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熙一生与众多官员政要、著名学者均有许多交集，他也利用了这种人际交往圈子，为进步的人和事奔走，为百姓的安危与利益奔走于各种场所和人际圈，因此他被人誉为“乡贤”，被老百姓称赞，说他是家乡荣县的“风水树”，他所生活的时期，荣县也被人称为“郑公之乡”。
　　仗义直言，为进步人事呼吁
　　赵熙在清廷为官时经常仗义直言，为进步人事呼吁。特别是他担任御史期间，时逢庆亲王奕劻贪污受贿一案被御史蒋式惺、赵启霖弹劾，因为亲王势力太大，两位御史反遭罢官。然而赵熙却不计个人安危，继续秉公直谏，在京城传为佳话。戊戌变法失败后，“戊戌六君子”案轰动一时，慈禧权倾朝野，一手遮天，赵熙亦冒死上奏，请为六君子昭雪，为康梁的变法救国行为奔走呼吁。
　　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赵熙亦被推为川籍京官代表，弹劾盛宣怀卖路罪。其后四川局势继续骚乱，川督赵尔丰逮捕了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枪杀请愿民众，赵熙再次向朝廷上奏请杀赵尔丰以雪死者之冤，平民众之愤，表现了一位言官不惧生死、秉公直谏的胆识与坚持正义的情怀。
　　清政府灭亡后，袁世凯窃国，因闻赵熙名声，他有意请赵熙出任重要职务，但赵熙对袁世凯的行径不耻，果断拒绝了袁的拉拢。同时，当他听闻袁世凯正邀请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回国任职的消息后，他还亲赴日本劝说梁不要被袁世凯利用。后来因为康有为的支持，梁启超还是回国就任，但很快就发现袁世凯的行径和阴谋，梁启超十分后悔未听赵熙劝阻。他还专门托人带诗稿向赵熙请教，并以弟子之礼相敬。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熊克武等人在沪筹建蜀军，拟北伐支持武昌战局，并拟向日本商行购买军械，但日商要求地方长官担保，于是熊克武等人转辗找到赵熙，请他出面去说服时任江苏都督的程德全作保。赵熙亦亲赴南京说服程德全，使革命党人购买军械成功，极大地支持了当时的北伐革命战争。
　　关心和体恤百姓疾苦
　　赵熙一生与熊克武、杨沧白、陈洪范、杨森、刘文辉、余中英等四川军政要员（军阀）们都有很多交往。民国时期的四川，各路军阀混战，打打停停，百姓生活遭到严重骚扰，税赋沉重，难以为生。赵熙曾多方周旋于各军阀之间，或为停战熄火保民平安，或为减轻税赋为民谋利。因为军阀扩充军备向百姓征税太重，眼见百姓难以生存，赵熙找到时任省主席的刘文辉请他为民减税，甚至在办公室与刘文辉据理力争直到争吵起来。同时，因为赵熙的“贤士”名声，四川军阀在混战期间，军阀们为了表达“敬贤”，或者相约避开赵熙所居住的区域开战，或者在趙家门上贴上告示，下令所部军官士兵不得进犯骚扰赵家门庭。赵熙利用这个条件，大量接纳乡邻亲友到自家避难。战乱期间，地方上百姓凡是遇到困难，只要赵熙出面找到驻军长官基本都能给予解决。1922～1928年，赵熙受官府之聘主修《荣县志》。在《荣县志》中，他以“民生”为主要内容，记录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之事，揭了国民政府的伤疤，县志修成后，地方官员看了很不高兴，国民党县党部甚至请求省政府将其列为禁止出版对象。
　　赵熙对共产党及共产党人一贯持支持赞赏态度。共产党创立初期，赵熙闻听此事后，在其笔记中写道，“共产者，学说甚高，其风甚烈”。朱德任川军旅长驻扎泸州时，他身边有位曾参加过北伐革命的同盟会会员孙俊民是赵熙早年的学生，经孙俊民介绍，朱德知道了赵熙的学识与人品，并寄相片与赵熙，希望请教学问。赵熙迅即复诗，“只有人心能救世，西南半壁赖扶持。读书已过五千卷，一剑能当百万师。”对朱德进行了高度赞扬和评价。
　　此后1934年红军长征引起了四川局势动荡，有人劝赵熙出行避难，赵熙说，“朱玉阶为人，孙俊民介绍甚许，必不如传闻所云。”可见他对朱德及共产党红军的信赖。后来他赴重庆前，致书一封给朱德将军，信的大意是请朱德“以仁义之师，保民为重！”赵熙与刘伯承也有交往。1926年刘伯承率兵驻泸州时闻赵熙盛名，于是遣人向赵熙求书。赵熙书以对联相赠，刘伯承十分喜欢。可惜战乱中刘伯承失去了上联，仅存下联在手中，其言为“天下英雄唯使君吾与伯承亦云然。”由这半联可知，他对刘伯承亦有高度评价。
　　清末，赵熙曾任重庆东川书院和泸州川南经纬学堂主讲，所培养的学生中诞生了郭沫若、吴玉章、阳翰笙等共产党的骨干分子和领导人。赵熙居荣县时，荣县地下党人马介民、程觉远先后被捕，赵熙利用自己的影响出面与当局交涉，以自己的亲戚为由将他们保释出狱。
　　赵熙以贤士的身份积极支持抗战。日寇侵华后，他听说老友郑孝胥做了汉奸，赵熙深恶痛绝并公开声明与其绝交。平时，赵熙一贯反对自家子侄当兵，但为了抗战，他十分鼓励甚至支持自己的亲儿子上战场。抗战期间，于右任、冯玉祥曾登门拜访，他还写了很多书法作品售卖后捐给冯玉祥部队以支持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