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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近年来，在国外生活、学习并获得永久居住权的华人新侨民越来越多。本研究以四位年龄在22～24岁、在英国生活时间超过8年的华人女性为对象，以个案研究的方式考察她们的互联网使用经验，以“地方性知识”理论为理解框架，分析互联网对她们在移民后的不同阶段发生的影响，以便为理解这一群体奠定基础。
【关 键 词】青少年移民;互联网;地方性知识
一、问题的提出
信息传播技术促进了个人与虚拟全球社会之间的互动。互联网技术因其无远弗届的特征跨越地理边界，成为影响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也促使媒体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形成“一种长期的、社会协商的‘元过程’（meta-process）”。①围绕这个技术促成的媒介化现实，已经有不少研究针对中国留学生群体的互联网使用展开。研究指出，这些群体如果抱着“逗留心态”，不仅不会对东道国文化表现出强烈的被同化倾向，还会积极地利用互联网维护与祖国的情感联系。这种倾向甚至会造成他们疏离东道国文化的媒体消费和文化适应策略。①
现有研究对在东道国社会长期学习生活、以留居并融入国外社会为目标的青少年移民群体缺少关注，难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类有长期跨国生活计划人群的生活状态。对“究竟应将这个群体定义为留学生，还是移民？”这一问题也缺乏明确的答案，需要有相应的研究作为支撑。本研究以一项2017年在英国完成的民族志调查为依据，围绕四位在英国留学生活超过8年的当地华人青年移民展开个案式研究，以互联网使用的日常经验为切口，为进一步探索这个人群在移民群体中的特殊性提供新的解释路径。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四个对象是年龄范围在22～24岁（研究进行时）的青年女性，从年龄特征看，她们处于即将大学毕业或者大学毕业不久、刚刚开始进入社会的阶段。四人虽然在身份上已经取得英国的永久居住权，但是职业规划和前景尚不稳定，显然处于人生的转型期。她们作为移民的边缘人心态更为典型，在价值观和社会行动上也更多地表现出混合性与跨国性。具体情况如下（均为化名）：
（1）曦：22岁，大三在读（英国学制下的本科畢业季），2004年9岁时从中国山西移民英国;
（2）怡：22岁，大学毕业一年，一边做中文翻译工作，一边准备考取中文翻译职业资格，2004年9岁时从中国甘肃移民英国;
（3）冯：24岁，大学毕业一年，一边准备财会、金融执业资格考试，一边打工做销售，2008年15岁时从中国天津移民英国;
（4）童：22岁，大学毕业一年，正在申请建筑专业方面的研究生课程，同时会做一些专业方面的兼职，2004年9岁时从中国上海移民英国。
（二）研究的田野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18年公布的可参考数据，截至2016年底，英国的华裔人口为336968人，呈现下降趋势。①另据牛津大学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出生地显示为中国的英国公民数量占英国总人口的2.2%。②虽然英国华裔人口数量不少，但是华人社群内部差异很大，大多分散居住在大城市和不同的小城镇中，社群凝聚力弱。这使得实体空间的华人社群难以成为支持同胞移民的社会资本，这意味着媒介作为一种代偿性（alternative）机制，有可能成为华人移民群体更加重要的地方性知识来源。
（三）研究路径：地方性知识与媒介日常经验
“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是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1983年提出的概念，并且逐渐成为诠释地方社群在全球化格局中的生存境况、意义生产的主流理论资源。该概念基于主体社群内部生活经验、知识体系的建构、维持与持有，主张地方性知识不追求普适性的价值观念和行动结构，而更加重视地方空间、社群互动、主体经验的特殊性，从而增加我们对文化的理解深度。③地方性，或曰全球化视野下的本土性，是学术界理解移民主体性和行动结构的重要视角。④
可以进一步通过引入知识社会学的观点来理解如何在现实中把握行为主体“地方性知识”的建构与生产。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与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的知识社会学观点主张创造性地将对知识（knowledge）的理解从精英主义的视域中解放出来，提醒我们将视野投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⑤社会现实总会以日常生活中看似理所应当、习以为常的方式呈现为一种“客观事实”，但实际上其中蕴含着基于行为主体生活经验的主观意义。有移民研究者援引二人观点指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要素，如语言、行为等都有助于对现实的社会建构作出辩证性的描述。由此可见，在制度性的建构之外，日常生活世界也是身份建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⑥
互联网不仅是一种便利的技术工具，同时它所制造的虚拟空间可以将任意的两个位置或场所直接连接，从而实现传播与交流的去中介、跨空间，从而在宏观社会结构层面重组了人们社会生活的空间关系，是当今社会人们展开行为与交往重要的“媒介化”（mediated）场域。观察研究对象在互联网这一特定媒介化场域的日常行为，有助于把握和理解她们的地方性知识习得与建构的过程。
三、研究发现
（一）传输性与记录性：理解媒介日常经验的技术逻辑
传播学学者约翰·彼得斯（John Peters）提出了从传输性与记录性两个属性理解媒介技术的方法。①他认为，近代以来人类创造的信息传播技术都以克服身体和时空的物理限制，实现远距离交流为基本技术逻辑，其本质上都是对信息的复制。而在信息复制、传递的过程中，有些技术侧重于记录性，有些技术侧重于传输性。
互联网在英国得到高速发展之前，四位受访者的媒介使用经验受到传输性与记录性不能兼顾这一技术障碍的明显限制。尤其是她们初到英国的时候年纪还比较小，年龄最大的冯当时也只是初中毕业，无论是个人的社交能力还是英语水平都十分有限。她们和其他留学生、移民一样，有一段适应期。根据她们的回忆，实现较自然地与周围的人社交、较为流畅地使用英语沟通，大约经历了一年到一年半不等的时间。因此，她们需要其他方式填充社交互动的缺失。 但传統媒介在满足她们这一需求方面的功能是有限的。比如，根据怡的回忆，在没有使用互联网之前，她如果要看一些与中国有关的影视作品（包括纪录片），需要身处国内的父亲通过邮寄DVD碟片的方式实现。而在广播电视方面，由于华人群体在英国的社会影响力小，在英国广播电视系统中与中国相关的议题和节目内容并不常见。这对受访者来说，意味着广播电视节目与现实社交一样存在语言壁垒和文化差异。因此，虽然这些现代媒介在技术逻辑上实现了信息传播，但是却受制于地方性日常经验的局限而无法释放其“征服时空”的潜能。
互联网的技术逻辑弥合了传输性与记录性的分野。一方面，互联网通过二进制的数字化方式统一了不同媒介在信息记录上的物质差异。按照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说法，音响和图像、声音和文本都被简化为表面效果……一切都变成了数字：只是数量的累加，没有图像、音响和声音。①另一方面，互联网使得数据有可能省去组织化媒介机构信息编码的中介行为，直达用户的设备终端。这不仅在速度和效率上延续了广播电视网络的传输性优势，而且进一步实现了去中心化的传输逻辑，进而使得用户在传输性的维度体会到了新媒体技术的“可供性”（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
对四位研究对象而言，比较幸运的是，她们来到英国之后的几年，是英国数字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期。2005年之后，媒介融合的趋势促使各大媒介平台提供更广的、更多选择的服务;移动终端和技术便利带来的互联互通成为所有变革的最大推动力。技术对于受众/消费者的改变更是首当其冲，并且可以用“四个更多”来形容这一背景下受众消费媒介内容的状况：更多选择、更多场景、更多设备、更多的全球化程度。②这种普及趋势使互联网的媒介日常经验深深地嵌入受访者移民生活的地方性知识建构中。
（二）移民生活初期的互联网日常经验与地方性知识建构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互联网成为主体行为、主体认同去地域化特征的强大推动力。留学生不再因为长时间身处异国他乡而必须直面“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等传统问题，也不会因为远离故土而淡化原生文化认同，从而会形成一种重构认同选择和居住空间之间联系的“分离策略”。
对四位研究对象而言，互联网的普及赋予了她们捕捉和改变地方性空间的可能，并进而提供了身为移民的“跨地方”地方性知识建构能力。这一点在她们来到英国开启自己留学、移民生涯之初体现得尤为明显。
据冯的回忆，刚来英国的前两年，她的语言和社交能力均不能支撑她很自如地与自己的同学以及社区中的同龄人交流，每天语言学校课程结束之后与母亲在出租屋里一起在互联网上观看中国电视剧和综艺节目，既缓解了学习、工作压力，也是一种亲子交流方式。她认为，母女针对节目的剧情和价值观进行的互动和讨论，是对她的人生观形成关键影响的一段经历。曦则提到一家人观看中国综艺节目这一居家活动，尤其是她在评价综艺节目时提到一个概念——“举家节目”（family show），即是否适合一家人一起观看，是否会在观看过程中形成一家人的互动讨论。她认为，这给她带来一家团圆的感觉。与之相对应，在一家刚来到英国时，曦的爸爸通过英国本地广播电视网络收看2004年雅典奥运会，让她觉得很无聊。
帕蒂·斯坎内尔（Patty Scannel）关于“电视交谈”（TV talk）的观点有助于理解在私人空间的电视观看行为如何产生与家庭外的公共社会成员社交的功能。斯坎内尔指出，影视文本具有文化共享性是其中的关键因素。①然而，这显然与冯、曦经历中的地方性知识相悖。冯说，在她英语不太好的时候，学校里同学间聊明星八卦、前一晚播出的肥皂剧、最新的偶像剧剧情，让她觉得根本插不上话。曦则认为，英国的综艺节目没有中国的好看，对她缺乏吸引力。换言之，如同曦不爱看奥运会一样，可以把这一现象理解为她们彼时的地方性知识、日常生活经验缺乏，使公共平台上的文化产品对她们不具有共享性。反之，家庭内部空间更贴合她们的日常经验，让她们更加有安全感。互联网帮助她们较为同步地与故土的媒介经验产生联系，进而形成了地方性的家庭空间与跨地方的互联网虚拟空间之间的有机合作机制。如前所述，这是一种认同选择和居住空间之间联系的“分离策略”——在英国社会的宏观空间下，她们借助互联网的跨地方技术优势形成了作为移民的特殊地方性知识，帮助她们在旅居英国初期找到“代替性”的归属感。
（三）长期移民生活中的互联网日常经验与地方性知识建构
如彼得斯所说，信息被媒介记录下来以后，所谓与他人互动，不过是指阅读他人在媒介中留下的痕迹。②现代媒介一方面忠实记录下了声音、影像的真实面貌，互联网兼具扩散和记录功能，使信息传播更加广泛;另一方面，又为信息的解读者提供了开放的空间。如同在人类社会的每个时期，彼时的新媒体技术所引发的忧虑一样，互联网卓越的记录性也让人产生“潘多拉魔盒”式的担忧。“潘多拉魔盒”式的技术忧虑在受访对象适应英国社会环境并着手进行人生规划的社会融入期体现出来。
在英国社会中，长期以来华人的地方性群体特征是学习成绩良好，尤其是在理工科方面极具“天赋”;因此，华裔及其二代融入英国社会的主流策略和奋斗目标往往也是通过教育完成阶层上行，找一份能发挥自身在数理专业方面优势且能被主流接纳为中产阶级一员的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有关华人学生的一系列研究都支撑着这个结论。③
怡的家中没有电视，也基本没有其他数字娱乐设备。互联网作为社会生活必需品被逐步接纳，且基本被列为比较单一的通信、资料查找和学习辅助工具。从创新扩散的角度来看，她显然属于新技术的晚期接纳者。怡和她的母亲认为，这种家庭环境能帮助怡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也能促使她多读书。怡在提及媒体娱乐的生活经历时，总会下意识地表现出不好意思的语气。而且根据怡提供的讲述，这些经历多数不是发生在家中，而是发生在同学家或者其他社交场合。 童的人生规划也十分符合华人移民重视教育的群体特征。她在回忆大学以前的生活时说道，她的家庭经常会因为社区环境、学校教育质量等原因搬家。最后，父母对她在格林威治就读的某所高中很满意，因为这个高中的教育模式是着力打造学生形成中上层阶层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趣味——学校有话剧团，童也曾经参演过学校剧团排演的《哈姆雷特》和《仲夏夜之梦》;在体育教育方面，学校则像贵族学校那样开设马球课程。在对媒体的态度方面，虽然许多女生课余也爱聊明星八卦，但是过度的媒体消费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生活的“敌人”。童的家庭基本不看电视，上网是为了看新闻、看BBC纪录片，主要是学习英语、知识和了解社区境况。事实上，童并不是对网上娱乐没有兴趣，在暑假回国探亲的时候，她也会跟着自己的同龄伙伴、亲戚看《琅琊榜》《我的前半生》等熱播电视剧。童的经历在青少年移民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她们继承和延续了华裔群体在英国社会一贯的“学霸”标签，这种标签和华人移民对“成功”的定义形成了她们的地方性知识。这种地方性知识成为他们解读开放文本的决定性机制——互联网的诸多可能性在这一地方性经验的主导下被剪裁成为“促进学习”和“玩物丧志”的简单二分法。
互联网也有促进地方性知识建构的一面。当几位研究对象面临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如何进一步融入英国社会的问题时，互联网就成为她们在新阶段中地方性经验的重要来源。比如，虽然童用“浪费时间的东西”这样的描述来形容她眼中的媒体使用行为，但是互联网仍然给她带来了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帮助”。童与许多华裔孩子一样，数学成绩出色，后来大学报考了建筑专业。建筑师并不是华人在英国社会从事的传统职业，她的父母也不认为这是适合女孩的职业。但是，从她的回忆可以发现，通过互联网接触到的BBC有关历史人文建筑、大型工程建造方面的纪录片提升了她对建筑的兴趣。这意味着，互联网增长了她作为二代移民的社会参与意愿，丰富了她作为华人移民探索全新人生规划的可能性。
“不善社交、不愿意与其他族裔人群来往”也是长期以来英国社会对华人群体的另一个认知标签。不少学者也谈到了中国留学生社会交往、文化适应消极的问题。①但是这一论断容易让我们忽略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华人移民作为英国社会的组成部分，其地方性知识也为英国文化多元主义社会的建构发挥作用。受访时，怡、曦和冯虽然都还没有全职就业，但均从事着能够突出其地方性知识优势的工作，比如怡在做中文翻译，而曦和冯则从事服装、日用化妆品、奢侈品销售、导购的兼职。这些工作机会都与中英两国密切的贸易、旅游、文化交流分不开。
作为大学刚刚毕业、未来职业规划尚待明确的少数族裔青年女性，中国经济对英国社会的影响力无疑是新一代移民的职业机遇。如果说中英之间的密切往来是全球化的一个例证，那么参与其中的她们就是地方性知识对这个全球化案例的回应与参与。四位受访者一致认为，关注自己的故土已经成为她们将来更好融入英国社会的必要之举。随着新兴通信技术的普及，身处英国的她们不需要完全依靠实体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与故土保持稳定的联系。如同孙皖宁提出的“跨国之中国”（transnational China）①，作为故土的“中国”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系统;互联网的使用帮助她们跨越民族国家的物理边界，在互联网赋权的实践中形成既本土又跨国的地方性知识和社会资本。
研究结论
地方性知识作为考察特定经验主体的理论资源，无法脱离对“where”，即对空间问题的指认。②空间秩序的重塑恰是互联网技术革命性力量的典型特征之一。在本研究案例中，互联网赋予研究对象在地方性知识建构上浓重的跨国特征。在初到英国时，互联网无远弗届、瞬时同步的传输性特征以及有容乃大、无所不包的记录性特征帮助她们建立了缓解适应社交能力不足以及跨文化适应的虚拟空间。成为英国长期居民以后，作为华人移民一分子，重视教育、学习和人生规划——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地方性群体特征促使她们以一种“潘多拉魔盒”的心态对待互联网技术。在结束学业开始职业规划后，互联网又成为她们联结、了解故土，特别是发挥身为华人移民特殊优势时的助力。
虽然广义上都属于移民群体，但是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在学术地图中长期属于两个研究领域。本研究的对象正是处于这两个身份的过渡、混合时期——她们均已获得英国的永居资格，且均已开始以各种形式参与英国社会的社会分工，有了属于自己的劳动收入。从常识判断，她们应该已经属于移民而不是留学生的一员。但是从她们的实际情况看来，作为20岁出头的青年，她们的人生规划还有诸多的不确定性，也谈不上真正地融入东道国社会。这一特殊群体如何从初来乍到的跨文化适应到长期生活后的社会嵌入，或者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协商自己的地方性群体特征和主流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更多的经验研究加以验证。此外，本个案研究中只考察了女性青年移民，男性青年移民是否具有自己特殊的地方性知识，这也是未来需要进一步讨论的。
（责任编辑：王润珏）
【关 键 词】青少年移民;互联网;地方性知识
一、问题的提出
信息传播技术促进了个人与虚拟全球社会之间的互动。互联网技术因其无远弗届的特征跨越地理边界，成为影响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也促使媒体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形成“一种长期的、社会协商的‘元过程’（meta-process）”。①围绕这个技术促成的媒介化现实，已经有不少研究针对中国留学生群体的互联网使用展开。研究指出，这些群体如果抱着“逗留心态”，不仅不会对东道国文化表现出强烈的被同化倾向，还会积极地利用互联网维护与祖国的情感联系。这种倾向甚至会造成他们疏离东道国文化的媒体消费和文化适应策略。①
现有研究对在东道国社会长期学习生活、以留居并融入国外社会为目标的青少年移民群体缺少关注，难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类有长期跨国生活计划人群的生活状态。对“究竟应将这个群体定义为留学生，还是移民？”这一问题也缺乏明确的答案，需要有相应的研究作为支撑。本研究以一项2017年在英国完成的民族志调查为依据，围绕四位在英国留学生活超过8年的当地华人青年移民展开个案式研究，以互联网使用的日常经验为切口，为进一步探索这个人群在移民群体中的特殊性提供新的解释路径。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四个对象是年龄范围在22～24岁（研究进行时）的青年女性，从年龄特征看，她们处于即将大学毕业或者大学毕业不久、刚刚开始进入社会的阶段。四人虽然在身份上已经取得英国的永久居住权，但是职业规划和前景尚不稳定，显然处于人生的转型期。她们作为移民的边缘人心态更为典型，在价值观和社会行动上也更多地表现出混合性与跨国性。具体情况如下（均为化名）：
（1）曦：22岁，大三在读（英国学制下的本科畢业季），2004年9岁时从中国山西移民英国;
（2）怡：22岁，大学毕业一年，一边做中文翻译工作，一边准备考取中文翻译职业资格，2004年9岁时从中国甘肃移民英国;
（3）冯：24岁，大学毕业一年，一边准备财会、金融执业资格考试，一边打工做销售，2008年15岁时从中国天津移民英国;
（4）童：22岁，大学毕业一年，正在申请建筑专业方面的研究生课程，同时会做一些专业方面的兼职，2004年9岁时从中国上海移民英国。
（二）研究的田野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18年公布的可参考数据，截至2016年底，英国的华裔人口为336968人，呈现下降趋势。①另据牛津大学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出生地显示为中国的英国公民数量占英国总人口的2.2%。②虽然英国华裔人口数量不少，但是华人社群内部差异很大，大多分散居住在大城市和不同的小城镇中，社群凝聚力弱。这使得实体空间的华人社群难以成为支持同胞移民的社会资本，这意味着媒介作为一种代偿性（alternative）机制，有可能成为华人移民群体更加重要的地方性知识来源。
（三）研究路径：地方性知识与媒介日常经验
“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是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1983年提出的概念，并且逐渐成为诠释地方社群在全球化格局中的生存境况、意义生产的主流理论资源。该概念基于主体社群内部生活经验、知识体系的建构、维持与持有，主张地方性知识不追求普适性的价值观念和行动结构，而更加重视地方空间、社群互动、主体经验的特殊性，从而增加我们对文化的理解深度。③地方性，或曰全球化视野下的本土性，是学术界理解移民主体性和行动结构的重要视角。④
可以进一步通过引入知识社会学的观点来理解如何在现实中把握行为主体“地方性知识”的建构与生产。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与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的知识社会学观点主张创造性地将对知识（knowledge）的理解从精英主义的视域中解放出来，提醒我们将视野投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⑤社会现实总会以日常生活中看似理所应当、习以为常的方式呈现为一种“客观事实”，但实际上其中蕴含着基于行为主体生活经验的主观意义。有移民研究者援引二人观点指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要素，如语言、行为等都有助于对现实的社会建构作出辩证性的描述。由此可见，在制度性的建构之外，日常生活世界也是身份建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⑥
互联网不仅是一种便利的技术工具，同时它所制造的虚拟空间可以将任意的两个位置或场所直接连接，从而实现传播与交流的去中介、跨空间，从而在宏观社会结构层面重组了人们社会生活的空间关系，是当今社会人们展开行为与交往重要的“媒介化”（mediated）场域。观察研究对象在互联网这一特定媒介化场域的日常行为，有助于把握和理解她们的地方性知识习得与建构的过程。
三、研究发现
（一）传输性与记录性：理解媒介日常经验的技术逻辑
传播学学者约翰·彼得斯（John Peters）提出了从传输性与记录性两个属性理解媒介技术的方法。①他认为，近代以来人类创造的信息传播技术都以克服身体和时空的物理限制，实现远距离交流为基本技术逻辑，其本质上都是对信息的复制。而在信息复制、传递的过程中，有些技术侧重于记录性，有些技术侧重于传输性。
互联网在英国得到高速发展之前，四位受访者的媒介使用经验受到传输性与记录性不能兼顾这一技术障碍的明显限制。尤其是她们初到英国的时候年纪还比较小，年龄最大的冯当时也只是初中毕业，无论是个人的社交能力还是英语水平都十分有限。她们和其他留学生、移民一样，有一段适应期。根据她们的回忆，实现较自然地与周围的人社交、较为流畅地使用英语沟通，大约经历了一年到一年半不等的时间。因此，她们需要其他方式填充社交互动的缺失。 但传統媒介在满足她们这一需求方面的功能是有限的。比如，根据怡的回忆，在没有使用互联网之前，她如果要看一些与中国有关的影视作品（包括纪录片），需要身处国内的父亲通过邮寄DVD碟片的方式实现。而在广播电视方面，由于华人群体在英国的社会影响力小，在英国广播电视系统中与中国相关的议题和节目内容并不常见。这对受访者来说，意味着广播电视节目与现实社交一样存在语言壁垒和文化差异。因此，虽然这些现代媒介在技术逻辑上实现了信息传播，但是却受制于地方性日常经验的局限而无法释放其“征服时空”的潜能。
互联网的技术逻辑弥合了传输性与记录性的分野。一方面，互联网通过二进制的数字化方式统一了不同媒介在信息记录上的物质差异。按照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说法，音响和图像、声音和文本都被简化为表面效果……一切都变成了数字：只是数量的累加，没有图像、音响和声音。①另一方面，互联网使得数据有可能省去组织化媒介机构信息编码的中介行为，直达用户的设备终端。这不仅在速度和效率上延续了广播电视网络的传输性优势，而且进一步实现了去中心化的传输逻辑，进而使得用户在传输性的维度体会到了新媒体技术的“可供性”（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
对四位研究对象而言，比较幸运的是，她们来到英国之后的几年，是英国数字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期。2005年之后，媒介融合的趋势促使各大媒介平台提供更广的、更多选择的服务;移动终端和技术便利带来的互联互通成为所有变革的最大推动力。技术对于受众/消费者的改变更是首当其冲，并且可以用“四个更多”来形容这一背景下受众消费媒介内容的状况：更多选择、更多场景、更多设备、更多的全球化程度。②这种普及趋势使互联网的媒介日常经验深深地嵌入受访者移民生活的地方性知识建构中。
（二）移民生活初期的互联网日常经验与地方性知识建构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互联网成为主体行为、主体认同去地域化特征的强大推动力。留学生不再因为长时间身处异国他乡而必须直面“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等传统问题，也不会因为远离故土而淡化原生文化认同，从而会形成一种重构认同选择和居住空间之间联系的“分离策略”。
对四位研究对象而言，互联网的普及赋予了她们捕捉和改变地方性空间的可能，并进而提供了身为移民的“跨地方”地方性知识建构能力。这一点在她们来到英国开启自己留学、移民生涯之初体现得尤为明显。
据冯的回忆，刚来英国的前两年，她的语言和社交能力均不能支撑她很自如地与自己的同学以及社区中的同龄人交流，每天语言学校课程结束之后与母亲在出租屋里一起在互联网上观看中国电视剧和综艺节目，既缓解了学习、工作压力，也是一种亲子交流方式。她认为，母女针对节目的剧情和价值观进行的互动和讨论，是对她的人生观形成关键影响的一段经历。曦则提到一家人观看中国综艺节目这一居家活动，尤其是她在评价综艺节目时提到一个概念——“举家节目”（family show），即是否适合一家人一起观看，是否会在观看过程中形成一家人的互动讨论。她认为，这给她带来一家团圆的感觉。与之相对应，在一家刚来到英国时，曦的爸爸通过英国本地广播电视网络收看2004年雅典奥运会，让她觉得很无聊。
帕蒂·斯坎内尔（Patty Scannel）关于“电视交谈”（TV talk）的观点有助于理解在私人空间的电视观看行为如何产生与家庭外的公共社会成员社交的功能。斯坎内尔指出，影视文本具有文化共享性是其中的关键因素。①然而，这显然与冯、曦经历中的地方性知识相悖。冯说，在她英语不太好的时候，学校里同学间聊明星八卦、前一晚播出的肥皂剧、最新的偶像剧剧情，让她觉得根本插不上话。曦则认为，英国的综艺节目没有中国的好看，对她缺乏吸引力。换言之，如同曦不爱看奥运会一样，可以把这一现象理解为她们彼时的地方性知识、日常生活经验缺乏，使公共平台上的文化产品对她们不具有共享性。反之，家庭内部空间更贴合她们的日常经验，让她们更加有安全感。互联网帮助她们较为同步地与故土的媒介经验产生联系，进而形成了地方性的家庭空间与跨地方的互联网虚拟空间之间的有机合作机制。如前所述，这是一种认同选择和居住空间之间联系的“分离策略”——在英国社会的宏观空间下，她们借助互联网的跨地方技术优势形成了作为移民的特殊地方性知识，帮助她们在旅居英国初期找到“代替性”的归属感。
（三）长期移民生活中的互联网日常经验与地方性知识建构
如彼得斯所说，信息被媒介记录下来以后，所谓与他人互动，不过是指阅读他人在媒介中留下的痕迹。②现代媒介一方面忠实记录下了声音、影像的真实面貌，互联网兼具扩散和记录功能，使信息传播更加广泛;另一方面，又为信息的解读者提供了开放的空间。如同在人类社会的每个时期，彼时的新媒体技术所引发的忧虑一样，互联网卓越的记录性也让人产生“潘多拉魔盒”式的担忧。“潘多拉魔盒”式的技术忧虑在受访对象适应英国社会环境并着手进行人生规划的社会融入期体现出来。
在英国社会中，长期以来华人的地方性群体特征是学习成绩良好，尤其是在理工科方面极具“天赋”;因此，华裔及其二代融入英国社会的主流策略和奋斗目标往往也是通过教育完成阶层上行，找一份能发挥自身在数理专业方面优势且能被主流接纳为中产阶级一员的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有关华人学生的一系列研究都支撑着这个结论。③
怡的家中没有电视，也基本没有其他数字娱乐设备。互联网作为社会生活必需品被逐步接纳，且基本被列为比较单一的通信、资料查找和学习辅助工具。从创新扩散的角度来看，她显然属于新技术的晚期接纳者。怡和她的母亲认为，这种家庭环境能帮助怡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也能促使她多读书。怡在提及媒体娱乐的生活经历时，总会下意识地表现出不好意思的语气。而且根据怡提供的讲述，这些经历多数不是发生在家中，而是发生在同学家或者其他社交场合。 童的人生规划也十分符合华人移民重视教育的群体特征。她在回忆大学以前的生活时说道，她的家庭经常会因为社区环境、学校教育质量等原因搬家。最后，父母对她在格林威治就读的某所高中很满意，因为这个高中的教育模式是着力打造学生形成中上层阶层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趣味——学校有话剧团，童也曾经参演过学校剧团排演的《哈姆雷特》和《仲夏夜之梦》;在体育教育方面，学校则像贵族学校那样开设马球课程。在对媒体的态度方面，虽然许多女生课余也爱聊明星八卦，但是过度的媒体消费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生活的“敌人”。童的家庭基本不看电视，上网是为了看新闻、看BBC纪录片，主要是学习英语、知识和了解社区境况。事实上，童并不是对网上娱乐没有兴趣，在暑假回国探亲的时候，她也会跟着自己的同龄伙伴、亲戚看《琅琊榜》《我的前半生》等熱播电视剧。童的经历在青少年移民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她们继承和延续了华裔群体在英国社会一贯的“学霸”标签，这种标签和华人移民对“成功”的定义形成了她们的地方性知识。这种地方性知识成为他们解读开放文本的决定性机制——互联网的诸多可能性在这一地方性经验的主导下被剪裁成为“促进学习”和“玩物丧志”的简单二分法。
互联网也有促进地方性知识建构的一面。当几位研究对象面临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如何进一步融入英国社会的问题时，互联网就成为她们在新阶段中地方性经验的重要来源。比如，虽然童用“浪费时间的东西”这样的描述来形容她眼中的媒体使用行为，但是互联网仍然给她带来了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帮助”。童与许多华裔孩子一样，数学成绩出色，后来大学报考了建筑专业。建筑师并不是华人在英国社会从事的传统职业，她的父母也不认为这是适合女孩的职业。但是，从她的回忆可以发现，通过互联网接触到的BBC有关历史人文建筑、大型工程建造方面的纪录片提升了她对建筑的兴趣。这意味着，互联网增长了她作为二代移民的社会参与意愿，丰富了她作为华人移民探索全新人生规划的可能性。
“不善社交、不愿意与其他族裔人群来往”也是长期以来英国社会对华人群体的另一个认知标签。不少学者也谈到了中国留学生社会交往、文化适应消极的问题。①但是这一论断容易让我们忽略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华人移民作为英国社会的组成部分，其地方性知识也为英国文化多元主义社会的建构发挥作用。受访时，怡、曦和冯虽然都还没有全职就业，但均从事着能够突出其地方性知识优势的工作，比如怡在做中文翻译，而曦和冯则从事服装、日用化妆品、奢侈品销售、导购的兼职。这些工作机会都与中英两国密切的贸易、旅游、文化交流分不开。
作为大学刚刚毕业、未来职业规划尚待明确的少数族裔青年女性，中国经济对英国社会的影响力无疑是新一代移民的职业机遇。如果说中英之间的密切往来是全球化的一个例证，那么参与其中的她们就是地方性知识对这个全球化案例的回应与参与。四位受访者一致认为，关注自己的故土已经成为她们将来更好融入英国社会的必要之举。随着新兴通信技术的普及，身处英国的她们不需要完全依靠实体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与故土保持稳定的联系。如同孙皖宁提出的“跨国之中国”（transnational China）①，作为故土的“中国”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系统;互联网的使用帮助她们跨越民族国家的物理边界，在互联网赋权的实践中形成既本土又跨国的地方性知识和社会资本。
研究结论
地方性知识作为考察特定经验主体的理论资源，无法脱离对“where”，即对空间问题的指认。②空间秩序的重塑恰是互联网技术革命性力量的典型特征之一。在本研究案例中，互联网赋予研究对象在地方性知识建构上浓重的跨国特征。在初到英国时，互联网无远弗届、瞬时同步的传输性特征以及有容乃大、无所不包的记录性特征帮助她们建立了缓解适应社交能力不足以及跨文化适应的虚拟空间。成为英国长期居民以后，作为华人移民一分子，重视教育、学习和人生规划——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地方性群体特征促使她们以一种“潘多拉魔盒”的心态对待互联网技术。在结束学业开始职业规划后，互联网又成为她们联结、了解故土，特别是发挥身为华人移民特殊优势时的助力。
虽然广义上都属于移民群体，但是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在学术地图中长期属于两个研究领域。本研究的对象正是处于这两个身份的过渡、混合时期——她们均已获得英国的永居资格，且均已开始以各种形式参与英国社会的社会分工，有了属于自己的劳动收入。从常识判断，她们应该已经属于移民而不是留学生的一员。但是从她们的实际情况看来，作为20岁出头的青年，她们的人生规划还有诸多的不确定性，也谈不上真正地融入东道国社会。这一特殊群体如何从初来乍到的跨文化适应到长期生活后的社会嵌入，或者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协商自己的地方性群体特征和主流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更多的经验研究加以验证。此外，本个案研究中只考察了女性青年移民，男性青年移民是否具有自己特殊的地方性知识，这也是未来需要进一步讨论的。
（责任编辑：王润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