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袁安碑；艺术典型；汉篆碑刻；方圆兼备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09（2017）05-0051-02
　　古文字通过隶变而走向今文字。隶书是在对篆书解构、破坏的基础上形成的，至汉代而鼎盛，有“秦篆汉隶”之誉。汉代既是隶书发展与成熟的时代，又是隶书被定为官方文字的时代，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中，隶书也反过来影响了汉代篆书的书写，从而形成了颇富特色的汉篆，在书法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所谓“典型”，是指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一般与个别的统一，亦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从外在环境到内在本质都有详尽的规定，从而使得典型有别于一般的事物而凸显其深刻的内容。《袁安碑》就是汉代篆书的一种艺术典型，它既具有汉篆的普遍性，又有自身的艺术特色。
　　《袁安碑》全称《汉司徒袁安碑》（见图1），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东汉永元四年（公元92年）所立。明代万历年间出土，被人移置庙中作供案，直至“中华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才被人发现石下有文字，遂摹拓流传海内。该碑除碑面四周的个别文字有残破损伤之外，其他则笔迹清晰，字口完好，故而锋颖如新刻。另外，袁安与其子袁敞均位列三公，而《袁敞碑》与该碑的书法风格极为接近，故而学术界疑为同一人所书。至于该碑及《袁敞碑》的系年等问题则有专文可资参考，本文仅对其书法艺术特色进行介绍。
　　如果要给《袁安碑》的书法艺术特色作一准确定位的话，那么，就需要置之于宏观的历史发展语境中与其他篆书作品进行比较，从而使其自身审美特点得以充分显现。
　　早在西汉初期，隶书已经是社会上普遍使用的书体了。从目前出土的棨信、石刻、金文等材料也可以看得出，西汉晚期的人们对于篆书的书写已经相对陌生，并受隶书的影响朝着方整化方向发展了。如西汉晚期的《张掖都尉棨信》（见图2），六字排布方整，或因其笔画抖索而定为虫书，当属丝织物褶皱所致，然其方整的特征则是不诬的事实。再如王莽时期的《新莽铜嘉量铭》，虽体势极纵一如小篆，然时代悬隔，化圆为方，实则历史发展使然。
　　《袁安碑》在汉代篆书中具有特殊地位，它既不同于李斯的篆书遒劲婉畅，也与《张掖都尉棨信》《新莽铜嘉量铭》一类的汉篆方整有别；或者可以这么说，该碑既具有李斯笔法的婉转通畅，又有汉篆特有的宽博阔大。因此，该碑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汉代篆书碑刻的艺术水平。
　　从用笔上讲，该碑以中锋为主，偶有侧锋相辅，起笔则以逆锋入纸为主，露锋入纸为辅，行笔优雅从容，鲜有迅疾之势，这并不是弛懈的运笔方式，恰恰是一种内含丰富的运笔方式。其笔画的力量也因这种运笔方式而呈现含忍之力，筋骨内含，意味有余。其笔画形态大都呈现出一定的弧形，表现出了整体上的灵动感，而长笔画的随形屈曲，开合有度，具有流转的活力，呈现出飞动之势。因此，由于这种看似简单、弛缓、单调的用笔就在这种悠然、闲静、丰富的控制之中表现出了自身特有的艺术价值与艺术张力。
　　就结构而言，该碑体势宽博而稍纵长，外方而内圆，笔画停匀妥帖。其中有些偏旁部首极具特色，如“水”部、“女”部等，均婉转流动，显得从容不迫，犹如闲云，舒卷自如。并且，该碑在结字上笔画分布较为均匀，每个字的布局像似精心计算过似得。从而形成了这种“详而静”的序列感、秩序感。另外，單字结构的空间分布方面还有一种“熟后生”之感，这固然有不期然而然的历史因素，但这种审美感受可谓别开生面。
　　该碑章法上横成行、纵成列，方整威仪而又处处雅健流动，处处生趣相继，实属难得。它与《袁敞碑》同是汉代篆书碑刻的巨制，与秦篆拉开了距离，颇具典型意义。在学习此碑时如能将《韩仁铭》《张迁碑》等汉碑的篆书碑额一起参悟，可以领略汉代篆书俊雅疏宕、意态安闲的特征，亦如与名士闲谈，舒畅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