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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的世界读书日前夕，出版参考杂志开辟《特别关注》栏目，围绕阅读进行高端访谈。已陆续采访了文化部副部长欧阳坚、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何建明等多位重量级人物，在业内引起极大反响。本期采访对象是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副院长付建成。付建成作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主抓教学和科研的副院长、中共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担当培训广大干部的重任，对读书肯定有独到的感受和体会。
记者：延安时期，我们党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进行了伟大的理论创新，请问党的主要领导同志及理论工作者的读书学习与研究活动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付建成：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角度讲，中国共产党都是一个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政党，这也是我们党所具有的显著政治品质特征。即使在十分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这一特征也表现的极为充分。
众所周知，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党中央、毛泽东曾在这里生活和战斗了13个春秋。在当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纷繁复杂的形势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为适应革命和战争的需要，潜心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积极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形成了具有完整体系的毛泽东思想，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大兴读书学习和研究之风，以学习促提高，促创新，促发展，先后掀起过两轮大规模的学习热潮。一次是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不久开展的全党学习运动；另一次就是从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衔接前后两次学习运动，历时近7年之久，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和意义。
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陈云等和一些党的理论工作者如艾思奇、张如心等，不仅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而且又是积极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以自己读书学习和研究的实际行动推进理论上的创新。
毛泽东是当时全党读书学习和研究的杰出代表。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超前的眼光进行了大量艰苦的理论探索。无论是在延安的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王家坪，还是在转战陕北期间，凡是居住和工作过的地方，都留下了许多至今依然感人至深的读书学习和研究的故事。在凤凰山窑洞里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几乎昼夜都没有休息，累病了，吃些药继续坚持写作。由于思想高度集中，脚下木炭火烧着了棉鞋，直到发出了很大的焦味他才发觉。在枣园毛泽东居住窑洞的办公桌上，有一根尺长的生铁条，毛泽东既把它作为读书学习和研究时的“镇尺”用，同时又在过于疲劳、手指发困时，用力握一握，以便解困。毛泽东酷爱读书，尤其对于哲学书籍更是爱不释手。攻读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而且也包括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他还常常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原著一些内容和一些理论观点进行有的放矢的批注。发奋的学习研究，换来的是丰硕的成果。延安时期，毛泽东撰写了一系列影响中国革命的理论著作，《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159篇文章中，有112篇就是在延安当年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占总数的70％以上。一篇篇巨著，既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作出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又是他重学好学、勤学苦学和广学博学的结晶与历史见证。
类似的情形在当时党的其他领导人身上也表现的十分突出。例如，陈云又是一位读书学习的模范。他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工作十分繁忙，但仍不放松学习。陈云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坚持不懈地读书学习，把读书当作共产党人的责任，把读书学习看成是改进工作、做好工作的重要条件，而且还善于“挤”时间来读书。他工作之余，不打扑克，也不跳舞，全力地读书学习，是党内交口称赞的学习模范。在读书学习中，陈云还总结出一整套学习办法，用来指导大家学习，如“一本一本读懂的办法很重要”、“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读书要作笔记”、“读书最好有几个小组”、“读书要与懒惰作斗争”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不仅自己认真学习和研究，还积极倡导和组织在全党范围内开展读书学习与研究活动。在1938年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要求“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1939年，全党干部的学习运动首先在延安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毛泽东多次召开专门会议亲自部署学习活动，保证学习运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他在中央组织部召开的会议上指出全党要“加紧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运动及中国历史，从中央委员会各级干部研究较高深的理论起，一直到各机关事务人员学习文化止。”毛泽东还强调，“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他要求全党同志做到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号召下，当时延安各机关单位纷纷成立学习领导机构，组建了一大批读书小组、学习小组、学哲学小组等，形成了全党学习的热潮。从党政军机关，到部队、学校，从党的主要领导人，理论工作者，到普通党员干部、战士，乃至饲养员，都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理论，学习各方面的文化知识，学习军事、经济、民运等专业知识，学习调查研究等方面所需要的方法，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读书学习和研究活动中。当时的延安，实际上就是一座蔚然成风的大学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和理论工作者还经常到延安的许多干部学校作报告、搞演讲，教育和鼓励党员干部学习。他还自己带头在杨家岭他的窑洞组织了一个哲学座谈会，每周利用一个晚上漫谈各种哲学问题。陈云领导的中央组织部组织了一个6人学习小组，从1938年一直到1942年，坚持5年学习不间断。学习小组从读原著开始，在自学中弄懂原著。在此基础上，与大家一起讨论结合起来，形成互相教学的局面。这种浓厚而严格的学习气氛，使大家获益匪浅。1940年五一节前夕，中共中央对延安在职干部的学习情况进行检查，陈云领导的中组部学习小组还被评为模范学习小组。
总的讲，延安时期大规模、持续不断的读书学习和研究活动，其意义在于使人们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实现了全党的思想大解放，有力地提高了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大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记者：就读书学习研究活动本身而言，延安时期有什么经验值得总结?
付建成：党在延安时期的读书学习和研究活动，形成了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概括来说，我认为有这样四点特别重要。
一是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在首位。我们党坚持把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贯穿于整个学习研究活动过程中，强调全 党同志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答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可以说，普遍而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列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应用，是延安时期实现理论创新最为宝贵的经验之一。此外，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还十分强调学习和掌握与做好本职工作有关的业务知识、文化知识以及文学艺术等，掌握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备本领。
二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带头学习。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非常重视高级干部带头学习的作用，认为这样“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他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学习，要多学一些、学深一些，为广大党员干部作出表率。陈云在《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中强调，学习不仅是每个共产党员的任务和责任，而且“党内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作为一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从抓住120多个党的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开始，以集中党的高级干部来总结历史经验，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将全党统一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宣告胜利结束的。
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党中央高度重视学风建设，毛泽东把此视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号召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要熟悉，还要能够运用这一理论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当作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仅要能够精通它、而且还能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正是由于毛泽东等人的大力倡导，延安时期我们党得以摆脱长期困扰自己的“左”倾教条主义学风的束缚，形成了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正确学风。
四是非常重视学习的制度化建设。1939年2月，中央专门成立了干部教育部，负责全党的干部教育学习工作，还建立了一整套有关学习的督促、检查考评制度。比如建立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学习小组制、轮训班制、分级学习制，确立指导员与支部干事制，采用巡回教育制与顾问团制，推行各种研究组与研究会制。定期考核测验与赏罚制度等。为总结学习经验并进行奖励，中央还决定从1940年起，将每年5月5日马克思的生日确定为“学习节”。这些都极大地调动了大家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
记者：根据这些历史作用与经验，您认为在倡导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过程中应如何读书，怎样通过读书，推动理论创新及实践创新?
付建成：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这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这不仅是对我们党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优良传统的总结，更体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敏锐的时代意识、强烈的进取精神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今天，我们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与延安时期相比，党的地位、状况和任务都发生很大变化。但延安时期我们党读书学习与研究活动的精神，对今天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她启示着我们要大兴读书学习之风，努力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队伍。
读书学习要坚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放在核心地位。延安时期，全党广泛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今天，我们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党员干部要真正做到政治上清醒，理想信念坚定、作风上过硬，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就需要坚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最新成果来武装自己，这对各级党员干部来说，既是修身立德之本，又是干事创业之基。
读书学习要有正确的态度。目前，有些党员干部在读书学习上心浮气躁、坐不住、学不进，比如有的人把学习和工作对立起来，看成是一个无味的负担；有的人认为学习就是死板教条的背诵；还有的人则人认为学习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装饰品等。凡此种种，说到底，实际上还是一个学习态度问题。什么是应有的正确的学习态度?我觉得就是一种自觉学习的态度，一种永不自满和持之以恒的态度，一种学以致用、用以促学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学习态度，就会有什么样的学习收获。因此，只有树立和养成正确的学习态度，才能使读书学习成为党员干部优化知识结构、提高业务能力、增强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理念和实际本领。
读书学习要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这是提高读书学习质量的一种内在要求，也是实事求是和思想解放精神的重要体现。古人所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讲的学习与思考之间的辩证关系。延安时期，党中央多次强调党员干部“必须养成细心阅读和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在掌握更多理论知识、历史知识、哲学知识和其他科学知识的基础上，认真思考和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实际，思考和研究党的工作和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回顾和分析个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可以想象，延安时期，如果没有我们党高度重视并积极倡导的独立思考的学习精神，就很难从曾在党内盛行一时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和苏联经验绝对化的“左”倾错误束缚中解放出来，也就不可能有我们党在理论上的创新与发展。
记者：延安时期，我们党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进行了伟大的理论创新，请问党的主要领导同志及理论工作者的读书学习与研究活动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付建成：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角度讲，中国共产党都是一个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政党，这也是我们党所具有的显著政治品质特征。即使在十分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这一特征也表现的极为充分。
众所周知，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党中央、毛泽东曾在这里生活和战斗了13个春秋。在当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纷繁复杂的形势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为适应革命和战争的需要，潜心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积极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形成了具有完整体系的毛泽东思想，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大兴读书学习和研究之风，以学习促提高，促创新，促发展，先后掀起过两轮大规模的学习热潮。一次是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不久开展的全党学习运动；另一次就是从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衔接前后两次学习运动，历时近7年之久，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和意义。
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陈云等和一些党的理论工作者如艾思奇、张如心等，不仅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而且又是积极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以自己读书学习和研究的实际行动推进理论上的创新。
毛泽东是当时全党读书学习和研究的杰出代表。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超前的眼光进行了大量艰苦的理论探索。无论是在延安的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王家坪，还是在转战陕北期间，凡是居住和工作过的地方，都留下了许多至今依然感人至深的读书学习和研究的故事。在凤凰山窑洞里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几乎昼夜都没有休息，累病了，吃些药继续坚持写作。由于思想高度集中，脚下木炭火烧着了棉鞋，直到发出了很大的焦味他才发觉。在枣园毛泽东居住窑洞的办公桌上，有一根尺长的生铁条，毛泽东既把它作为读书学习和研究时的“镇尺”用，同时又在过于疲劳、手指发困时，用力握一握，以便解困。毛泽东酷爱读书，尤其对于哲学书籍更是爱不释手。攻读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而且也包括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他还常常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原著一些内容和一些理论观点进行有的放矢的批注。发奋的学习研究，换来的是丰硕的成果。延安时期，毛泽东撰写了一系列影响中国革命的理论著作，《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159篇文章中，有112篇就是在延安当年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占总数的70％以上。一篇篇巨著，既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作出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又是他重学好学、勤学苦学和广学博学的结晶与历史见证。
类似的情形在当时党的其他领导人身上也表现的十分突出。例如，陈云又是一位读书学习的模范。他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工作十分繁忙，但仍不放松学习。陈云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坚持不懈地读书学习，把读书当作共产党人的责任，把读书学习看成是改进工作、做好工作的重要条件，而且还善于“挤”时间来读书。他工作之余，不打扑克，也不跳舞，全力地读书学习，是党内交口称赞的学习模范。在读书学习中，陈云还总结出一整套学习办法，用来指导大家学习，如“一本一本读懂的办法很重要”、“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读书要作笔记”、“读书最好有几个小组”、“读书要与懒惰作斗争”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不仅自己认真学习和研究，还积极倡导和组织在全党范围内开展读书学习与研究活动。在1938年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要求“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1939年，全党干部的学习运动首先在延安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毛泽东多次召开专门会议亲自部署学习活动，保证学习运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他在中央组织部召开的会议上指出全党要“加紧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运动及中国历史，从中央委员会各级干部研究较高深的理论起，一直到各机关事务人员学习文化止。”毛泽东还强调，“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他要求全党同志做到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号召下，当时延安各机关单位纷纷成立学习领导机构，组建了一大批读书小组、学习小组、学哲学小组等，形成了全党学习的热潮。从党政军机关，到部队、学校，从党的主要领导人，理论工作者，到普通党员干部、战士，乃至饲养员，都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理论，学习各方面的文化知识，学习军事、经济、民运等专业知识，学习调查研究等方面所需要的方法，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读书学习和研究活动中。当时的延安，实际上就是一座蔚然成风的大学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和理论工作者还经常到延安的许多干部学校作报告、搞演讲，教育和鼓励党员干部学习。他还自己带头在杨家岭他的窑洞组织了一个哲学座谈会，每周利用一个晚上漫谈各种哲学问题。陈云领导的中央组织部组织了一个6人学习小组，从1938年一直到1942年，坚持5年学习不间断。学习小组从读原著开始，在自学中弄懂原著。在此基础上，与大家一起讨论结合起来，形成互相教学的局面。这种浓厚而严格的学习气氛，使大家获益匪浅。1940年五一节前夕，中共中央对延安在职干部的学习情况进行检查，陈云领导的中组部学习小组还被评为模范学习小组。
总的讲，延安时期大规模、持续不断的读书学习和研究活动，其意义在于使人们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实现了全党的思想大解放，有力地提高了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大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记者：就读书学习研究活动本身而言，延安时期有什么经验值得总结?
付建成：党在延安时期的读书学习和研究活动，形成了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概括来说，我认为有这样四点特别重要。
一是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在首位。我们党坚持把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贯穿于整个学习研究活动过程中，强调全 党同志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答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可以说，普遍而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列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应用，是延安时期实现理论创新最为宝贵的经验之一。此外，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还十分强调学习和掌握与做好本职工作有关的业务知识、文化知识以及文学艺术等，掌握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备本领。
二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带头学习。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非常重视高级干部带头学习的作用，认为这样“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他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学习，要多学一些、学深一些，为广大党员干部作出表率。陈云在《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中强调，学习不仅是每个共产党员的任务和责任，而且“党内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作为一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从抓住120多个党的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开始，以集中党的高级干部来总结历史经验，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将全党统一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宣告胜利结束的。
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党中央高度重视学风建设，毛泽东把此视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号召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要熟悉，还要能够运用这一理论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当作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仅要能够精通它、而且还能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正是由于毛泽东等人的大力倡导，延安时期我们党得以摆脱长期困扰自己的“左”倾教条主义学风的束缚，形成了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正确学风。
四是非常重视学习的制度化建设。1939年2月，中央专门成立了干部教育部，负责全党的干部教育学习工作，还建立了一整套有关学习的督促、检查考评制度。比如建立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学习小组制、轮训班制、分级学习制，确立指导员与支部干事制，采用巡回教育制与顾问团制，推行各种研究组与研究会制。定期考核测验与赏罚制度等。为总结学习经验并进行奖励，中央还决定从1940年起，将每年5月5日马克思的生日确定为“学习节”。这些都极大地调动了大家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
记者：根据这些历史作用与经验，您认为在倡导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过程中应如何读书，怎样通过读书，推动理论创新及实践创新?
付建成：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这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这不仅是对我们党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优良传统的总结，更体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敏锐的时代意识、强烈的进取精神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今天，我们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与延安时期相比，党的地位、状况和任务都发生很大变化。但延安时期我们党读书学习与研究活动的精神，对今天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她启示着我们要大兴读书学习之风，努力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队伍。
读书学习要坚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放在核心地位。延安时期，全党广泛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今天，我们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党员干部要真正做到政治上清醒，理想信念坚定、作风上过硬，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就需要坚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最新成果来武装自己，这对各级党员干部来说，既是修身立德之本，又是干事创业之基。
读书学习要有正确的态度。目前，有些党员干部在读书学习上心浮气躁、坐不住、学不进，比如有的人把学习和工作对立起来，看成是一个无味的负担；有的人认为学习就是死板教条的背诵；还有的人则人认为学习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装饰品等。凡此种种，说到底，实际上还是一个学习态度问题。什么是应有的正确的学习态度?我觉得就是一种自觉学习的态度，一种永不自满和持之以恒的态度，一种学以致用、用以促学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学习态度，就会有什么样的学习收获。因此，只有树立和养成正确的学习态度，才能使读书学习成为党员干部优化知识结构、提高业务能力、增强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理念和实际本领。
读书学习要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这是提高读书学习质量的一种内在要求，也是实事求是和思想解放精神的重要体现。古人所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讲的学习与思考之间的辩证关系。延安时期，党中央多次强调党员干部“必须养成细心阅读和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在掌握更多理论知识、历史知识、哲学知识和其他科学知识的基础上，认真思考和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实际，思考和研究党的工作和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回顾和分析个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可以想象，延安时期，如果没有我们党高度重视并积极倡导的独立思考的学习精神，就很难从曾在党内盛行一时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和苏联经验绝对化的“左”倾错误束缚中解放出来，也就不可能有我们党在理论上的创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