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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期间，杨俊生积累了丰富的船舶设计建造经验，同时也收集到大量图纸资料。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觉得回国开办造船厂已经有了把握。
1923年，日本长崎的三菱造船所，一位中国籍的商船设计工程师来到所长办公室。他将自己的辞呈交上，对所长说：“我决定辞职，这是我的辞职报告。”
所长十分诧异：“你一个中国人能在日本找到这样一份工作何其不易，条件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要辞职？”那位中国青年道：“我要回中国，投身中国造船业。”
他，就是我国著名的爱国造船学家杨俊生。
学习造船技术
1890年9月，杨俊生出生在江苏淮安的一个商人家庭。由于家境殷实，自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4岁那年，他便考中秀才，名闻四乡。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同龄人一样，少年杨俊生也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思想的启蒙，对西方的民主、科学有了朦胧的认识。
1906年，杨俊生在留日习医的堂兄鼓励下，考取官费留学名额，东渡扶桑，踏上了海外求学之路。是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正以日本为海外基地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大力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在留学生中产生广泛影响。杨俊生不仅是《民报》的忠实读者，还时常利用课余时间前往聆听章太炎等人的讲演。耳濡目染之下，他逐渐成长为胸怀大志、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留学生活转入第二个年头之时，杨俊生正式加入了同盟会。
他在日本先入宏文学院读书，1911年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1912年考入日本第五高等学校理工部学习。1916年7月，他的名字出现在东京帝国大学船舶工学科的录取名单上。东京帝国大学是当时日本最高等学府，能够考入该校深造，足见杨俊生读书之刻苦勤奋。4年后，他以优异成绩顺利毕业，并取得工学士学位。由于品学兼优，杨俊生很快被日本最大的造船企业——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长崎造船所录用，先后在商船设计部制图课、舣装课、船型试验所等部门担任技师，还兼任三菱工业专门学校造船学教授。
这一干便是5年。
其间，杨俊生积累了丰富的船舶设计建造经验，同时也收集到大量图纸资料。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觉得回国开办造船厂已经有了把握，遂向三菱方面递交了辞呈。
创立大中华造船厂
1924年，杨俊生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带着妻子、女儿回到了上海。刚把妻儿安顿妥当，他就开始筹划办厂事宜。
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割据混战的乱世之中，内忧外患，国内造船业几乎为英美企业垄断，想从中杀出一条路来实属不易。再者，杨俊生方才回国，尚未摸透业界的基本状况。他遂暂时搁置创业计划，受聘于中日合资的上海东华造船株式会社，出任工程师一职。没想到，杨俊生的这步棋歪打正着，为他日后开厂觅得良机。
杨俊生在东华的职业生涯开始后没多久，这家合资造船企业就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了。他马上意识到这可是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便立刻向留日时的同学，也是他的同乡，时任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求助，贷得一笔资金，盘下了原东华造船株式会社的机器设备，并向日本大阪商船会社租用原东华株式会社厂房东北隅的一块6600平方米的空地。一家主要从事船只修理业务的工厂就这样诞生了。
厂子虽小，初办时仅有职员4人，数十名工人都是临时工和外包工，工种也不齐全，但杨俊生还是给它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大中华造船机器厂。因为在他看来，尚在襁褓之中的民族造船工业终有一天会扬眉吐气，走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的勃勃英姿。
1926年10月10日，位于杨树浦路66号甲的大中华造船机器厂正式开工生产，杨俊生自任厂长兼设计部主任。工厂投产次年，便为四川长风轮船公司建成“民俗”号客货船。“大中华”的扬帆起航标志着杨俊生朝实现实业救国的梦想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祸从天降
1932年，杨俊生将自己的船厂迁到了上海复兴岛。在刚刚开始修建厂房之时，日军就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建造到一半的船厂被日军占领。数月之后，中日停战会议在上海举行，杨俊生与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交涉，日方最终同意将工厂交还杨俊生，要求是杨俊生必须前往日军司令部洽谈。
杨俊生在日军司令部见到了日军参谋长喜多诚一。喜多诚一见杨俊生就问：“你们这些留学日本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参加抗日？”杨俊生轻蔑地说：“那是因为你们日本的教育好。日本的学校教育学生要忠君爱国，我们各忠其主，各爱其国。如果我们留学生成了背叛祖国的汉奸，那才是日本教育的耻辱……”喜多诚一被杨俊生一番话说得无地自容。后来，事情得以缓解，一个多星期后，日军交还船厂。
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杨俊生仍领导大中华船厂不懈努力，相继建造出“长江”号炮艇与“天赐”号客货轮。其中，“长江”号炮艇是为川军量身定制。该艇长41.2米、宽6.1米、型深2.4米、排水量400吨。至1932年底，大中华船厂的固定资产总值已达法币13.5万元，船舶修造业务初具规模，成为中国民族造船行业的一颗新星。
不过，杨俊生一门心思研究船只、革新技术，他是造船的专家，但不善于经营，为人宽厚缺乏防范之心。在建造大中华造船厂的时候，杨俊生向日本大阪商船社租了厂基，五年租期到了之后，日本人坚决不愿意续租，导致大中华造船厂巨大亏空，面临破产。
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许多爱国商人关心杨俊生的未来。1936年，金城银行周作民和民生实业公司卢作孚等商界名流出面集资25万元，改组了大中华船厂，帮助杨俊生度过危机。改组之后，厂名改为中华造船机器厂股份有限公司，杨俊生任董事兼厂长。
杨俊生一直对身边人说：“我办中华船厂不是为了营利，只要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我就会去做。”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抗战期间，他为民生公司建造货轮、客轮11艘，为铁道部建造拖轮和驳轮，他甚至承建了浙赣铁路的十多座钢结构桥。
赤诚爱国心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卢作孚作为中华造船厂的董事长组织上海一带的工厂南迁，中华造船厂的厂址很快就被日本海军司令部占领，遗留在船厂的物资也被日军全部没收，改建成了日军海军兵船厂。
杨俊生因为曾经在日本留学和工作的经历被日军盯上，佐藤少佐找到了杨俊生，不停向他灌输“大东亚共荣”的思想，说杨俊生是在日本学习的造船技术，就应该为日本皇军服务。杨俊生非常气愤，痛骂道：“难道就因为我曾经在日本学习过就应该为日本侵略者服务吗？今日孙中山先生已经不在了，他曾经到过日本，如果他还在世，难道他也会为日本侵略者服务吗？”
留在上海的杨俊生被日本人赶出了船厂，他舍不得船厂的设备，为了不让日本人据为己有，他冒着危险偷偷将工厂里面的少量设备运了出来，又千方百计送到了湖南，打算在湖南建立中华的分厂，并且开始筹建湘黔铁路的沿线桥梁。战火很快就蔓延到了湖南，杨俊生不得不暂停分厂的建设工作，他组织员工将所有的图纸和机械设备埋到了地下。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再次找到了杨俊生，他们威逼利诱、软磨硬泡，想要杨俊生为日本人效力。杨俊生受不了日本人三番五次的纠缠，为了表达自己绝对不向日本人妥协的决心，他披起了袈裟，在家中吃斋念佛。杨俊生的妻子是日本人，日本军官数次访问杨俊生，想要从杨夫人处下手，杨夫人态度亦是十分坚决：“我讨厌战争，你们不必来劝说我，我早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国籍。”日本人还没有放弃，汪精卫成立了伪政府，他派遣周佛海去劝说杨俊生。周佛海是杨俊生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杨俊生依旧没有心动，直接拒绝了周佛海。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很多商人重新出山，要重振雄风。曾经为救国而建造船厂的杨俊生这个时候却不想再进入商界了。1946年，杨俊生担任同济大学造船工程系的教授，1948年，他被推选为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并且出版了造船工程学会会刊《中国造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华造船厂在新政府的关注之下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杨俊生感慨万千，最终决定将工厂交给国家。1953年元旦，中華造船厂加入了首批公私合营，杨俊生继续担任厂长兼任总工程师的工作，一直到退休。
1923年，日本长崎的三菱造船所，一位中国籍的商船设计工程师来到所长办公室。他将自己的辞呈交上，对所长说：“我决定辞职，这是我的辞职报告。”
所长十分诧异：“你一个中国人能在日本找到这样一份工作何其不易，条件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要辞职？”那位中国青年道：“我要回中国，投身中国造船业。”
他，就是我国著名的爱国造船学家杨俊生。
学习造船技术
1890年9月，杨俊生出生在江苏淮安的一个商人家庭。由于家境殷实，自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4岁那年，他便考中秀才，名闻四乡。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同龄人一样，少年杨俊生也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思想的启蒙，对西方的民主、科学有了朦胧的认识。
1906年，杨俊生在留日习医的堂兄鼓励下，考取官费留学名额，东渡扶桑，踏上了海外求学之路。是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正以日本为海外基地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大力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在留学生中产生广泛影响。杨俊生不仅是《民报》的忠实读者，还时常利用课余时间前往聆听章太炎等人的讲演。耳濡目染之下，他逐渐成长为胸怀大志、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留学生活转入第二个年头之时，杨俊生正式加入了同盟会。
他在日本先入宏文学院读书，1911年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1912年考入日本第五高等学校理工部学习。1916年7月，他的名字出现在东京帝国大学船舶工学科的录取名单上。东京帝国大学是当时日本最高等学府，能够考入该校深造，足见杨俊生读书之刻苦勤奋。4年后，他以优异成绩顺利毕业，并取得工学士学位。由于品学兼优，杨俊生很快被日本最大的造船企业——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长崎造船所录用，先后在商船设计部制图课、舣装课、船型试验所等部门担任技师，还兼任三菱工业专门学校造船学教授。
这一干便是5年。
其间，杨俊生积累了丰富的船舶设计建造经验，同时也收集到大量图纸资料。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觉得回国开办造船厂已经有了把握，遂向三菱方面递交了辞呈。
创立大中华造船厂
1924年，杨俊生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带着妻子、女儿回到了上海。刚把妻儿安顿妥当，他就开始筹划办厂事宜。
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割据混战的乱世之中，内忧外患，国内造船业几乎为英美企业垄断，想从中杀出一条路来实属不易。再者，杨俊生方才回国，尚未摸透业界的基本状况。他遂暂时搁置创业计划，受聘于中日合资的上海东华造船株式会社，出任工程师一职。没想到，杨俊生的这步棋歪打正着，为他日后开厂觅得良机。
杨俊生在东华的职业生涯开始后没多久，这家合资造船企业就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了。他马上意识到这可是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便立刻向留日时的同学，也是他的同乡，时任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求助，贷得一笔资金，盘下了原东华造船株式会社的机器设备，并向日本大阪商船会社租用原东华株式会社厂房东北隅的一块6600平方米的空地。一家主要从事船只修理业务的工厂就这样诞生了。
厂子虽小，初办时仅有职员4人，数十名工人都是临时工和外包工，工种也不齐全，但杨俊生还是给它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大中华造船机器厂。因为在他看来，尚在襁褓之中的民族造船工业终有一天会扬眉吐气，走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的勃勃英姿。
1926年10月10日，位于杨树浦路66号甲的大中华造船机器厂正式开工生产，杨俊生自任厂长兼设计部主任。工厂投产次年，便为四川长风轮船公司建成“民俗”号客货船。“大中华”的扬帆起航标志着杨俊生朝实现实业救国的梦想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祸从天降
1932年，杨俊生将自己的船厂迁到了上海复兴岛。在刚刚开始修建厂房之时，日军就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建造到一半的船厂被日军占领。数月之后，中日停战会议在上海举行，杨俊生与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交涉，日方最终同意将工厂交还杨俊生，要求是杨俊生必须前往日军司令部洽谈。
杨俊生在日军司令部见到了日军参谋长喜多诚一。喜多诚一见杨俊生就问：“你们这些留学日本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参加抗日？”杨俊生轻蔑地说：“那是因为你们日本的教育好。日本的学校教育学生要忠君爱国，我们各忠其主，各爱其国。如果我们留学生成了背叛祖国的汉奸，那才是日本教育的耻辱……”喜多诚一被杨俊生一番话说得无地自容。后来，事情得以缓解，一个多星期后，日军交还船厂。
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杨俊生仍领导大中华船厂不懈努力，相继建造出“长江”号炮艇与“天赐”号客货轮。其中，“长江”号炮艇是为川军量身定制。该艇长41.2米、宽6.1米、型深2.4米、排水量400吨。至1932年底，大中华船厂的固定资产总值已达法币13.5万元，船舶修造业务初具规模，成为中国民族造船行业的一颗新星。
不过，杨俊生一门心思研究船只、革新技术，他是造船的专家，但不善于经营，为人宽厚缺乏防范之心。在建造大中华造船厂的时候，杨俊生向日本大阪商船社租了厂基，五年租期到了之后，日本人坚决不愿意续租，导致大中华造船厂巨大亏空，面临破产。
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许多爱国商人关心杨俊生的未来。1936年，金城银行周作民和民生实业公司卢作孚等商界名流出面集资25万元，改组了大中华船厂，帮助杨俊生度过危机。改组之后，厂名改为中华造船机器厂股份有限公司，杨俊生任董事兼厂长。
杨俊生一直对身边人说：“我办中华船厂不是为了营利，只要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我就会去做。”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抗战期间，他为民生公司建造货轮、客轮11艘，为铁道部建造拖轮和驳轮，他甚至承建了浙赣铁路的十多座钢结构桥。
赤诚爱国心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卢作孚作为中华造船厂的董事长组织上海一带的工厂南迁，中华造船厂的厂址很快就被日本海军司令部占领，遗留在船厂的物资也被日军全部没收，改建成了日军海军兵船厂。
杨俊生因为曾经在日本留学和工作的经历被日军盯上，佐藤少佐找到了杨俊生，不停向他灌输“大东亚共荣”的思想，说杨俊生是在日本学习的造船技术，就应该为日本皇军服务。杨俊生非常气愤，痛骂道：“难道就因为我曾经在日本学习过就应该为日本侵略者服务吗？今日孙中山先生已经不在了，他曾经到过日本，如果他还在世，难道他也会为日本侵略者服务吗？”
留在上海的杨俊生被日本人赶出了船厂，他舍不得船厂的设备，为了不让日本人据为己有，他冒着危险偷偷将工厂里面的少量设备运了出来，又千方百计送到了湖南，打算在湖南建立中华的分厂，并且开始筹建湘黔铁路的沿线桥梁。战火很快就蔓延到了湖南，杨俊生不得不暂停分厂的建设工作，他组织员工将所有的图纸和机械设备埋到了地下。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再次找到了杨俊生，他们威逼利诱、软磨硬泡，想要杨俊生为日本人效力。杨俊生受不了日本人三番五次的纠缠，为了表达自己绝对不向日本人妥协的决心，他披起了袈裟，在家中吃斋念佛。杨俊生的妻子是日本人，日本军官数次访问杨俊生，想要从杨夫人处下手，杨夫人态度亦是十分坚决：“我讨厌战争，你们不必来劝说我，我早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国籍。”日本人还没有放弃，汪精卫成立了伪政府，他派遣周佛海去劝说杨俊生。周佛海是杨俊生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杨俊生依旧没有心动，直接拒绝了周佛海。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很多商人重新出山，要重振雄风。曾经为救国而建造船厂的杨俊生这个时候却不想再进入商界了。1946年，杨俊生担任同济大学造船工程系的教授，1948年，他被推选为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并且出版了造船工程学会会刊《中国造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华造船厂在新政府的关注之下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杨俊生感慨万千，最终决定将工厂交给国家。1953年元旦，中華造船厂加入了首批公私合营，杨俊生继续担任厂长兼任总工程师的工作，一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