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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自贺敬之等的歌剧《白毛女》、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以降，大批作者纷纷“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相继问世，时至今日，仍不断有作者直言自己的作品是在《讲话》的影响下诞生的。这当然说明了《讲话》对创作的巨大指导作用。实际上，除此之外，《讲话》的另一理论价值也不应被忽视，这就是《讲话》还极大完善了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体系。这一价值，是通过完整解答了作家在进行现实主义创作过程中的两个关键性问题而实现的——如果我们承认《讲话》主要是针对现实主义创作发言，受《讲话》影响出现的文学作品也以现实主义为主的话。
那么，这两个关键性问题究竟是什么？
任何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具有永恒性，能够具有久远的艺术生命，在世界艺术长廊中占据一个位置。但是，是否具有这种永恒性，并不在于作品是否描写了某种永恒事物，恰恰相反，古往今来，经受了历史考验，并被公认具有超越民族、国籍的艺术价值的作品，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原因就在于，这样的作品，对某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对支配着这些表象的人类社会发展演进中的深层规律进行了艺术化的呈现。如果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视为一条从远古流至今日的河流，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作品，触摸到历史长河在表层微波细浪之下的真正流向。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例，《诗经》让我们看到奴隶社会里，奴隶生活、劳作的情形以及奴隶与奴隶主两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杜甫的诗篇，反映了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对当时唐代社会生活百态的观察与体认，这些作品也就成为一部记录唐王朝历史风貌的“诗史”；辛弃疾、李清照的词作，以不同的视角、风格反映了农耕文化的宋朝和游牧文化的金国之间的战争带给社会各个阶层的苦难；《红楼梦》则以显微镜一般的精细笔法，给我们展开了一个贵族大家庭由盛转衰的全景图，从而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衰亡命运做出了预言。当我们把所有这些作品贯穿起，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就线条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力量。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曾对 “何谓现实主义”这一命题进行了回答，这就是“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但如果仅仅从这一定义出发，中国作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中国作家，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作家，处于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环境下的中国作家，如何在社会生活表象下萃取更深层的规律性、本质性内容，又如何将这一规律、本质融入现实主义创作环节中这两个难题并不能得到解决。
在《讲话》之前，尽管鲁迅、茅盾等的创作体现了现实主义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强大的解剖力量，但成功的创作先例并不能代替理论的指导价值。《讲话》中，毛泽东已经对当时的一些文学现象进行了归纳总结，这其中包括“人性论”。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
现在看来，当时延安的这些文艺现象、文学观念，之所以产生、存在并在一定范围内有影响，共同的原因是《讲话》中所指出的，“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其实，从世界文学史的角度来看，类似的现象——作家观察到了鲜活的社会生活细节，但没有以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认识，以现实主义精神对这些细节进行观照——也是大量存在的。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在现实主义文学发展阶段中后期逐渐出现的自然主义思潮即使如此。
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作家把笔下种种社会现象的成因，是归结为社会性原因还是生物性原因，作品是否能够艺术地反映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创作之初，作家必然会感受到、接触到各种生活细节，这些细节本身也不乏丰富性、戏剧性，在这种情况下，作家是否能够对此进行有效萃取就格外重要。当然，不排除有的作家凭借自己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即使没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依然能让读者感受到作品有着深厚的思想内涵。但是，这种感知力，往往带有极大的偶然性，放在作家的整个创作生涯中更难以成为一种持续性的力量。以法国作家莫泊桑为例，虽然创作出了《羊脂球》这样的现实主义经典作品，但自然主义的倾向却几乎贯穿他的整个创作生涯。《羊脂球》中，作者以一个战争环境下貌似偶然的事件，有力映射出了法国贵族阶层和社会底层民众之间的深刻对立，从而在世界文学史占据了一席之地。然而，《羊脂球》之外，莫泊桑的大量作品就沉湎于对自然主义细节的无节制抒写中，而没有蕴含太多作者对某种历史规律的思考。这就使得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艺术生命远远不及《羊脂球》。
自然主义在欧洲虽然也曾成为主流，但为时极短暂。原因就在于读者无法从自然主义作品中获取对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规律的深刻体认。社会生活是广阔无垠的，而出现在作家视野中的那部分，仅仅是局部的、片段的，如果作家仅限于对这些现象进行直接描摹，越是精细，就越容易陷入自然主义。作家应当看到的是，各种现象必然只存在于一道窄窄的时间狭缝中，在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只有深入挖掘其内在规律性，才能让作品更加厚重而不流于浅显。如何实现这一“萃取”过程，就要回到《讲话》中所指出的，“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另外，作家即使具有了这种“萃取”的意识，如何才能掌握“萃取”的有效方法又是一个新的问题。对此，《讲话》也进行了阐述，就是“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 这里对现实主义“萃取”方法的概括，显然比鲁迅的“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更加明确。这要求作者必须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下，来展开“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的全过程。唯物史观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能否成功的关键，对此中外文学史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事例。《红楼梦》中，曹雪芹用来俯视、统摄作品的世界观、历史观，是以佛教中轮回思想为主，并杂糅了老庄哲学中的虚无主义等思想认识。事实上，当今日之具备唯物史观视野的读者，通过这部作品所看到的是一个贵族家庭的没落，支配其情节走向的，乃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渐没落的历史规律。而莫泊桑的萃取方法，越在他创作生涯的后期，就越倾向于人的自然本能。而比之略早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萃取”方法则是对资产阶级在国家、社会各领域全面崛起的警惕与审视。正如恩格斯所评价的，“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来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而大致与莫泊桑同时代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何尝不是如此，《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本意是描写一个已婚贵族妇女的生活际遇，但他“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列宁语），在创作中逐渐实现了对最初动机的超越，全景呈现出在经历了农奴制改革的俄国，资本主义获得空前发展后，新旧势力矛盾激化、贵族阶层趋于没落的现状，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作为主人公的安娜、列文，还是代表着没落贵族的奥布朗斯基公爵、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势力的洛宾宁等其他次要人物，都具有了深刻的典型性。再以中国作家巴金为例，对苦难民族的悲悯情怀和出众的文学才能，让他笔下对现实的观照比之普通作家更加有力，为其所接受的各种西方思潮，也在无形中成为他认识当时的中国并启发更多青年读者认识社会现实的工具。但是，由于当时巴金的思想底子并未真正接受唯物史观的洗礼，所以他的作品远没有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那样，深刻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注定被摧垮的命运。
由以上分析，我们就可看到，《讲话》的理论价值在于，通过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大厦的完善，使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具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导作用，从而对“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如何在“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尤其是对那些从“亭子间”走出的创作者如何成为“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而不是“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提出了思路。而这，也就是对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作家如何让自己的作品在历史长河中实现永恒——的解答。
或许不是题外的话，以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视角来看，当前的文艺创作，很多已经陷入了自然主义的泥淖，甚至已经把能否最大程度地给观者以感官刺激为唯一考量标准了——我将这类创作思路，称之为“荷尔蒙崇拜”。
以不久前播出的一部谍战题材电视剧为例，充斥其中的酷刑场面之惨烈，每每令观众大感惊悚。有报载，小说原著作者、编剧者认为，血淋淋的刑讯逼供戏，可以更强烈地展示那个年代斗争环境的残酷。这一自辩恰恰说明了自然主义的弊病。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敌我双方狱中斗争场景或许比剧中所展示出来的更加残酷，但对于创作者，不应满足于将这些铺陈于观者面前，而应在以此作为展现革命战争中人民必胜、代表社会发展未来方向的力量必胜这一规律的手段。自然主义在当前的影视艺术中，还有一种倾向应予以关注，这就是色情场面的泛滥。一部古代宫廷题材电影，满眼望去都是半遮半掩的“馒头”；一部现代爱情题材电视剧，频频用长镜头细细展现女主角的半裸身姿。非但如此，作品中情节的推进，动力也往往来自于人物之间的爱欲纠缠。这些，无疑都在以刺激观者的荷尔蒙分泌为旨归，其代价就是永远放弃了进驻艺术殿堂的资格，其命运也只能和今后更多的此类视觉“盛宴”一道，在快餐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里速朽。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报社）
责任编辑 欧 娟
那么，这两个关键性问题究竟是什么？
任何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具有永恒性，能够具有久远的艺术生命，在世界艺术长廊中占据一个位置。但是，是否具有这种永恒性，并不在于作品是否描写了某种永恒事物，恰恰相反，古往今来，经受了历史考验，并被公认具有超越民族、国籍的艺术价值的作品，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原因就在于，这样的作品，对某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对支配着这些表象的人类社会发展演进中的深层规律进行了艺术化的呈现。如果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视为一条从远古流至今日的河流，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作品，触摸到历史长河在表层微波细浪之下的真正流向。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例，《诗经》让我们看到奴隶社会里，奴隶生活、劳作的情形以及奴隶与奴隶主两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杜甫的诗篇，反映了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对当时唐代社会生活百态的观察与体认，这些作品也就成为一部记录唐王朝历史风貌的“诗史”；辛弃疾、李清照的词作，以不同的视角、风格反映了农耕文化的宋朝和游牧文化的金国之间的战争带给社会各个阶层的苦难；《红楼梦》则以显微镜一般的精细笔法，给我们展开了一个贵族大家庭由盛转衰的全景图，从而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衰亡命运做出了预言。当我们把所有这些作品贯穿起，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就线条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力量。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曾对 “何谓现实主义”这一命题进行了回答，这就是“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但如果仅仅从这一定义出发，中国作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中国作家，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作家，处于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环境下的中国作家，如何在社会生活表象下萃取更深层的规律性、本质性内容，又如何将这一规律、本质融入现实主义创作环节中这两个难题并不能得到解决。
在《讲话》之前，尽管鲁迅、茅盾等的创作体现了现实主义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强大的解剖力量，但成功的创作先例并不能代替理论的指导价值。《讲话》中，毛泽东已经对当时的一些文学现象进行了归纳总结，这其中包括“人性论”。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
现在看来，当时延安的这些文艺现象、文学观念，之所以产生、存在并在一定范围内有影响，共同的原因是《讲话》中所指出的，“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其实，从世界文学史的角度来看，类似的现象——作家观察到了鲜活的社会生活细节，但没有以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认识，以现实主义精神对这些细节进行观照——也是大量存在的。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在现实主义文学发展阶段中后期逐渐出现的自然主义思潮即使如此。
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作家把笔下种种社会现象的成因，是归结为社会性原因还是生物性原因，作品是否能够艺术地反映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创作之初，作家必然会感受到、接触到各种生活细节，这些细节本身也不乏丰富性、戏剧性，在这种情况下，作家是否能够对此进行有效萃取就格外重要。当然，不排除有的作家凭借自己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即使没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依然能让读者感受到作品有着深厚的思想内涵。但是，这种感知力，往往带有极大的偶然性，放在作家的整个创作生涯中更难以成为一种持续性的力量。以法国作家莫泊桑为例，虽然创作出了《羊脂球》这样的现实主义经典作品，但自然主义的倾向却几乎贯穿他的整个创作生涯。《羊脂球》中，作者以一个战争环境下貌似偶然的事件，有力映射出了法国贵族阶层和社会底层民众之间的深刻对立，从而在世界文学史占据了一席之地。然而，《羊脂球》之外，莫泊桑的大量作品就沉湎于对自然主义细节的无节制抒写中，而没有蕴含太多作者对某种历史规律的思考。这就使得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艺术生命远远不及《羊脂球》。
自然主义在欧洲虽然也曾成为主流，但为时极短暂。原因就在于读者无法从自然主义作品中获取对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规律的深刻体认。社会生活是广阔无垠的，而出现在作家视野中的那部分，仅仅是局部的、片段的，如果作家仅限于对这些现象进行直接描摹，越是精细，就越容易陷入自然主义。作家应当看到的是，各种现象必然只存在于一道窄窄的时间狭缝中，在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只有深入挖掘其内在规律性，才能让作品更加厚重而不流于浅显。如何实现这一“萃取”过程，就要回到《讲话》中所指出的，“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另外，作家即使具有了这种“萃取”的意识，如何才能掌握“萃取”的有效方法又是一个新的问题。对此，《讲话》也进行了阐述，就是“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 这里对现实主义“萃取”方法的概括，显然比鲁迅的“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更加明确。这要求作者必须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下，来展开“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的全过程。唯物史观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能否成功的关键，对此中外文学史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事例。《红楼梦》中，曹雪芹用来俯视、统摄作品的世界观、历史观，是以佛教中轮回思想为主，并杂糅了老庄哲学中的虚无主义等思想认识。事实上，当今日之具备唯物史观视野的读者，通过这部作品所看到的是一个贵族家庭的没落，支配其情节走向的，乃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渐没落的历史规律。而莫泊桑的萃取方法，越在他创作生涯的后期，就越倾向于人的自然本能。而比之略早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萃取”方法则是对资产阶级在国家、社会各领域全面崛起的警惕与审视。正如恩格斯所评价的，“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来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而大致与莫泊桑同时代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何尝不是如此，《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本意是描写一个已婚贵族妇女的生活际遇，但他“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列宁语），在创作中逐渐实现了对最初动机的超越，全景呈现出在经历了农奴制改革的俄国，资本主义获得空前发展后，新旧势力矛盾激化、贵族阶层趋于没落的现状，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作为主人公的安娜、列文，还是代表着没落贵族的奥布朗斯基公爵、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势力的洛宾宁等其他次要人物，都具有了深刻的典型性。再以中国作家巴金为例，对苦难民族的悲悯情怀和出众的文学才能，让他笔下对现实的观照比之普通作家更加有力，为其所接受的各种西方思潮，也在无形中成为他认识当时的中国并启发更多青年读者认识社会现实的工具。但是，由于当时巴金的思想底子并未真正接受唯物史观的洗礼，所以他的作品远没有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那样，深刻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注定被摧垮的命运。
由以上分析，我们就可看到，《讲话》的理论价值在于，通过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大厦的完善，使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具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导作用，从而对“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如何在“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尤其是对那些从“亭子间”走出的创作者如何成为“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而不是“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提出了思路。而这，也就是对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作家如何让自己的作品在历史长河中实现永恒——的解答。
或许不是题外的话，以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视角来看，当前的文艺创作，很多已经陷入了自然主义的泥淖，甚至已经把能否最大程度地给观者以感官刺激为唯一考量标准了——我将这类创作思路，称之为“荷尔蒙崇拜”。
以不久前播出的一部谍战题材电视剧为例，充斥其中的酷刑场面之惨烈，每每令观众大感惊悚。有报载，小说原著作者、编剧者认为，血淋淋的刑讯逼供戏，可以更强烈地展示那个年代斗争环境的残酷。这一自辩恰恰说明了自然主义的弊病。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敌我双方狱中斗争场景或许比剧中所展示出来的更加残酷，但对于创作者，不应满足于将这些铺陈于观者面前，而应在以此作为展现革命战争中人民必胜、代表社会发展未来方向的力量必胜这一规律的手段。自然主义在当前的影视艺术中，还有一种倾向应予以关注，这就是色情场面的泛滥。一部古代宫廷题材电影，满眼望去都是半遮半掩的“馒头”；一部现代爱情题材电视剧，频频用长镜头细细展现女主角的半裸身姿。非但如此，作品中情节的推进，动力也往往来自于人物之间的爱欲纠缠。这些，无疑都在以刺激观者的荷尔蒙分泌为旨归，其代价就是永远放弃了进驻艺术殿堂的资格，其命运也只能和今后更多的此类视觉“盛宴”一道，在快餐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里速朽。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报社）
责任编辑 欧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