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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秋菊打官司》是由张艺谋执导的一部关于农村现实生活的影片，该片围绕秋菊打官司展开故事情节，表现了农民自我意识与权利意识的觉醒。片中，秋菊是一个质朴善良、性格倔强的农村妇女，为了向村长讨要“说法”，秋菊坚定地走上了上访、打官司的道路。本文从自尊自爱自强的上访者、懵懂的传统伦理挑战者、喜剧化荒诞化的抗争者三方面分析了秋菊的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以求更加全面地解读秋菊形象。
关键词：《秋菊打官司》 秋菊 王庆来 农民
《秋菊打官司》是由张艺谋执导的一部关于农村现实生活的影片，该片围绕秋菊打官司展开故事情节，通过村长强词夺理、秋菊坚持上访、村长赔钱不赔理、秋菊再次上访等情节，真实再现了农村的生活状态与人物关系，表现了农民自我意识与权利意识的觉醒。影片中导演采用了许多偷拍的生活场景，通过带有真实感的镜头展现了秋菊的执拗倔强、单纯朴实，赞颂了农村妇女的朴实、坚强、自尊、自信，表达了导演对社会法治、父权制度等问题的深刻反思。
一 自尊自爱自强的上访者
第一，自尊。《秋菊打官司》以上世纪90年代为时代背景，在这一时期“文革”的阴影渐渐散去，市场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等现代意识开始深入人心，这种民主宽松的政治环境唤醒了中国农民沉睡的自尊意识，普通农民都觉得自己已不再是二等公民，村长已没有什么特权，张艺谋就借秋菊形象艺术再现了农民自尊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片中，村长王善堂踢中王庆来（秋菊的丈夫）的下体，并导致王庆来肋骨骨折，秋菊立即找村长说理，村长不以为然，且拒不认错，秋菊就到乡镇政府去告状，在派出所李公安的调解下村长同意赔偿二百元钱，村长虽然赔了钱，但是心里不服气，就将钱扔到地上，让秋菊一张一张地去地上捡钱。秋菊觉得村长没有向自己道歉，就果断地将钱交给村长，再次到县公安局上访，经过县公安局处理后，村长把钱交给了王庆来，还是没有道歉。为了讨要“说法”，秋菊又踏上了上访之路，并上诉到市中级法院，最终赢得了官司。片中，秋菊以自尊自强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严局长、李公安、县局民警的认可，也博得了人们的理解与支持。
第二，自强。在《秋菊打官司》中，秋菊是一个内心朴实、性格倔强的普通农村妇女，虽然她生活贫困、知识浅薄、身单力薄，但是她性格坚强，坚韧不屈，为了讨要说法，顽强地踏上了上访、上诉之路。最初她的上访行为获得了丈夫与家族成员的支持，随着矛盾深化，丈夫王庆来和其他家族成员开始反对秋菊打官司，但是秋菊不为所动，坚持要村长王善堂赔礼道歉，并倔强地走上了上访之路。片中，秋菊常常挺着肚子步履蹒跚地行走于上访的路上，勇敢地面对生活磨难，坚持不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当丈夫万庆来踢成骨折之后，怀孕六个月的秋菊与妹妹拉着板车，踏着积雪把丈夫送到卫生院;在到乡镇告状时，她与妹妹蹒跚地行走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在去县城告状时，为了筹够住宿费、吃饭钱和路费，秋菊与妹妹拉着辣椒到集镇上叫卖。当村里人对上访告状指手画脚时，秋菊也没有因此退缩，而是勇敢地踏上了弯曲的乡间小道，艰难地坚持“讨要说法”。
第三，自信。秋菊是一个坚强不屈、有主见的农村妇女，她并未像普通女性一样放弃权利追求，而是勇敢地走上了告状之路，并顽强地坚持下去，甚至将村长上诉到中级法院。在告状过程中，秋菊饱受挫折，但是秋菊总是倔强地认为，法律不会歧视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秋菊之所以选择告状，并坚信自己一定能够“讨个说法”，其自信心源于她那朴素的公平意识，“我就不相信没有个说理的地方”。这种朴素的公平意识源于人们对社会公正的信任，也是人类社会的价值理想和终极追求，正是基于这种根植于内心的公平意识，秋菊选择了将上访之路走下去。比如，当村长让秋菊拿钱了事时，秋菊理直气壮地对村长说“完不完，你说了不算”。在面对严局长时，秋菊也是这样说的，“我就不明白，村长为什么不能给我认错？”。
二 懵懂的传统伦理挑战者
在《秋菊打官司》中，秋菊生活在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的小山村中，这里是以村长为中心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都带有浓重的宗法社会色彩。在这个封闭的乡村社会中，村长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行政职务，还继承了传统社会中族长的一切职能，是正义、权威、法官的化身。片中，张艺谋借用生活中不太常见的民告官案例，表达了对《行政诉讼法》的支持以及对中国农民的深切关怀，“农民们那朴实单纯的乡情，以及周围所有人那家庭式的人际关系……因此为他们拍了这种电影”。
从社会层面上看，秋菊既是民告官的典型代表，也是自我意识、权利意识觉醒的现代农民。片中，为了给丈夫王庆来讨要“说法”，秋菊走上了艰难的官司之路，直到最终讨到了“说法”。在塑造秋菊形象时，张艺谋并未运用高、大、全的符号化语言，而是将秋菊置于完整的真实场景之中，如屋檐下的红辣椒、载人的农用三轮车、孩子满月时的钻馍圈、集市上的毛主席画像、明星贴画等，通过这些场景营造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与地域特色，构建了落后和潮流并存的乡村图景，也使秋菊形象变得生动形象、亲切自然。比如，为了改变经济状况，提高家庭收入，秋菊用板车拉着辣椒到集镇上叫卖;进城上访时，为了节约开支，秋菊常住在条件最差的旅馆。这些镜头与故事情节展现了秋菊贫穷、落后、简单的生活状态，也与秋菊的生活条件、生活方式完全吻合。片中，虽然秋菊文化水平不高，也没见过什么世面，但是秋菊并不是蛮不讲理的农村泼妇，相反，在许多地方都显得通情达理。比如，秋菊总是细心地照顾妹妹，能够听取李公安、严局长的意见，还一再声称“钱不重要，只是为了讨个说法”，这些都使秋菊形象变得更加丰满。虽然秋菊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农民的种种优点，但是秋菊绝不是唯唯诺诺、隐忍退让、逆来顺受的“老好人”，而是传统社会的叛逆者与社会权威的挑战者，她总是勇敢倔强地挑战权威，坚持不懈地讨要说法，直到让村长王善堂受到应有的惩罚。 表面上看，秋菊是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勇敢地寻求法律保护的女性形象，是挑战传统权威的现代农村女性形象。事实上，秋菊并不是拥有独立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女性意识的现代女性，她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认知使她不具备颠覆父权制文化中的女性意识，更不足以支持她走上彻底觉醒的反抗之路。只能说秋菊是一个懵懂的传统伦理的挑战者，是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对生儿育女的母亲形象的固执坚守者，是一个现实的、想要儿子的理想母亲。首先，秋菊所讨要的“说法”并不是现代人眼中的公平、正义、尊严、人权等，而是宗法制度下为人们所看重的家族“颜面”。因为在村民看来，村长就是族长，村长打王庆来就如同家长打孩子一样，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只不过村长踢中了秋菊男人的“命根子”，影响了王庆来做“父亲”的权利，也影响了秋菊能否完成“母亲形象”，正如叔本华所说，“女人的存在仅仅在于繁殖……女性最大的人生价值就是完成对母亲职责和母亲身份的认同”。在传统社会中生殖能力是男人尊严与传宗接代的象征，是家族生存与延续的命脉所系，正如古人所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伤害生殖器是一种超乎寻常的羞辱，其意义已经超越了族长权威与家族尊严，正如秋菊所说，“村长就能往人那地方踢？”。正是在这种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的影响下，秋菊决定向村长讨“说法”，并为此进行坚持不懈的抗争。
其次，秋菊锲而不舍坚持的，并不是所谓的公平、正义、自尊等，而是想通过法律权利讨回传统意义上的“面子”。因而，当丈夫王庆来被村长踢得骨折之后，秋菊并未要求村长承担刑事责任，也未向村长索要赔偿，仅仅是让村长给她道个歉，甚至不想因为“讨要说法”损害村长的权威，即便是村长间接道歉，秋菊也觉得有些颜面。显然，秋菊所讨要的“说法”不过是村长的道歉，而不是公民应当享有的法律权利。
三 喜剧化、荒诞化的抗争者
《秋菊打官司》是有着地方色彩与风土人情的现实主义力作，片中张艺谋以嘲弄的笔法颠覆了传统道德与理性价值，并在喜剧性之中植入了荒诞的情感，创造出一种发人深思的荒诞感。
第一，戏剧性。《秋菊打官司》中，巩俐一改传统的美女形象，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山村农妇，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陕北妇女的特点。比如，影片中有一段秋菊与她妹子的对话，“咱到人家局长家，空手去不好吧……他就天天看，就能记着咱的事情了”，在这段对话中秋菊使用了“妹子”、“啥”、“咱”、“么”等陕北语言，使影片透露出别样的文化韵味。再如，在给王庆来看病时，秋菊这样说到，“我看那个（医生）像兽医”，这句话轻松地打消了王庆来的思想顾虑。此外，影片中音乐也带有浓郁的喜剧意味，烘托了秋菊的人物形象。比如，不论是秋菊走在热闹的集市上，还是颠簸于崎岖的山路，总是伴随着欢快的陕北小调。每当秋菊出门时，总是会出现“走嘞”、“桃花依旧笑春风”等唱词，这种秦腔有着浓郁的地域风格，也衬托了秋菊倔强不屈的性格。
第二，荒谬性。在封闭落后、生活贫瘠的农村地区，村长是最高的行政长官，也是道德正义的化身，村长的权威往往会超越法律，而秋菊却要向村长王善堂讨要“说法”，并通过上访、上诉等方式要求王善堂赔礼道歉，这无疑带有荒诞的意味。片中，秋菊坚定而执着地“讨要说法”，但是她并未意识到法律的严肃性与规范性。这种坚定而执着地告状，既体现了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也表达了农民对法律意识的无知。因而，影片中出现了荒诞的一幕：在孩子顺利出生后，在秋菊要感谢王善堂鼎力相助时，中院却下达了“拘留王善堂十五天”的判决，这着实让秋菊感到意外和茫然，于是她慌忙出门追赶警车。再如，秋菊为了“讨个说法”，追求社会公正，一次次地奔波于上访的路上，但影片结尾秋菊变成了“恩将仇报”的负心汉，因为秋菊难产时村长连夜帮她到王庄叫人，帮助她顺利生下孩子。这种目的与结果完全相反的剧情，使影片充满了荒谬的意味。
此外，虽然秋菊打赢了官司，却输了人情世故的支持。因为在封闭落后的乡村社会中，亲情伦理维系着社会的正常运行，秋菊打官司则打破了这个平静的人情社会，引发了村民的“公愤”与“鄙夷”。显然，秋菊打官司符合了当代法治精神，但却违背了传统的亲情伦理，这无疑显示了现实生活的荒谬。
电影《秋菊打官司》中，张艺谋借秋菊形象表讲述了民告官的社会问题以及弱者捍卫自我尊严的艰难，折射了中国农民从蒙昧走向觉醒的思想历程，表达了对传统文化、伦理社会、法治建设等问题的思索。
参考文献：
[1] 冯利军：《从〈秋菊打官司〉到〈惊蛰〉——论张艺谋与王全安在相似文本中相异的女性观念》，《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2] 陈柏峰：《秋菊的“气”与村长的“面子”——〈秋菊打官司〉再解读》，《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3] 应星：《“气”与中国乡村集体行动的再生产》，《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
[4] 任庭义：《出于蓝而胜于蓝——论〈秋菊打官司〉之于原著的典型化提升》，《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5] 刘嘉军：《〈秋菊打官司〉人物形象分析》，《唐都学刊》，2010年第4期。
[6] 罗雪莹：《写人·叙事·内涵——〈秋菊打官司〉访谈录》，《当代电影》，1992年第6期。
（邱中成，郑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关键词：《秋菊打官司》 秋菊 王庆来 农民
《秋菊打官司》是由张艺谋执导的一部关于农村现实生活的影片，该片围绕秋菊打官司展开故事情节，通过村长强词夺理、秋菊坚持上访、村长赔钱不赔理、秋菊再次上访等情节，真实再现了农村的生活状态与人物关系，表现了农民自我意识与权利意识的觉醒。影片中导演采用了许多偷拍的生活场景，通过带有真实感的镜头展现了秋菊的执拗倔强、单纯朴实，赞颂了农村妇女的朴实、坚强、自尊、自信，表达了导演对社会法治、父权制度等问题的深刻反思。
一 自尊自爱自强的上访者
第一，自尊。《秋菊打官司》以上世纪90年代为时代背景，在这一时期“文革”的阴影渐渐散去，市场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等现代意识开始深入人心，这种民主宽松的政治环境唤醒了中国农民沉睡的自尊意识，普通农民都觉得自己已不再是二等公民，村长已没有什么特权，张艺谋就借秋菊形象艺术再现了农民自尊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片中，村长王善堂踢中王庆来（秋菊的丈夫）的下体，并导致王庆来肋骨骨折，秋菊立即找村长说理，村长不以为然，且拒不认错，秋菊就到乡镇政府去告状，在派出所李公安的调解下村长同意赔偿二百元钱，村长虽然赔了钱，但是心里不服气，就将钱扔到地上，让秋菊一张一张地去地上捡钱。秋菊觉得村长没有向自己道歉，就果断地将钱交给村长，再次到县公安局上访，经过县公安局处理后，村长把钱交给了王庆来，还是没有道歉。为了讨要“说法”，秋菊又踏上了上访之路，并上诉到市中级法院，最终赢得了官司。片中，秋菊以自尊自强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严局长、李公安、县局民警的认可，也博得了人们的理解与支持。
第二，自强。在《秋菊打官司》中，秋菊是一个内心朴实、性格倔强的普通农村妇女，虽然她生活贫困、知识浅薄、身单力薄，但是她性格坚强，坚韧不屈，为了讨要说法，顽强地踏上了上访、上诉之路。最初她的上访行为获得了丈夫与家族成员的支持，随着矛盾深化，丈夫王庆来和其他家族成员开始反对秋菊打官司，但是秋菊不为所动，坚持要村长王善堂赔礼道歉，并倔强地走上了上访之路。片中，秋菊常常挺着肚子步履蹒跚地行走于上访的路上，勇敢地面对生活磨难，坚持不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当丈夫万庆来踢成骨折之后，怀孕六个月的秋菊与妹妹拉着板车，踏着积雪把丈夫送到卫生院;在到乡镇告状时，她与妹妹蹒跚地行走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在去县城告状时，为了筹够住宿费、吃饭钱和路费，秋菊与妹妹拉着辣椒到集镇上叫卖。当村里人对上访告状指手画脚时，秋菊也没有因此退缩，而是勇敢地踏上了弯曲的乡间小道，艰难地坚持“讨要说法”。
第三，自信。秋菊是一个坚强不屈、有主见的农村妇女，她并未像普通女性一样放弃权利追求，而是勇敢地走上了告状之路，并顽强地坚持下去，甚至将村长上诉到中级法院。在告状过程中，秋菊饱受挫折，但是秋菊总是倔强地认为，法律不会歧视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秋菊之所以选择告状，并坚信自己一定能够“讨个说法”，其自信心源于她那朴素的公平意识，“我就不相信没有个说理的地方”。这种朴素的公平意识源于人们对社会公正的信任，也是人类社会的价值理想和终极追求，正是基于这种根植于内心的公平意识，秋菊选择了将上访之路走下去。比如，当村长让秋菊拿钱了事时，秋菊理直气壮地对村长说“完不完，你说了不算”。在面对严局长时，秋菊也是这样说的，“我就不明白，村长为什么不能给我认错？”。
二 懵懂的传统伦理挑战者
在《秋菊打官司》中，秋菊生活在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的小山村中，这里是以村长为中心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都带有浓重的宗法社会色彩。在这个封闭的乡村社会中，村长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行政职务，还继承了传统社会中族长的一切职能，是正义、权威、法官的化身。片中，张艺谋借用生活中不太常见的民告官案例，表达了对《行政诉讼法》的支持以及对中国农民的深切关怀，“农民们那朴实单纯的乡情，以及周围所有人那家庭式的人际关系……因此为他们拍了这种电影”。
从社会层面上看，秋菊既是民告官的典型代表，也是自我意识、权利意识觉醒的现代农民。片中，为了给丈夫王庆来讨要“说法”，秋菊走上了艰难的官司之路，直到最终讨到了“说法”。在塑造秋菊形象时，张艺谋并未运用高、大、全的符号化语言，而是将秋菊置于完整的真实场景之中，如屋檐下的红辣椒、载人的农用三轮车、孩子满月时的钻馍圈、集市上的毛主席画像、明星贴画等，通过这些场景营造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与地域特色，构建了落后和潮流并存的乡村图景，也使秋菊形象变得生动形象、亲切自然。比如，为了改变经济状况，提高家庭收入，秋菊用板车拉着辣椒到集镇上叫卖;进城上访时，为了节约开支，秋菊常住在条件最差的旅馆。这些镜头与故事情节展现了秋菊贫穷、落后、简单的生活状态，也与秋菊的生活条件、生活方式完全吻合。片中，虽然秋菊文化水平不高，也没见过什么世面，但是秋菊并不是蛮不讲理的农村泼妇，相反，在许多地方都显得通情达理。比如，秋菊总是细心地照顾妹妹，能够听取李公安、严局长的意见，还一再声称“钱不重要，只是为了讨个说法”，这些都使秋菊形象变得更加丰满。虽然秋菊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农民的种种优点，但是秋菊绝不是唯唯诺诺、隐忍退让、逆来顺受的“老好人”，而是传统社会的叛逆者与社会权威的挑战者，她总是勇敢倔强地挑战权威，坚持不懈地讨要说法，直到让村长王善堂受到应有的惩罚。 表面上看，秋菊是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勇敢地寻求法律保护的女性形象，是挑战传统权威的现代农村女性形象。事实上，秋菊并不是拥有独立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女性意识的现代女性，她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认知使她不具备颠覆父权制文化中的女性意识，更不足以支持她走上彻底觉醒的反抗之路。只能说秋菊是一个懵懂的传统伦理的挑战者，是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对生儿育女的母亲形象的固执坚守者，是一个现实的、想要儿子的理想母亲。首先，秋菊所讨要的“说法”并不是现代人眼中的公平、正义、尊严、人权等，而是宗法制度下为人们所看重的家族“颜面”。因为在村民看来，村长就是族长，村长打王庆来就如同家长打孩子一样，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只不过村长踢中了秋菊男人的“命根子”，影响了王庆来做“父亲”的权利，也影响了秋菊能否完成“母亲形象”，正如叔本华所说，“女人的存在仅仅在于繁殖……女性最大的人生价值就是完成对母亲职责和母亲身份的认同”。在传统社会中生殖能力是男人尊严与传宗接代的象征，是家族生存与延续的命脉所系，正如古人所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伤害生殖器是一种超乎寻常的羞辱，其意义已经超越了族长权威与家族尊严，正如秋菊所说，“村长就能往人那地方踢？”。正是在这种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的影响下，秋菊决定向村长讨“说法”，并为此进行坚持不懈的抗争。
其次，秋菊锲而不舍坚持的，并不是所谓的公平、正义、自尊等，而是想通过法律权利讨回传统意义上的“面子”。因而，当丈夫王庆来被村长踢得骨折之后，秋菊并未要求村长承担刑事责任，也未向村长索要赔偿，仅仅是让村长给她道个歉，甚至不想因为“讨要说法”损害村长的权威，即便是村长间接道歉，秋菊也觉得有些颜面。显然，秋菊所讨要的“说法”不过是村长的道歉，而不是公民应当享有的法律权利。
三 喜剧化、荒诞化的抗争者
《秋菊打官司》是有着地方色彩与风土人情的现实主义力作，片中张艺谋以嘲弄的笔法颠覆了传统道德与理性价值，并在喜剧性之中植入了荒诞的情感，创造出一种发人深思的荒诞感。
第一，戏剧性。《秋菊打官司》中，巩俐一改传统的美女形象，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山村农妇，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陕北妇女的特点。比如，影片中有一段秋菊与她妹子的对话，“咱到人家局长家，空手去不好吧……他就天天看，就能记着咱的事情了”，在这段对话中秋菊使用了“妹子”、“啥”、“咱”、“么”等陕北语言，使影片透露出别样的文化韵味。再如，在给王庆来看病时，秋菊这样说到，“我看那个（医生）像兽医”，这句话轻松地打消了王庆来的思想顾虑。此外，影片中音乐也带有浓郁的喜剧意味，烘托了秋菊的人物形象。比如，不论是秋菊走在热闹的集市上，还是颠簸于崎岖的山路，总是伴随着欢快的陕北小调。每当秋菊出门时，总是会出现“走嘞”、“桃花依旧笑春风”等唱词，这种秦腔有着浓郁的地域风格，也衬托了秋菊倔强不屈的性格。
第二，荒谬性。在封闭落后、生活贫瘠的农村地区，村长是最高的行政长官，也是道德正义的化身，村长的权威往往会超越法律，而秋菊却要向村长王善堂讨要“说法”，并通过上访、上诉等方式要求王善堂赔礼道歉，这无疑带有荒诞的意味。片中，秋菊坚定而执着地“讨要说法”，但是她并未意识到法律的严肃性与规范性。这种坚定而执着地告状，既体现了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也表达了农民对法律意识的无知。因而，影片中出现了荒诞的一幕：在孩子顺利出生后，在秋菊要感谢王善堂鼎力相助时，中院却下达了“拘留王善堂十五天”的判决，这着实让秋菊感到意外和茫然，于是她慌忙出门追赶警车。再如，秋菊为了“讨个说法”，追求社会公正，一次次地奔波于上访的路上，但影片结尾秋菊变成了“恩将仇报”的负心汉，因为秋菊难产时村长连夜帮她到王庄叫人，帮助她顺利生下孩子。这种目的与结果完全相反的剧情，使影片充满了荒谬的意味。
此外，虽然秋菊打赢了官司，却输了人情世故的支持。因为在封闭落后的乡村社会中，亲情伦理维系着社会的正常运行，秋菊打官司则打破了这个平静的人情社会，引发了村民的“公愤”与“鄙夷”。显然，秋菊打官司符合了当代法治精神，但却违背了传统的亲情伦理，这无疑显示了现实生活的荒谬。
电影《秋菊打官司》中，张艺谋借秋菊形象表讲述了民告官的社会问题以及弱者捍卫自我尊严的艰难，折射了中国农民从蒙昧走向觉醒的思想历程，表达了对传统文化、伦理社会、法治建设等问题的思索。
参考文献：
[1] 冯利军：《从〈秋菊打官司〉到〈惊蛰〉——论张艺谋与王全安在相似文本中相异的女性观念》，《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2] 陈柏峰：《秋菊的“气”与村长的“面子”——〈秋菊打官司〉再解读》，《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3] 应星：《“气”与中国乡村集体行动的再生产》，《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
[4] 任庭义：《出于蓝而胜于蓝——论〈秋菊打官司〉之于原著的典型化提升》，《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5] 刘嘉军：《〈秋菊打官司〉人物形象分析》，《唐都学刊》，2010年第4期。
[6] 罗雪莹：《写人·叙事·内涵——〈秋菊打官司〉访谈录》，《当代电影》，1992年第6期。
（邱中成，郑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