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由于涉及中日历史问题与二战的缘故，日本昭和时代(1926～1989年)一直是日本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同时也受到抗战史、日美关系史的学者们的高度关注。《昭和时代见证录——不可忘却的见证者》一书从当事者的角度为我们再现了这个“动荡的昭和”。作者保阪正康花费近30年的时间，“访问了近4000人，确认了3000多人的人生故事”，使众多在历史中被湮没的人与事得以重见天日，堪称一部口述的昭和史。2008年4月由冯玮、陆旭翻译，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该书的中译本终于与中国读者见面了。
　　对于保阪正康，国内研究日本史和抗战史的学者们大多对于他的《昭和陆军研究》非常熟悉。这本《昭和时代见证录》也是保阪正康的代表作之一，并且还是“菊池宽奖”的获奖作品。“菊池宽奖”是日本著名文学家菊池宽继他在1935年设立“芥川龙之介奖”和“植木枝胜奖”之后，于1939年以自己的名字设立的一项大奖。能获此殊荣，必然不是等闲之辈，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本获得文学大奖的史学作品，其价值可见一斑。译者冯玮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笔简练流畅，史学功底深厚，使得该中译本文采斐然，可读性很强。通观全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作为一部“口述史学”的著作，该书具有口述史学的生动性，广泛性等特点。如作者对于该书写作的初衷：“我想通过对那个时代亲历者的探访，了解他们当时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今天对那个时代的认识，并将此作为史料流传后世。”作者探访的对象包括当时的军事指挥官、外交官、记者以及天皇的近侧、科学文化界人士等等，范围相当广泛，而他们的“证词”也“有的傲慢，有的自省、有的混乱”，可以说每个人的“证词”后都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这些丰富的“证词”，描绘出一部“动荡的昭和史”。作者所做的只是对于这些历史过来人的回忆加以归纳，并随附个人当时的瞬间感受和事后的点滴感想。
　　其次，篇章结构上形式新颖，可读性强。根据受访者的类型，全书分为四章：“活在历史中的形象和真相”、“贯穿昭和史的心灵”、“先辈们直抒胸臆的话语”、“披荆斩棘一路奋进的人们”，而每一章包括十五个左右的人物采访。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介绍每个受访者故事方面采取的形式也设计得很巧妙。作者引用受访者的一句经典话语作为标题，如东条胜子(东条英机的夫人)：“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夜，我丈夫在官邸的一间屋子里哭泣”(第8页)；铃木贞一(甲级战犯)：“因为没有资源，所以才发动了那场战争。”(第69页)并且，每篇正文前都有对受访者的百余字的介绍。这种方式容易引起读者的好奇，产生对历史事件的兴趣。
　　第三，作者挖掘出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这是该书的史学价值所在。通过采访各式各样的“历史的见证者”，作者获得了大量在过去资料文献中没有记载的史实。如细川护贞：“昭和十六年十月，近卫为什么放弃了内阁?”(第122页)；花山信胜：“七个甲级战犯都是很关心佛法的。”(第175页)“书中有些人物的想法是我不能同意的，但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谦虚的倾听对方谈话的姿态”。该书抱着客观的态度，从当事人的角度，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他们对于当时的历史事件的认识，这对于国内相应领域的史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
　　第四，对于战争的反省和认识。如作者在《前言——致中国读者》中写到的：“我想通过对一些人的探访，确认日本采取那样的军事侵略行动的原因”，“希望他们的后代从中吸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是我执笔写作这些作品的基本立场”。从作者行文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于昭和时代的战争是本着深刻反省态度的；内容上，也多反对军国主义的内容和对战争的反省，正如远藤三郎所言：“军备亡国，就是我这一生得出的结论。”(第290页)。胡锦涛主席访日时指出：“牢记历史不意味着延续仇恨”，因此，该书也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但是，由于作者只是在收集“历史证言”，因此不同的“见证者”的“证言”甚至是矛盾的。例如关于开战责任，实松让(海军派)认为“在海军眼里，陆军的领导人是愚蠢的”(第23页)；而赤松贞雄(东条派)则回忆：“唉，谁会喜欢战争呢?可是海军却……”(第41页)当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历史的复杂性。总起来看，这是一部可读性强又有着珍贵史料价值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