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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外国人，然而墓碑上却写着“北京的莫理循”，他与上世纪之初的中国甚至亚洲干系颇深：他影响了一场战争，北京最繁华的一条街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以一场“群英会蒋干中计”式的谋划阻止了日本以《二十一条》殖民中国的野心……他是谁？
他花4个月的时间徒步澳洲南海岸，他被新几内亚的野人长矛刺中，他做了一次从上海到仰光的超长旅行，最终因一本书而被聘为泰晤士报驻京记者
一本旅行书带来一个高薪职位
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终于在1897年成了一名记者——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这也是他年轻时立下的志愿。
莫理循1862年生于澳大利亚，是苏格兰移民的后代。他体格健壮，身高1米90，走路虎虎生风。18岁时，他徒步穿行当时尚未开发的澳洲南部海岸，每天步行50公里，123天走了2000英里。21岁时，他前往新几内亚旅行，遇土著人袭击，被带着倒刺的长矛刺中，家人辗转把他送到故乡苏格兰的爱丁堡就医。很可能因为这次意外受伤，他选择了医学专业，1887年，25岁的莫理循从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成为一名Doctor。
然而，莫大夫显然志不在悬壶，他更喜欢旅行和写作，接下来西班牙、摩洛哥都留下了他的身影。1893年，他到达日本，对这个刚刚开化的岛国印象不错。次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莫理循到达中国，从此开始了与这个远东大国的不解之缘，见证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甚至在其身后，墓地上立着的是汉白玉雕栏而非十字架，墓碑上写着：北京的莫理循。
1894至1895年的中国之行花光了莫理循的全部积蓄，从上海出发、绵延至缅甸仰光的这次超长旅行，让莫理循对底层中国有了一个相当具象的认识，他拍摄了大量照片，在旅行结束后，用一个月时间写就《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先后出版。
大约一年后，他的愿望实现了：看过这本书的泰晤士报国际部负责人联系上他，决定聘他为该报驻中国记者，月薪50英镑。当时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整个西方对战胜了的小国日本和战败了的大国中国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泰晤士报要引领国内国际舆论，必须花大价钱在中国派驻最牛的记者。
50英镑在当时是笔巨款，雇佣7名中国仆人每月也不过6英镑。莫理循在东交民巷使馆区隔壁的台基厂租了一套院落，开始了他17年的驻京记者生涯。
莫理循是第一个用“革命”定义武昌起义的西方人，他的一篇报道被称为顶得上一品大员的三篇奏折
一名记者挑起一场战争？
莫理循接到的第一个报道任务，是前往中国的东北采访。当时俄国正在举全俄之力大修西伯利亚铁路，莫理循见到的每一个俄国工程师都明确表示：这条横跨欧亚的超级铁路的终点，就是亚瑟港，也就是中国的旅顺口，中国境内纵穿东三省的这段 “支线”，被俄人称为东清铁路。俄国侵占中国东北的意图昭然若揭，这非常不符合包括大英帝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利益，尤其不符合早已把东三省视为囊中之物的日本的利益。莫理循就此撰写了长篇报道，报道的基调很清晰：俄国人正在偷东北，日本人为此很着急，英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莫理循关于中国东北问题的报道很多、很详细，包括一些近距离拍摄的俄军驻守旅顺口等地的高清照片，慢慢地包括英国人在内的西方人就真的生气了，从民间到官方，西方国家开始向日本施压和教唆，希望并要求日本出面，阻止俄国人在东北的无良行径。而对这块广袤国土拥有主权的满清政府，倒像是个彻底的局外人。
莫理循成功地往日本人的火头上浇了许多油，日俄终于在1904年初开战了，并于次年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大国俄国战败，小国日本又胜了。虽然这次战争并非莫理循挑起，但因为他的相关报道实在是太有立场了，且影响巨大，整个西方了解日俄战争大半是通过他，于是，似乎约定俗成地，西方政治界和八卦界都把这次日俄大战称为“莫理循战争”。
俄国战败了，更加失败的还有满清政府。两支外国大军在本国领土上大打出手，而且这地儿还是后金皇族的龙兴之地，朝廷却公开宣称“严守中立”，其无能、无耻之态，彻底伤了国人、特别是当时正在日本学医的周树人先生的心，幸亏当时没有微博，否则“呸”声四起，四万万人的唾沫能淹死紫禁城里主政的老佛爷。
四年之后（1908年）主政中国四十载的老佛爷西太后终于死了；又过了三年（1911年），满清朝廷也终于死了。这些翻天覆地的大事变，包括此前庚子年间（1900年）义和拳暴民围困使馆区的55天艰难岁月，莫理循都一一切身经历。作为记者，他对这些事件的报道直接而深刻，他是第一个用“革命”来定义辛亥年发生在武昌的这次兵变的西方人。
从1897年正式成为泰晤士报驻京记者，到1911年清帝逊位，莫理循一直游走于朝堂和官府之间，东西方之间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成了这位职业记者最大的优势，凭借一根电报线，他关于中国的报道，直接影响了西方各大国官方和民间在远东问题上的意志和决断。当时的北京外交圈曾流行这么一句话：莫理循的一篇报道，抵得上一品大员的三份奏折。
莫顾问和袁总统像演双簧一样，将《二十一条》的核心内容登在泰晤士报上，西方舆论为之大哗
一位高级顾问策划一场谍战
1912年，莫理循迈入人生最辉煌的阶段，被袁世凯聘为高级政治顾问，年薪3500英镑，这是笔巨款，几乎买得下当时北京的半条街。
事实上莫理循也真的买下了半条街，早在1902年，他在泰晤士报的月薪就涨到了100英镑，他从(长安街)路南的台基厂搬到了路北的王府井大街西侧，在这儿买下了一大片房产，包括两大三小五个院落共30多间房屋。
莫理循是个意志坚定且条理清晰的人，从16岁开始记日记，一直记到去世前两天，42年来从无间断，上百万字的日记清晰记录下了清末民初那段波谲云诡的岁月。
他还是位图书馆天才，从1897年到1917年，他到处搜罗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外文书籍、文件，搬到王府井大街之后，他把其中一个院落改建成私人图书馆，收藏了近三万册关于亚洲和中国的外文书籍和文献，语言包括英、法、德、意、日、西、葡等，内容涉及政治、外交、法制、军事、历史、地理、考古、地质、生物等。为便于使用和借阅，他制作了详尽的目录索引，所有到莫府拜访的外国人和中国人都可以方便地借阅。莫氏本人对这座倾注了毕生心血的私人图书馆珍爱有加，1917年离开北京回国之际，他将其标价四万英镑，希望中国政府或某位有钱又有识的中国人买下，可惜未能如愿，后被日本人收购，搬回东洋，成为日后举世闻名的“东洋文库”的奠基之石。
据说当时的莫府门前始终车水马龙，当时北京城里流行一个段子：前门火车站趴活的车夫们都知道王府井的莫理循，任何一个刚下车的洋人都会被直接拉到莫府，车夫们认为所有来京的洋人都应该是莫府的客人。
估计日理万机的袁大总统也听说过这个段子，他甚至加以升华，于1915年下令将王府井大街更名为“莫理循大街”，这一街名一直用到1948年才又改回“王府井大街”。
或许袁总统这么做是为了感谢。1915年年初，日本人将《二十一条密约》摆到袁世凯面前，要求将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财政全部置于日本控制之下，主旨相当鲜明：将中国定格为日本的殖民地。《二十一条》像二十一条绳索，勒得袁总统喘不过气来，一筹莫展之际，他想到自己的高薪政治顾问莫理循。一番如此这般之后，莫顾问和袁总统像演双簧一样，将《二十一条》的核心内容登在泰晤士报上，西方舆论为之大哗。日本这种乘人之危的流氓政策陷入暂时的被动，又经过一番国际间的折冲樽俎，日本鲸吞中国的势头大为减弱，袁总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终于在5月9日日本向中国宣战的前夜，公开宣布同意签订删改后的《民四条约》共十四条，虽仍为城下之盟，但毕竟保住了最基本的主权。
莫理循帮助袁总统成功外泄《二十一条》的过程相当传奇，像一部谍战剧的情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做些专题探索。然而泱泱大国之总统被强邻日本逼得走投无路，转而求助一个驻京记者，使出“群英会蒋干中计”的招式，终究是大悲哀。
莫理循至死都在帮助中国，1919年的巴黎和会期间，已经因胰腺炎而生命垂危的他还在为参会的中国代表团修改大会发言稿，以增加说服力。1920年5月，澳大利亚人莫理循病逝于英国西德茅斯，终年58岁。在他的用汉白玉石栏围砌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行字：George Ernest Morrison of Peking。
Tips
1、莫理循故居——
据考证，现在王府井大街271号亨得利钟表总店下属的门店，为当时莫理循住过时间最长（1902-1917），声名也最响的一处故居之旧址，即莫公馆，承洋式体貌，1912年成婚的莫理循在这里五年连生三子。1917年，莫回澳大利亚时，卖了这处屋子，此后此宅一直用于商业用途。
2、莫理循私人图书馆——
莫理循的私人图书馆就在其故居的后院北房，初名“亚细亚图书馆”，所藏书类多是亚洲尤其中国的各种书籍、文献、小册子甚至宴会、单传单，相传感兴趣者众，但借阅者少。1917年，手头紧张的莫理循提出卖掉图书馆时，哈佛、耶鲁等名校，中国近代实业家张謇都有意出手，却因价格太高最后落于日本三菱财团后代岩崎久弥之手，文库东迁。
3、莫理循墓——
莫理循墓位于英国德文郡西德茅斯小镇，小镇墓园中，汉白玉围栏围起的莫理循墓庄重洁穆，十分显眼，有强烈而鲜明的中国色彩，墓碑上所刻的”George Ernest Morrison of Peking”是这位外国友人一生执着的中国梦想。
他花4个月的时间徒步澳洲南海岸，他被新几内亚的野人长矛刺中，他做了一次从上海到仰光的超长旅行，最终因一本书而被聘为泰晤士报驻京记者
一本旅行书带来一个高薪职位
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终于在1897年成了一名记者——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这也是他年轻时立下的志愿。
莫理循1862年生于澳大利亚，是苏格兰移民的后代。他体格健壮，身高1米90，走路虎虎生风。18岁时，他徒步穿行当时尚未开发的澳洲南部海岸，每天步行50公里，123天走了2000英里。21岁时，他前往新几内亚旅行，遇土著人袭击，被带着倒刺的长矛刺中，家人辗转把他送到故乡苏格兰的爱丁堡就医。很可能因为这次意外受伤，他选择了医学专业，1887年，25岁的莫理循从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成为一名Doctor。
然而，莫大夫显然志不在悬壶，他更喜欢旅行和写作，接下来西班牙、摩洛哥都留下了他的身影。1893年，他到达日本，对这个刚刚开化的岛国印象不错。次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莫理循到达中国，从此开始了与这个远东大国的不解之缘，见证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甚至在其身后，墓地上立着的是汉白玉雕栏而非十字架，墓碑上写着：北京的莫理循。
1894至1895年的中国之行花光了莫理循的全部积蓄，从上海出发、绵延至缅甸仰光的这次超长旅行，让莫理循对底层中国有了一个相当具象的认识，他拍摄了大量照片，在旅行结束后，用一个月时间写就《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先后出版。
大约一年后，他的愿望实现了：看过这本书的泰晤士报国际部负责人联系上他，决定聘他为该报驻中国记者，月薪50英镑。当时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整个西方对战胜了的小国日本和战败了的大国中国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泰晤士报要引领国内国际舆论，必须花大价钱在中国派驻最牛的记者。
50英镑在当时是笔巨款，雇佣7名中国仆人每月也不过6英镑。莫理循在东交民巷使馆区隔壁的台基厂租了一套院落，开始了他17年的驻京记者生涯。
莫理循是第一个用“革命”定义武昌起义的西方人，他的一篇报道被称为顶得上一品大员的三篇奏折
一名记者挑起一场战争？
莫理循接到的第一个报道任务，是前往中国的东北采访。当时俄国正在举全俄之力大修西伯利亚铁路，莫理循见到的每一个俄国工程师都明确表示：这条横跨欧亚的超级铁路的终点，就是亚瑟港，也就是中国的旅顺口，中国境内纵穿东三省的这段 “支线”，被俄人称为东清铁路。俄国侵占中国东北的意图昭然若揭，这非常不符合包括大英帝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利益，尤其不符合早已把东三省视为囊中之物的日本的利益。莫理循就此撰写了长篇报道，报道的基调很清晰：俄国人正在偷东北，日本人为此很着急，英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莫理循关于中国东北问题的报道很多、很详细，包括一些近距离拍摄的俄军驻守旅顺口等地的高清照片，慢慢地包括英国人在内的西方人就真的生气了，从民间到官方，西方国家开始向日本施压和教唆，希望并要求日本出面，阻止俄国人在东北的无良行径。而对这块广袤国土拥有主权的满清政府，倒像是个彻底的局外人。
莫理循成功地往日本人的火头上浇了许多油，日俄终于在1904年初开战了，并于次年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大国俄国战败，小国日本又胜了。虽然这次战争并非莫理循挑起，但因为他的相关报道实在是太有立场了，且影响巨大，整个西方了解日俄战争大半是通过他，于是，似乎约定俗成地，西方政治界和八卦界都把这次日俄大战称为“莫理循战争”。
俄国战败了，更加失败的还有满清政府。两支外国大军在本国领土上大打出手，而且这地儿还是后金皇族的龙兴之地，朝廷却公开宣称“严守中立”，其无能、无耻之态，彻底伤了国人、特别是当时正在日本学医的周树人先生的心，幸亏当时没有微博，否则“呸”声四起，四万万人的唾沫能淹死紫禁城里主政的老佛爷。
四年之后（1908年）主政中国四十载的老佛爷西太后终于死了；又过了三年（1911年），满清朝廷也终于死了。这些翻天覆地的大事变，包括此前庚子年间（1900年）义和拳暴民围困使馆区的55天艰难岁月，莫理循都一一切身经历。作为记者，他对这些事件的报道直接而深刻，他是第一个用“革命”来定义辛亥年发生在武昌的这次兵变的西方人。
从1897年正式成为泰晤士报驻京记者，到1911年清帝逊位，莫理循一直游走于朝堂和官府之间，东西方之间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成了这位职业记者最大的优势，凭借一根电报线，他关于中国的报道，直接影响了西方各大国官方和民间在远东问题上的意志和决断。当时的北京外交圈曾流行这么一句话：莫理循的一篇报道，抵得上一品大员的三份奏折。
莫顾问和袁总统像演双簧一样，将《二十一条》的核心内容登在泰晤士报上，西方舆论为之大哗
一位高级顾问策划一场谍战
1912年，莫理循迈入人生最辉煌的阶段，被袁世凯聘为高级政治顾问，年薪3500英镑，这是笔巨款，几乎买得下当时北京的半条街。
事实上莫理循也真的买下了半条街，早在1902年，他在泰晤士报的月薪就涨到了100英镑，他从(长安街)路南的台基厂搬到了路北的王府井大街西侧，在这儿买下了一大片房产，包括两大三小五个院落共30多间房屋。
莫理循是个意志坚定且条理清晰的人，从16岁开始记日记，一直记到去世前两天，42年来从无间断，上百万字的日记清晰记录下了清末民初那段波谲云诡的岁月。
他还是位图书馆天才，从1897年到1917年，他到处搜罗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外文书籍、文件，搬到王府井大街之后，他把其中一个院落改建成私人图书馆，收藏了近三万册关于亚洲和中国的外文书籍和文献，语言包括英、法、德、意、日、西、葡等，内容涉及政治、外交、法制、军事、历史、地理、考古、地质、生物等。为便于使用和借阅，他制作了详尽的目录索引，所有到莫府拜访的外国人和中国人都可以方便地借阅。莫氏本人对这座倾注了毕生心血的私人图书馆珍爱有加，1917年离开北京回国之际，他将其标价四万英镑，希望中国政府或某位有钱又有识的中国人买下，可惜未能如愿，后被日本人收购，搬回东洋，成为日后举世闻名的“东洋文库”的奠基之石。
据说当时的莫府门前始终车水马龙，当时北京城里流行一个段子：前门火车站趴活的车夫们都知道王府井的莫理循，任何一个刚下车的洋人都会被直接拉到莫府，车夫们认为所有来京的洋人都应该是莫府的客人。
估计日理万机的袁大总统也听说过这个段子，他甚至加以升华，于1915年下令将王府井大街更名为“莫理循大街”，这一街名一直用到1948年才又改回“王府井大街”。
或许袁总统这么做是为了感谢。1915年年初，日本人将《二十一条密约》摆到袁世凯面前，要求将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财政全部置于日本控制之下，主旨相当鲜明：将中国定格为日本的殖民地。《二十一条》像二十一条绳索，勒得袁总统喘不过气来，一筹莫展之际，他想到自己的高薪政治顾问莫理循。一番如此这般之后，莫顾问和袁总统像演双簧一样，将《二十一条》的核心内容登在泰晤士报上，西方舆论为之大哗。日本这种乘人之危的流氓政策陷入暂时的被动，又经过一番国际间的折冲樽俎，日本鲸吞中国的势头大为减弱，袁总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终于在5月9日日本向中国宣战的前夜，公开宣布同意签订删改后的《民四条约》共十四条，虽仍为城下之盟，但毕竟保住了最基本的主权。
莫理循帮助袁总统成功外泄《二十一条》的过程相当传奇，像一部谍战剧的情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做些专题探索。然而泱泱大国之总统被强邻日本逼得走投无路，转而求助一个驻京记者，使出“群英会蒋干中计”的招式，终究是大悲哀。
莫理循至死都在帮助中国，1919年的巴黎和会期间，已经因胰腺炎而生命垂危的他还在为参会的中国代表团修改大会发言稿，以增加说服力。1920年5月，澳大利亚人莫理循病逝于英国西德茅斯，终年58岁。在他的用汉白玉石栏围砌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行字：George Ernest Morrison of Peking。
Tips
1、莫理循故居——
据考证，现在王府井大街271号亨得利钟表总店下属的门店，为当时莫理循住过时间最长（1902-1917），声名也最响的一处故居之旧址，即莫公馆，承洋式体貌，1912年成婚的莫理循在这里五年连生三子。1917年，莫回澳大利亚时，卖了这处屋子，此后此宅一直用于商业用途。
2、莫理循私人图书馆——
莫理循的私人图书馆就在其故居的后院北房，初名“亚细亚图书馆”，所藏书类多是亚洲尤其中国的各种书籍、文献、小册子甚至宴会、单传单，相传感兴趣者众，但借阅者少。1917年，手头紧张的莫理循提出卖掉图书馆时，哈佛、耶鲁等名校，中国近代实业家张謇都有意出手，却因价格太高最后落于日本三菱财团后代岩崎久弥之手，文库东迁。
3、莫理循墓——
莫理循墓位于英国德文郡西德茅斯小镇，小镇墓园中，汉白玉围栏围起的莫理循墓庄重洁穆，十分显眼，有强烈而鲜明的中国色彩，墓碑上所刻的”George Ernest Morrison of Peking”是这位外国友人一生执着的中国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