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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产队是人民公社化时期最基层的一个单位,当时的组合是县、区革委会、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生产队发生的那些事儿,笔者也曾耳闻目睹。最近又走访了一些当年的亲历者。今日回想起来,确实荒唐可笑,但受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实在真实可信,也是当时整个农村生活的缩影。
1970年农历8月中旬,田里的谷子渐渐变成了金黄色,丰收在望,逗人喜爱,在隆回县司门前区兴隆公社某大队的一个生产队里,连续几晚,在靠近山边的田里,出现了刮禾穗的偷窃事件。村组干部、社员群众个个义愤填膺,发誓一定要抓住“偷禾贼”,于是成立了巡逻小组,晚上轮流巡查,这样,清清息息地度过了两个晚上。直到第三天晚上,天空忽然下起了小雨,伴着秋风,冷飕飕,巡查小组决定放假一晚,可偏偏在这天晚上,茶山洼田里刮去了一小丘田的禾穗。早饭后,村组干部都得到报告,马上现场查看,田里的脚板印清晰可辨,村组领导一合计,想出了一个绝妙办法,把全组劳动力全部集合起来,到那丘田里去合脚板印。
全组劳力都到齐了,排着队一个一个去合,这时,只有一个外号叫“黄胡子”的老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头上冷汗直冒,浑身颤抖不停,轮到他去合脚板印,他左右不肯,大家不由分说,捉住他的双脚一合,合得严丝合缝,在事实面前,他不得不低头认账。村支书问他为什么要偷禾穗,他不慌不忙地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弄得大家哭笑不得,村支书通过讯问,原来他上有九十老母,下有几个嗷嗷待哺的孙子,家里已经三天无米下锅了,逼得他走投无路,只好出此下策。村组干部经过商议,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特殊处理,“打锣游村,罰钱罚粮”就免了,但检讨书还得让他写出几份,以儆效尤。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农村有一些人思想境界不高,喜欢贪公家的小便宜。每当稻穗泛黄、临近收割的季节,生产队三令五申各家各户,关好鸡鸭,可是这些人都充耳不闻,经常把鸡鸭赶到田里偷食稻谷。为了防止鸡、鸭、老鼠的危害破坏,每个生产队在这个时候,就要在屋前屋后的田边、田坎路边,大肆撒放毒药,以防危害。
怎样去撒毒药?笔者至今记忆犹新,大清早,队长安排两个劳动力,抬着一面大铜锣,敲得当当作响,放开嗓子大喊:各家关好鸡鸭!马上放毒药啰!这叫报信锣,生产队采取先礼后兵的手段,让各家各户小心,防止鸡鸭进田呷药毒死。
报信锣打过后,生产队长召集全队员群众,召开大会,会后,在仓库边上的禾坪里,砌了一个土砖灶,架上一口大铁锅,烧起五雷大火,把谷子炒干,洒上几瓶甲胺磷农药,边翻边炒,毒药炒好后,用塑料纸捂上十分钟,再用筲箕盛放好,队长马上安排两人撒药,撒毒药的人一般是“心狠手辣”之人,或者是五保单身汉,他们不怕人家骂“断子绝孙”。撒放时,队长带着群众在后面监督执行,看撒放者的厚薄均匀,有没有徇私舞弊,不管是队长屋前还是会计屋后,都与社员群众一视同仁。
社员群众不管怎样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毒死鸡鸭的现象仍屡见不鲜,搞得群众怨声载道,喊天叫地。由于那时生活艰苦,就是毒死的鸡鸭也没有人舍得丢掉或埋掉,大多数人用清水浸泡后,照常食用。当然,中毒现象也曾发生过,但那时从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笔者所在的公社各生产队兴起了轰轰烈烈的积肥运动,上级领导经常下来强调“多积肥,多打粮”。因此,各地的社员群众,绞尽脑汁地想办法多积肥。什么楼板土、千脚土、土杂灰、墙头土、大粪、小淤(便)、猪屎粪、牛屎粪、狗屎粪、沤烂粪等肥料,搞得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这对当时春耕生产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思想过左,不免有“劳民伤财”的感觉。
每到冬季,积肥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浸冬田里,粪凼林立,当时生产队规定:上交一担大粪记工六分,一担小淤(便)记工一分,一担猪屎粪记工八厘,牛屎粪记工五厘,沤烂粪记工二厘。为了多弄点工分,社员群众起早贪黑,想尽各种办法多上交肥料,有的人往大粪中掺水,用豆腐水造假小淤,因豆腐水最能起泡泡,掺一点小便与真小淤无异。一些大人还发动小孩捡牛屎粪、狗粪,一个冬季也能挣到几工分。有的社员群众还去十几里外的学校、厂矿挑大粪、小淤上交生产队。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县委副书记、县长刘国隆亲自带领年轻干部下到生产队蹲点,搞高产试验田,自己扯青草沤肥,刘县长还自己挑淤桶掏大粪兑水给禾苗施肥。他个子不高,挑着那种老式的木淤桶在田埂上走,两头桶底老是撞田埂,显得踉踉跄跄,粪水不时溅出桶外,洒在裤子上,他也全然不顾。青年干部和群众都争着去挑,可他硬是坚持要自己挑,一直挑了四五担,把一丘两亩多的试验田追肥搞完。可见,那个年代的干部工作作风是多么朴素、务实。
【原载《文史天地》】
合脚板印揪出“刮禾贼”
1970年农历8月中旬,田里的谷子渐渐变成了金黄色,丰收在望,逗人喜爱,在隆回县司门前区兴隆公社某大队的一个生产队里,连续几晚,在靠近山边的田里,出现了刮禾穗的偷窃事件。村组干部、社员群众个个义愤填膺,发誓一定要抓住“偷禾贼”,于是成立了巡逻小组,晚上轮流巡查,这样,清清息息地度过了两个晚上。直到第三天晚上,天空忽然下起了小雨,伴着秋风,冷飕飕,巡查小组决定放假一晚,可偏偏在这天晚上,茶山洼田里刮去了一小丘田的禾穗。早饭后,村组干部都得到报告,马上现场查看,田里的脚板印清晰可辨,村组领导一合计,想出了一个绝妙办法,把全组劳动力全部集合起来,到那丘田里去合脚板印。
全组劳力都到齐了,排着队一个一个去合,这时,只有一个外号叫“黄胡子”的老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头上冷汗直冒,浑身颤抖不停,轮到他去合脚板印,他左右不肯,大家不由分说,捉住他的双脚一合,合得严丝合缝,在事实面前,他不得不低头认账。村支书问他为什么要偷禾穗,他不慌不忙地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弄得大家哭笑不得,村支书通过讯问,原来他上有九十老母,下有几个嗷嗷待哺的孙子,家里已经三天无米下锅了,逼得他走投无路,只好出此下策。村组干部经过商议,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特殊处理,“打锣游村,罰钱罚粮”就免了,但检讨书还得让他写出几份,以儆效尤。
稻田撒毒药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农村有一些人思想境界不高,喜欢贪公家的小便宜。每当稻穗泛黄、临近收割的季节,生产队三令五申各家各户,关好鸡鸭,可是这些人都充耳不闻,经常把鸡鸭赶到田里偷食稻谷。为了防止鸡、鸭、老鼠的危害破坏,每个生产队在这个时候,就要在屋前屋后的田边、田坎路边,大肆撒放毒药,以防危害。
怎样去撒毒药?笔者至今记忆犹新,大清早,队长安排两个劳动力,抬着一面大铜锣,敲得当当作响,放开嗓子大喊:各家关好鸡鸭!马上放毒药啰!这叫报信锣,生产队采取先礼后兵的手段,让各家各户小心,防止鸡鸭进田呷药毒死。
报信锣打过后,生产队长召集全队员群众,召开大会,会后,在仓库边上的禾坪里,砌了一个土砖灶,架上一口大铁锅,烧起五雷大火,把谷子炒干,洒上几瓶甲胺磷农药,边翻边炒,毒药炒好后,用塑料纸捂上十分钟,再用筲箕盛放好,队长马上安排两人撒药,撒毒药的人一般是“心狠手辣”之人,或者是五保单身汉,他们不怕人家骂“断子绝孙”。撒放时,队长带着群众在后面监督执行,看撒放者的厚薄均匀,有没有徇私舞弊,不管是队长屋前还是会计屋后,都与社员群众一视同仁。
社员群众不管怎样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毒死鸡鸭的现象仍屡见不鲜,搞得群众怨声载道,喊天叫地。由于那时生活艰苦,就是毒死的鸡鸭也没有人舍得丢掉或埋掉,大多数人用清水浸泡后,照常食用。当然,中毒现象也曾发生过,但那时从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轰轰烈烈的积肥运动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笔者所在的公社各生产队兴起了轰轰烈烈的积肥运动,上级领导经常下来强调“多积肥,多打粮”。因此,各地的社员群众,绞尽脑汁地想办法多积肥。什么楼板土、千脚土、土杂灰、墙头土、大粪、小淤(便)、猪屎粪、牛屎粪、狗屎粪、沤烂粪等肥料,搞得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这对当时春耕生产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思想过左,不免有“劳民伤财”的感觉。
每到冬季,积肥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浸冬田里,粪凼林立,当时生产队规定:上交一担大粪记工六分,一担小淤(便)记工一分,一担猪屎粪记工八厘,牛屎粪记工五厘,沤烂粪记工二厘。为了多弄点工分,社员群众起早贪黑,想尽各种办法多上交肥料,有的人往大粪中掺水,用豆腐水造假小淤,因豆腐水最能起泡泡,掺一点小便与真小淤无异。一些大人还发动小孩捡牛屎粪、狗粪,一个冬季也能挣到几工分。有的社员群众还去十几里外的学校、厂矿挑大粪、小淤上交生产队。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县委副书记、县长刘国隆亲自带领年轻干部下到生产队蹲点,搞高产试验田,自己扯青草沤肥,刘县长还自己挑淤桶掏大粪兑水给禾苗施肥。他个子不高,挑着那种老式的木淤桶在田埂上走,两头桶底老是撞田埂,显得踉踉跄跄,粪水不时溅出桶外,洒在裤子上,他也全然不顾。青年干部和群众都争着去挑,可他硬是坚持要自己挑,一直挑了四五担,把一丘两亩多的试验田追肥搞完。可见,那个年代的干部工作作风是多么朴素、务实。
【原载《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