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44年（1545年），莆田知县徐执策在今荔城区县巷南北两端分别建竖“海滨邹鲁”和“莆阳文献”两座木坊。明万历16年（1588年），知县孙继有又把两座木坊改名为“文献名邦”和“壶兰雄邑”。从此，莆田有了“文献名邦”之美誉。当时，莆田文化教育发达，读书之风日盛，“比屋业儒”，“邹鲁遗风”，人才辈出。文献名邦这项桂冠戴之无愧，并不过誉。
　　旧时的兴化军（即莆田）是福建出状元、进士最多的地方。从唐代至清代，共有2370多名进士（含特奏名等），其中状元12名，榜眼7名，探花5名。仅在宋代，莆仙人中状元、榜眼、探花都是位居福建之首，留下许多科甲佳话，通过科举，莆仙人进入宰相官阶的有14名，当过尚书的31名，侍郎30多名。
　　读书之风为八闽之甲
　　莆田文化昌盛其源来自中原。自南北朝以来，中原地区部分氏族纷纷南迁避乱，不少书香后裔传播文化、扎根莆田。
　　唐代郑露三兄弟从永泰入莆，建书堂于今广化寺左侧教读子弟，传授文化。原城内北门有座“开莆来学”木坊，就是颂扬他们为莆阳倡学之始的功绩。到了宋代，民间读书之风盛行，莆田人以“读书为故业”，《一统志》云：“读书为八闽之甲”。
　　当时，不但有朝廷创办的府学、县学等书堂，而且还有民间兴办的书堂、书院。如宋朝有名的理学家林光朝攻读之处蒲弄草堂（今前沁附近），他讲学的黄石红泉书院；白湖陈俊卿的仰止堂；黄绩郡城外望仙门建的东湖书堂；郑耕老的郑氏书堂；方万的一经堂；林安中的澄渚梯云斋；郑樵的夹漈草堂和郑厚的溪东草堂等。当时，书堂、书院请名师讲学授徒，学风大兴。
　　到了明代，莆田兴学之风更为鼎盛，民间创办了不少社学，“四厢三十里”设有社学收徒教读。明天顺6年（1462年），全县设有社学62所，可见民间办学之盛，为士子登科扎下根基、铺平道路。
　　中国首位武状元出自兴化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同时举行文举和武举考试。兴化人徐铎高中榜首，成为莆田有史记载的第一位文状元。同年，兴化县清源西里人薛奕在殿试中力挫群雄，夺得武举第一，成为中国科举史上第一位可考证的武状元。“一方文武魁天下，万里英雄入彀中。”神宗皇帝写下的诗句，表达了对莆田人夺得一科文武两状元的赞誉。
　　南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兴化举子相约前往京师，黄榜公布那天，京城临安轰动了。黄榜上状元黄公度、榜眼陈俊卿都是兴化军人，地处东南沿海偏僻地带的兴化军魁亚联登，四异同科，共有14人跃上龙门，成了临安城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宋代是莆仙科举文化鼎盛时期。两宋共有及第进士1678名。这个时期，兴化人物大批涌现，充溢史册。如北宋名臣蔡襄，爱国宰相叶顒、陈俊卿，民族英雄陈文龙（莆田籍），大诗词家刘克庄，理学家林光朝等。
　　莆仙地区另一个科甲盛期出现在明代，并且从政者重臣高官迭出，出现“六部尚书占五部”的奇特现象。清乾隆在《福建通志》评论兴化时说：“科甲冠八闽。”
　　地狭人贫 一年14人中榜
　　当年兴化14人同跃龙门，连宋高宗皇帝也觉得奇怪。在御赐新进士恩荣宴上，高宗皇帝问道：“为什么兴化军‘扮榆未五里，魁亚占双标’？”又指着身旁的状元黄公度问道：“卿土何奇？”黄公度恭恭敬敬地回答：“披锦黄雀美，通印子鱼肥。”宋高宗又问榜眼陈俊卿，陈俊卿胸有成竹地回道：“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宋高宗听后，评说：“公度不如卿！”
　　要知道，兴化军在当时是福建陆地面积最小的一个军，地狭人贫。对于兴化出进士的原因，有学者认为，这要得益于重教兴学的浓厚氛围。早在唐代，莆田和仙游就相继创办了县学。宋代兴化官学“雄冠一时”，私人办学成风，书院林立，形成“三家四书堂”的景象。
　　进士文化堪比妈祖文化
　　昔日的状元府邸，今日已遍寻不到。但在莆仙大地上，还遗留着些许和进士有关的古迹。
　　在莆田市涵江区三江口镇鳌山村海滨的雁阵山上，一块登瀛阁石碑完好地镶嵌在雁阵宫墙壁上。雁阵宫董事会董事长龚振秋告诉记者，黄公度曾在山上结庐苦读，中状元后，宋高宗皇帝为雁阵山公度读书处御书“登瀛阁”三字。在龚振秋的带领下，记者来到登瀛阁，只见阁前辟有宽敞的平埕，中间矗立着一尊黄公度读书石雕像。
　　莆田市荔城区东阳村是“科甲腾芳之乡”。自明初御史陈道潜来此定居开始，逐渐形成群落，村里的明清古民居建筑群是莆田现存的科举文化“活化石”，已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见证了当地科举文化发达的历史。在村里的陈氏祠堂，墙上悬挂着历代进士名录。明清两朝中，东阳村先后出了11名进士、28名举人、14名贡生，出过“三世五进士”，还出过“祖孙、父子、兄弟、叔侄”进士。官宦人家多了，村落士大夫宅第鳞次栉比，比较有代表性的民居为御史第、德基祠等。“不读书不是东阳人！”陈庆育说，遗留在村里的一座古时学堂，至今墙上还有一块明嘉靖六年（1527年）丁亥正月立的陈俨庭训石碑，激励着后世子孙勤奋刻苦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