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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述补结构是现代汉语当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结构，这种结构孳乳能力极强，承担的表达功能众多，是现代汉语表达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述补结构的典型意义在与表达动作行为的结果，即“动词+结果补语”的结构，然而在上古汉语中，这种功能由使动式承担，今天我将对比使动式和述补结构的特点，并与造字法做简单对比尝试探究二者兴替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述补结构；使动式；语法化；汉语史
述补结构的一些特点
从现代汉语的层面上，述补结构体现出非常丰富的功能和非常鲜明的特点：
1）、“述”与“补”之间关系相对松散。作为一个“补充性”成分，“补语”在句法上相对独立，可长可短，既可以是词也可以是短语甚至可以是从句的形式。
2）、“补语”的类型多样。除了典型作为结果的表达方式，述补结构还可以表达处所、趋向甚至方式、工具等。
3）、“述补结构”孳乳性极强。这种结构能产性极强，构成述补结构的部分之间并无紧密的形式联系也没有严格强制性的语法要求，“补语”的选择上有极广泛的范围极强的灵活性，这也是该结构可以承担越来越多功能的前提。
使动式的一些特点
1）、自动与使动相对存在。有“使动用法”（或“使动态”）的动词一定有对应的自动形式，“使动”并不单独存在于整个语言表达体系中。
2）、用自动形式表达被动意义。上古汉语中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来表示与“主动态”相对的“被动态”的形式，而是用“于+施事方”的形式引出形式上“主语”位置的论元是动作行为的承受者。某种程度上这与汉语主语范畴的话题性有关，“话题”在表达上地位是相对“中立”的，因而是否占据“主动”的位置并不是需要被优先表达的部分。
3）、自动与使动同形。动作作用于对象对其形成的影响可能会用一个新造字来表示，如“解/懈”，但“自败”与“败敌”的两种形式是同形的，由于被动形式的表达方式是“自动词+于”，所以在书面上并不会造成混淆，口语中可能会以请浊音做区分。
使动式衰落的内在原因
汉语的书面体系以表意符号为基础，虽然有表音的部件，但是并不能完整记录音节中的每个音位，这造成在文字的层面，我们无法有效记录词这个层级（上古汉语中具体表现为字）的屈折形态。现代语言学对上古汉语的研究证明我们的语言在上古阶段是可能存在“屈折形态”的变化的，自动与使动在语音层面就非常有可能是靠语音层面的屈折来表现，但在书面体系的层面，由于我们的文字不是音位性的，增减部件也是处于表意层面的需要，无法确切记录一个字读音上面的清浊或者收音的变化，因而即便上古阶段我们的语言有屈折形态的变化，也很难通过文字得到有效记录并凝结在语言底层。
使动式的用法在语音的层面需要屈折变化作区分。语音层面上的语言是单向一次性的，文本可以反复阅读但口语交际在多数情况下是单向单次传递充分信息的，这比书面系统需要更高的区分度，尤其是语音层面的区分度，所以在语音层面，屈折变化是最理想的区分方式。
而汉语的书面表达体系特点造成如果有一个不需要这种“书面记录无法达到”的屈折形态可以表达动作“结果和影响”的时候，新的形式会因为更容易被记录和保留更容易在和使动式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述补结构的兴起
述补结构的组合非常灵活，补语的部分既不需要与某个形式成对出现也不需要形式上的屈折提供区分度，补语按照顺序位置原则与动词相结合，从结构上非常符合汉语书面体系用次序表达语法意义的倾向。
在结构上述补结构内的各个部分之间相互没有实质性的制约，这与后来占新造汉字比例最大的形声造字的部件关系非常类似。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形声造字看做对会意造字的延伸，新造字多由两个主要部件构成，两个主要部件分别具有新字的结构意义，所不同的是，这种结构意义在会意字的阶段只代表语义层面的意义，而在形声字阶段则可以分别代表语音层面和语义层面的意义。表音部件的音义结合解放了部件之间的约束，使形声造字的能产性突破了会意字的瓶颈。
那么我们现在说一下解放述补结构能产性的因素，补语后移到谓核动词之后，在位置上和自动的定式动词分开，也就不再需要从形态上加以屈折去做区分，使更多的具体形式有了成为补语的可能性，从而突破了使动式在能产性上的瓶颈。
述补结构在组合方式上与汉语书面表达体系的编码方式高度一致，并且具有极高能产性，这使它在与使动式的竞争中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也最后决定了这种结构在汉语中的兴起。
小结
使动式与述补结构的兴替是汉语内部的自我调整，从本质上与不同表达形式各自的特点和汉语整个语言体系的特点相关。汉语独特的书面符号系统对于这门语言面貌上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在做相关研究的时候不应该忽视书面系统对于语言的深层影响。
参考文献：
[1] 汉语历史语法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9
[2] 石毓智，汉语发展史上双音化的趋势和动补结构的诞生[J]，《语言研究》2002年第一期
[3] 鲍尔·J·霍博尔、伊丽莎白·克劳斯·特拉波特，语法化学说，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关键词】：述补结构；使动式；语法化；汉语史
述补结构的一些特点
从现代汉语的层面上，述补结构体现出非常丰富的功能和非常鲜明的特点：
1）、“述”与“补”之间关系相对松散。作为一个“补充性”成分，“补语”在句法上相对独立，可长可短，既可以是词也可以是短语甚至可以是从句的形式。
2）、“补语”的类型多样。除了典型作为结果的表达方式，述补结构还可以表达处所、趋向甚至方式、工具等。
3）、“述补结构”孳乳性极强。这种结构能产性极强，构成述补结构的部分之间并无紧密的形式联系也没有严格强制性的语法要求，“补语”的选择上有极广泛的范围极强的灵活性，这也是该结构可以承担越来越多功能的前提。
使动式的一些特点
1）、自动与使动相对存在。有“使动用法”（或“使动态”）的动词一定有对应的自动形式，“使动”并不单独存在于整个语言表达体系中。
2）、用自动形式表达被动意义。上古汉语中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来表示与“主动态”相对的“被动态”的形式，而是用“于+施事方”的形式引出形式上“主语”位置的论元是动作行为的承受者。某种程度上这与汉语主语范畴的话题性有关，“话题”在表达上地位是相对“中立”的，因而是否占据“主动”的位置并不是需要被优先表达的部分。
3）、自动与使动同形。动作作用于对象对其形成的影响可能会用一个新造字来表示，如“解/懈”，但“自败”与“败敌”的两种形式是同形的，由于被动形式的表达方式是“自动词+于”，所以在书面上并不会造成混淆，口语中可能会以请浊音做区分。
使动式衰落的内在原因
汉语的书面体系以表意符号为基础，虽然有表音的部件，但是并不能完整记录音节中的每个音位，这造成在文字的层面，我们无法有效记录词这个层级（上古汉语中具体表现为字）的屈折形态。现代语言学对上古汉语的研究证明我们的语言在上古阶段是可能存在“屈折形态”的变化的，自动与使动在语音层面就非常有可能是靠语音层面的屈折来表现，但在书面体系的层面，由于我们的文字不是音位性的，增减部件也是处于表意层面的需要，无法确切记录一个字读音上面的清浊或者收音的变化，因而即便上古阶段我们的语言有屈折形态的变化，也很难通过文字得到有效记录并凝结在语言底层。
使动式的用法在语音的层面需要屈折变化作区分。语音层面上的语言是单向一次性的，文本可以反复阅读但口语交际在多数情况下是单向单次传递充分信息的，这比书面系统需要更高的区分度，尤其是语音层面的区分度，所以在语音层面，屈折变化是最理想的区分方式。
而汉语的书面表达体系特点造成如果有一个不需要这种“书面记录无法达到”的屈折形态可以表达动作“结果和影响”的时候，新的形式会因为更容易被记录和保留更容易在和使动式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述补结构的兴起
述补结构的组合非常灵活，补语的部分既不需要与某个形式成对出现也不需要形式上的屈折提供区分度，补语按照顺序位置原则与动词相结合，从结构上非常符合汉语书面体系用次序表达语法意义的倾向。
在结构上述补结构内的各个部分之间相互没有实质性的制约，这与后来占新造汉字比例最大的形声造字的部件关系非常类似。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形声造字看做对会意造字的延伸，新造字多由两个主要部件构成，两个主要部件分别具有新字的结构意义，所不同的是，这种结构意义在会意字的阶段只代表语义层面的意义，而在形声字阶段则可以分别代表语音层面和语义层面的意义。表音部件的音义结合解放了部件之间的约束，使形声造字的能产性突破了会意字的瓶颈。
那么我们现在说一下解放述补结构能产性的因素，补语后移到谓核动词之后，在位置上和自动的定式动词分开，也就不再需要从形态上加以屈折去做区分，使更多的具体形式有了成为补语的可能性，从而突破了使动式在能产性上的瓶颈。
述补结构在组合方式上与汉语书面表达体系的编码方式高度一致，并且具有极高能产性，这使它在与使动式的竞争中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也最后决定了这种结构在汉语中的兴起。
小结
使动式与述补结构的兴替是汉语内部的自我调整，从本质上与不同表达形式各自的特点和汉语整个语言体系的特点相关。汉语独特的书面符号系统对于这门语言面貌上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在做相关研究的时候不应该忽视书面系统对于语言的深层影响。
参考文献：
[1] 汉语历史语法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9
[2] 石毓智，汉语发展史上双音化的趋势和动补结构的诞生[J]，《语言研究》2002年第一期
[3] 鲍尔·J·霍博尔、伊丽莎白·克劳斯·特拉波特，语法化学说，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