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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渠道的拓宽，当代社会有关连体人的报道屡见不鲜，医学知识的普及也使得公众对于连体人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尽管如此，医疗机构为连体人实行分离手术的消息依旧牵动着公众的神经，每每成为重要新闻。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两个：一是满足公众猎奇的心理，二是检验当代医学技术的水平。目前，这种分离手术的成功率并不高，即便成功往往也是以牺牲其中一个人的生命为代价。那么，连体人这种现象是当代社会才有的吗？如果古代就存在这种现象，古人对此又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从人类生理发展的历程来看，连体人显然不是当代社会特有的现象，而是伴随着人类的历史出现的。我国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石壁上有一处古代岩画，据推测距今约3000年。岩画高9米，宽14米，是描绘生殖崇拜的。其中有一幅“双头同体”人像最引人注目。有学者认为岩画中左边是男性，右边是女性，所以双头同体代表男女交合；还有的认为双头都是男性，身体是女性，是男女同体的阴阳人。因整处壁画的主题是生殖崇拜，论者所谓的男女交合、阴阳人等其实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但都忽略了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连体人。
我国古代一向重视对历史的记录，各种奇异现象往往都被记载下来，有关连体人的记载就留下了不少。
西汉平帝时期，“长安女子有生儿，两头异颈面相乡，四臂共匈俱前乡”（《汉书·五行志》）。乡，向也；“匈”是“胸”的古字。这条史料显示，生下之人有两头、两颈、四臂，共用一个胸部，这应该就是连体人了，他们胸部以上各自独立，胸部以下是连在一起的。东汉灵帝时，“洛阳上西门外女子生儿，两头，异肩共胸，俱前向”；“洛阳男子刘仓居上西门外，妻生男，两头共身”；献帝建安中，“女子生男，两头共身”（《后汉书·五行志》）。连体的情况大体一致，而且史书开始使用一个专门的词语“两头共身”，可见，这种情况绝非个例。
汉代以后，有关连体人的记录亦时常见诸正史。我们可以列举如下：
西晋愍帝时，“新蔡县吏任侨妻产二女，腹与心相合，自胸以上、脐以下各分”（《晋书·五行志》）。
北齐宣帝天保中，“临漳有妇人产子，二头共体”（《隋书·五行志》）。
唐高宗仪凤三年，“泾州献二小儿，连心异体。初，鹑觚县卫士胡万年妻吴生一男一女，其胸相连，余各异体，乃析之，则皆死；又产，复然，俱男也，遂育之，至是四岁，以献于朝”；懿宗咸通十三年，“太原晋阳民家有婴儿，两头异颈，四手联足”（《新唐书·五行志》）。
元惠宗至元二十年，“固安州王得林妻张氏怀孕五月生一男，四手四足，圆头三耳，一耳附脑后，生而即死，具状有司上之”（《元史·五行志》）。
明世宗嘉靖二年，“曲靖卫舍人胡晟妻生一男，两头四手三足”；十二年，“贵州安卫军李华妻生男，两头四手四足”；神宗万历三十七年，“繁峙民李宜妻牛氏一产二女，头面相连，手足各分”（《明史·五行志》）。
上述材料都是源自官方的记录，如元惠宗时所记“具状有司上之”，地方官是把这些情况作为怪异之事上报，这是他们的职责，并不会从中得到多少额外的益处，因而没有造假的必要。所以这些有关连体人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那么，正史记录这些连体人的目的何在呢？
古人对于连体现象的认识与现代人有着巨大的差异。“木连理”是我们熟悉的一种连体现象，也就是不同根的草木的枝干连生在一起，古人将之视为吉兆，但这种规则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连体现象，尤其是动物与人身上。相反，连体人是大凶之兆。汉代的《京氏易传》是解释一系列怪异现象的重要理论来源，其中对于连体现象的解说是：“‘睽孤，见豕负涂’，厥妖人生两头……凡妖之作，以谴失正，各象其类。二首，下不一也；足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胜任，或不任下也……群妖推此类，不改乃成凶也。”这是对《易传》中“睽孤”卦的解说，最核心之处是“二首，下不一也”，这包含两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天下不一。如上举西晋愍帝条，新蔡县吏任侨的妻子胡氏生下两个女儿，腹部和心口相连，胸以上、肚脐以下分开，异象报告给朝廷后，内史吕会套用“木连理”之说，认为这是祥瑞，所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说这是“四海同心之瑞”。这种论调受到当时人的嘲讽。史家在记录时不是从生理现象上找原因，在他们看来，两个婴儿如果是分开的，那就是两个完整的个体，属于正常现象；现在连在一起，那这个连体儿就该是一个整体，但只有腹部和心口连接，其他部位又是分开的，未能成为完整的个体，是分离之象的预兆。所以，这对连体婴儿是“天下未一之妖也”，预示了西晋的灭亡。这是从天下分合的角度来理解连体人现象。
另一层意思是上下无别。上举西汉灵帝时洛阳上西门外女子生儿的例子中，孩子生下后，“以为不祥，堕地弃之”。面对连体儿，古人惧怕的心理完全可以理解，将之视为不祥之物而丢弃也是常见的处理方式，但在政治家眼中，这其实是一种预兆。史家解说这条记录云：“自此之后，朝廷昏乱，政在私门，上下无别，二头之象。后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废天子，后复害之。汉元以来，祸莫逾此。”把连体人与东汉末年混乱的政局联系起来。北齐宣帝天保年间的例子，史家也指出：“是后政由奸佞，上下无别，两头之应也。”这些事例集中表达了中古史家的共识，在他们的观念里，帝王的权威在人间至高无上，最高权柄只能由他一人掌握，只有“一”才是完美无缺的，所谓天无二日、地无二主，“二”代表着分和离，意味着权力的分属。当他们带着这种眼光来看待连体的现象时，第一反应肯定是焦虑不安，因为不管是一体二首或是一头两身，都意味着不是完整的个体，权力不能集中于一处，这自然预示了君权被臣下分割，或是被窃用。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不乏关于“连体人”的记录，尤其是正史。对于连体人现象，古人不是从作为自然属性的生理现象层面去理解，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加以解说，其目的是希望君臣能从连体人这样的特异现象中得到警醒，修正过失，从而转祸为福，否则结局只能是“凶”了。
（本文获得“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项目的支持）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从人类生理发展的历程来看，连体人显然不是当代社会特有的现象，而是伴随着人类的历史出现的。我国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石壁上有一处古代岩画，据推测距今约3000年。岩画高9米，宽14米，是描绘生殖崇拜的。其中有一幅“双头同体”人像最引人注目。有学者认为岩画中左边是男性，右边是女性，所以双头同体代表男女交合；还有的认为双头都是男性，身体是女性，是男女同体的阴阳人。因整处壁画的主题是生殖崇拜，论者所谓的男女交合、阴阳人等其实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但都忽略了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连体人。
我国古代一向重视对历史的记录，各种奇异现象往往都被记载下来，有关连体人的记载就留下了不少。
西汉平帝时期，“长安女子有生儿，两头异颈面相乡，四臂共匈俱前乡”（《汉书·五行志》）。乡，向也；“匈”是“胸”的古字。这条史料显示，生下之人有两头、两颈、四臂，共用一个胸部，这应该就是连体人了，他们胸部以上各自独立，胸部以下是连在一起的。东汉灵帝时，“洛阳上西门外女子生儿，两头，异肩共胸，俱前向”；“洛阳男子刘仓居上西门外，妻生男，两头共身”；献帝建安中，“女子生男，两头共身”（《后汉书·五行志》）。连体的情况大体一致，而且史书开始使用一个专门的词语“两头共身”，可见，这种情况绝非个例。
汉代以后，有关连体人的记录亦时常见诸正史。我们可以列举如下：
西晋愍帝时，“新蔡县吏任侨妻产二女，腹与心相合，自胸以上、脐以下各分”（《晋书·五行志》）。
北齐宣帝天保中，“临漳有妇人产子，二头共体”（《隋书·五行志》）。
唐高宗仪凤三年，“泾州献二小儿，连心异体。初，鹑觚县卫士胡万年妻吴生一男一女，其胸相连，余各异体，乃析之，则皆死；又产，复然，俱男也，遂育之，至是四岁，以献于朝”；懿宗咸通十三年，“太原晋阳民家有婴儿，两头异颈，四手联足”（《新唐书·五行志》）。
元惠宗至元二十年，“固安州王得林妻张氏怀孕五月生一男，四手四足，圆头三耳，一耳附脑后，生而即死，具状有司上之”（《元史·五行志》）。
明世宗嘉靖二年，“曲靖卫舍人胡晟妻生一男，两头四手三足”；十二年，“贵州安卫军李华妻生男，两头四手四足”；神宗万历三十七年，“繁峙民李宜妻牛氏一产二女，头面相连，手足各分”（《明史·五行志》）。
上述材料都是源自官方的记录，如元惠宗时所记“具状有司上之”，地方官是把这些情况作为怪异之事上报，这是他们的职责，并不会从中得到多少额外的益处，因而没有造假的必要。所以这些有关连体人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那么，正史记录这些连体人的目的何在呢？
古人对于连体现象的认识与现代人有着巨大的差异。“木连理”是我们熟悉的一种连体现象，也就是不同根的草木的枝干连生在一起，古人将之视为吉兆，但这种规则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连体现象，尤其是动物与人身上。相反，连体人是大凶之兆。汉代的《京氏易传》是解释一系列怪异现象的重要理论来源，其中对于连体现象的解说是：“‘睽孤，见豕负涂’，厥妖人生两头……凡妖之作，以谴失正，各象其类。二首，下不一也；足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胜任，或不任下也……群妖推此类，不改乃成凶也。”这是对《易传》中“睽孤”卦的解说，最核心之处是“二首，下不一也”，这包含两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天下不一。如上举西晋愍帝条，新蔡县吏任侨的妻子胡氏生下两个女儿，腹部和心口相连，胸以上、肚脐以下分开，异象报告给朝廷后，内史吕会套用“木连理”之说，认为这是祥瑞，所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说这是“四海同心之瑞”。这种论调受到当时人的嘲讽。史家在记录时不是从生理现象上找原因，在他们看来，两个婴儿如果是分开的，那就是两个完整的个体，属于正常现象；现在连在一起，那这个连体儿就该是一个整体，但只有腹部和心口连接，其他部位又是分开的，未能成为完整的个体，是分离之象的预兆。所以，这对连体婴儿是“天下未一之妖也”，预示了西晋的灭亡。这是从天下分合的角度来理解连体人现象。
另一层意思是上下无别。上举西汉灵帝时洛阳上西门外女子生儿的例子中，孩子生下后，“以为不祥，堕地弃之”。面对连体儿，古人惧怕的心理完全可以理解，将之视为不祥之物而丢弃也是常见的处理方式，但在政治家眼中，这其实是一种预兆。史家解说这条记录云：“自此之后，朝廷昏乱，政在私门，上下无别，二头之象。后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废天子，后复害之。汉元以来，祸莫逾此。”把连体人与东汉末年混乱的政局联系起来。北齐宣帝天保年间的例子，史家也指出：“是后政由奸佞，上下无别，两头之应也。”这些事例集中表达了中古史家的共识，在他们的观念里，帝王的权威在人间至高无上，最高权柄只能由他一人掌握，只有“一”才是完美无缺的，所谓天无二日、地无二主，“二”代表着分和离，意味着权力的分属。当他们带着这种眼光来看待连体的现象时，第一反应肯定是焦虑不安，因为不管是一体二首或是一头两身，都意味着不是完整的个体，权力不能集中于一处，这自然预示了君权被臣下分割，或是被窃用。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不乏关于“连体人”的记录，尤其是正史。对于连体人现象，古人不是从作为自然属性的生理现象层面去理解，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加以解说，其目的是希望君臣能从连体人这样的特异现象中得到警醒，修正过失，从而转祸为福，否则结局只能是“凶”了。
（本文获得“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项目的支持）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