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性是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是时代的文化成就与精神产物。开始于西方的现代性，跨越了民族界限、国家界限，成为了一种全球的话语。面对日益暴露的现代性危机，西方众多学派和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批判，现代性是人类向自然的扩张以及在人类内部扩张的结果。现代性由危机所引发，最终又会产生新的危机。解决现实的危机，首先就要弄清楚危机所产生的路径，从而进一步寻求解决方案，探索人类发展的图景。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性危机;根源;资本主义
　　“现代性”是西方哲学的重大问题。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一词最早出现在5世纪，伴随着“现代”的概念，出现了一种新的、线性的时间观念，根据这种观念，“现代”是与“古代”、“中世纪”相断裂的“新时代（die neue Zeit）”。这一时代发生的大事是新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这些事件中形成的核心思想和价值决定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哈贝马斯（根据黑格尔的说法）指出，现代性的核心原则是“主体性”，它既形成了现代性的优越性，也导致了现代性的危机。当西方人从传统的神的世界走出来，确立了主体性的时候，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果现代不能或不愿再从其他时代样本那里借用其发展趋向的准则”，那么它就“必须自力更生，自己替自己制定规范”，不断地重新审视自身得以确立的一系列观念和原则（诸如革命、进步、解放、发展、理性、科学等等），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性自我确证”的问题。因此，“有关现代的最初探讨，即已包含着对于现代的批判”。①
　　所谓的“现代性危机”是由于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的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它们将政治哲学送上了审判台，并宣布了死刑。而这里的“现代性危机”即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1962年，施特劳斯在“我们时代的危机”和“政治哲学的危机”的两次演讲中说道，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有两股被普遍认同的权威力量：一种是实证主义，另一种是历史主义。实证主义认定只有现代自然科学所定义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这种知识仅限于对事实情况的判断，却无法赋予价值判断更好的效力。历史主义则认为，事实与价值不能分割开来，理论知性以某种方式隐含了评价原则;而被隐含的评价原则与知性范畴一样都是要经历历史的变化的，没有一成不变的，因此它们的范畴和价值体系也是不确定的。他还指出，“我们时代的危机”源自于“政治哲学的危机”。那么，“我们时代的危机”是什么？他在其他的演讲中，指出：“我们时代的危机”即“西方现代性的危机”。现代性的危机表现为“现代西方人在不知道想要什么——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区分好与坏、对与错。”
　　一、现代性危机产生的物质根源
　　所谓现代化，其实质是人类历史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即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和商业社会、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一种转型，这是人类历史迄今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变迁。这种转型最为根本的物质根源在于：人自身的生产力借助于机器大工业特别是理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关节点和高度——在人类所及的自然范围内，人工因素已经开始决定性的压倒自然的因素，成为占优势和主导地位的力量，以致相对于以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可以有某种理由说人类开始在总体上真正成为了自然界的“主体”。
　　社會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以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彻底分离为条件的，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一切自然形成的、狭隘的社会共同体的解体为条件的。在这些共同体内，劳动者一定会把制约着生产的客观因素作为自己所拥有的，或者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占有。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被分隔开来缓慢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关系也将无法超出共同体的狭隘的界限。资本主义没有主动地去发明创造剩余劳动，但它以强有力的生产方式占有剩余劳动。它把单纯的以追求价值的内在规律和竞争的外在压力迫使资本家不顾一切自然和历史的限制，拼命的扩大再生产。它也把个别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发展了协作和分工，使科学进入生产的过程。同时，资本在生产出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生产出了可以炸毁自身机器的暴力工具，资本的发展以及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影响进一步促进危机的产生，如经济危机。
　　二、现代性危机产生的政治根源
　　政治的现代性发端于18世纪后期的美国和法国大革命。这场激烈的政治革命时美国和法国乃至整个世界在政治体制、社会结构以及思想观念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下面我们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在布达佩斯学派的费伦茨?费赫尔看来，法国大革命所蕴含的全新政治原则为现代政治的构建提供了依据。法国大革命形成的“革命”范例规范着现代政治叙事。革命宣扬了自由、平等的精神价值，开启了现代民主政治。同时也“背弃”了民主。雅各宾专政本身就是民主悖论的最初表现。而那些所谓人权、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理论构想在现实政治场域中强制性的加以实践，甚至不惜采取暴力手段，其结果必然走向反面：恐怖革命，宪法所承诺的人权在革命的暴风骤雨面前荡然无存。费赫尔认为：“应该冻结法国大革命，是时候结束法国大革命了。”
　　三、现代性危机产生的文化根源
　　“现代性”是18世纪以理性为核心的启蒙运动的产物。现代性在生成之后，便成为所有人类文明的一个共同的历史境遇。从启蒙运动以来，19世纪中后期整个欧洲思想界主要斗争的领域主要指向宗教，在当时的德国，基本上还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宗教思想观念占统治地位。3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不再满足于思想内部的思辨的革命，他们试图化理想为现实，即变为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其中就包括以青年黑尔派为代表的批判宗教哲学。同时，维多利亚时代的马克思和尼采，看到了由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后的繁华，更深刻地挖掘到繁华背后的虚幻——现代性文明的危机。
　　综上，探寻西方现代性危机产生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可以从以上三个维度去研究。但无论如何，现代性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它的发展深受现存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与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以及宗教文化有些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施特劳斯的著名论文《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中提到，西方现代性的第一次浪潮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等掀起的全面拒斥西方古典思想传统的浪潮;现代性的第二次浪潮也是现代性的第一次大危机则是由卢梭掀起的对现代性的全面批判的浪潮，但是实际则进一步推进力现代性;现代性的第三次浪潮也是第二次更大的危机则是由尼采海德格尔掀起的更大规模的现代性批判浪潮，这一批判深科揭露现代性本质就是“虚无主义”②。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这本书中，也指出西方现代性及其所谓的“历史观念”的发展才导致了“彻底的虚无主义”，也就是从根本上否认现实世界还存在分辨“是非”、“善恶”、“好坏”、以及“黑白”的标准，并且这种观念也致使人们之间不存在永恒，逐渐稀释人心，从而使社会变得更加无情化、空洞化。关于西方现代性的正当性的问题，我们还需进一步的的探究，并且也是当下越来越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哈贝马斯著.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 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8、20.
　　[2]  [美]列奥·施特劳斯著，彭刚译，自然权利与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18，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