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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因焦裕禄而闻名全国的“政治大县”兰考，近年来再度声名鹊起。
在这里，一场迥异于常规和旧俗的乡村建设实验，正以文化合作为突破口，有条不紊地向经济合作等领域延伸。成败得失，众说纷纭。
同样备受瞩目的，还有这场实验的主导者，兰考县挂职副县长、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这位拥有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头衔的女县长，时常将“兄弟们”、“老乡们”挂在嘴边。她说：“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国情和常识相结合，就是黑板上养猪，实验室里种庄稼。”
“秀才下乡”
2003年8月，年仅32岁的何慧丽走马上任兰考县副县长，具体分管农业结构的调整。
对何慧丽而言，这是她人生道路的一次重大转折。此前，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她，对“左派”、“右派”、“自由派”等理论流派困惑不已，对很多名家醉心于逻辑的多元性和学问的精致性困惑不已。2003年，就在她不断反省知识分子的使命与作用时，中国农业大学与河南省开封市签署共建协议，选派7名博士到开封市挂职锻炼。何慧丽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然而，何慧丽的第一把火就没有“烧”起来。在最初的两个月，为了尽快得到县里的认可，她主动到广州、武汉等地招商引资。商人有商人的运作逻辑，一直埋首书斋的她不熟悉这个逻辑。尽管她曾找过无数外商和兰考籍的“内商”，但总是收效甚微。她回忆说：“当九年的学习和研究所获得的知识在现实中不堪一击的时候，我感到很痛苦，我为无知感到汗颜。”
“我能为兰考做点什么？”这个问题一直“折磨”着她。为此，她专门请人给自己写了一幅字，上书“我的生活、我的教育”，悬于办公室的墙壁上，以明心志。出身中国农业大学，专修“城乡关系与农村发展”，分管农业结构调整的何慧丽决心在“农”字上大做文章。
在对兰考农村进行深入调研之后，何慧丽发现，短期内让农民大幅度增收几乎不可能，除非构建一个平等、团结、合作的平民文化系统。由此，她得出结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打破工业化的神话、权力的神话和市场的神话。于是，学社会学的何慧丽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在兰考进行一系列的乡村建设实验。
早在1926年，“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曾选定河北定县为实验区，开启了乡村建设运动之先河。2003年，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在此创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更为广阔的中国大地上掀起一场名为“新乡村建设”的实验。在何慧丽的积极争取下，兰考成为这场实验的重要基地之一。目前，她已在兰考6个乡6个村成功组建了5个农民文艺队、1个老年协会和4个经济合作社。
“红军路线”引发的争议
“一个副县长咋能这样和农民相处？她不是‘冒牌县长’吧？”何慧丽做事时走“红军路线”，最初总会引来农民的议论与猜测———
2003年9月，有感于城关乡陈寨村村民文化生活的贫乏，何慧丽准备在这里组建全县第一个农民文艺队。一连三个月，任凭何慧丽怎么高喊“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歌唱家”，就是没有一个农民参加，怕丢丑。后来，村里有人看到何慧丽开会都站在雨里淋，心疼不已，在村支书和村经济能人的积极动员下，这才陆续有一批人加入进来。中原油田退休工人老衡自愿地担当起文艺队教练，终于建成了一支兰考县有名的农民文艺队。2005年7月，这支文艺队获邀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演出，大获成功，师生们评价说“节目非常出彩，令人目不暇接”。
2004年7月，何慧丽带领三义寨乡南马庄村村支书张砚斌、仪封乡胡寨村经济能人王继伟等到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学习。此间，他们一起吃咸菜、喝稀饭，参加义务劳动。听课时，因为人多，何慧丽甚至盘腿坐在离黑板最近的地板上。
2004年8月，在葡萄架乡贺村经济合作社成立前夕，何慧丽请专家给农民培训。其间，何慧丽同大学生志愿者一起生火做饭，一起打地铺睡觉。有农民警惕地问：“你为啥要培训我们？是不是想捞个政绩，回去以后升官发财？”这令何慧丽哭笑不得。她回答：“快乐与富裕同等重要。如果说我很自私，那么我最大的自私就是能够看到老乡们脸上的微笑。如果你们信得过何慧丽，就可以试一试。”
除了规定每名社员必须交纳会费、自愿交纳股金外，何慧丽还组织社员参加军训。她带头握紧拳头高喊合作口号：“改变自我，做家乡主人；团结起来，建设新乡村。”有村民据此怀疑她在搞传销，“不然，搞那么大的声势干什么？”后来，合作社成立后的头件大事，就是组织社员对村里多年无人问津的泥泞道路加以整修，让这位村民心服口服。
如果说这些故事还鲜为人知的话，何慧丽的下述举动则是司空见惯：
她接待客人，大都请他们吃饺子、米线、羊肉泡馍，即使是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也不例外；别人请她去吃饭，饭毕她总会亲自打包，把剩余的饭菜送给农村的孤寡老人。
她每次下乡都是只身一人，有时晚上来不及赶回县城，就和农村妇女挤在一个炕头，嘻嘻哈哈地聊到凌晨两点多；她在农民家里吃饭，每次付5元钱，住一晚上则付3元钱，人家不肯收她就站着不走。
“我在兰考干过很多‘丢人’、‘出格’的事。但你既然一心想为农民办事，怎能嫌‘丢人’？”何慧丽笑眯眯地告诉《决策》记者，“我从小在山沟沟里长大，从终极意义上讲，我也是农民。”她将这种精神归纳为十二个字：“热爱丢脸，欢迎挫折，享受痛苦。”
让她兴奋的是，在组建文艺队与经济合作社之前，这几个村子里的农民普遍散漫、拘谨，农闲时节有的沉迷于赌博、迷信、传闲话惹是非；如今，他们开始非常自信地展现自我，合作的意识明显增强。三义寨乡南马庄村一位农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下了这样一句顺口溜：“比着学，看谁掌握的知识多；比着干，看谁经济发展得好。”
巧解经济合作社发展难题
面对棘手问题，何慧丽已不再如刚刚履新时那般茫然无措。
2005年上半年，经过摸索与发展，兰考县4个经济合作社都已小成气候，社员们在资金互助、种植业、养殖业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其中，三义寨乡南马庄村经济合作社开发的无公害大米项目，已成功申请到了农业部10万元专项资金，并正在积极争取世界银行的赠款项目。
就在这时，有人发出疑问：“经济合作社发展壮大了，会不会与村‘两委’唱对台戏？社员入股，是不是在非法集资，会不会冲击当地的金融秩序？”
很多社员开始坐不住了，但何慧丽却镇定自若。
她首先和河南大学“三农”问题专家赵晓峰联合撰写了一篇调研报告，厘清了村“两委”与经济合作社的关系：合作社不具有政治职能，它在接受村“两委”领导和监督的同时，也为村“两委”在新时期的职能转型提供了契机。从这种层面上说，村“两委”和合作社是互惠互利、相互补充、共同促进的关系。这一解释迅速得到各方的认可。
在回答“社员入股的政策依据”时，报告提到了2005年中央“1号文件”。这份文件指出：“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农村新办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和监管办法，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尽快启动试点工作。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建立更加贴近农民和农村需要、由自然人或企业发起的小额信贷组织。”
何慧丽并不满足于澄清事实。接下来，她试图探索出一个“农信社＋合作社＋农户”的农村金融模式，以打破经济合作社发展的资金“瓶颈”。10月18日，何慧丽把兰考县农信社主任请到贺村经济合作社与胡寨村经济合作社，与社员们共商合作事宜。其中一段对话颇为有趣———
“农信社是农民自己的银行。经济合作社可以把互助资金作为一个整体股，存到农信社来。这样社员除了可以在合作社获取自助资金外，从农信社直接贷款也容易多了。”
“农信社门槛太高……”胡寨村经济合作社理事长王继伟有些顾虑。
“我们这不是送上门来了么？”
“那你们要不要大伙请客送礼呢？”何慧丽忍不住替社员插了一句。
“呵呵，哪能这样办呢！”
“‘财神爷’既然发话了，那你们就放心、大胆地干吧！”何慧丽嘱咐王继伟。
“我在兰考的使命已经完成”
“我把兰考的几个村子发动起来后，给它们创造了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给它们指出来哪些规矩不能逾越，这就是我在兰考的使命。把这几件事做完，我就应该退出。”何慧丽告诉《决策》记者。
2005年6月，就在何慧丽的挂职期限即将结束时，中国农业大学与开封市委经过协商，决定将她的挂职期限顺延两年。此间，何慧丽享受副县级待遇，兰考县政府为她配备一辆公车和一名司机，每个月还发给她1500元补助。何慧丽组织的两次农民培训的费用，一次是开封市政府支付的，另一次是兰考县扶贫办支付的。
“说句实在话，尽管上上下下都非常支持我，我也尽了最大努力，但我对兰考乡村建设实验的前景仍不乐观。”何慧丽感慨道，“为什么我不乐观？问题的要害在哪里？一是新乡村建设机构缺位、制度缺位、人员缺位；二是新乡村建设的成本没有人愿意支付。这些问题最好由中央和省里予以解决。”
何慧丽说，兰考乡村建设实验只是一个草根实验。它是小范围、小对象的，是改良的、试错的。她最初的设想也只是促成一些村庄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文化组织的建立，探索出全面进行乡村建设的自下而上的内源性机制，为在工业化进程中留在乡村的人找出一条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可行性之路。当前的任务是，农民能在哪个领域合作，就让他们在哪个领域合作，比如化肥等生产资料的统购统销。从长远看，他们合作的领域还可以逐步扩大到教育、医疗。
“谁想做成这个事，谁就必须有说服别人、感化别人的本事，谁就必须讲策略。我想我应当柔和一些，即使有人骂我，我也要耐心地解释。只要你坐在我这里听我解释，就是我的进步；只要你接受了我的观点，就是我的胜利。做事如果没有挑战性，那还有什么意思！”何慧丽的这番感言，无疑让我们萌生更多的期待。
在这里，一场迥异于常规和旧俗的乡村建设实验，正以文化合作为突破口，有条不紊地向经济合作等领域延伸。成败得失，众说纷纭。
同样备受瞩目的，还有这场实验的主导者，兰考县挂职副县长、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这位拥有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头衔的女县长，时常将“兄弟们”、“老乡们”挂在嘴边。她说：“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国情和常识相结合，就是黑板上养猪，实验室里种庄稼。”
“秀才下乡”
2003年8月，年仅32岁的何慧丽走马上任兰考县副县长，具体分管农业结构的调整。
对何慧丽而言，这是她人生道路的一次重大转折。此前，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她，对“左派”、“右派”、“自由派”等理论流派困惑不已，对很多名家醉心于逻辑的多元性和学问的精致性困惑不已。2003年，就在她不断反省知识分子的使命与作用时，中国农业大学与河南省开封市签署共建协议，选派7名博士到开封市挂职锻炼。何慧丽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然而，何慧丽的第一把火就没有“烧”起来。在最初的两个月，为了尽快得到县里的认可，她主动到广州、武汉等地招商引资。商人有商人的运作逻辑，一直埋首书斋的她不熟悉这个逻辑。尽管她曾找过无数外商和兰考籍的“内商”，但总是收效甚微。她回忆说：“当九年的学习和研究所获得的知识在现实中不堪一击的时候，我感到很痛苦，我为无知感到汗颜。”
“我能为兰考做点什么？”这个问题一直“折磨”着她。为此，她专门请人给自己写了一幅字，上书“我的生活、我的教育”，悬于办公室的墙壁上，以明心志。出身中国农业大学，专修“城乡关系与农村发展”，分管农业结构调整的何慧丽决心在“农”字上大做文章。
在对兰考农村进行深入调研之后，何慧丽发现，短期内让农民大幅度增收几乎不可能，除非构建一个平等、团结、合作的平民文化系统。由此，她得出结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打破工业化的神话、权力的神话和市场的神话。于是，学社会学的何慧丽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在兰考进行一系列的乡村建设实验。
早在1926年，“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曾选定河北定县为实验区，开启了乡村建设运动之先河。2003年，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在此创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更为广阔的中国大地上掀起一场名为“新乡村建设”的实验。在何慧丽的积极争取下，兰考成为这场实验的重要基地之一。目前，她已在兰考6个乡6个村成功组建了5个农民文艺队、1个老年协会和4个经济合作社。
“红军路线”引发的争议
“一个副县长咋能这样和农民相处？她不是‘冒牌县长’吧？”何慧丽做事时走“红军路线”，最初总会引来农民的议论与猜测———
2003年9月，有感于城关乡陈寨村村民文化生活的贫乏，何慧丽准备在这里组建全县第一个农民文艺队。一连三个月，任凭何慧丽怎么高喊“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歌唱家”，就是没有一个农民参加，怕丢丑。后来，村里有人看到何慧丽开会都站在雨里淋，心疼不已，在村支书和村经济能人的积极动员下，这才陆续有一批人加入进来。中原油田退休工人老衡自愿地担当起文艺队教练，终于建成了一支兰考县有名的农民文艺队。2005年7月，这支文艺队获邀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演出，大获成功，师生们评价说“节目非常出彩，令人目不暇接”。
2004年7月，何慧丽带领三义寨乡南马庄村村支书张砚斌、仪封乡胡寨村经济能人王继伟等到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学习。此间，他们一起吃咸菜、喝稀饭，参加义务劳动。听课时，因为人多，何慧丽甚至盘腿坐在离黑板最近的地板上。
2004年8月，在葡萄架乡贺村经济合作社成立前夕，何慧丽请专家给农民培训。其间，何慧丽同大学生志愿者一起生火做饭，一起打地铺睡觉。有农民警惕地问：“你为啥要培训我们？是不是想捞个政绩，回去以后升官发财？”这令何慧丽哭笑不得。她回答：“快乐与富裕同等重要。如果说我很自私，那么我最大的自私就是能够看到老乡们脸上的微笑。如果你们信得过何慧丽，就可以试一试。”
除了规定每名社员必须交纳会费、自愿交纳股金外，何慧丽还组织社员参加军训。她带头握紧拳头高喊合作口号：“改变自我，做家乡主人；团结起来，建设新乡村。”有村民据此怀疑她在搞传销，“不然，搞那么大的声势干什么？”后来，合作社成立后的头件大事，就是组织社员对村里多年无人问津的泥泞道路加以整修，让这位村民心服口服。
如果说这些故事还鲜为人知的话，何慧丽的下述举动则是司空见惯：
她接待客人，大都请他们吃饺子、米线、羊肉泡馍，即使是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也不例外；别人请她去吃饭，饭毕她总会亲自打包，把剩余的饭菜送给农村的孤寡老人。
她每次下乡都是只身一人，有时晚上来不及赶回县城，就和农村妇女挤在一个炕头，嘻嘻哈哈地聊到凌晨两点多；她在农民家里吃饭，每次付5元钱，住一晚上则付3元钱，人家不肯收她就站着不走。
“我在兰考干过很多‘丢人’、‘出格’的事。但你既然一心想为农民办事，怎能嫌‘丢人’？”何慧丽笑眯眯地告诉《决策》记者，“我从小在山沟沟里长大，从终极意义上讲，我也是农民。”她将这种精神归纳为十二个字：“热爱丢脸，欢迎挫折，享受痛苦。”
让她兴奋的是，在组建文艺队与经济合作社之前，这几个村子里的农民普遍散漫、拘谨，农闲时节有的沉迷于赌博、迷信、传闲话惹是非；如今，他们开始非常自信地展现自我，合作的意识明显增强。三义寨乡南马庄村一位农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下了这样一句顺口溜：“比着学，看谁掌握的知识多；比着干，看谁经济发展得好。”
巧解经济合作社发展难题
面对棘手问题，何慧丽已不再如刚刚履新时那般茫然无措。
2005年上半年，经过摸索与发展，兰考县4个经济合作社都已小成气候，社员们在资金互助、种植业、养殖业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其中，三义寨乡南马庄村经济合作社开发的无公害大米项目，已成功申请到了农业部10万元专项资金，并正在积极争取世界银行的赠款项目。
就在这时，有人发出疑问：“经济合作社发展壮大了，会不会与村‘两委’唱对台戏？社员入股，是不是在非法集资，会不会冲击当地的金融秩序？”
很多社员开始坐不住了，但何慧丽却镇定自若。
她首先和河南大学“三农”问题专家赵晓峰联合撰写了一篇调研报告，厘清了村“两委”与经济合作社的关系：合作社不具有政治职能，它在接受村“两委”领导和监督的同时，也为村“两委”在新时期的职能转型提供了契机。从这种层面上说，村“两委”和合作社是互惠互利、相互补充、共同促进的关系。这一解释迅速得到各方的认可。
在回答“社员入股的政策依据”时，报告提到了2005年中央“1号文件”。这份文件指出：“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农村新办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和监管办法，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尽快启动试点工作。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建立更加贴近农民和农村需要、由自然人或企业发起的小额信贷组织。”
何慧丽并不满足于澄清事实。接下来，她试图探索出一个“农信社＋合作社＋农户”的农村金融模式，以打破经济合作社发展的资金“瓶颈”。10月18日，何慧丽把兰考县农信社主任请到贺村经济合作社与胡寨村经济合作社，与社员们共商合作事宜。其中一段对话颇为有趣———
“农信社是农民自己的银行。经济合作社可以把互助资金作为一个整体股，存到农信社来。这样社员除了可以在合作社获取自助资金外，从农信社直接贷款也容易多了。”
“农信社门槛太高……”胡寨村经济合作社理事长王继伟有些顾虑。
“我们这不是送上门来了么？”
“那你们要不要大伙请客送礼呢？”何慧丽忍不住替社员插了一句。
“呵呵，哪能这样办呢！”
“‘财神爷’既然发话了，那你们就放心、大胆地干吧！”何慧丽嘱咐王继伟。
“我在兰考的使命已经完成”
“我把兰考的几个村子发动起来后，给它们创造了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给它们指出来哪些规矩不能逾越，这就是我在兰考的使命。把这几件事做完，我就应该退出。”何慧丽告诉《决策》记者。
2005年6月，就在何慧丽的挂职期限即将结束时，中国农业大学与开封市委经过协商，决定将她的挂职期限顺延两年。此间，何慧丽享受副县级待遇，兰考县政府为她配备一辆公车和一名司机，每个月还发给她1500元补助。何慧丽组织的两次农民培训的费用，一次是开封市政府支付的，另一次是兰考县扶贫办支付的。
“说句实在话，尽管上上下下都非常支持我，我也尽了最大努力，但我对兰考乡村建设实验的前景仍不乐观。”何慧丽感慨道，“为什么我不乐观？问题的要害在哪里？一是新乡村建设机构缺位、制度缺位、人员缺位；二是新乡村建设的成本没有人愿意支付。这些问题最好由中央和省里予以解决。”
何慧丽说，兰考乡村建设实验只是一个草根实验。它是小范围、小对象的，是改良的、试错的。她最初的设想也只是促成一些村庄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文化组织的建立，探索出全面进行乡村建设的自下而上的内源性机制，为在工业化进程中留在乡村的人找出一条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可行性之路。当前的任务是，农民能在哪个领域合作，就让他们在哪个领域合作，比如化肥等生产资料的统购统销。从长远看，他们合作的领域还可以逐步扩大到教育、医疗。
“谁想做成这个事，谁就必须有说服别人、感化别人的本事，谁就必须讲策略。我想我应当柔和一些，即使有人骂我，我也要耐心地解释。只要你坐在我这里听我解释，就是我的进步；只要你接受了我的观点，就是我的胜利。做事如果没有挑战性，那还有什么意思！”何慧丽的这番感言，无疑让我们萌生更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