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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从来不乏世界级文人，在社会大转型、思想大爆炸的19世纪英国更是如此，其中之一是作为神童进入人们视线的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他在作为政治家形塑英国历史的同时，作为文学家、历史学家范式性地建构了英国历史。
“造就一个中间阶层”
1800年，麦考莱出生在莱斯特郡的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家庭，其父亲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殖民地官员，母亲曾是宗教作家、社会改革家汉娜·摩尔（Hannah More）的门生。麦考莱天资聪颖，加之勤奋好学——“我宁愿做一个穷人，住在藏书很多的阁楼里，也不愿当一个不能读书的国王”——早在求学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期间，便建立了良好声誉，尤其是在文学创作和演讲方面。
1825年，麦考莱在颇具影响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重要文章《论弥尔顿》。
该文“极有趣味”，不但成功地抓住了读者的心理，而且更重要的是，开先河地把历史与文学融于一体，“运用作者个人的见识以记述历史的情况和变迁”。麦考莱因此成为了《爱丁堡评论》的固定撰稿人;他于其间确立的华丽浮夸、光彩照人文风引起了大法官林德赫斯特勋爵（Lord Chancellor Lyndhurst）等人的关注，促成他如愿进入政界。
1830年，麦考莱因为兰斯顿侯爵（Marquess of Lansdowne）的赏识和邀请，成为了代表“口袋选区”卡恩（Calne）的议员，开始了其时断时续的17年政治家生涯，致力于改变彼时的英国社会情势，比如为见诸1832年《改革法案》的英国议会改革积极奔走。
当然，作为一位讲求实际的政治家，麦考莱的影响并不囿于不列颠，而是延伸到了亚洲;1832年以降，麦考莱不但担任过主管东印度公司事务的管理委员会大臣，而且作为印度最高理事会高级官员，在印度任职多年。
此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835年，麦考莱发表了《印度教育备忘录》，主张印度的教育体系应该为英国服务，而不是传播东方文化;或者换言之，麦考莱认为，殖民者英国人为被殖民者印度人提供教育，其目的只能是“在英国人和被他们统治的亿万印度人中造就一个中间阶层，这些人从血统和肤色上说是印度人，但其趣味、观点和智识是英国式的”。
麦考莱的观点旋即得到了英国社会上层多数人的支持，于是便有了以英语为媒介的欧式教育在印度被实施，以及英语的快速传播和成为印度殖民当局官方语言。这样一来，一方面是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殖民语言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另一方面则是印度文化精英与自己的既有文学、文化传统的疏离。
从这个意义上讲，麦考莱的教育观，加之他在鸦片战争前的力主侵华，对英国乃至整个亚洲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
然而，我们必须知道，真正让麦考莱名声大噪的却是其风靡一时的五卷本历史著作《英国史》。有关资料显示，早在麦考莱结束在印度的任职回到英国的1839年，他便着手了《英国史》，虽然直到他在1847年因竞选议员失败告别政坛之后，才全身心地投入《英国史》的撰写之中。他原本计划从1685年詹姆斯二世即位写到1830年乔治四世去世，但直到他1859年去世，仅仅描述或者书写了1685年-1702年间的英国历史。其中，第一、二卷出版于1848年，第三、四卷面世于1855年，而第五卷则是作为遗作发表于1861年。
瑕不掩瑜的《英国史》
我们知道，在麦考莱的《英国史》之前，已然面世的较有影响的英国史著作有托利派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英国史》和辉格派史学先驱亨利·哈兰（Henry Hallam）的《英国宪政史》。二者都聚焦1688年光荣革命;前者以对光荣革命秉持中庸之道而著称，缺乏19世纪英国所需要的激进主义，而后者在盛赞光荣革命的同时，却因拘泥于史料而厚重有余，亮点不足。
有鉴于此，麦考莱决定利用其《英国史》为光荣革命及其发动者奏响一曲颂歌，或者更加具体地讲，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英国人民通过欢迎威廉三世的光荣革命开辟了英国历史上的一个新天地。
所以，他不惜浓墨重彩地描绘自1685 年詹姆士二世即位至1702 年威廉三世逝世这17年，尤其是光荣革命的社会背景与政治影响，一如他在《英国史》第一卷开篇处所言：“所有辉格党的历史学家都渴望要证明，过去的英国政府几乎就是共和政体的;而所有托利党的历史学家都要证明，过去的英国政府几乎就是专制的。”
换言之，麦考莱的《英国史》证明了英国能够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其基本动力源自1688年光荣革命，“对1688年革命所能作的最高赞颂乃是：它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革命。”
麦考莱之所以把1688年光荣革命赞颂为英国的“最后一次革命”，是因为在他看来，光荣革命取得了对天主教和专制主义的最终胜利，预示着一个高歌猛进的新时代即将来临;英国从此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无限进步、无限繁荣时代。
所以，他的《英国史》首先旨在证明这一点，尤其是证明彼时英国独一无二的伟大。“他有着超乎寻常的野心，竭尽全力去美化和维护一个政党、一种信条和一个时代，在这个他生活的时代，在他自己以及同时代的中产阶级的眼中，他已经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功。”
另外，麦考莱之所以持这样的一种历史观，是因为他希望读者能够从自己的著述中获得愉悦，而不是任何指导，这是他在1841年致朋友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的：“可以用来生动描述的材料很多，我要写出一部作品，它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就能取代年轻贵妇们口中最近流行的小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是不会满足的！” 事实证明，麦考莱的愿望果然得到了“满足”，正如他的《英国史》出版后不久一位评论家所言：“麦考莱的文体之巧妙独一无二，在他的著述中，周遭总是笼罩着一层光环，让远观者目眩神迷，让身边的人们惊叹不已。……这部书让我们越来越爱不释手;在阅读当中，读者的眼中会逐渐露出狂喜。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在跟随着他的脚步前行，他的文风轻捷，迎合读者的需要。即便是平淡无奇的话题，他栩栩如生的描述也能让其大放异彩;他的观点就如近在眼前或远在天边的花朵，你之前从未注意、察觉或回忆起它们的存在……”“那些读过前两卷的人，怎能忘掉其中的内容？怎样把其中重要的、激动人心的场景丢到脑后？毫无疑问，如果这部书在读者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叙事文体至高无上的胜利。这些场景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而不仅仅存在于文字中。……通过麦考莱先生对人物、时间、行为的描写，我们为自己绘制了一幅真实生动的画面;当我们合上书本，一幅宏大壮观的场景在我们面前一一闪过。”
姑且不论麦考莱是否像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采取的是春秋笔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因此在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等著名历史学家看来，堪称“从古至今最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在确定辉格派史学观点的最终胜利的同时，永久地改变了英国此后的政治进程。但是，这并非意味着麦考莱的《英国史》没有不足或者瑕疵;事实上，无论是他对史事的把握还是他的叙事风格，一直都为一些历史学家所诟病。
比如，有历史学家指出：“请记住，这些随笔实际上都是华而不实的肤浅之论……他对17世纪之前的历史一无所知，他对于外交史、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一窍不通……我相信，他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人。”
又如，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为了证明一个简单的命题，他时常会苛刻地要求句子的和谐，追求不必要的对偶;从艺术原则的角度出发，有时文风过于复杂，有时句子又显得太过雷同。”
然而，瑕不掩瑜，麦考莱的《英国史》尽管在叙事方法以及倾向性上不无缺陷，但它依然不失为一部叙事风格堪称伟大、具有文学作品价值的史学巨著;无论麦考莱所描绘的历史画卷是对还是错，它都在大众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希望研究麦考莱所在时代、所描绘时代的人，无法忽视麦考莱的《英国史》，无法摆脱麦考莱的影响。
可以说，麦考莱的《英国史》最持久的价值正是在于它清晰地阐述了它所描写的那段历史，使读者由此一窥19世纪中期英国在英雄壮年之际的心理、性情和品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造就一个中间阶层”
1800年，麦考莱出生在莱斯特郡的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家庭，其父亲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殖民地官员，母亲曾是宗教作家、社会改革家汉娜·摩尔（Hannah More）的门生。麦考莱天资聪颖，加之勤奋好学——“我宁愿做一个穷人，住在藏书很多的阁楼里，也不愿当一个不能读书的国王”——早在求学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期间，便建立了良好声誉，尤其是在文学创作和演讲方面。
1825年，麦考莱在颇具影响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重要文章《论弥尔顿》。
该文“极有趣味”，不但成功地抓住了读者的心理，而且更重要的是，开先河地把历史与文学融于一体，“运用作者个人的见识以记述历史的情况和变迁”。麦考莱因此成为了《爱丁堡评论》的固定撰稿人;他于其间确立的华丽浮夸、光彩照人文风引起了大法官林德赫斯特勋爵（Lord Chancellor Lyndhurst）等人的关注，促成他如愿进入政界。
1830年，麦考莱因为兰斯顿侯爵（Marquess of Lansdowne）的赏识和邀请，成为了代表“口袋选区”卡恩（Calne）的议员，开始了其时断时续的17年政治家生涯，致力于改变彼时的英国社会情势，比如为见诸1832年《改革法案》的英国议会改革积极奔走。
当然，作为一位讲求实际的政治家，麦考莱的影响并不囿于不列颠，而是延伸到了亚洲;1832年以降，麦考莱不但担任过主管东印度公司事务的管理委员会大臣，而且作为印度最高理事会高级官员，在印度任职多年。
此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835年，麦考莱发表了《印度教育备忘录》，主张印度的教育体系应该为英国服务，而不是传播东方文化;或者换言之，麦考莱认为，殖民者英国人为被殖民者印度人提供教育，其目的只能是“在英国人和被他们统治的亿万印度人中造就一个中间阶层，这些人从血统和肤色上说是印度人，但其趣味、观点和智识是英国式的”。
麦考莱的观点旋即得到了英国社会上层多数人的支持，于是便有了以英语为媒介的欧式教育在印度被实施，以及英语的快速传播和成为印度殖民当局官方语言。这样一来，一方面是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殖民语言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另一方面则是印度文化精英与自己的既有文学、文化传统的疏离。
从这个意义上讲，麦考莱的教育观，加之他在鸦片战争前的力主侵华，对英国乃至整个亚洲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
然而，我们必须知道，真正让麦考莱名声大噪的却是其风靡一时的五卷本历史著作《英国史》。有关资料显示，早在麦考莱结束在印度的任职回到英国的1839年，他便着手了《英国史》，虽然直到他在1847年因竞选议员失败告别政坛之后，才全身心地投入《英国史》的撰写之中。他原本计划从1685年詹姆斯二世即位写到1830年乔治四世去世，但直到他1859年去世，仅仅描述或者书写了1685年-1702年间的英国历史。其中，第一、二卷出版于1848年，第三、四卷面世于1855年，而第五卷则是作为遗作发表于1861年。
瑕不掩瑜的《英国史》
姑且不论麦考莱是否像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采取的是春秋笔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因此在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等著名历史学家看来，堪称“从古至今最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在确定辉格派史学观点的最终胜利的同时，永久地改变了英国此后的政治进程
我们知道，在麦考莱的《英国史》之前，已然面世的较有影响的英国史著作有托利派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英国史》和辉格派史学先驱亨利·哈兰（Henry Hallam）的《英国宪政史》。二者都聚焦1688年光荣革命;前者以对光荣革命秉持中庸之道而著称，缺乏19世纪英国所需要的激进主义，而后者在盛赞光荣革命的同时，却因拘泥于史料而厚重有余，亮点不足。
有鉴于此，麦考莱决定利用其《英国史》为光荣革命及其发动者奏响一曲颂歌，或者更加具体地讲，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英国人民通过欢迎威廉三世的光荣革命开辟了英国历史上的一个新天地。
所以，他不惜浓墨重彩地描绘自1685 年詹姆士二世即位至1702 年威廉三世逝世这17年，尤其是光荣革命的社会背景与政治影响，一如他在《英国史》第一卷开篇处所言：“所有辉格党的历史学家都渴望要证明，过去的英国政府几乎就是共和政体的;而所有托利党的历史学家都要证明，过去的英国政府几乎就是专制的。”
换言之，麦考莱的《英国史》证明了英国能够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其基本动力源自1688年光荣革命，“对1688年革命所能作的最高赞颂乃是：它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革命。”
麦考莱之所以把1688年光荣革命赞颂为英国的“最后一次革命”，是因为在他看来，光荣革命取得了对天主教和专制主义的最终胜利，预示着一个高歌猛进的新时代即将来临;英国从此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无限进步、无限繁荣时代。
所以，他的《英国史》首先旨在证明这一点，尤其是证明彼时英国独一无二的伟大。“他有着超乎寻常的野心，竭尽全力去美化和维护一个政党、一种信条和一个时代，在这个他生活的时代，在他自己以及同时代的中产阶级的眼中，他已经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功。”
另外，麦考莱之所以持这样的一种历史观，是因为他希望读者能够从自己的著述中获得愉悦，而不是任何指导，这是他在1841年致朋友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的：“可以用来生动描述的材料很多，我要写出一部作品，它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就能取代年轻贵妇们口中最近流行的小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是不会满足的！” 事实证明，麦考莱的愿望果然得到了“满足”，正如他的《英国史》出版后不久一位评论家所言：“麦考莱的文体之巧妙独一无二，在他的著述中，周遭总是笼罩着一层光环，让远观者目眩神迷，让身边的人们惊叹不已。……这部书让我们越来越爱不释手;在阅读当中，读者的眼中会逐渐露出狂喜。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在跟随着他的脚步前行，他的文风轻捷，迎合读者的需要。即便是平淡无奇的话题，他栩栩如生的描述也能让其大放异彩;他的观点就如近在眼前或远在天边的花朵，你之前从未注意、察觉或回忆起它们的存在……”“那些读过前两卷的人，怎能忘掉其中的内容？怎样把其中重要的、激动人心的场景丢到脑后？毫无疑问，如果这部书在读者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叙事文体至高无上的胜利。这些场景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而不仅仅存在于文字中。……通过麦考莱先生对人物、时间、行为的描写，我们为自己绘制了一幅真实生动的画面;当我们合上书本，一幅宏大壮观的场景在我们面前一一闪过。”
姑且不论麦考莱是否像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采取的是春秋笔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因此在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等著名历史学家看来，堪称“从古至今最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在确定辉格派史学观点的最终胜利的同时，永久地改变了英国此后的政治进程。但是，这并非意味着麦考莱的《英国史》没有不足或者瑕疵;事实上，无论是他对史事的把握还是他的叙事风格，一直都为一些历史学家所诟病。
比如，有历史学家指出：“请记住，这些随笔实际上都是华而不实的肤浅之论……他对17世纪之前的历史一无所知，他对于外交史、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一窍不通……我相信，他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人。”
又如，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为了证明一个简单的命题，他时常会苛刻地要求句子的和谐，追求不必要的对偶;从艺术原则的角度出发，有时文风过于复杂，有时句子又显得太过雷同。”
然而，瑕不掩瑜，麦考莱的《英国史》尽管在叙事方法以及倾向性上不无缺陷，但它依然不失为一部叙事风格堪称伟大、具有文学作品价值的史学巨著;无论麦考莱所描绘的历史画卷是对还是错，它都在大众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希望研究麦考莱所在时代、所描绘时代的人，无法忽视麦考莱的《英国史》，无法摆脱麦考莱的影响。
可以说，麦考莱的《英国史》最持久的价值正是在于它清晰地阐述了它所描写的那段历史，使读者由此一窥19世纪中期英国在英雄壮年之际的心理、性情和品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