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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历史学过于注重经验的、偶然的、外在的事实，将时代性问题混同于一般的时间性问题，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主张根本不同。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时代性不仅在根本上是反教条主义的，同时意味着历史箭头，意味着历史前进和发展的方向、过程、阶段，也意味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和历史任务。时代性问题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
时代性与历史哲学
时代性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当马克思在《科伦日报》的评论中提出“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他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哲学的任务，甚至也是自己理论的任务，就是回答时代性问题，并在实践中解决时代性问题。
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被批评得很厉害，人们反对的主要是这样一种哲学的解释：“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形式，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①反对的意见认为，教科书将哲学理解成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普遍规律的看法是不对的，有科学主义的色彩，如此，许多被事实上已经当作哲学的东西可能很难纳入，比如道德学、伦理学、美学、文学、文化学等等。许多学者从哲学的词源上做了很多工作，意在说明，用科学和规律规定哲学是存在问题的。在这个方面，所有的批评意见都是有理由的。但是这项工作本身也表明，试图用美学、道德学、文化学等碎片化哲学也是很成问题的。
哲学这个词在它的古希腊语（Φιλοσοφια）和拉丁语（Philosophia）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即“爱智慧”。大百科全书说：“哲学”，字意是智慧之学。②正好把意思说反了。哲学不是智慧，哲学是对智慧之爱，是与智慧的对应。这样说已经意味着，哲学所对应的对象世界已经被理解为由智慧所规定的东西，与此对应，哲学家不是智者，而是爱智者。在哲学史上确有一个智者时期，但却成为哲学史的笑谈。苏格拉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批判智者的。
于是，哲学就成了广义历史学（实际上就是历史学，之所以用这个词是为了同现在占编译地位的、约定俗成的历史学区别开来），就是历史哲学。通俗地说，重要的是“生产”：物质如何生产出来，植物如何生产出来，动物如何生产出来，人如何生产出来，思想如何生产出来，历史如何生产出来。哲学爱这个历史，哲学对应这个历史，哲学把这个历史理解为智慧的过程。
由于历史的一切都要通过“是”这个系词来中介，于是，“是”这个词，成了哲学的中心词，于是，哲学也就成了“论是”（目前流行的“是论”这个词不合汉语语序）或“论本体”（“本体论”这个词也不合汉语语序）。过去主要将这个“是”翻译为“存在”，认为“所有存在的东西（存在者）都在存在之中，都属于存在，都集合于存在之中”。③
从这个意义说，没有“是”这个词的民族，当然很难说有哲学。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德、英、美等国都有一种程度不同的优越感，尽管也一直存在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的地位之争。最近有一段时间，中国哲学合法性也曾一度有了危机，但那多半不公平，中国人确实很长一段时间是说“陈胜者阳城人也，吴广者阳夏人也”的，这里确实没有“是”，但后来也开始说陈胜是阳城人，吴广是阳夏人了，而且有了“实事求是”这个词，这个词又被毛泽东确定为最重要的哲学表述。也就是说，当讲到“是”这个词时，中国人不应该感到神奇玄秘。实际上，就算没有“是”，只要关注于历史生产奥秘的，一定程度都走在哲学的道路上。
从这里不难看出，正如罗素如言，哲学从一开始就追求那种永恒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东西（罗素《西方哲学史》），因而是超越时代的，是非时代与反时代的。从这个意义说，将“是”译为“在”和“有”都有严重的逻辑困难，黑格尔已经谈得很清楚，哲学并不关注某一时间或某一地点有某物，而是关注这一时间和这一地点有某物是否还具有普遍意义。
这个问题清楚了，哲学基本问题也就清楚了。有不少学者认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表述是错的，代之以什么“人的问题”或“经济利益问题”等，实际上反陷泥沼。恩格斯说得不错，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思维与存在（是）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确有两重性：其一，存在（是）是否先于历史；其二，我们的思维能否理解这个存在（是）。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思辨唯心主义进而反对整个哲学特别是整个历史哲学的。
问题不在于对这个“是”本身的研究，而在于，这种“是”或马克思所言的“抽象”或“合理的抽象”具有怎样的性质。哲学就是关于Primary being（第一是）的学问，就是关于“生产”第一性、“生产”终极原则的学问，就是关于“生产一般”的学问（注意与“一般生产”即各种具体生产的区别，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凡此书皆简称《57～58年手稿》）。
对马克思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不在最高的、时代性的生产水平上理解“物质生产”，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学上的“生产一般”。马克思说得很明白：“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表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同上）
这并不排除存在“生产一般”。确实，对马克思来说，“生产一般”确实是一个“抽象”，然而“抽象”并不就是虚妄，并不就是没有合理性（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犯有原则错误）。恰恰相反，在马克思看来，“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而这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就使抽象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说，“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抽象。”。而且马克思认为，生产一般是一切生产的基础，“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同上）
但是，一方面，这“是历史的起点”，而“不是历史的结果”；另一方面，对马克思来说，只是从“一般”是不能也不可能真正理解生产的历史奥秘的。“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同上）从生产一般理解一切具体生产只能是“同义反复”（同上）。尽管哲学是专门谈论“生产一般”的。生产一般作为“从具体到抽象”的结果，确实重要。但是，要想真正理解生产的奥秘，却恰恰不在于这个“一般”（与思辨唯心主义根本不同），而在于“差异”。马克思这样嘲讽思辨哲学和历史哲学：对各种不同矿物只会说“矿物”这个词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博物学家。因此，“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的共同点和差别。”（同上）
问题的关键完全在于时代性，思辨哲学与历史哲学消解了时代性问题，时代性不过是历史奥秘在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下的具体展现。但对马克思来说，历史的全部奥秘正在于时代性，而哲学的全部积极成果也正在于它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时代性与经验历史学
与历史哲学消解时代性问题不同，占统治地位的一般历史学恰好是最注重时代性的，一般历史学是经验历史学。在这种历史学看来，所谓的历史就是不同时间的不同历史事件的系统。这种历史学顺理成章地这样理解了时代性，所谓时代性就是不同的时间性，就是不同的时期性。尽管马克思有时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时代性这个词（因为只要与别人交流就必须遵守共同的约定），但马克思对时代性有明确的独特性理解，这个理解正是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
问题在于什么是历史。对马克思来说，构成历史的有两个重要的因素：
首先，与历史哲学的批判性继承相关，凡历史都是某种主体的历史，是某种主体的展开。黑格尔明确指出，主体等于一系列行动。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时代性的，它揭示了从物质到动物再到人的全过程。这个在巴门尼德和柏拉图那里还是一个“它”的东西的历史，到黑格尔时已经具有了新的时代性——人的时代性。所以马克思才说，黑格尔发现了人的形成和产生的历史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44年手稿》）。经常有人比较两种完全不同东西的历史，但对马克思而言，没有本质的差异只有历史的差异，工业资本家在封建农场主身上看到了自己昔日的影子；反之，封建农场主在工业资本家身上看到了未来的自己。
其次，历史必须是要完成的。黑格尔最早谈论过这个问题。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不是完成的，或这种完成就是自身的展示。种子变成果实，就是所谓的完成。然而这种完成只是种子自在过程，种子没有被别的东西所需要，没有与其他东西产生联系，没有形成新质的系统。但人的历史不同，在人的历史中，种子被实现了，它的作用得到了体现，被人所需要，成了人的有机身体。马克思对此甚为欣赏，在《57~58年手稿》中特别强调：铁路的完成不是把铁路建成就算了事，铁路被建成不等于铁路被完成，铁路只有成为人的实际交通的系统时才算完成。过去有一些人认为马克思这个观点有目的论倾向和人类中心论倾向，但实际上并没有搞清楚马克思蕴涵的有关时代性的深刻思想。
马克思关于时代性的独特主张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问题
对马克思来说，不是什么时间性都是时代性，都构成时代性，时代性也不是历史阶段中偶性的东西，有其特定而丰富的内涵和形式，它们恰好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这些方面可以简述如下：
对马克思来说，不断发展的时代性总是朝向一个非常明确的主体性，即人的主体性。这个思想早在《44年手稿》中就已经阐明（阿尔都塞对此表示明确反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思想贯穿马克思终生）。对马克思来说，有且有一个惟一的历史，那就是人的产生、形成、发展的历史（其他历史只是分支和不同阶段）。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提到了两种大的时代划分：一种是人类的史前时期，即人类的动物王国，这是指资本主义以前（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时代，其标志是人类的矛盾对抗，除此之外，就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合一，人对自然是人对人的态度，人对人是自然（而不是强暴）的态度。即自然的人化与人化自然。过去哲学界特别是美学界对此均有误读，以为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这也就是说，时代性具有时间箭头，有且有一个惟一的时间箭头，即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个人、民族、国家只有历史的不同，没有本质的不同，它们的所有差异，主要表现为不同历史时代的差异。时代性必然关涉进步与退步、保守与革命等不同义涵。从这个意义说，尽管不同的时期由于各种原因可能被视为具有不同的时代性，如中国的秦朝、汉朝、明朝，但无论如何不同，都可以被看作同一时代性——封建时代。反过来，身处同一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也未必具有同一时代性，马戈尔尼访华时的中英关系正是如此，所以当鲁迅说康乾盛世是虚名时，很有道理。
马克思为此找到了一种匹配得很好的、极具操作性的关于时代性的标尺，那就是生产力水平。马克思也承认，如果用文化、艺术等规定时代性，混乱是必然的（今天我们已经明显感到了这种混乱）。因为即使生产力不发达，也可能有极高的艺术。从这个意义说，世界历史的时代性对于人类历史的时代性无疑具有重要的方向标的意义。封闭的人类历史状态在经验的历史学那里当然仍然可以作为世界历史存在，正如经验历史科学在今天仍然在讲古代世界史一样（注意这个悖论）。但对马克思来说，只有在世界普遍联系中才有所谓真正的世界历史的时代性，对马克思来说，这个普遍联系的世界历史时代性对于类似于今天的持续发展和跨越式发展几乎是必须的（见马克思对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各种分析）。
必须注意时代性不是时间和空间碎片。历史并不是历史事件的堆积，所以真正的历史只关心时代性，而不必太拘泥于历史事件。最近有不少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判（这种批判实际上从来没有间断过），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如果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那它就应该能预测具体历史事件。事实上，马克思只关心时代性而不是历史事件。马克思从来没有预测过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间，但他明确表示过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人们摆脱物质依赖。中国人常说不为五斗米折腰，那是指宁可饿死都不失节的气度，但马克思不会这样主张，他说的是这么一种常态，即任何人都不会因为五斗米而失节（为什么要饿死？五斗米算什么？）。在资本主义时代起主要束缚条件的是经济指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代起主要作用的是人的指标。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已经明确表明：有且只有一个惟一的历史（其他的历史只是其分支或阶段），有且只有一个惟一的历史科学（其他的科学只是其分支或阶段），最重要的是：时代性才是真正的真理标准。这个问题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得到进一步发挥。过去有许多学者，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笔者在一些文章中指出，这有很大误读。对马克思来说，根本不存在理论的真理，就连1＋1=2也是因为它事实上本来就是，理论与意识、思维一样，从来只是意识、思维到的现实和实际，本身没有任何独立性和真理性。过去的理解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与实用主义划界不清。必须承认，在实践本身这个问题是很难解答的，实践如果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必然的一个结论就是，只要现实地实现了，那就是真理。但是，时代性则不同，马克思明确指出，实践是否具有真理性，主要看它是否体现了历史发展、进步的时代性，即是否符合时代性的时间箭头，是否有利于在历史中不断解放的人性（见《形态》）。这也可以很好地注解，为什么“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是真正的“科学发展观”，为什么它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又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精华，更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作者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注释
①②《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第1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1页。
③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
时代性与历史哲学
时代性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当马克思在《科伦日报》的评论中提出“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他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哲学的任务，甚至也是自己理论的任务，就是回答时代性问题，并在实践中解决时代性问题。
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被批评得很厉害，人们反对的主要是这样一种哲学的解释：“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形式，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①反对的意见认为，教科书将哲学理解成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普遍规律的看法是不对的，有科学主义的色彩，如此，许多被事实上已经当作哲学的东西可能很难纳入，比如道德学、伦理学、美学、文学、文化学等等。许多学者从哲学的词源上做了很多工作，意在说明，用科学和规律规定哲学是存在问题的。在这个方面，所有的批评意见都是有理由的。但是这项工作本身也表明，试图用美学、道德学、文化学等碎片化哲学也是很成问题的。
哲学这个词在它的古希腊语（Φιλοσοφια）和拉丁语（Philosophia）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即“爱智慧”。大百科全书说：“哲学”，字意是智慧之学。②正好把意思说反了。哲学不是智慧，哲学是对智慧之爱，是与智慧的对应。这样说已经意味着，哲学所对应的对象世界已经被理解为由智慧所规定的东西，与此对应，哲学家不是智者，而是爱智者。在哲学史上确有一个智者时期，但却成为哲学史的笑谈。苏格拉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批判智者的。
于是，哲学就成了广义历史学（实际上就是历史学，之所以用这个词是为了同现在占编译地位的、约定俗成的历史学区别开来），就是历史哲学。通俗地说，重要的是“生产”：物质如何生产出来，植物如何生产出来，动物如何生产出来，人如何生产出来，思想如何生产出来，历史如何生产出来。哲学爱这个历史，哲学对应这个历史，哲学把这个历史理解为智慧的过程。
由于历史的一切都要通过“是”这个系词来中介，于是，“是”这个词，成了哲学的中心词，于是，哲学也就成了“论是”（目前流行的“是论”这个词不合汉语语序）或“论本体”（“本体论”这个词也不合汉语语序）。过去主要将这个“是”翻译为“存在”，认为“所有存在的东西（存在者）都在存在之中，都属于存在，都集合于存在之中”。③
从这个意义说，没有“是”这个词的民族，当然很难说有哲学。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德、英、美等国都有一种程度不同的优越感，尽管也一直存在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的地位之争。最近有一段时间，中国哲学合法性也曾一度有了危机，但那多半不公平，中国人确实很长一段时间是说“陈胜者阳城人也，吴广者阳夏人也”的，这里确实没有“是”，但后来也开始说陈胜是阳城人，吴广是阳夏人了，而且有了“实事求是”这个词，这个词又被毛泽东确定为最重要的哲学表述。也就是说，当讲到“是”这个词时，中国人不应该感到神奇玄秘。实际上，就算没有“是”，只要关注于历史生产奥秘的，一定程度都走在哲学的道路上。
从这里不难看出，正如罗素如言，哲学从一开始就追求那种永恒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东西（罗素《西方哲学史》），因而是超越时代的，是非时代与反时代的。从这个意义说，将“是”译为“在”和“有”都有严重的逻辑困难，黑格尔已经谈得很清楚，哲学并不关注某一时间或某一地点有某物，而是关注这一时间和这一地点有某物是否还具有普遍意义。
这个问题清楚了，哲学基本问题也就清楚了。有不少学者认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表述是错的，代之以什么“人的问题”或“经济利益问题”等，实际上反陷泥沼。恩格斯说得不错，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思维与存在（是）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确有两重性：其一，存在（是）是否先于历史；其二，我们的思维能否理解这个存在（是）。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思辨唯心主义进而反对整个哲学特别是整个历史哲学的。
问题不在于对这个“是”本身的研究，而在于，这种“是”或马克思所言的“抽象”或“合理的抽象”具有怎样的性质。哲学就是关于Primary being（第一是）的学问，就是关于“生产”第一性、“生产”终极原则的学问，就是关于“生产一般”的学问（注意与“一般生产”即各种具体生产的区别，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凡此书皆简称《57～58年手稿》）。
对马克思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不在最高的、时代性的生产水平上理解“物质生产”，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学上的“生产一般”。马克思说得很明白：“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表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同上）
这并不排除存在“生产一般”。确实，对马克思来说，“生产一般”确实是一个“抽象”，然而“抽象”并不就是虚妄，并不就是没有合理性（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犯有原则错误）。恰恰相反，在马克思看来，“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而这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就使抽象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说，“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抽象。”。而且马克思认为，生产一般是一切生产的基础，“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同上）
但是，一方面，这“是历史的起点”，而“不是历史的结果”；另一方面，对马克思来说，只是从“一般”是不能也不可能真正理解生产的历史奥秘的。“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同上）从生产一般理解一切具体生产只能是“同义反复”（同上）。尽管哲学是专门谈论“生产一般”的。生产一般作为“从具体到抽象”的结果，确实重要。但是，要想真正理解生产的奥秘，却恰恰不在于这个“一般”（与思辨唯心主义根本不同），而在于“差异”。马克思这样嘲讽思辨哲学和历史哲学：对各种不同矿物只会说“矿物”这个词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博物学家。因此，“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的共同点和差别。”（同上）
问题的关键完全在于时代性，思辨哲学与历史哲学消解了时代性问题，时代性不过是历史奥秘在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下的具体展现。但对马克思来说，历史的全部奥秘正在于时代性，而哲学的全部积极成果也正在于它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时代性与经验历史学
与历史哲学消解时代性问题不同，占统治地位的一般历史学恰好是最注重时代性的，一般历史学是经验历史学。在这种历史学看来，所谓的历史就是不同时间的不同历史事件的系统。这种历史学顺理成章地这样理解了时代性，所谓时代性就是不同的时间性，就是不同的时期性。尽管马克思有时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时代性这个词（因为只要与别人交流就必须遵守共同的约定），但马克思对时代性有明确的独特性理解，这个理解正是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
问题在于什么是历史。对马克思来说，构成历史的有两个重要的因素：
首先，与历史哲学的批判性继承相关，凡历史都是某种主体的历史，是某种主体的展开。黑格尔明确指出，主体等于一系列行动。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时代性的，它揭示了从物质到动物再到人的全过程。这个在巴门尼德和柏拉图那里还是一个“它”的东西的历史，到黑格尔时已经具有了新的时代性——人的时代性。所以马克思才说，黑格尔发现了人的形成和产生的历史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44年手稿》）。经常有人比较两种完全不同东西的历史，但对马克思而言，没有本质的差异只有历史的差异，工业资本家在封建农场主身上看到了自己昔日的影子；反之，封建农场主在工业资本家身上看到了未来的自己。
其次，历史必须是要完成的。黑格尔最早谈论过这个问题。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不是完成的，或这种完成就是自身的展示。种子变成果实，就是所谓的完成。然而这种完成只是种子自在过程，种子没有被别的东西所需要，没有与其他东西产生联系，没有形成新质的系统。但人的历史不同，在人的历史中，种子被实现了，它的作用得到了体现，被人所需要，成了人的有机身体。马克思对此甚为欣赏，在《57~58年手稿》中特别强调：铁路的完成不是把铁路建成就算了事，铁路被建成不等于铁路被完成，铁路只有成为人的实际交通的系统时才算完成。过去有一些人认为马克思这个观点有目的论倾向和人类中心论倾向，但实际上并没有搞清楚马克思蕴涵的有关时代性的深刻思想。
马克思关于时代性的独特主张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问题
对马克思来说，不是什么时间性都是时代性，都构成时代性，时代性也不是历史阶段中偶性的东西，有其特定而丰富的内涵和形式，它们恰好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这些方面可以简述如下：
对马克思来说，不断发展的时代性总是朝向一个非常明确的主体性，即人的主体性。这个思想早在《44年手稿》中就已经阐明（阿尔都塞对此表示明确反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思想贯穿马克思终生）。对马克思来说，有且有一个惟一的历史，那就是人的产生、形成、发展的历史（其他历史只是分支和不同阶段）。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提到了两种大的时代划分：一种是人类的史前时期，即人类的动物王国，这是指资本主义以前（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时代，其标志是人类的矛盾对抗，除此之外，就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合一，人对自然是人对人的态度，人对人是自然（而不是强暴）的态度。即自然的人化与人化自然。过去哲学界特别是美学界对此均有误读，以为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这也就是说，时代性具有时间箭头，有且有一个惟一的时间箭头，即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个人、民族、国家只有历史的不同，没有本质的不同，它们的所有差异，主要表现为不同历史时代的差异。时代性必然关涉进步与退步、保守与革命等不同义涵。从这个意义说，尽管不同的时期由于各种原因可能被视为具有不同的时代性，如中国的秦朝、汉朝、明朝，但无论如何不同，都可以被看作同一时代性——封建时代。反过来，身处同一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也未必具有同一时代性，马戈尔尼访华时的中英关系正是如此，所以当鲁迅说康乾盛世是虚名时，很有道理。
马克思为此找到了一种匹配得很好的、极具操作性的关于时代性的标尺，那就是生产力水平。马克思也承认，如果用文化、艺术等规定时代性，混乱是必然的（今天我们已经明显感到了这种混乱）。因为即使生产力不发达，也可能有极高的艺术。从这个意义说，世界历史的时代性对于人类历史的时代性无疑具有重要的方向标的意义。封闭的人类历史状态在经验的历史学那里当然仍然可以作为世界历史存在，正如经验历史科学在今天仍然在讲古代世界史一样（注意这个悖论）。但对马克思来说，只有在世界普遍联系中才有所谓真正的世界历史的时代性，对马克思来说，这个普遍联系的世界历史时代性对于类似于今天的持续发展和跨越式发展几乎是必须的（见马克思对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各种分析）。
必须注意时代性不是时间和空间碎片。历史并不是历史事件的堆积，所以真正的历史只关心时代性，而不必太拘泥于历史事件。最近有不少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判（这种批判实际上从来没有间断过），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如果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那它就应该能预测具体历史事件。事实上，马克思只关心时代性而不是历史事件。马克思从来没有预测过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间，但他明确表示过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人们摆脱物质依赖。中国人常说不为五斗米折腰，那是指宁可饿死都不失节的气度，但马克思不会这样主张，他说的是这么一种常态，即任何人都不会因为五斗米而失节（为什么要饿死？五斗米算什么？）。在资本主义时代起主要束缚条件的是经济指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代起主要作用的是人的指标。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已经明确表明：有且只有一个惟一的历史（其他的历史只是其分支或阶段），有且只有一个惟一的历史科学（其他的科学只是其分支或阶段），最重要的是：时代性才是真正的真理标准。这个问题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得到进一步发挥。过去有许多学者，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笔者在一些文章中指出，这有很大误读。对马克思来说，根本不存在理论的真理，就连1＋1=2也是因为它事实上本来就是，理论与意识、思维一样，从来只是意识、思维到的现实和实际，本身没有任何独立性和真理性。过去的理解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与实用主义划界不清。必须承认，在实践本身这个问题是很难解答的，实践如果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必然的一个结论就是，只要现实地实现了，那就是真理。但是，时代性则不同，马克思明确指出，实践是否具有真理性，主要看它是否体现了历史发展、进步的时代性，即是否符合时代性的时间箭头，是否有利于在历史中不断解放的人性（见《形态》）。这也可以很好地注解，为什么“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是真正的“科学发展观”，为什么它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又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精华，更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作者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注释
①②《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第1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1页。
③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