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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元结构，五十余年一贯制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间，人口基本上可以自由流动，据统计，建国后的前几年，大约有2000多万农民已经由农村迁入城镇。但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大概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又从城里迁回农村同样的人口，当时的口号是：“我有两双手，不在城市吃闲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源于当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从“一五计划”开始，我国提出了“一化三改”的总路线，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战略并未限制农民进城，户口管理很松，有个熟人介绍，就能在城市找个工作。50年代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中苏在意识形态的认识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友好关系破裂，我国发表了著名的“九评”，苏联撤走了技术专家，停止了对我国所有项目的后续投资，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所以1959年我国政府不得不把进城的人向外迁移。在这样的环境下，区分农民市民的户籍管理制度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相互流动，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成了“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在我国成了法定的模式。
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农民工，年轻人凭着健壮的身体，凭着一技之长，渗透到城市，但他们干的都是城市里最脏、最累的活计，而工资又是较低的工种。农村成了“青壮进城去，收禾童与姑”，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农民工有2亿多人，占到总人口的15%，大量的农民工是以委曲求全为代价的。我国现行的就业制度、教育制度、保障制度、人事制度、医疗制度等对市民、农民标准不统一，使得农民进到城市工作，也只能游离于体制之外，改革成果，共建共享，成为一句空话，历史发展到今天，户籍政策成为这一系列制度不公的核心载体，也成了改革向纵深发展的“瓶颈”。
二、户籍改革，一石激起千层浪
户籍制度改革本身并不复杂，复杂的是由此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据调查，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涉及政治、就业、教育、社会保障、计划生育、义务兵退役安置政策和标准、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等各个方面。户籍制度改革意味着户口与利益分配脱钩，以及一种全新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目前正在进行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就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
重庆作为国家确定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从2010年8月开始，以解决农民工和在校大学生城镇户口为突破口，全面启动“农转城”的户籍制度改革，力争到2020年全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这意味着，在10年内，将有1000万农民工和大学生农转城成为“市民”。 这为农民进城大大降低了门槛，能有力推动城镇化的进程，使统筹城乡发展有了新的载体。
一石激起千层浪，重庆的户改引起了众人瞩目。户籍制度改革，终极目标就是消除城乡户籍差异，实现所有居民享有均衡的社会保障、分享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公共服务资源，也是统筹城乡发展题中应有之义。由于户籍制度在我国根深蒂固，也由于近几年农村有了飞速发展，城乡统筹发展的优惠政策使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国家也更加重视农业的战略地位，可是，这样的一件大好事，在实践中，对“农转城”的认识及转户工作的操作，出现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有的说这是新的“圈地运动”，也有的说这是政府看中了农民手中的土地等，为此，重庆市委市政府为“农转城”的农民工和大学生制定了一系列配套的优惠政策，首先以自愿为基础，同时又设置了合理的职业、收入、住房等门槛，以已经在城市多年打工、有固定收入、又购置了住房的农民为重点，引导他们有序向城镇流动，以统筹城乡共同发展。
三、统筹城乡，好事办好认知高
改革开放30多来的剧烈社会变迁，转型期内城乡之间的矛盾和社会问题大量涌现，城乡相互制约、难以突破，利益失衡、难以调节，遗留问题、难以治愈，城乡二元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更加凸显。理论界认识到，就农村问题解决农村问题，没有出路，就城市问题解决城市问题，同样没有出路，必须走统筹城乡发展之路，使城镇和乡村在协同共治与良性互动中共同迈向现代化。
重庆这次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有它的鲜明特点，首先突破了“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的简单做法，而是配套设计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以保证“农转城”工作平稳进行。农民转户进城，不仅仅是身份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可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从市委市政府到各乡镇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好政策要让每个农民家庭、每个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每个重庆人都领会精神，真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农民转为城镇户口后，在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社保等方面与城市人口一样，统一纳入城镇的保障体系，真正实现和谐社会、小康社会要达到的目标“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重庆的这次户籍改革是在农村土地流转之后的又一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性举措，真正开启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破冰”之旅，户籍制度改革使统筹城乡工作有了实质性进展，把户籍制度改革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的“抓手”，对农民转户进城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政策体系，配套设计了社保、住房、就业、教育、卫生等各方面的政策，以实现城乡制度之间的有效衔接，保证农民转户的平稳过渡。户籍改革是一个大好事，实践中还有一些不同认识，这是可以理解的，只要牢牢把握住几个基本的立足点，即：统筹规划、自愿有偿、积极稳妥、综合配套、促进发展，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要把握自愿有偿，充分尊重农民转城意愿。好事办好，把户籍制度改革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来抓，这是重庆市政府的既定方针。总体来看，转户居民退出了农村的土地和房屋，换取了城市的教育、就业、住房、社保、医疗服务，在生活成本并未大幅提高的情况下，伴随着落实民生力度的加大，人民的幸福感是会增强的。在这背后是国民待遇的公平公正，这也是改革的成功之处，它要从根本上剥离附着在户籍背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举措，“户籍坚冰”开始消融，重庆这座统筹城乡综合配套发展的直辖市将会乘风破浪、直挂云帆！■
（基金项目：重庆三峡学院《影响三峡库区城乡统筹发展的内外因研究》，项目编号09ZZ-048）
（郭学军，1956年生，重庆三峡学院政治法律系主任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主任、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曹花，1982年生，重庆三峡学院政治法律系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间，人口基本上可以自由流动，据统计，建国后的前几年，大约有2000多万农民已经由农村迁入城镇。但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大概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又从城里迁回农村同样的人口，当时的口号是：“我有两双手，不在城市吃闲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源于当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从“一五计划”开始，我国提出了“一化三改”的总路线，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战略并未限制农民进城，户口管理很松，有个熟人介绍，就能在城市找个工作。50年代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中苏在意识形态的认识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友好关系破裂，我国发表了著名的“九评”，苏联撤走了技术专家，停止了对我国所有项目的后续投资，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所以1959年我国政府不得不把进城的人向外迁移。在这样的环境下，区分农民市民的户籍管理制度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相互流动，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成了“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在我国成了法定的模式。
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农民工，年轻人凭着健壮的身体，凭着一技之长，渗透到城市，但他们干的都是城市里最脏、最累的活计，而工资又是较低的工种。农村成了“青壮进城去，收禾童与姑”，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农民工有2亿多人，占到总人口的15%，大量的农民工是以委曲求全为代价的。我国现行的就业制度、教育制度、保障制度、人事制度、医疗制度等对市民、农民标准不统一，使得农民进到城市工作，也只能游离于体制之外，改革成果，共建共享，成为一句空话，历史发展到今天，户籍政策成为这一系列制度不公的核心载体，也成了改革向纵深发展的“瓶颈”。
二、户籍改革，一石激起千层浪
户籍制度改革本身并不复杂，复杂的是由此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据调查，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涉及政治、就业、教育、社会保障、计划生育、义务兵退役安置政策和标准、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等各个方面。户籍制度改革意味着户口与利益分配脱钩，以及一种全新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目前正在进行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就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
重庆作为国家确定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从2010年8月开始，以解决农民工和在校大学生城镇户口为突破口，全面启动“农转城”的户籍制度改革，力争到2020年全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这意味着，在10年内，将有1000万农民工和大学生农转城成为“市民”。 这为农民进城大大降低了门槛，能有力推动城镇化的进程，使统筹城乡发展有了新的载体。
一石激起千层浪，重庆的户改引起了众人瞩目。户籍制度改革，终极目标就是消除城乡户籍差异，实现所有居民享有均衡的社会保障、分享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公共服务资源，也是统筹城乡发展题中应有之义。由于户籍制度在我国根深蒂固，也由于近几年农村有了飞速发展，城乡统筹发展的优惠政策使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国家也更加重视农业的战略地位，可是，这样的一件大好事，在实践中，对“农转城”的认识及转户工作的操作，出现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有的说这是新的“圈地运动”，也有的说这是政府看中了农民手中的土地等，为此，重庆市委市政府为“农转城”的农民工和大学生制定了一系列配套的优惠政策，首先以自愿为基础，同时又设置了合理的职业、收入、住房等门槛，以已经在城市多年打工、有固定收入、又购置了住房的农民为重点，引导他们有序向城镇流动，以统筹城乡共同发展。
三、统筹城乡，好事办好认知高
改革开放30多来的剧烈社会变迁，转型期内城乡之间的矛盾和社会问题大量涌现，城乡相互制约、难以突破，利益失衡、难以调节，遗留问题、难以治愈，城乡二元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更加凸显。理论界认识到，就农村问题解决农村问题，没有出路，就城市问题解决城市问题，同样没有出路，必须走统筹城乡发展之路，使城镇和乡村在协同共治与良性互动中共同迈向现代化。
重庆这次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有它的鲜明特点，首先突破了“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的简单做法，而是配套设计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以保证“农转城”工作平稳进行。农民转户进城，不仅仅是身份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可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从市委市政府到各乡镇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好政策要让每个农民家庭、每个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每个重庆人都领会精神，真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农民转为城镇户口后，在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社保等方面与城市人口一样，统一纳入城镇的保障体系，真正实现和谐社会、小康社会要达到的目标“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重庆的这次户籍改革是在农村土地流转之后的又一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性举措，真正开启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破冰”之旅，户籍制度改革使统筹城乡工作有了实质性进展，把户籍制度改革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的“抓手”，对农民转户进城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政策体系，配套设计了社保、住房、就业、教育、卫生等各方面的政策，以实现城乡制度之间的有效衔接，保证农民转户的平稳过渡。户籍改革是一个大好事，实践中还有一些不同认识，这是可以理解的，只要牢牢把握住几个基本的立足点，即：统筹规划、自愿有偿、积极稳妥、综合配套、促进发展，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要把握自愿有偿，充分尊重农民转城意愿。好事办好，把户籍制度改革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来抓，这是重庆市政府的既定方针。总体来看，转户居民退出了农村的土地和房屋，换取了城市的教育、就业、住房、社保、医疗服务，在生活成本并未大幅提高的情况下，伴随着落实民生力度的加大，人民的幸福感是会增强的。在这背后是国民待遇的公平公正，这也是改革的成功之处，它要从根本上剥离附着在户籍背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举措，“户籍坚冰”开始消融，重庆这座统筹城乡综合配套发展的直辖市将会乘风破浪、直挂云帆！■
（基金项目：重庆三峡学院《影响三峡库区城乡统筹发展的内外因研究》，项目编号09ZZ-048）
（郭学军，1956年生，重庆三峡学院政治法律系主任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主任、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曹花，1982年生，重庆三峡学院政治法律系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