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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周报社近年来的对非报道，根据中非关系的发展，在传播方式、传播手段、报道内容上有很多创新。在2013年习主席访非和今年5月李总理访非的报道中，《北京周报》和《中国与非洲》的报道都突出了中国对非政策的重点，紧紧抓住了政府对非的宣传报道主线，获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中非关系的发展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和非洲各国一直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领导人延续了对非的友好。新一届领导人在就职后，也展开对非的访问。2013年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后进行的首次海外出访的第二站便是非洲。2014年5月初，李克强作为中国新一届政府总理首次出访非洲四国和非盟总部。这些出访除了加强传统友谊之外，也反映出中国在经济和外交政策上将非洲国家摆在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中国对非政策和近年来中非经济贸易合作发展是不可分割的。近年来，世界各大经济体都加强了对非洲的开发。中国依靠几十年来和非洲的传统友好往来，以及自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在与非洲各国的经济合作中占据了相对比较有优势的地位，2013年双边贸易额再创历史新高，达到2102亿美元，同比增长5.9%。
但我们不得不看到，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也面临一些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西方国家近年来努力营造与非洲的关系。随着非洲各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发达国家的联系较以前增多，西方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也在非洲加大。此外，在新一代非洲青年领导人中，很多都有在欧美国家留学的背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亲近感增强。随着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认识到非洲大陆的发展潜力，中国企业在非面临的竞争日趋激烈；非洲局部安全形势仍然动荡，中国企业投资面临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局面；非洲各国可持续发展意识增强，对于单一资源开发逐渐有排斥心理，中国企业需要强化在非洲发展的社会责任意识；中国除了传统友好和经济合作之外，需要发展加强中非关系的新纽带。
中国新一届政府的对非政策已经体现了新形势下对中非关系的重视和调整。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非洲之行中规划了中非关系的方向、原则和战略，承诺中非合作是全方位合作，中国重视同所有非洲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任何国家发展同非洲关系，都应该尊重非洲的尊严和自主性”。
而李克强总理的首次非洲之行带有一贯的务实特点，具体对外界阐述了中国在习主席去年公布的中非关系的大方向框架下的政策和执行渠道。
北京周报社的探索
早在1987年，北京周报社就开始了对非报道的全新探索，除了向非洲发行的《北京周报》英、法文版之外，为加强对非洲书刊宣传的针对性，增出《北京周报》的非洲版《中国与非洲》。北京周报社当时的对非外宣主要是报道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在选题、写法及形式上尽可能考虑非洲地区的特点和接受能力。同时，介绍我国与非洲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反映非洲国家的发展情况，以及非洲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评述非洲国家感兴趣的国际问题，以增加非洲读者的兴趣和亲切感；读者对象主要是非洲国家的党政官员、群众团体的干部、新闻界人士、教师、大学生及其他知识分子。
近年来随着中非双方经济实力和国际局势发展，《北京周报》的对非外宣也根据这些变化进行了调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根据中非双边关系的定位开展报道
为了和国家的政策保持一致，《北京周报》在对非报道中，牢牢把握国家对非政策方针，根据中非双边关系的定位开展对非报道。以李克强总理访非的报道为例。李总理在非盟总部的演讲中，体现了两大政策上的变化。首先，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关系由“援助与被援助”转变为“合作伙伴”。其次，中非的合作内容由之前单一经济合作向经济合作与人文合作并举转变。李总理在演讲中提出了全新的“461”模式，强调扩大中非共同利益，从而打造中非合作的升级版。在《北京周报》第20期的封面文章中，我们的标题定为“From Giver to Partner”，突出了中国从“施恩”到“合作”的态度变化，这无疑会使非洲人民感觉到合作的平等。除介绍中国政府将向非洲无偿援助，并加强与非洲国家的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之外，文章也强调中方将通过开展科技教育合作、强化职业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非洲国家提升人力资源素质，突出了中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策略，使之与西方的合作方式相区别。文章报道了中国对双边人文交流的重视，以及中方对非洲文化所作出的肯定，这无疑会让非洲人民觉得自己受到了尊重，拉近了他们在心理上同中国的距离，增强了认同感。
2. 多宣传中国与非洲互利互惠
西方媒体经常把中国对非合作冠以“新殖民主义”。针对西方媒体在报道中给中国塑造的“资源掠夺者”的形象，《北京周报》的外宣报道尽量少宣传中国对非洲发展做出的贡献，多强调共同利益纽带；避免过多谈论从非洲得到的资源和能源而多关注互利互惠合作。
全球化时代，中国和西方之间出现了“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发展道路之争。基于习主席“非洲人民有权自主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表态，《北京周报》对非报道一直强调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淡化意识形态影响，相关互利互惠合作宣传也是对非洲人民自主选择道路的尊重和支持。
3. 掌握内外有别的原则
近年来，国内在关于中国企业在非洲的社会责任问题、中国产品质量问题方面出现了很多负面报道。这些问题的确是事实，但又确实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举例来说，很多非洲人生性散漫，工作责任心差。另外，由于他们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很多技术不能掌握。因此，中国企业往往更倾向于从国内带工人而不是雇佣当地人。另外，因为很多非洲低收入者购买力差，中国商人只能为适应他们的收入水平，卖一些质次价廉的商品。在这些问题的报道上，《北京周报》很好地掌握了内外有别的原则。作为国内报道，多暴露问题无疑能对企业起到更好的监督和鞭策作用。如果外宣报道也像西方媒体那样大肆报道各种负面消息，则会更加损坏中国企业的形象。我们外宣报道虽然不能回避问题，但多谈谈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效果更能体现中国对于合作的重视和诚意。
4. 重视本土化在对非外宣中的作用
《北京周报》重视本土化在对非外宣中的作用。报社在南非设立了分社，设有采编发行机构，很好地贯彻了外宣的本土化原则。另外，还多次组织国内的编辑记者到非洲多个国家进行采访报道，使一线业务人员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周报的南非分社一直重视和中国其它驻非机构的合作，善于利用这些机构的当地资源。非洲各国的发展程度差别很大，在传播手段上，周报也注重印刷品和新媒体相结合，有偿销售和无偿赠阅相结合。
近年来，周报的对非外宣一直重视对“软实力”方面的宣传。根据西方新葛兰西主义考克斯的观点：“霸权是一种关于秩序性质的价值结构与理解结构，它充斥弥漫于整个国家体系与非国家实体之中。在霸权秩序下，这些价值与理解相对稳定而无可置疑。它对大多数行为主体来说是自然秩序。”“国际层次上的霸权不仅仅是国家间的秩序。它是一种带有占优势地位的生产方式的世界经济内的秩序，这种生产方式渗透到所有国家且与其他次要的生产方式相联系。”西方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宣传也极大体现了这种理论。作为对西方外宣的借鉴，我们在对非宣传中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多报道中国某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如勤劳、善良、友爱等，也同样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
和西方的外宣相比，我们既有长处，也有不足。但我们必须记住，在外宣阵地上，我们的目的永远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不是“师夷长技以类夷”。对非外宣近年来在报道内容、报道手段和技巧方面出现很多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变化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对外传播效果，为国家各种政策和策略进行推广和服务。
中非关系的发展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和非洲各国一直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领导人延续了对非的友好。新一届领导人在就职后，也展开对非的访问。2013年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后进行的首次海外出访的第二站便是非洲。2014年5月初，李克强作为中国新一届政府总理首次出访非洲四国和非盟总部。这些出访除了加强传统友谊之外，也反映出中国在经济和外交政策上将非洲国家摆在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中国对非政策和近年来中非经济贸易合作发展是不可分割的。近年来，世界各大经济体都加强了对非洲的开发。中国依靠几十年来和非洲的传统友好往来，以及自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在与非洲各国的经济合作中占据了相对比较有优势的地位，2013年双边贸易额再创历史新高，达到2102亿美元，同比增长5.9%。
但我们不得不看到，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也面临一些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西方国家近年来努力营造与非洲的关系。随着非洲各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发达国家的联系较以前增多，西方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也在非洲加大。此外，在新一代非洲青年领导人中，很多都有在欧美国家留学的背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亲近感增强。随着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认识到非洲大陆的发展潜力，中国企业在非面临的竞争日趋激烈；非洲局部安全形势仍然动荡，中国企业投资面临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局面；非洲各国可持续发展意识增强，对于单一资源开发逐渐有排斥心理，中国企业需要强化在非洲发展的社会责任意识；中国除了传统友好和经济合作之外，需要发展加强中非关系的新纽带。
中国新一届政府的对非政策已经体现了新形势下对中非关系的重视和调整。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非洲之行中规划了中非关系的方向、原则和战略，承诺中非合作是全方位合作，中国重视同所有非洲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任何国家发展同非洲关系，都应该尊重非洲的尊严和自主性”。
而李克强总理的首次非洲之行带有一贯的务实特点，具体对外界阐述了中国在习主席去年公布的中非关系的大方向框架下的政策和执行渠道。
北京周报社的探索
早在1987年，北京周报社就开始了对非报道的全新探索，除了向非洲发行的《北京周报》英、法文版之外，为加强对非洲书刊宣传的针对性，增出《北京周报》的非洲版《中国与非洲》。北京周报社当时的对非外宣主要是报道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在选题、写法及形式上尽可能考虑非洲地区的特点和接受能力。同时，介绍我国与非洲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反映非洲国家的发展情况，以及非洲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评述非洲国家感兴趣的国际问题，以增加非洲读者的兴趣和亲切感；读者对象主要是非洲国家的党政官员、群众团体的干部、新闻界人士、教师、大学生及其他知识分子。
近年来随着中非双方经济实力和国际局势发展，《北京周报》的对非外宣也根据这些变化进行了调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根据中非双边关系的定位开展报道
为了和国家的政策保持一致，《北京周报》在对非报道中，牢牢把握国家对非政策方针，根据中非双边关系的定位开展对非报道。以李克强总理访非的报道为例。李总理在非盟总部的演讲中，体现了两大政策上的变化。首先，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关系由“援助与被援助”转变为“合作伙伴”。其次，中非的合作内容由之前单一经济合作向经济合作与人文合作并举转变。李总理在演讲中提出了全新的“461”模式，强调扩大中非共同利益，从而打造中非合作的升级版。在《北京周报》第20期的封面文章中，我们的标题定为“From Giver to Partner”，突出了中国从“施恩”到“合作”的态度变化，这无疑会使非洲人民感觉到合作的平等。除介绍中国政府将向非洲无偿援助，并加强与非洲国家的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之外，文章也强调中方将通过开展科技教育合作、强化职业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非洲国家提升人力资源素质，突出了中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策略，使之与西方的合作方式相区别。文章报道了中国对双边人文交流的重视，以及中方对非洲文化所作出的肯定，这无疑会让非洲人民觉得自己受到了尊重，拉近了他们在心理上同中国的距离，增强了认同感。
2. 多宣传中国与非洲互利互惠
西方媒体经常把中国对非合作冠以“新殖民主义”。针对西方媒体在报道中给中国塑造的“资源掠夺者”的形象，《北京周报》的外宣报道尽量少宣传中国对非洲发展做出的贡献，多强调共同利益纽带；避免过多谈论从非洲得到的资源和能源而多关注互利互惠合作。
全球化时代，中国和西方之间出现了“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发展道路之争。基于习主席“非洲人民有权自主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表态，《北京周报》对非报道一直强调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淡化意识形态影响，相关互利互惠合作宣传也是对非洲人民自主选择道路的尊重和支持。
3. 掌握内外有别的原则
近年来，国内在关于中国企业在非洲的社会责任问题、中国产品质量问题方面出现了很多负面报道。这些问题的确是事实，但又确实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举例来说，很多非洲人生性散漫，工作责任心差。另外，由于他们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很多技术不能掌握。因此，中国企业往往更倾向于从国内带工人而不是雇佣当地人。另外，因为很多非洲低收入者购买力差，中国商人只能为适应他们的收入水平，卖一些质次价廉的商品。在这些问题的报道上，《北京周报》很好地掌握了内外有别的原则。作为国内报道，多暴露问题无疑能对企业起到更好的监督和鞭策作用。如果外宣报道也像西方媒体那样大肆报道各种负面消息，则会更加损坏中国企业的形象。我们外宣报道虽然不能回避问题，但多谈谈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效果更能体现中国对于合作的重视和诚意。
4. 重视本土化在对非外宣中的作用
《北京周报》重视本土化在对非外宣中的作用。报社在南非设立了分社，设有采编发行机构，很好地贯彻了外宣的本土化原则。另外，还多次组织国内的编辑记者到非洲多个国家进行采访报道，使一线业务人员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周报的南非分社一直重视和中国其它驻非机构的合作，善于利用这些机构的当地资源。非洲各国的发展程度差别很大，在传播手段上，周报也注重印刷品和新媒体相结合，有偿销售和无偿赠阅相结合。
近年来，周报的对非外宣一直重视对“软实力”方面的宣传。根据西方新葛兰西主义考克斯的观点：“霸权是一种关于秩序性质的价值结构与理解结构，它充斥弥漫于整个国家体系与非国家实体之中。在霸权秩序下，这些价值与理解相对稳定而无可置疑。它对大多数行为主体来说是自然秩序。”“国际层次上的霸权不仅仅是国家间的秩序。它是一种带有占优势地位的生产方式的世界经济内的秩序，这种生产方式渗透到所有国家且与其他次要的生产方式相联系。”西方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宣传也极大体现了这种理论。作为对西方外宣的借鉴，我们在对非宣传中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多报道中国某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如勤劳、善良、友爱等，也同样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
和西方的外宣相比，我们既有长处，也有不足。但我们必须记住，在外宣阵地上，我们的目的永远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不是“师夷长技以类夷”。对非外宣近年来在报道内容、报道手段和技巧方面出现很多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变化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对外传播效果，为国家各种政策和策略进行推广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