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以来，书籍的出版工艺较以往朝代有两个较大的转变：一是早先形态各异的仿名家字体逐渐被笔画横轻竖重易于雕刻的匠体字——宋体字取代，“匠体的引入使很多技术不高的写样工和刻工能够参与书籍的印制和刻印”（[美]贾晋珠《谋利而印：11至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邱葵、邹秀英、柳颖、刘倩译，李国庆校，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56页），如此一来，雕版的效率得以快速提高，扩大了图书生产的印量;二是书籍的装订形态固定为线装，线装既可以方便地存放阅读，也能节省纸张用量，有助于降低制作成本，避免书价过高，间接地促进了购书群体的扩大。据缪咏禾先生的估算，明代官私刻书单位将近6000个（《明代出版史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远超以往。明末清初之际的社会动乱，使得部分地区如徽州、建阳、湖州、绍兴等地的出版中心遭遇了极大的破坏。然而，随着清政局的不断稳固，经济的渐次恢复，到了康熙朝以后，江南金陵、苏州等地的商业出版已在原有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上重新振作起来，“三百年来，刻书之多，超乎前代。考证校雠之学至乾嘉而极盛，校刻之书，多精审可靠”（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以至于有人说：“清前期出版事业比明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出版书籍的数量、规模和质量上都明显地超过了前代，是中国书籍出版的盛世。”（朱赛虹、曹凤祥、刘兰肖《中国出版通史·清代卷·上》，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虽然就具体某个类别的刻书情况而言，我们不能完全同意其中的观点，但清代刻书业整体上的发达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明清书商为适应市场的差异化需求，出版的类型呈多元化取向。如李伯重教授将明清江南的大众读物分为小说曲本等通俗文艺作品、通俗实用读物、童蒙课本、时文选本、宗教书籍、年画日历及迷信用品等六类（《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戚福康教授将古代书坊的出版产品分成儒家著作、历史著作、学术著作、宗教著作、诗文集、地理著作、政书、字书韵书、方志、初级读物、典故、阴阳历法、科举实用书、生活日用、科技著作、小说、戏曲、常用医术、画谱、丛书等二十类（《中国古代书坊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郭孟良博士参照了现代出版物的细分方法，将明代商业出版物分为经典普及类、通俗文艺类、教育科考类和民生日用类四种（《晚明商业出版》，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版）;孙文杰博士从内容着手，将清代畅销书分成启蒙读物、学生教材、科举考试用书、通俗小说和戏曲、西学类图书、宗教类图书和革命宣传读物六种（《清代畅销书种种》，《编辑之友》2009年第4期）。不管采用何种分类法，戏曲作为明清书籍出版的重要体裁是学界所公认的。
　　由于读者需求的庞大，作为精神文化消费而产生的戏曲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商业属性。类型各异的戏曲刊刻者在面对不同的读者群体时，通常会在文本的编排设置上采取截然不同的方式，这些都在戏曲刊本的凡例中得到很好地呈现，展示了戏曲作为文化商品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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