大众媒体这个“第四权（Fourth Estate）”之后的“第五权（Fifth Estate）”。18一方面，公民新闻通过社交媒体获得了大量受众，产生了大规模的影响；19另一方面，传统媒体记者也可通过社交媒体与受众建立起更直接的联系。20传统媒体凭借其自身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报道新闻，而社交媒体通过其即时性和极强的时效来进一步传播新闻。因此，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也达到了相辅相成的传播结构。
最后，“真相武器化”强调了信息发布与公开的主动性。正如卡金斯在美国陆军协会年会演讲中提到的，“真相武器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掌握公共信息环境的治理权，因此在进行信息发布与公开时必须要掌握主动权。主动权一方面体现在发布的时机，即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进行信息公开，把握舆论的引导权；另一方面，还可以在事件发生时留存说服性的证据，如视频、照片、录音等，待合适时机予以公布，凭借信息的全面性和真实性抢夺主动权。
（二）“真相武器化”的现实意义与局限
“真相武器化”强调以事实真相作为公共外交与舆论斗争的武器，与过往以谎言为重要特征的舆论战相比，“真相武器化”具有以下优势与意义：
首先，“真相武器化”有助于掌握国际舆论场的控制权。掌握公共信息环境的治理权是“真相武器化”的一个重要目的和出发点，而“真相武器化”则从内容、渠道和时间三个维度，提升了一国政府进行舆论斗争的优势。在内容层面，以真实性为基础的新闻报道和公开信息具有牢固的说服性和可信度，是争夺舆论斗争主动权最有力的武器。在渠道层面，以传统媒体为基础、搭配社交媒体组合出击的传播结构则是最大限度利用了Web2.0时代的传播优势，在保障报道权威性和真实性的同时，尽可能提升传播的速度和效率。在时间维度方面，“真相武器化”强调把握舆论的引导权，掌握信息发布的先机或是选择合适时机予以发布。
其次，“真相武器化”还可稳定国内外受众情绪，维护社会稳定。美国心理学家布雷姆（Brehm）的心理抗拒理论认为，公众选择权的受限会引发受众产生抗拒心理，21进而诱发社会的消极情绪。22而“真相武器化”强调信息发布的全面性和真实性，提供给了受众充足的信息和选择范围，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公众抗拒心理的产生，进而稳定社会情绪。
虽然“真相武器化”与“谎言武器化”相比有诸多显著优势，但是在实际的国际舆论工作中，我们也同样面临着许多困难与挑战。我们必须承认仍存在传而不播、传播效果薄弱的可能。目前，当今世界的国际传播格局依然是西强我弱的局面，即使是在掌握了事件真相的前提下，由于主要的传播媒介依然把持着西方媒体受众，这些真相能否被全球受众真正了解，仍是一个值得在运用中不断探索的问题。 三、在“真相武器化”時代掌握舆论主动权：以加勒万舆论战为例
2020年6月，中印双方在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发生激烈肢体冲突，事件导致中方4人牺牲、1人重伤，印军20人死亡。事件发生后，我军战士的伤亡情况在当时并未得到大范围的报道和关注，直至2021年2月，时隔8个月后，《解放军报》正式报道了此次事件。随后，央视、外交部、国防部等媒体和部门也对于此事予以了回应。
在我国媒体对此次事件进行广泛报道后，社会舆论空前一致，绝大部分都是对战士的牺牲表示敬意、哀悼，对我军的英勇御敌表示支持，对印方的无端挑衅表示愤慨。回顾此次事件的舆论走向，真相也成为有力回击谣言和负面舆论的有效武器，而如何运用这种武器化的思路，是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引导舆情、掌握舆论主动权的关键。
（一）以事实真相为武器
2021年2月19日，《解放军报》首次刊发《英雄屹立喀喇昆仑——走近新时代卫国戍边的英雄官兵》一文，全面报道了加勒万事件。随即，央广军事也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随着两大官媒的发声，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平台也开始出现冲突现场视频、烈士个人信息介绍、事件发生始末、烈士抚恤政策、烈士家人采访等细节信息，事件的全貌逐渐呈现在公众视野之中。
真相是舆论斗争最有力的武器。《解放军报》首先提供了一手信源，揭示了事件的来龙去脉。随后社交媒体的同步传播，则从不同侧面补充了事件的背景、细节等等。在24小时之内，在回应社会关切的同时，媒体确保了报道的真实和客观。此次事件中，我国媒体通过真实、客观、全面的报道，把握舆论的主动权，做了有效的事实转化，回击了印方的不实报道与谎言攻击。
（二）以事实传播为武器平台
此次事件相关报道以《解放军报》和央广军事两家传统媒体作为开端，提供了权威、客观的事件信息，随后迅速通过社交媒体得到了广泛传播，甚至达到了刷屏式传播。一时间，打开微博、抖音和微信公众号，均是围绕此事进行的各个角度的相关报道。这种官媒和社交媒体的互动形成了有效的传播合力，显著增强了传播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事件中，我国相关部门对于社交媒体的事实审核工作也在快速进行。极少数互联网“大V”在微博等社交媒体抹黑事实、诋毁英烈，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删除了相关信息，并严格依法依规追究其应有责任。在传播真相的同时，也在时刻警惕谣言的产生和蔓延。
（三）把握事实公开与发布的时机
从2020年6月事件发生到2021年2月事件公开，整整8个月的时间我国媒体都没有公开具体信息。之所以保持了8个月的高度克制，选择在这一时间节点进行报道，是因为该地区局势已然降温，中印双方达成了一定谅解，国内舆论环境也相对平稳，此时公开不会产生过多的负面舆情。
此外，我军还在事件公开后的第一时间对烈士家人进行抚慰和褒奖，并对烈士进行嘉奖。这一举措是对事实的一种延伸，代表民众表达了对英雄的敬意，防止了消极社会情绪的蔓延。总而言之，选择在此时公开和发布信息是我军衡量了国内外舆论环境、做好了万全准备之后确定的时间节点，将发布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网络时代，国与国之间的舆论斗争愈发激烈，如何能在网络舆论空间中占据主动、取得网络公共外交和舆论战的胜利，也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思考的课题。传统的以谎言为武器的舆论战模式显然已经没有说服力。只有将事实作为武器、牢牢占领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的阵地、选择合适的时机公开发布信息，才是当下我们进行公共外交和舆论斗争的最佳选择。目前，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虽然一时间难以得到彻底扭转，但尝试在现有框架内，努力提升传播效果、加强传播的策略和技巧，应成为我们进行国际舆论斗争和公共外交可以努力的方向。
周庆安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刘勇亮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Lasswell， H. D. ， Street， C. ， & Strong， J. . （1938）. 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②Seth Frantzman. （September 21， 2020）. The Information War： An inside look at America’s ‘word warriors’ in Syria and Iraq. Long War Journal. Retrieved from https：//www.longwarjournal.org/archives/2020/09/the-information-waran-inside-look-at-americas-word-warriors-in-syria-and-iraq.php.
③Dave Chace. （June 24， 2020）. Guest Post： 46 Questions for Public Affairs Operators. Max Disclosure. Retrieved from https：//maxdisclosure. com/2020/06/24/guest-post-46-questions-for-public-affairs-operators/.
④Cohen， E.， & Menache， S. （1986）. Holy wars and sainted warriors： Christian war propaganda in the middle ag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6（2）， 52-62.
⑤Lasswell，1938，同1。
⑥Bean， W. E. （1941）. The accuracy of creel committee news， 1917-1919： An examination of cases. Journalism Quarterly， 18， 263-272. ⑦Lasswell，1938，同1。
⑧W， David Sloan. （2014）. The Media in America： A History. Los Angeles： Vision Press
⑨Kim， S.， & Haley， E. （2018）. Propaganda strategies of Korean war-era leafle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 37（6）， 937–957.
⑩Luti， W. J. （2018， Jan 30）. Did fake news lose the vietnam war？ Wall Street Journal.
11Daniel J. Levitin. （2017）. Weaponized Lies： How to Think Critically in the Post-Truth Era. New York： Dutton.
12Lewandowsky， S.， Ecker， U. K. H.， & Cook， J. （2017）. Beyond misinformation： Understanding and coping with the “post-truth” era.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Memory and Cognition， 6（4）， 353-369.
13Gallup. （September 30， 2020）. Americans Remain Distrustful of Mass Media. Gallup. Retrieved from https：//news.gallup.com/poll/321116/americans-remain- distrustful-mass-media.aspx.
14Yerlikaya， T.， & Aslan， S. T. （2020）. Social media and fake news in the posttruth era： The manipulation of politics in the election process. Insight Turkey， 22（2）， 177-196.
15Clayton， K.， Blair， S.， Busam， J. A.， Forstner， S.， Glance， J.， Green， G.， Nyhan， B. （2019）. Real solutions for fake news？ mea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general warnings and fact-check tags in reducing belief in false stories on social media. Political Behavior.
16U.S. Army III Corps. （October 5， 2020）. Public information warfare in Iraq and Syria – who’s winning？. U.S. Army III.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rmy.mil/article/239614/public_information_warfare_in_iraq_ and_syria_whos_winning.
17Randal Marlin. （2013）. Propaganda and the Ethics of Persuasion. Peterborough： Broadview Press.
18Dutton， W. H. （2009）. The fifth estate emerging through the network of networks. Prometheus， 27， （1）， 1-15.
19Holton， A. E.， Coddington， M.， Gil de Zú？iga， H. （2013）. Whose news？ Whose values？. Journalism Practice， 7， 720-737.
20Hermida， A.， Lewis， S. C.， Zamith， R. （2014）. Sourcing the Arab spring： A case study of Andy Carvin’s sources on Twitter during the Tunisian and Egyptian revolution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9， 479-499.
21Jack Williams Brehm. （1966）. A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Cambridge： Academic Press.
22Dillard， J. P.， Plotnick， C. A.， Godbold， L. C.， Freimuth， V. S.， &Edgar， T. （1996）. The multiple affective outcomes of AIDS PSAs： Fear appeals do more than scare peopl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3， 44–72.
責编：吴奇志
【关键词】真相武器化 公共外交 舆论战
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斗争从最初的短兵相接、长枪大炮延伸出了今天的舆论攻击、话语抹黑。从一战后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到二战时期希特勒的“舆论一律”，再到今天的国际网络舆论话语场争夺，国际舆论斗争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愈演愈烈。舆论战的本质就是激起人们对敌人的仇恨，维系与盟国以及中立国的关系，瓦解敌方的斗志。①
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后真相”“假新闻”等概念逐渐走入人们的视线。特朗普频繁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通过编造假新闻来攻击共和党，维护民主党的权益。从国际视角看，通过扭曲事實、掩盖真相来攻击他国的行为更是屡见不鲜。短短两年中，英国广播公司就曾炮制出英国货车案、“新疆少数民族被迫体力劳动”、将中国反恐演练演绎成拘捕民众等多起假新闻事件。
媒介从来不单单是传播信息的途径，更是有力的无形武器。作为武器的谎言终将被揭穿，只有真相和事实才是捍卫自身利益、反击恶意势力的有力武器。今年年初，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接连“翻车”不仅降低了媒体的公信力，也使得谎言武器不再为各国政府奉为圭臬。作为国际舆论斗争的一个全新视角，“真相武器化”（Weaponized Truth）应运而生。
2020年10月15日，在美国陆军协会年会（AUSA）上，美国陆军第三军公共事务处总监迈尔斯·卡金斯上校（Col. Myles Caggins）提出了“真相武器化”这一概念。2020年6月和8月，卡金斯在接受采访时也曾使用“真相武器化”来描述美军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信息战和公共外交战略，强调要用真相化的信息来统治网络信息环境，在公众信息战（public communication warfare）中掌握主动权。②③
一、从“谎言武器”到“真相武器”：当代国际舆论斗争的历史溯源
自从大众媒体诞生以来，舆论战就成为国际斗争的重要形式。古代虽没有舆论战这一概念，但舆论战却已被运用到当时的战争之中。陈胜、吴广鱼腹藏书，商汤的《仲虺之诰》，凯撒、亚历山大大帝的煽动性演讲都是舆论战的体现。除国家之间的战争外，宗教势力的竞争与扩张同样依赖着舆论的力量。中世纪，基督教通过绘画、戏剧、布道等方式宣传教义，扩张基督教的势力。④彼时的舆论战囿于传播媒介和时空的限制，其形式往往以人际传播为主。伴随着报纸、广播等大众媒介的诞生，当代国际舆论斗争开始出现。
（一）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国际舆论斗争的嬗变
舆论战最初诞生于战争之中，现代战争通过经济封锁遏制敌人，用宣传迷惑敌人，以军事力量给予敌人致命一击，宣传成为军事压力和经济压力之外的第三大工具。⑤
一战中，英、美、法、德等国将报纸等大众媒介用于宣传战。当时，美国还成立了以乔治·爱德华·克里尔（George Edward Creel）为首的新闻委员会，专门用于一战的战时宣传。⑥彼时的战时宣传往往充满着谎言与欺骗。例如为了赢得中立国的支持，英国将德国人埋葬士兵尸体的照片配字为“通往肥皂厂路上的德国人尸体”，⑦用于抹黑德军形象，激起中国人对德国人的抵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广播、电影等新的大众媒介的出现为舆论战提供了全新的手段。日本的“东京玫瑰”和德国的“轴心萨利”都是二战时期面向美军进行广播的女性播音员。她们通过发布暗示和误导性的信息，试图瓦解美军士气。⑧朝鲜战争中，美军通过炸弹面对朝鲜军人散发传单，传单上印有“投降或死亡！继续战斗，你就会被杀！投降，你可以得到良好的食物、医疗保健和舒适的宿舍！”等信息。⑨
二战结束后，虽然国与国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逐渐减少，但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仍未停歇，舆论战也越来越成为国际斗争的重要形式。20世纪60年代，电视作为视听媒介开始成为大众传播的重要手段，通过电视进行舆论引导和公共传播成为这一时期舆论斗争的新选择。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的电视已经普及，电视媒体中播放的铺天盖地的新闻，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美国的反战思想，加速了美国在越南战场的失败。⑩
进入21世纪，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效率大幅提升。网络空间的争夺也成为国际舆论争端的重要冲突领域。通过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渠道发动舆论战也逐渐成为国际舆论争端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随着2016年特朗普的上台，国家领袖通过使用社交媒体，直接进行政治传播、发动舆论攻势，国家间的舆论斗争正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二）以打造谎言为重要特征的当代国际舆论斗争
回顾以上国际舆论斗争的起源，我们可以发现彼时的国际舆论战虽然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经历了形式和技术上的变迁，但是其中的舆论战策略往往是以打造谎言为主，将谎言武器化（Weaponized Lies），通过编造谎言和扭曲事实对敌方形成攻击。
当下，谎言武器化依然是国际舆论斗争中经常使用手段。《纽约时报》记者丹尼尔·列维廷（Daniel Levitin）在其专著《谎言武器化》中，详细介绍了美国新闻业大量使用虚假的数字和错误的信息来攻击其他党派，“假新闻（fake news）”和“后真相”事件大量涌现。11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一黑天鹅事件引发了一系列后真相事件的爆发。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全球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假新闻，用于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的互相攻击。独立事实核查机构（PolitiFact）发现，特朗普发布的70%的信息为假消息或基本为假消息，而希拉里的假消息比例也达到26%。12 为了攻击中国、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英国广播公司等西方媒体长期炮制针对我国新疆地区的假新闻议题，包括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等等，还打造出了以郑国恩（Adrian Zenz）为代表的以編造谎言攻击中国为生的极右翼反华分子。不少反华分子还长期在推特、脸书、优兔等国外社交媒体冒充我国新疆公民，编造相关经历来抹黑中国政府。
不难发现，在当代国际舆论斗争中，不论是西方国内的党派之争，还是国家之间的舆论攻势，以编造谎言为武器的舆论策略成为发动舆论战的重要形式。
（三）后真相的反噬与谎言武器的失效
谎言的大行其道，假新闻的甚嚣尘上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使得编造谎言方取得舆论战的暂时胜利，但是后真相事件的频繁出现也产生了显而易见的负面效果。首先，媒体的公信力出现断崖式下跌。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Gallup）202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报道全面（fully）、准确（accurately）和公正（fairly）的情况下，仅有40%的美国民众选择相信媒体。13而英国广播公司作为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传媒机构，也因为近些年频繁的不实报道、扭曲事实，而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民众抵制。
其次，政府的权威性和公正性遭到质疑。特朗普政府通过炮制一系列假新闻来提升自身声誉，倚仗抹黑其他党派竞争者来赢得选举。例如教皇支持特朗普参选、希拉里病重、希拉里出售武器给伊拉克伊斯兰国（ISIS）等。14当真相暴露后，这些假新闻不攻自破，美国民众对于特朗普政府的信任程度也随之大幅下降，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其连任失败。
最后，传统公共外交和舆论战的谎言化武器也在逐渐失效。随着“后真相”的概念被越来越多民众所接受，“假新闻”已经不再如以往一般大行其道。媒体公信力的下降、政府权威性的下跌，也使得民众面对一则消息时往往会保持更高的怀疑态度，事实核查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虚假信息的蔓延。15
二、网络时代“真相武器化”的概念与意义
通过以上事件可以发现，以谎言为武器的舆论战策略可能在一时取得较好的成效，但随着真相的公开，谎言总有被揭穿的一天。因此，只有“真相武器化”才是国际舆论斗争中最有效且稳定的公共外交和国际舆论策略。
（一）“真相武器化”的实质与要求
卡金斯认为，“真相武器化”是以受众为中心，通过媒体来反击错误信息的一种传播手段。卡金斯在演讲中提到，虽然社交媒体传播速度最快，但是他认为传播信息最有效的方式仍然是传统媒体。他会将信息传递给记者，并在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的完整信息，防止敌人通过扭曲事实来攻击己方，用武器化的真相来主导信息环境 。16“真相武器化”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舆论宣传与公共信息治理：
首先，“真相武器化”强调以事实真相为武器，即将事实放在了舆论斗争的首要地位。哈贝马斯将真相表示为“有根据的主张”或“不论我们何时何地进行讨论时，都可以将其确定为正当的共识”。17真相本身具有准确性和客观性，有充足的证据用于佐证，因此即使面临事实核查，真相依然能够成立。所以保持新闻的真实性可以提升信息本身的说服力和可信度，为公共外交和舆论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其次，在网络时代，“真相武器化”以传统媒体报道为基础，搭配社交媒体组合出击。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公民新闻和用户生成内容（UGC）成为可能，公民新闻也成为继大众媒体这个“第四权（Fourth Estate）”之后的“第五权（Fifth Estate）”。18一方面，公民新闻通过社交媒体获得了大量受众，产生了大规模的影响；19另一方面，传统媒体记者也可通过社交媒体与受众建立起更直接的联系。20传统媒体凭借其自身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报道新闻，而社交媒体通过其即时性和极强的时效来进一步传播新闻。因此，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也达到了相辅相成的传播结构。
最后，“真相武器化”强调了信息发布与公开的主动性。正如卡金斯在美国陆军协会年会演讲中提到的，“真相武器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掌握公共信息环境的治理权，因此在进行信息发布与公开时必须要掌握主动权。主动权一方面体现在发布的时机，即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进行信息公开，把握舆论的引导权；另一方面，还可以在事件发生时留存说服性的证据，如视频、照片、录音等，待合适时机予以公布，凭借信息的全面性和真实性抢夺主动权。
（二）“真相武器化”的现实意义与局限
“真相武器化”强调以事实真相作为公共外交与舆论斗争的武器，与过往以谎言为重要特征的舆论战相比，“真相武器化”具有以下优势与意义：
首先，“真相武器化”有助于掌握国际舆论场的控制权。掌握公共信息环境的治理权是“真相武器化”的一个重要目的和出发点，而“真相武器化”则从内容、渠道和时间三个维度，提升了一国政府进行舆论斗争的优势。在内容层面，以真实性为基础的新闻报道和公开信息具有牢固的说服性和可信度，是争夺舆论斗争主动权最有力的武器。在渠道层面，以传统媒体为基础、搭配社交媒体组合出击的传播结构则是最大限度利用了Web2.0时代的传播优势，在保障报道权威性和真实性的同时，尽可能提升传播的速度和效率。在时间维度方面，“真相武器化”强调把握舆论的引导权，掌握信息发布的先机或是选择合适时机予以发布。
其次，“真相武器化”还可稳定国内外受众情绪，维护社会稳定。美国心理学家布雷姆（Brehm）的心理抗拒理论认为，公众选择权的受限会引发受众产生抗拒心理，21进而诱发社会的消极情绪。22而“真相武器化”强调信息发布的全面性和真实性，提供给了受众充足的信息和选择范围，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公众抗拒心理的产生，进而稳定社会情绪。
虽然“真相武器化”与“谎言武器化”相比有诸多显著优势，但是在实际的国际舆论工作中，我们也同样面临着许多困难与挑战。我们必须承认仍存在传而不播、传播效果薄弱的可能。目前，当今世界的国际传播格局依然是西强我弱的局面，即使是在掌握了事件真相的前提下，由于主要的传播媒介依然把持着西方媒体受众，这些真相能否被全球受众真正了解，仍是一个值得在运用中不断探索的问题。 三、在“真相武器化”時代掌握舆论主动权：以加勒万舆论战为例
2020年6月，中印双方在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发生激烈肢体冲突，事件导致中方4人牺牲、1人重伤，印军20人死亡。事件发生后，我军战士的伤亡情况在当时并未得到大范围的报道和关注，直至2021年2月，时隔8个月后，《解放军报》正式报道了此次事件。随后，央视、外交部、国防部等媒体和部门也对于此事予以了回应。
在我国媒体对此次事件进行广泛报道后，社会舆论空前一致，绝大部分都是对战士的牺牲表示敬意、哀悼，对我军的英勇御敌表示支持，对印方的无端挑衅表示愤慨。回顾此次事件的舆论走向，真相也成为有力回击谣言和负面舆论的有效武器，而如何运用这种武器化的思路，是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引导舆情、掌握舆论主动权的关键。
（一）以事实真相为武器
2021年2月19日，《解放军报》首次刊发《英雄屹立喀喇昆仑——走近新时代卫国戍边的英雄官兵》一文，全面报道了加勒万事件。随即，央广军事也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随着两大官媒的发声，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平台也开始出现冲突现场视频、烈士个人信息介绍、事件发生始末、烈士抚恤政策、烈士家人采访等细节信息，事件的全貌逐渐呈现在公众视野之中。
真相是舆论斗争最有力的武器。《解放军报》首先提供了一手信源，揭示了事件的来龙去脉。随后社交媒体的同步传播，则从不同侧面补充了事件的背景、细节等等。在24小时之内，在回应社会关切的同时，媒体确保了报道的真实和客观。此次事件中，我国媒体通过真实、客观、全面的报道，把握舆论的主动权，做了有效的事实转化，回击了印方的不实报道与谎言攻击。
（二）以事实传播为武器平台
此次事件相关报道以《解放军报》和央广军事两家传统媒体作为开端，提供了权威、客观的事件信息，随后迅速通过社交媒体得到了广泛传播，甚至达到了刷屏式传播。一时间，打开微博、抖音和微信公众号，均是围绕此事进行的各个角度的相关报道。这种官媒和社交媒体的互动形成了有效的传播合力，显著增强了传播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事件中，我国相关部门对于社交媒体的事实审核工作也在快速进行。极少数互联网“大V”在微博等社交媒体抹黑事实、诋毁英烈，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删除了相关信息，并严格依法依规追究其应有责任。在传播真相的同时，也在时刻警惕谣言的产生和蔓延。
（三）把握事实公开与发布的时机
从2020年6月事件发生到2021年2月事件公开，整整8个月的时间我国媒体都没有公开具体信息。之所以保持了8个月的高度克制，选择在这一时间节点进行报道，是因为该地区局势已然降温，中印双方达成了一定谅解，国内舆论环境也相对平稳，此时公开不会产生过多的负面舆情。
此外，我军还在事件公开后的第一时间对烈士家人进行抚慰和褒奖，并对烈士进行嘉奖。这一举措是对事实的一种延伸，代表民众表达了对英雄的敬意，防止了消极社会情绪的蔓延。总而言之，选择在此时公开和发布信息是我军衡量了国内外舆论环境、做好了万全准备之后确定的时间节点，将发布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网络时代，国与国之间的舆论斗争愈发激烈，如何能在网络舆论空间中占据主动、取得网络公共外交和舆论战的胜利，也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思考的课题。传统的以谎言为武器的舆论战模式显然已经没有说服力。只有将事实作为武器、牢牢占领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的阵地、选择合适的时机公开发布信息，才是当下我们进行公共外交和舆论斗争的最佳选择。目前，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虽然一时间难以得到彻底扭转，但尝试在现有框架内，努力提升传播效果、加强传播的策略和技巧，应成为我们进行国际舆论斗争和公共外交可以努力的方向。
周庆安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刘勇亮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Lasswell， H. D. ， Street， C. ， & Strong， J. . （1938）. 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②Seth Frantzman. （September 21， 2020）. The Information War： An inside look at America’s ‘word warriors’ in Syria and Iraq. Long War Journal. Retrieved from https：//www.longwarjournal.org/archives/2020/09/the-information-waran-inside-look-at-americas-word-warriors-in-syria-and-iraq.php.
③Dave Chace. （June 24， 2020）. Guest Post： 46 Questions for Public Affairs Operators. Max Disclosure. Retrieved from https：//maxdisclosure. com/2020/06/24/guest-post-46-questions-for-public-affairs-operators/.
④Cohen， E.， & Menache， S. （1986）. Holy wars and sainted warriors： Christian war propaganda in the middle ag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6（2）， 52-62.
⑤Lasswell，1938，同1。
⑥Bean， W. E. （1941）. The accuracy of creel committee news， 1917-1919： An examination of cases. Journalism Quarterly， 18， 263-272. ⑦Lasswell，1938，同1。
⑧W， David Sloan. （2014）. The Media in America： A History. Los Angeles： Vision Press
⑨Kim， S.， & Haley， E. （2018）. Propaganda strategies of Korean war-era leafle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 37（6）， 937–957.
⑩Luti， W. J. （2018， Jan 30）. Did fake news lose the vietnam war？ Wall Street Journal.
11Daniel J. Levitin. （2017）. Weaponized Lies： How to Think Critically in the Post-Truth Era. New York： Dutton.
12Lewandowsky， S.， Ecker， U. K. H.， & Cook， J. （2017）. Beyond misinformation： Understanding and coping with the “post-truth” era.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Memory and Cognition， 6（4）， 353-369.
13Gallup. （September 30， 2020）. Americans Remain Distrustful of Mass Media. Gallup. Retrieved from https：//news.gallup.com/poll/321116/americans-remain- distrustful-mass-media.aspx.
14Yerlikaya， T.， & Aslan， S. T. （2020）. Social media and fake news in the posttruth era： The manipulation of politics in the election process. Insight Turkey， 22（2）， 177-196.
15Clayton， K.， Blair， S.， Busam， J. A.， Forstner， S.， Glance， J.， Green， G.， Nyhan， B. （2019）. Real solutions for fake news？ mea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general warnings and fact-check tags in reducing belief in false stories on social media. Political Behavior.
16U.S. Army III Corps. （October 5， 2020）. Public information warfare in Iraq and Syria – who’s winning？. U.S. Army III.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rmy.mil/article/239614/public_information_warfare_in_iraq_ and_syria_whos_winning.
17Randal Marlin. （2013）. Propaganda and the Ethics of Persuasion. Peterborough： Broadview Press.
18Dutton， W. H. （2009）. The fifth estate emerging through the network of networks. Prometheus， 27， （1）， 1-15.
19Holton， A. E.， Coddington， M.， Gil de Zú？iga， H. （2013）. Whose news？ Whose values？. Journalism Practice， 7， 720-737.
20Hermida， A.， Lewis， S. C.， Zamith， R. （2014）. Sourcing the Arab spring： A case study of Andy Carvin’s sources on Twitter during the Tunisian and Egyptian revolution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9， 479-499.
21Jack Williams Brehm. （1966）. A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Cambridge： Academic Press.
22Dillard， J. P.， Plotnick， C. A.， Godbold， L. C.， Freimuth， V. S.， &Edgar， T. （1996）. The multiple affective outcomes of AIDS PSAs： Fear appeals do more than scare peopl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3， 44–72.
責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