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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文运用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框架，对BBC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进行多模态批判性话语分析。研究发现，该片采取了隐喻和截选作为文字文本策略，使用了鸟瞰视角和沉郁配乐作为视听文本策略，并通过互文性重构的话语生产方法，将杜甫的形象塑造为“苦难中成长起来的伟大诗人”。该片虽然存在意识形态差异性的显露和跨文化传播中的意义折损，但整体而言，其对杜甫形象的建构仍是客观、中肯的，是跨文化传播的有益实践。
【关 键 词】 纪录片;杜甫;批判性话语分析;跨文化传播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对外政策、经济发展、历史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西方主流媒体推出多部中国题材的纪录片，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等领域。2020年4月，英国广播公司（BBC）推出了一部关于中国诗歌和诗人杜甫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Du Fu：China’s Greatest Poet），引发中西方观众的广泛热议。有评论认为，“杜甫的伟大与悲悯引起西方共鸣”①。
该纪录片根据杜甫的人生历程展开，集影像、图片、解说、诗歌朗诵、配乐于一体，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多模态特征的文本。本研究以费尔克拉夫批判性话语分析的三维框架为基础，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下进行多模态批判话语分析，考察BBC对杜甫这位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的话语表征，审视其文本生成机制和社会文化语境，并分析其表征背后的跨文化传播意义。
一、多模态化：批判性话语分析工具的一种发展指向
话语不仅是使用中的语言，也是对语言的使用。它被视为一种社会实践，与权力和意识形态相关联。①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是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方向，由批评性语言学发展而来。它认为，话语不仅反映了社会现实，也参与社会和文化的建构，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批判性话语分析不局限于对文本本身的研究，更是一种跨学科的分析，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文学等学科领域。许多学者都对批判性话语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提出了不同的分析维度与框架，如福勒的批评语言学、范·迪克的社会认知分析方法、费尔克拉夫的社会—文化语境关系分析法、沃达克的话语—历史分析法等。其中，费尔克拉夫的方法是最常用也较为完备的话语分析方法。
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方法强调话语事件与话语秩序的分析，其吸纳了福柯的话语分析观点，吸取了语言学对于话语生产和解释过程的研究方法，②提出话语分析的三个维度，分别是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第一個维度是关于文本的分析，主要是描述文本的语言使用和篇章结构特征，如情态、词汇、主题、语法、信息焦点、衔接、隐喻的表达等。第二个维度是关于话语实践的分析，即阐释文本的生产、互动和消费过程。第三个维度着眼于社会文化实践，分析话语实践过程与社会实践过程之间的关系。话语实践受社会实践影响，反过来也建构了社会实践，即话语实践具有建构性，又是被建构的。社会实践分析解释了文本背后的多元主体权力关系及其形成的原因。③
传统的批判性话语分析大多以语言或文字文本为对象，在被运用于新兴媒体研究时表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大卫·梅钦（David Machin）和安德里亚·迈尔（Andrea Mayr）提出“多模态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概念，认为图像、影像、图表、照片等也是一种话语，它们和语言文字一样都表达了意义，同时具有建构性和被建构性的特征，揭示了传播背后的权力关系。①在影视艺术作品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模态的文本都可能蕴含对于“他者”形象的表征与塑造。纪录片是集影像、图像、声音、文字等于一体的多模态文本，对其分析不能只就单一的语言文字展开，要对各个模态进行综合考察。本研究从纪录片的多模态特性出发，以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三维框架为基础，结合多模态批判性分析理论，对BBC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进行分析，考察西方主流媒体如何讲述中国诗人故事、塑造中国历史文化名人形象，并揭示其背后影响跨文化传播的要素。该纪录片对中国诗人形象的建构，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名人形象建构的一个缩影，与国家形象的话语生产及跨文化传播息息相关。
二、多模态文本分析：语言、影像、配乐共同搭建的意义空间
纪录片的创作者对于文本的表述有多种可能，最终呈现在观众眼前的作品则是创作者有选择性地表述其思想的结果。在媒介形式多样化的今天，文本不再局限于文字形式。纪录片就是典型的多模态文本，是由语言、影像、配乐等不同符号系统共同搭建的意义空间。本文主要就纪录片的文字文本和视听文本进行分析。
（一）隐喻与截选：文字文本的表达策略
语言文字是生产者传达价值和创作意图的重要渠道。纪录片基本都包含文本模态，通过不同策略的选择和搭配，建构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和事件。《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时长近一个小时，其文字模态主要表现为画外解说词和主持人的第一人称叙述，辅以主持人对相关人物的采访。这种文本模态对于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引导观众思考、传达创作思想具有重大作用，同时也弥补了画面解释力的不足。
作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中国人奉为“诗圣”，是不朽的传奇，其诗歌被历代广为传颂。而在西方，杜甫是人们眼中陌生的“他者”。为了向西方观众展现这位中国诗人的形象和思想，阐述他在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本纪录片采用了典型的隐喻手法。隐喻能够引发受众的情感反应，揭示说话者对特定事物的态度、情感和看法，有助于说话者达到劝说的目的，是一种劝导性的话语行为。②在纪录片的开篇，主持人、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伍德对中国诗歌的古老传统给予了肯定性的描述，并将杜甫描述为中国人眼中最伟大的诗人，奠定了本片的基调。整部纪录片多次使用隐喻修辞手法，将中国古老的诗歌传统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相类比，将西方观众熟知的但丁、莎士比亚等历史文化名人与杜甫联系在一起，并将但丁、莎士比亚对西方文学艺术的影响与杜甫对中国诗歌文学的影响并列，促使西方观众发现人物之间的相似性，建构起对于中国诗歌传统及杜甫形象的认知。 此外，主持人迈克尔·伍德在讲述影响杜甫一生的中国传统思想时，提及了儒家思想：“孔子的教诲是杜甫一生的指导思想。从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就像许多从古延续至今的中国政治传统一样，他的观念是乌托邦式的”。伍德将杜甫信奉的儒家思想连同一些中国的政治传统，隐喻为“乌托邦式的”，意即看似美好实则虚空。这一比喻将某一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判断逻辑笼统地应用于另一个社会群体，是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对“他者”刻板印象的显露。
该纪录片提到，“对中国人来说，诗歌是人的心迹最真实的历史写照”。片中穿插了15首杜甫诗作译文的朗读，这是BBC中国题材纪录片中少有的篇章结构形式。主创者从杜甫一生创作的1400多首诗中选取15首，串联起杜甫的人生经历，在增加叙事说服力的同时，也对杜甫的形象进行了有选择性的建构，吸引观众关注和进行解读。片中选取的诗歌题材，大部分是战乱、苦难、逃亡、亲人分离、壮志难酬、忧国忧民的描述，符合开篇对杜甫形象的塑造——“苦难中，杜甫获得了他的文学艺术成就”。
片中基本没有对杜甫的诗歌进行完整的演绎，而是根据内容情节，截选其中几句朗读，甚至未按照诗歌原文排序。如《壮游》译文朗诵的节选：“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原文节选顺序应为“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诗歌是精妙的文字，也是很难翻译的文本。纪录片创作者根据内容发展需要，凸显诗歌原文中的某些诗句，调整诗句顺序，或删减与纪录片讲述关系不大的诗句，减轻了西方观众理解上的压力，能帮助其更好地体会杜甫生平经历与杜甫诗歌的内在联系。但遗憾的是，由此导致的诗歌音韵、格律、意义的折损，可能会引起解码失真，无形中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化折扣现象，即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中因为文化背景不同而使其价值降低的表现。①
（二）鸟瞰视角与沉郁配乐：视听文本的呈现策略
文字与视觉图像之间是互为补充的关系。纪录片的视觉文本可以帮助观众理解文字描述中的时空画面，使语言文字表达更加具体生动。视听文本借助不同的感官渠道，为观众营造感官充盈的体验，使其沉浸在多模态文本之中。通过纪录片的画面，观众可以跟随主持人伍德的脚步，在今日的中国城市中寻找古典文化的踪影。
为了追求艺术效果，纪录片综合运用了多种镜头角度叙事，如水平镜头、仰角镜头与鸟瞰镜头都被纳入创作过程中。片中多次使用鸟瞰角度突出杜甫的不幸际遇，“这种角度使观众如同飞鸟一般盘旋在物体上空，让镜头下的事物显得卑微而无助”①。例如，展现战乱中杜甫赶往奉先县欲与家人团聚，却發现自己的幼子因病饿而死的情节时，镜头以鸟瞰的角度呈现，大雪纷飞的冬景配上杜甫哀叹的诗句，具有震撼的视听效果，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在展现诗人晚年受到病痛折磨时，该片也使用鸟瞰角度，展现天地万物的宏大景观，反衬人物的渺小，凸显乱世之中小人物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无力感，突出片中塑造的“苦难与才华相辅相生”的杜甫形象，进一步传递了创作者的主观情感和创作意图。
音乐是纪录片的一种重要叙述手段和话语表现方式，许多特定情节的描述都离不开配乐的渲染，它能更好地让观众识别出画面中的精彩部分。②该片开篇讲述杜甫年少时的经历，背景乐风格以明快为主;在讲述诗人人生后期经历战乱，与亲人分离时，多用沉郁的背景音乐凸显压抑的情绪。配乐与画面和解说词的调性一致，透出“时势造人”之感，与纪录片主旨呼应。
通过上述对于多模态文本的分析可见，《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使用特定语言表达策略、篇章结构、拍摄角度、声音技巧等，通过多模态文本间的相互配合，为观众呈现了杜甫“一生坎坷成就诗歌造诣，饱受流离之苦仍然忧国忧民”的形象。
三、话语实践分析：文本表征的互文性重构
费尔克拉夫认为，对于话语实践的分析与文本分析密切相关，应包括寻找文本所在的语境，探究文本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即创作者的编码规则，以及受众解读文本的方式方法。③在话语实践方面，本研究通过该片话语生产过程中的互文性、转述性言语的使用以及对受众的影响进行解读。
互文是一种修辞手法，通过使用这种手法，纪录片创作者从原有文本中生产出话语，观众借此解读片中的文本，实现相应的社会认知。“纪录片因相对客观、平衡、中立的内容生产与表达方式成为受众接受度较好的一种媒介载体，但话语与价值观仍然会通过纪录片这一载体进行社会建构与再生产。”①话语实践常通过特定的转述方式来传达创作者的意图和对事物的看法，如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本，其使用不只是为纪录片提供更多有用信息、增强故事内容的说服力。引用什么信息，如何去引用，引用的理由是什么，这背后都体现了纪录片创作者的主观意图和态度立场。引语的使用让这些背后的个人观点被悄无声息地编码进整个故事叙述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观众的解读。
片中，主持人伍德来到著名的杜甫草堂前，对熙熙攘攘的人群进行随机采访，采访对象包括男女老少，他们都表达了对杜甫的崇敬之情，体现了杜甫及其诗歌对中国人民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此外，主创人员还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如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牛津大学刘陶陶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曾祥波教授、中南大学杨雨教授等，并将他们的表述以直接引语的方式呈现。刘陶陶谈道：“我认为如果没有安禄山，就不会有如今被我们熟知的杜甫了。”杨雨认为：“（在片中）他成了在苦难、患难中挣扎的一个最普通的老百姓，所以他诗歌的风格也更加沉重。”宇文所安谈及：“它们（指杜甫的诗）是最伟大的中国诗篇，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后来者跃跃欲试，但却无人能够与之比肩。”此外，在画外解说词和主持人伍德的讲述中，也对杜甫诗歌进行了有选择性的引用，以展现杜甫的个人生活史和思想发展史，体现其虽壮志难酬仍忧国忧民的个人品格。
通过对该纪录片话语实践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跨文化传播中的话语生产，以及互文性、转述性言语的使用如何影响受众对文本的理解。当然，纪录片包含了创作者的个人观点，在许多情况下，引用哪些话语、何时引用、如何引用都受到创作者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文将把话语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放在更加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 四、社会文化实践分析：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背景下的“他者”形象
社会文化实践分析建立在文本分析和话语实践分析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话語被视作一种社会实践，旨在解释文本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文本背后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影响渗透于话语生产、互动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如范·迪克所说，媒体并非完全中立的、理性的协调者，而是帮助重构意识形态的。这种重构通常是以隐蔽的方式存在，需要仔细辨别。②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作为一部典型的“外国人讲中国故事”的作品，“他者”和“自我”相互观照，形成了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虽然在故事叙述中存在意识形态差异引发的对中国政治传统的刻板印象，但其对中国历史人物的刻画和描述总体上是中肯、真实的，是近年来西方主流媒体推出的系列中国题材纪录片中较为客观的一部作品。该片通过对杜甫人生经历的描述、形象的刻画，以及中国人喜爱杜甫的呈现，展示了中国诗歌之博大精深。这对中国历史文化名人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形象建构具有正面的意义，显示了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提升。
中国和西方的形象都是在“自塑”与“他塑”的共同作用中建构的。“他者在我们之外，也在我们之中”①，纪录片将杜甫诗歌和西方的荷马史诗作对比、将杜甫与西方的莎士比亚、但丁相提并论，既表明杜甫在中国人眼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再次强调和稳固了西方文学泰斗在西方人心中的地位，是典型的“他塑”与“自塑”的融合。
西方主流媒体近年来推出了不少中国题材纪录片，话题广泛，成为西方观众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纪录片作为一种耦合了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内容载体，将创作者的意图和价值观隐秘且精致地融合进纪录片的话语之中，通过其特定的选题、视角、素材、叙事方式等，建构了西方人眼中作为“他者”的中国形象，其中一些包含了对中国发展的担忧和对中国形象的歪曲甚至抹黑。中国已经意识到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性，通过深化跨国媒体合作、推出系列中国题材专题片等方式，让世界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中国。这些努力吸引了更多国际受众关注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与内涵。而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下，西方媒体推出的中国题材纪录片即便是正面的、积极的，也不可避免地潜藏着对“他者”的主观想象和偏见，我们要以辩证的眼光进行思考和分析。此外，我们应该摒弃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性交流，尝试去认识“他者”的特性，正确看待“他者”与“自我”的差异。从这个视角看，BBC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是一次跨文化传播的有益尝试。
（责任编辑：林凌）
【关 键 词】 纪录片;杜甫;批判性话语分析;跨文化传播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对外政策、经济发展、历史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西方主流媒体推出多部中国题材的纪录片，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等领域。2020年4月，英国广播公司（BBC）推出了一部关于中国诗歌和诗人杜甫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Du Fu：China’s Greatest Poet），引发中西方观众的广泛热议。有评论认为，“杜甫的伟大与悲悯引起西方共鸣”①。
该纪录片根据杜甫的人生历程展开，集影像、图片、解说、诗歌朗诵、配乐于一体，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多模态特征的文本。本研究以费尔克拉夫批判性话语分析的三维框架为基础，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下进行多模态批判话语分析，考察BBC对杜甫这位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的话语表征，审视其文本生成机制和社会文化语境，并分析其表征背后的跨文化传播意义。
一、多模态化：批判性话语分析工具的一种发展指向
话语不仅是使用中的语言，也是对语言的使用。它被视为一种社会实践，与权力和意识形态相关联。①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是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方向，由批评性语言学发展而来。它认为，话语不仅反映了社会现实，也参与社会和文化的建构，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批判性话语分析不局限于对文本本身的研究，更是一种跨学科的分析，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文学等学科领域。许多学者都对批判性话语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提出了不同的分析维度与框架，如福勒的批评语言学、范·迪克的社会认知分析方法、费尔克拉夫的社会—文化语境关系分析法、沃达克的话语—历史分析法等。其中，费尔克拉夫的方法是最常用也较为完备的话语分析方法。
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方法强调话语事件与话语秩序的分析，其吸纳了福柯的话语分析观点，吸取了语言学对于话语生产和解释过程的研究方法，②提出话语分析的三个维度，分别是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第一個维度是关于文本的分析，主要是描述文本的语言使用和篇章结构特征，如情态、词汇、主题、语法、信息焦点、衔接、隐喻的表达等。第二个维度是关于话语实践的分析，即阐释文本的生产、互动和消费过程。第三个维度着眼于社会文化实践，分析话语实践过程与社会实践过程之间的关系。话语实践受社会实践影响，反过来也建构了社会实践，即话语实践具有建构性，又是被建构的。社会实践分析解释了文本背后的多元主体权力关系及其形成的原因。③
传统的批判性话语分析大多以语言或文字文本为对象，在被运用于新兴媒体研究时表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大卫·梅钦（David Machin）和安德里亚·迈尔（Andrea Mayr）提出“多模态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概念，认为图像、影像、图表、照片等也是一种话语，它们和语言文字一样都表达了意义，同时具有建构性和被建构性的特征，揭示了传播背后的权力关系。①在影视艺术作品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模态的文本都可能蕴含对于“他者”形象的表征与塑造。纪录片是集影像、图像、声音、文字等于一体的多模态文本，对其分析不能只就单一的语言文字展开，要对各个模态进行综合考察。本研究从纪录片的多模态特性出发，以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三维框架为基础，结合多模态批判性分析理论，对BBC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进行分析，考察西方主流媒体如何讲述中国诗人故事、塑造中国历史文化名人形象，并揭示其背后影响跨文化传播的要素。该纪录片对中国诗人形象的建构，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名人形象建构的一个缩影，与国家形象的话语生产及跨文化传播息息相关。
二、多模态文本分析：语言、影像、配乐共同搭建的意义空间
纪录片的创作者对于文本的表述有多种可能，最终呈现在观众眼前的作品则是创作者有选择性地表述其思想的结果。在媒介形式多样化的今天，文本不再局限于文字形式。纪录片就是典型的多模态文本，是由语言、影像、配乐等不同符号系统共同搭建的意义空间。本文主要就纪录片的文字文本和视听文本进行分析。
（一）隐喻与截选：文字文本的表达策略
语言文字是生产者传达价值和创作意图的重要渠道。纪录片基本都包含文本模态，通过不同策略的选择和搭配，建构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和事件。《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时长近一个小时，其文字模态主要表现为画外解说词和主持人的第一人称叙述，辅以主持人对相关人物的采访。这种文本模态对于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引导观众思考、传达创作思想具有重大作用，同时也弥补了画面解释力的不足。
作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中国人奉为“诗圣”，是不朽的传奇，其诗歌被历代广为传颂。而在西方，杜甫是人们眼中陌生的“他者”。为了向西方观众展现这位中国诗人的形象和思想，阐述他在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本纪录片采用了典型的隐喻手法。隐喻能够引发受众的情感反应，揭示说话者对特定事物的态度、情感和看法，有助于说话者达到劝说的目的，是一种劝导性的话语行为。②在纪录片的开篇，主持人、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伍德对中国诗歌的古老传统给予了肯定性的描述，并将杜甫描述为中国人眼中最伟大的诗人，奠定了本片的基调。整部纪录片多次使用隐喻修辞手法，将中国古老的诗歌传统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相类比，将西方观众熟知的但丁、莎士比亚等历史文化名人与杜甫联系在一起，并将但丁、莎士比亚对西方文学艺术的影响与杜甫对中国诗歌文学的影响并列，促使西方观众发现人物之间的相似性，建构起对于中国诗歌传统及杜甫形象的认知。 此外，主持人迈克尔·伍德在讲述影响杜甫一生的中国传统思想时，提及了儒家思想：“孔子的教诲是杜甫一生的指导思想。从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就像许多从古延续至今的中国政治传统一样，他的观念是乌托邦式的”。伍德将杜甫信奉的儒家思想连同一些中国的政治传统，隐喻为“乌托邦式的”，意即看似美好实则虚空。这一比喻将某一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判断逻辑笼统地应用于另一个社会群体，是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对“他者”刻板印象的显露。
该纪录片提到，“对中国人来说，诗歌是人的心迹最真实的历史写照”。片中穿插了15首杜甫诗作译文的朗读，这是BBC中国题材纪录片中少有的篇章结构形式。主创者从杜甫一生创作的1400多首诗中选取15首，串联起杜甫的人生经历，在增加叙事说服力的同时，也对杜甫的形象进行了有选择性的建构，吸引观众关注和进行解读。片中选取的诗歌题材，大部分是战乱、苦难、逃亡、亲人分离、壮志难酬、忧国忧民的描述，符合开篇对杜甫形象的塑造——“苦难中，杜甫获得了他的文学艺术成就”。
片中基本没有对杜甫的诗歌进行完整的演绎，而是根据内容情节，截选其中几句朗读，甚至未按照诗歌原文排序。如《壮游》译文朗诵的节选：“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原文节选顺序应为“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诗歌是精妙的文字，也是很难翻译的文本。纪录片创作者根据内容发展需要，凸显诗歌原文中的某些诗句，调整诗句顺序，或删减与纪录片讲述关系不大的诗句，减轻了西方观众理解上的压力，能帮助其更好地体会杜甫生平经历与杜甫诗歌的内在联系。但遗憾的是，由此导致的诗歌音韵、格律、意义的折损，可能会引起解码失真，无形中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化折扣现象，即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中因为文化背景不同而使其价值降低的表现。①
（二）鸟瞰视角与沉郁配乐：视听文本的呈现策略
文字与视觉图像之间是互为补充的关系。纪录片的视觉文本可以帮助观众理解文字描述中的时空画面，使语言文字表达更加具体生动。视听文本借助不同的感官渠道，为观众营造感官充盈的体验，使其沉浸在多模态文本之中。通过纪录片的画面，观众可以跟随主持人伍德的脚步，在今日的中国城市中寻找古典文化的踪影。
为了追求艺术效果，纪录片综合运用了多种镜头角度叙事，如水平镜头、仰角镜头与鸟瞰镜头都被纳入创作过程中。片中多次使用鸟瞰角度突出杜甫的不幸际遇，“这种角度使观众如同飞鸟一般盘旋在物体上空，让镜头下的事物显得卑微而无助”①。例如，展现战乱中杜甫赶往奉先县欲与家人团聚，却發现自己的幼子因病饿而死的情节时，镜头以鸟瞰的角度呈现，大雪纷飞的冬景配上杜甫哀叹的诗句，具有震撼的视听效果，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在展现诗人晚年受到病痛折磨时，该片也使用鸟瞰角度，展现天地万物的宏大景观，反衬人物的渺小，凸显乱世之中小人物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无力感，突出片中塑造的“苦难与才华相辅相生”的杜甫形象，进一步传递了创作者的主观情感和创作意图。
音乐是纪录片的一种重要叙述手段和话语表现方式，许多特定情节的描述都离不开配乐的渲染，它能更好地让观众识别出画面中的精彩部分。②该片开篇讲述杜甫年少时的经历，背景乐风格以明快为主;在讲述诗人人生后期经历战乱，与亲人分离时，多用沉郁的背景音乐凸显压抑的情绪。配乐与画面和解说词的调性一致，透出“时势造人”之感，与纪录片主旨呼应。
通过上述对于多模态文本的分析可见，《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使用特定语言表达策略、篇章结构、拍摄角度、声音技巧等，通过多模态文本间的相互配合，为观众呈现了杜甫“一生坎坷成就诗歌造诣，饱受流离之苦仍然忧国忧民”的形象。
三、话语实践分析：文本表征的互文性重构
费尔克拉夫认为，对于话语实践的分析与文本分析密切相关，应包括寻找文本所在的语境，探究文本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即创作者的编码规则，以及受众解读文本的方式方法。③在话语实践方面，本研究通过该片话语生产过程中的互文性、转述性言语的使用以及对受众的影响进行解读。
互文是一种修辞手法，通过使用这种手法，纪录片创作者从原有文本中生产出话语，观众借此解读片中的文本，实现相应的社会认知。“纪录片因相对客观、平衡、中立的内容生产与表达方式成为受众接受度较好的一种媒介载体，但话语与价值观仍然会通过纪录片这一载体进行社会建构与再生产。”①话语实践常通过特定的转述方式来传达创作者的意图和对事物的看法，如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本，其使用不只是为纪录片提供更多有用信息、增强故事内容的说服力。引用什么信息，如何去引用，引用的理由是什么，这背后都体现了纪录片创作者的主观意图和态度立场。引语的使用让这些背后的个人观点被悄无声息地编码进整个故事叙述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观众的解读。
片中，主持人伍德来到著名的杜甫草堂前，对熙熙攘攘的人群进行随机采访，采访对象包括男女老少，他们都表达了对杜甫的崇敬之情，体现了杜甫及其诗歌对中国人民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此外，主创人员还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如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牛津大学刘陶陶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曾祥波教授、中南大学杨雨教授等，并将他们的表述以直接引语的方式呈现。刘陶陶谈道：“我认为如果没有安禄山，就不会有如今被我们熟知的杜甫了。”杨雨认为：“（在片中）他成了在苦难、患难中挣扎的一个最普通的老百姓，所以他诗歌的风格也更加沉重。”宇文所安谈及：“它们（指杜甫的诗）是最伟大的中国诗篇，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后来者跃跃欲试，但却无人能够与之比肩。”此外，在画外解说词和主持人伍德的讲述中，也对杜甫诗歌进行了有选择性的引用，以展现杜甫的个人生活史和思想发展史，体现其虽壮志难酬仍忧国忧民的个人品格。
通过对该纪录片话语实践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跨文化传播中的话语生产，以及互文性、转述性言语的使用如何影响受众对文本的理解。当然，纪录片包含了创作者的个人观点，在许多情况下，引用哪些话语、何时引用、如何引用都受到创作者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文将把话语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放在更加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 四、社会文化实践分析：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背景下的“他者”形象
社会文化实践分析建立在文本分析和话语实践分析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话語被视作一种社会实践，旨在解释文本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文本背后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影响渗透于话语生产、互动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如范·迪克所说，媒体并非完全中立的、理性的协调者，而是帮助重构意识形态的。这种重构通常是以隐蔽的方式存在，需要仔细辨别。②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作为一部典型的“外国人讲中国故事”的作品，“他者”和“自我”相互观照，形成了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虽然在故事叙述中存在意识形态差异引发的对中国政治传统的刻板印象，但其对中国历史人物的刻画和描述总体上是中肯、真实的，是近年来西方主流媒体推出的系列中国题材纪录片中较为客观的一部作品。该片通过对杜甫人生经历的描述、形象的刻画，以及中国人喜爱杜甫的呈现，展示了中国诗歌之博大精深。这对中国历史文化名人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形象建构具有正面的意义，显示了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提升。
中国和西方的形象都是在“自塑”与“他塑”的共同作用中建构的。“他者在我们之外，也在我们之中”①，纪录片将杜甫诗歌和西方的荷马史诗作对比、将杜甫与西方的莎士比亚、但丁相提并论，既表明杜甫在中国人眼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再次强调和稳固了西方文学泰斗在西方人心中的地位，是典型的“他塑”与“自塑”的融合。
西方主流媒体近年来推出了不少中国题材纪录片，话题广泛，成为西方观众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纪录片作为一种耦合了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内容载体，将创作者的意图和价值观隐秘且精致地融合进纪录片的话语之中，通过其特定的选题、视角、素材、叙事方式等，建构了西方人眼中作为“他者”的中国形象，其中一些包含了对中国发展的担忧和对中国形象的歪曲甚至抹黑。中国已经意识到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性，通过深化跨国媒体合作、推出系列中国题材专题片等方式，让世界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中国。这些努力吸引了更多国际受众关注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与内涵。而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下，西方媒体推出的中国题材纪录片即便是正面的、积极的，也不可避免地潜藏着对“他者”的主观想象和偏见，我们要以辩证的眼光进行思考和分析。此外，我们应该摒弃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性交流，尝试去认识“他者”的特性，正确看待“他者”与“自我”的差异。从这个视角看，BBC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是一次跨文化传播的有益尝试。
（责任编辑：林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