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半月前，我收到一封署名“柳青”的读者的来信，他是某中学的学生，没有什么多余的钱买书，《七剑下天山》的单本，是在书店里看完的。他很热心，看完之后，写信来给我提了许多意见。
　　我很喜欢像他这样的读者。我读中学的时候，也常常到书店“揩油”，好多部名著都是这样站着看完的。他怕我笑他，其实，正好相反，我还把他引为同调呢！《七剑》第三集出版时，我一定会送一本给他的。
　　当然，我更感谢他的意见。他看出凌未风（《七剑》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是牛虻的化身，因此很担心，怕凌未风也会像牛虻一样，以英勇的牺牲而结束。他提出了许多理由，认为凌未风不应该死，并希望我预先告诉他凌未风的结局。
　　我很喜欢《牛虻》这本书，这本书是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处女作，也是她最成功的一部作品。写的是十九世纪意大利爱国志士的活动。刻画出了一个非常刚强的英雄像。
　　那时我正写完《草莽龙蛇传》，在计划着写第三部武侠小说，《牛虻》的“侠气”深深感动了我，一个思想突然涌现：为什么不写一部“中国的牛虻”呢？
　　吸收外国文学的影响，利用或模拟某一名著的情节和结构，在其他创作中是常有的事。号称“俄罗斯诗歌之父”的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許多作品就是模拟拜伦和莎士比亚的。以中国的作家为例，曹禺的《雷雨》深受希腊悲剧的影响，那是尽人皆知的事;剧作家袁俊（即张骏祥）的《万世师表》中的主角林桐，更是模拟《Good-bye Mr.Chips》（也是译作《万世师表》）中Chips的形象而写出来的;他的另一部剧作《山城的故事》，开首的情节，也和女作家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相类，同是写一个“王老五”到一个小地方后，怎样受少女们的包围的。
　　在吸收外国文学的影响上，最应该注意的是：不能单纯地“移植”。中外的国情不同，社会生活和人物思想都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在利用它们的某些情节时，还是要经过自己的“创造”，否则就要变成“非驴非马”了。
　　在写《七剑下天山》时，我曾深深考虑过这个问题，因此我虽然利用了《牛虻》的某些情节，但在人物的创造和故事的发展上，却是和《牛虻》完全两样的。（凌未风会不会死，现在不能预告，可以预告的是，他的结局绝不会和《牛虻》相同。）
　　《牛虻》之所以能令人心弦激动，我想是因为在牛虻的身上，集中了许多方面的“冲突”之故。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George Brandes）说过一句名言：“没有冲突，就没有悲剧。”我想这句话也可以引用到文学创作上来。这“冲突”或者是政治信仰的冲突，或者是爱情与理想的冲突，而由于这些不能调和的冲突，就爆发了惊心动魄的悲剧。
　　在《牛虻》这本书中，牛虻是一个神父的私生子，在政治上是和他对立的，这样就一方面包含了信仰的冲突，一方面又包含了伦理的冲突。另外，牛虻和他的爱人琼玛之间，更包含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其中有政治的误会，有爱情的妒忌，有吉普赛女郎的插入，有琼玛另一个追求者的失望等待等等。正因为在牛虻的身上集中了这么多“冲突”，因此这个悲剧就特别令人呼吸紧张。
　　可是若把《牛虻》的情节单纯“移植”过来却是不行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西方国家，宗教的权力和政治的权力不但可以“分庭抗礼”，而且往往“教权”还处在“皇权”之上，因此《牛虻》之中的神父，才有那么大的权力。若放在中国，那却是不可能的事。在中国，宗教的权力是不能超越政治的权力的。
　　《七剑》是把牛虻分裂为二的，凌未风和易兰珠都是牛虻的影子，在凌未风的身上，表现了牛虻和琼玛的矛盾;在易兰珠身上，则表现了牛虻和神父的冲突。不过在处理易兰珠和王妃的矛盾时，却又加插了多铎和王妃之间的悲剧，以及易兰珠对死去的父亲的热爱，使得情节更复杂化了。（在《牛虻》中，牛虻的母亲所占的分量很轻，对牛虻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杨云骢之对易兰珠则完全不同。）
　　可是正为了《牛虻》在《七剑》中分裂为二，因此悲剧的冲突的力量就减弱了——这是《七剑》的一个缺点。另外，刘郁芳的形象也远不如琼玛的突出。《牛虻》中的琼玛，是十九世纪意大利一个革命团体的灵魂，在政治上非常成熟，在十七世纪（《七剑》的时代）的中国，这样的女子却是不可能出现。
　　武侠小说的新道路还在摸索中，《七剑》之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也只是一个新的尝试而已，更可能是一个失败的尝试。不过，新东西的成长并不是容易的，正如一个小孩子，要经过“幼稚”的阶段，才能“成熟”。在这个摸索的阶段，特别需要别人的意见，正如小孩子之要人扶持一样。因此我希望更多的读者，不吝惜他们宝贵的意见。
　　（选自《三剑楼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