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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出版于1993年，1994年张艺谋导演将它改编为同名电影，搬上荧幕。电影保留了小说的基本内容，但在多处细节处进行了改编，将文字转换为更适合电影创作的方式。通过分析小说《活着》与同名电影之间故事情节、传播媒介、叙事手法、主题态度的不同，了解小说与同名电影对于“活着”的不同诠释，明白应该如何真正的“活着”。
关键词：活着;叙事手法;传播媒介;主题态度;对比
文章编号：978 -7 - 80736 - 771 -0（2019） 01 -112 - 02
小说《活着》是著名作家余华的代表作品，出版于1993年。它讲述了小人物富贵因嗜赌成性，从地主家的少爷沦为下地干活的农民，在坎坷的一生中经历了数次的亲人离别，最终只能与一头老牛相伴度过晚年的故事。1994年，长篇小说《活着》被张艺谋导演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银幕。电影由于传播媒介、导演的个人理解等方面与小说有所不同，所以在改编时保留了部分原著的情节，但也适当的做了一些改编。本文主要通过对比两者之间故事情节、叙事手法、传播媒介、主题态度等方面，来了解小说《活着》与同名电影之间对于“活着”的不同诠释。
一、“土地”与“宅院”的不同意象分析
在余华先生的小说《活着》中，故事是发生在南方的乡下，主人公富贵将自家的一百多亩土地输了个精光，由原先的地主少爷沦为了普通下地干活的农民。而在电影《活着》中，故事发生在北方的城镇，主人公富贵是将自家的宅院作为赌债抵押给了龙二，从此沦为靠皮影戏谋生的手艺人。这点微小的改编，却显现了导演张艺谋的良苦用心。在近代，所谓地主就是土地的所有人。“地主”是一个称呼，是一个阶层的显现，更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所以，在小说《活着》中写到：“四十多年前，我爹常在这里走来走去，他穿着一身黑颜色的绸衣，总是把双手背在身后，他出门时常对我娘说：‘我到自己的地上去走走。”[1]这是在作为地主时的表现，对于自己拥有的土地充满了一种自豪感。到田间的视察，其实是在宣布着土地的所有权，这与后来富贵将家产输光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富贵输光家产后，小说中是这样描述的：“我爹已不是走在自己的地产上了，两条腿哆嗦着走到村口。”[1]“那天傍晚我爹拉屎时不再叫唤，他眯缝着眼睛往远处看，看着那条向城里去的小路慢慢变得不清楚。”[1]此时，一无所有的富贵爹，已失去了曾经的傲气，也没有了当初的财富和地位，自然不敢应农民的那句老爷。
在电影中，将“土地”改编成了“宅院”，这是导演花了很大的心思。宅院是一个家庭的避风港，它不止象征着财富，也具有“家”的寓意。在电影中，富贵将自己家的“宅院”给龙二抵了赌债，富贵爹说：“我以为我会死在这院里。”[2]说完这句话，对着富贵一通发泄后便撒手人寰。他不只是生气失去了所有的财富，更多的悲伤在于人已年迈却要被扫地出门，无家可归。这里，“宅院”的失去，也预示着“家”散了，噩运的开始。富贵爹被气死，家珍怀着有庆被父亲接走，富贵带着富贵娘和风霞相依为命。所以，这个关于“宅院”的改编是很令人深思的。将故事的大环境由南方的乡下改编为北方的城镇，导演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小人物富贵一生的命运更加与当时的时代大环境结合起来，这也是为什么在电影中会用文字表明不同的年代。
二、传播媒介的不同，电影与小说的叙事手法分析
小说《活着》主要是通过双重视角来叙述主人公富贵的一生。在小说中，首先出现的是作为叙述人的“我”，从叙述人的视角来展开文章的写作。因为作为叙述人的“我”遇见了一个名叫富贵的老人，他与一头疲惫的老牛相伴。通过“我”与他的交谈，从他那里了解到了他坎坷的一生。第二重视角，是通过小说主人公富贵的视角，自己作为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我”来讲述自己一生的坎坷经历。每到故事的关键时刻，便会有作为叙述人的“我”与富贵之间的交谈，通过交谈来向读者解释说明故事中的重要细节，以及作为当事人的富贵的内心感受。由于小说与电影传播媒介的不同，小說是文字媒介，电影是视听媒介，所以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叙事手法，以及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电影《活着》中，导演直接以第三人称叙事的方式来表现富贵一生的经历，将富贵的生活通过摄像机镜头的运动展现在观众的面前。导演使用蒙太奇手法，通过镜头的拍摄与剪辑，来展现他想表达的观点，但尽量不留痕迹的将摄像机隐藏起来，给观众感同身受，一种直观的感觉。他通过特写镜头来表现故事中的重要细节，通过剧中人物的对白，来表现当事人的内心感受。相对于视听媒介来说，小说作为文字媒介，它的优势是它客观的讲述故事，表达作品的主题。因为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见解，由于理解的不同，他们会构建出不同的人物形象，符合自身审美和理解的人物形象。莎士比亚说过：“一千个人的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3]，读者可以有更多想象的空间。而电影作为视听媒介，它的优势在于不像文字那么的苍白，它有多重手段可以用来表现导演此刻想表达的中心思想。例如：剪辑的方式、音乐的渲染、演员的表演等等。它能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活生生的展现在银幕上，给人以视觉的冲击，更为直观。但是，电影导演相比小说作家有更强的掌控力，它抑制了观众的想象，这有时会造成原著党对于人物形象和电影改编的不认同感。
在电影《活着》中，将富贵由小说中输光家产沦为农民，改编成为了一个皮影戏表演者。皮影戏在电影中贯穿始终，其实这处改编就和电影与小说的不同传播媒介有关。电影是一种视听艺术，它更注重的是视觉感受。相对于农民下地干活的场景，显然皮影戏更具有看点。首先，皮影戏是中华传统文化，电影本身是一种媒介，插入到电影中，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宣扬。电影《活着》在国外的传播，也使皮影戏走进了外国人的视野。其次，皮影戏本身也是视听艺术，与电影能较好的融合在一起，增强了电影的可看性。最后，皮影戏在电影中是一个贯穿始终的线索，在文革时期，皮影戏道具被烧毁，这也和时代政治背景联系在了一起。这处改编就电影来说是相当成功的。 三、电影与小说对于主题“活着”的不同理解与表达
在小说《活著》的结局中，富贵爹娘相继去世，有庆给县长夫人抽血过多致死，凤霞难产、家珍得软骨病、二喜工伤相继去世，连唯一的小孙子苦根也因吃豆子过多而撑死，只剩下富贵一人与一头老牛为伴。余华主要想通过讲述富贵一生坎坷的经历，在经受了亲人的相继离世后，那份坚韧、乐观、泰然处之的人生态度，表明“活着”的意义，以死亡反衬活着。“余华曾在《活着》韩文版自序中这样说道：‘《活着》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中国一句成语：千均一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压，它没有断。我相信，《活着》还讲述了眼泪的广阔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4]这是余华先生对于“活着”的理解和态度，所以才有了小说中的现实悲惨结局。虽然，有庆、凤霞、二喜、苦根都死于偶然，但是都是当时大时代下产生的悲剧。余华没有过多的去表明态度，留给读者自己去品味。但是，他对于“活着”的态度却格外的强调，那就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以乐观的态度回归生存的本真。
关于“活着”，导演张艺谋与余华先生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在电影《活着》的结局中，富贵爹娘相继去世，有庆被疲劳驾驶的区长意外撞到墙砸死，凤霞难产去世，家中剩下了家珍、富贵、二喜和小孙子馒头继续着今后的生活。家里保留了老中青三代，基本维持了一个完整的家庭。尤其是在电影的结尾，富贵对馒头说：“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2]“馒头长大了就不骑牛了，就坐火车，坐飞机，那个时候啊，日子就越来越好。”[5]此处，导演表明了他对于“活着”的理解和诠释。他认为，“活着”是在经历了人生的重大变故后，仍能以乐观的心态，心怀希望，往前看，相信未来的生活会更好，做到精神上的“活着”。电影的结局相对于小说来说，没有那么多的悲凉，多了一丝温情和希望。在电影《活着》的最后结局中，二喜的存在代表的是家庭经济收入和坚实劳动力，馒头的存在就是这个家庭未来的希望，也是这个家庭生命的延续。
这样不同的处理，其实也与电影和小说所处不同文化有关，电影属于大众文化，它需要对观众有一个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作用，具有积极乐观，充满希望的生活态度。而小说属于精英文化，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群追求的。它更多的是偏重读者自身的理解，从中悟出自我需要的精神食粮。
四、结语
无论是小说《活着》还是电影《活着》，在国际上都多次获得重要奖项，这是对于小说故事本身的肯定，也是对于同名电影改编的巨大肯定，将时代的缩影集中在一家人的身上，将大环境对于人民生活的冲击，全集中在一个小人物的一生之中。通过讲述小人物富贵一生的坎坷经历，以及他对待巨大变故的人生态度，来告诉世人什么是“活着”，应如何“活着”。通过对比小说与电影故事情节、传播媒介、叙事手法、“活着”的人生态度的不同，了解作家和导演他们对于“活着”的不同诠释，以及什么才是应有的“活着”的人生态度，给世人以引导，令人深思。
参考文献：
[1]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8.
[2]张艺谋.活着[CD]，1994.
[3]莎士比亚，哈姆雷特[M].黑龙江：哈尔滨出版社，2009.1
[4]郑娜，《活着》：向死而生——从小说到电影的比较分析[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4.
关键词：活着;叙事手法;传播媒介;主题态度;对比
文章编号：978 -7 - 80736 - 771 -0（2019） 01 -112 - 02
小说《活着》是著名作家余华的代表作品，出版于1993年。它讲述了小人物富贵因嗜赌成性，从地主家的少爷沦为下地干活的农民，在坎坷的一生中经历了数次的亲人离别，最终只能与一头老牛相伴度过晚年的故事。1994年，长篇小说《活着》被张艺谋导演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银幕。电影由于传播媒介、导演的个人理解等方面与小说有所不同，所以在改编时保留了部分原著的情节，但也适当的做了一些改编。本文主要通过对比两者之间故事情节、叙事手法、传播媒介、主题态度等方面，来了解小说《活着》与同名电影之间对于“活着”的不同诠释。
一、“土地”与“宅院”的不同意象分析
在余华先生的小说《活着》中，故事是发生在南方的乡下，主人公富贵将自家的一百多亩土地输了个精光，由原先的地主少爷沦为了普通下地干活的农民。而在电影《活着》中，故事发生在北方的城镇，主人公富贵是将自家的宅院作为赌债抵押给了龙二，从此沦为靠皮影戏谋生的手艺人。这点微小的改编，却显现了导演张艺谋的良苦用心。在近代，所谓地主就是土地的所有人。“地主”是一个称呼，是一个阶层的显现，更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所以，在小说《活着》中写到：“四十多年前，我爹常在这里走来走去，他穿着一身黑颜色的绸衣，总是把双手背在身后，他出门时常对我娘说：‘我到自己的地上去走走。”[1]这是在作为地主时的表现，对于自己拥有的土地充满了一种自豪感。到田间的视察，其实是在宣布着土地的所有权，这与后来富贵将家产输光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富贵输光家产后，小说中是这样描述的：“我爹已不是走在自己的地产上了，两条腿哆嗦着走到村口。”[1]“那天傍晚我爹拉屎时不再叫唤，他眯缝着眼睛往远处看，看着那条向城里去的小路慢慢变得不清楚。”[1]此时，一无所有的富贵爹，已失去了曾经的傲气，也没有了当初的财富和地位，自然不敢应农民的那句老爷。
在电影中，将“土地”改编成了“宅院”，这是导演花了很大的心思。宅院是一个家庭的避风港，它不止象征着财富，也具有“家”的寓意。在电影中，富贵将自己家的“宅院”给龙二抵了赌债，富贵爹说：“我以为我会死在这院里。”[2]说完这句话，对着富贵一通发泄后便撒手人寰。他不只是生气失去了所有的财富，更多的悲伤在于人已年迈却要被扫地出门，无家可归。这里，“宅院”的失去，也预示着“家”散了，噩运的开始。富贵爹被气死，家珍怀着有庆被父亲接走，富贵带着富贵娘和风霞相依为命。所以，这个关于“宅院”的改编是很令人深思的。将故事的大环境由南方的乡下改编为北方的城镇，导演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小人物富贵一生的命运更加与当时的时代大环境结合起来，这也是为什么在电影中会用文字表明不同的年代。
二、传播媒介的不同，电影与小说的叙事手法分析
小说《活着》主要是通过双重视角来叙述主人公富贵的一生。在小说中，首先出现的是作为叙述人的“我”，从叙述人的视角来展开文章的写作。因为作为叙述人的“我”遇见了一个名叫富贵的老人，他与一头疲惫的老牛相伴。通过“我”与他的交谈，从他那里了解到了他坎坷的一生。第二重视角，是通过小说主人公富贵的视角，自己作为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我”来讲述自己一生的坎坷经历。每到故事的关键时刻，便会有作为叙述人的“我”与富贵之间的交谈，通过交谈来向读者解释说明故事中的重要细节，以及作为当事人的富贵的内心感受。由于小说与电影传播媒介的不同，小說是文字媒介，电影是视听媒介，所以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叙事手法，以及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电影《活着》中，导演直接以第三人称叙事的方式来表现富贵一生的经历，将富贵的生活通过摄像机镜头的运动展现在观众的面前。导演使用蒙太奇手法，通过镜头的拍摄与剪辑，来展现他想表达的观点，但尽量不留痕迹的将摄像机隐藏起来，给观众感同身受，一种直观的感觉。他通过特写镜头来表现故事中的重要细节，通过剧中人物的对白，来表现当事人的内心感受。相对于视听媒介来说，小说作为文字媒介，它的优势是它客观的讲述故事，表达作品的主题。因为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见解，由于理解的不同，他们会构建出不同的人物形象，符合自身审美和理解的人物形象。莎士比亚说过：“一千个人的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3]，读者可以有更多想象的空间。而电影作为视听媒介，它的优势在于不像文字那么的苍白，它有多重手段可以用来表现导演此刻想表达的中心思想。例如：剪辑的方式、音乐的渲染、演员的表演等等。它能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活生生的展现在银幕上，给人以视觉的冲击，更为直观。但是，电影导演相比小说作家有更强的掌控力，它抑制了观众的想象，这有时会造成原著党对于人物形象和电影改编的不认同感。
在电影《活着》中，将富贵由小说中输光家产沦为农民，改编成为了一个皮影戏表演者。皮影戏在电影中贯穿始终，其实这处改编就和电影与小说的不同传播媒介有关。电影是一种视听艺术，它更注重的是视觉感受。相对于农民下地干活的场景，显然皮影戏更具有看点。首先，皮影戏是中华传统文化，电影本身是一种媒介，插入到电影中，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宣扬。电影《活着》在国外的传播，也使皮影戏走进了外国人的视野。其次，皮影戏本身也是视听艺术，与电影能较好的融合在一起，增强了电影的可看性。最后，皮影戏在电影中是一个贯穿始终的线索，在文革时期，皮影戏道具被烧毁，这也和时代政治背景联系在了一起。这处改编就电影来说是相当成功的。 三、电影与小说对于主题“活着”的不同理解与表达
在小说《活著》的结局中，富贵爹娘相继去世，有庆给县长夫人抽血过多致死，凤霞难产、家珍得软骨病、二喜工伤相继去世，连唯一的小孙子苦根也因吃豆子过多而撑死，只剩下富贵一人与一头老牛为伴。余华主要想通过讲述富贵一生坎坷的经历，在经受了亲人的相继离世后，那份坚韧、乐观、泰然处之的人生态度，表明“活着”的意义，以死亡反衬活着。“余华曾在《活着》韩文版自序中这样说道：‘《活着》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中国一句成语：千均一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压，它没有断。我相信，《活着》还讲述了眼泪的广阔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4]这是余华先生对于“活着”的理解和态度，所以才有了小说中的现实悲惨结局。虽然，有庆、凤霞、二喜、苦根都死于偶然，但是都是当时大时代下产生的悲剧。余华没有过多的去表明态度，留给读者自己去品味。但是，他对于“活着”的态度却格外的强调，那就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以乐观的态度回归生存的本真。
关于“活着”，导演张艺谋与余华先生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在电影《活着》的结局中，富贵爹娘相继去世，有庆被疲劳驾驶的区长意外撞到墙砸死，凤霞难产去世，家中剩下了家珍、富贵、二喜和小孙子馒头继续着今后的生活。家里保留了老中青三代，基本维持了一个完整的家庭。尤其是在电影的结尾，富贵对馒头说：“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2]“馒头长大了就不骑牛了，就坐火车，坐飞机，那个时候啊，日子就越来越好。”[5]此处，导演表明了他对于“活着”的理解和诠释。他认为，“活着”是在经历了人生的重大变故后，仍能以乐观的心态，心怀希望，往前看，相信未来的生活会更好，做到精神上的“活着”。电影的结局相对于小说来说，没有那么多的悲凉，多了一丝温情和希望。在电影《活着》的最后结局中，二喜的存在代表的是家庭经济收入和坚实劳动力，馒头的存在就是这个家庭未来的希望，也是这个家庭生命的延续。
这样不同的处理，其实也与电影和小说所处不同文化有关，电影属于大众文化，它需要对观众有一个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作用，具有积极乐观，充满希望的生活态度。而小说属于精英文化，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群追求的。它更多的是偏重读者自身的理解，从中悟出自我需要的精神食粮。
四、结语
无论是小说《活着》还是电影《活着》，在国际上都多次获得重要奖项，这是对于小说故事本身的肯定，也是对于同名电影改编的巨大肯定，将时代的缩影集中在一家人的身上，将大环境对于人民生活的冲击，全集中在一个小人物的一生之中。通过讲述小人物富贵一生的坎坷经历，以及他对待巨大变故的人生态度，来告诉世人什么是“活着”，应如何“活着”。通过对比小说与电影故事情节、传播媒介、叙事手法、“活着”的人生态度的不同，了解作家和导演他们对于“活着”的不同诠释，以及什么才是应有的“活着”的人生态度，给世人以引导，令人深思。
参考文献：
[1]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8.
[2]张艺谋.活着[CD]，1994.
[3]莎士比亚，哈姆雷特[M].黑龙江：哈尔滨出版社，2009.1
[4]郑娜，《活着》：向死而生——从小说到电影的比较分析[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