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代王朝中,清朝是最值得重视的少数几个王朝之一。她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六十余年,集历代之大成,取得了多方面远迈前人的成就。其中,最需要大书特书的业绩,就是提出“大一统”的新观念,破除千百年来“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成功地建立了空前“大一统”的一国多制的多民族国家。
　　“大一统”是孔子《春秋》所阐发的政治理念。如《礼记》为“大一统”作了最通俗的解读:“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此即大一统之义也。”据此可知,“大一统”的含义,即天下统于一个政权,一个政权统于一“主”;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分裂。西汉著名的儒家学者董仲舒即曾高度评价“大一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强调“大一统”是社会运行的一条法则,古今通用的准则,“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历代政治家皆以“大一统”为其政治理想,以统一国家为己任。因此,不论国家分裂多久,迟早会归于一统。很可惜,迄今有关孔子及儒家学说的成果,很少提及“大一统”,更谈不上研究。当然,清朝实践“大一统”也不被人们所认识,因此无法对清朝作出正确的评价。
　　应当指出,儒家所主及历代皆实践的“大一统”存在严重缺欠,这就是把“四夷”的少数民族排除在外。春秋时期所倡“大一统”思想,可以概括为“尊(周)王攘夷”,正如汉代史学家班固所解释:“帅诸侯,朝天子,正天下文化,兴复中国,攘却夷狄。”这就把“夷狄”排斥在“大一统”之外,此即“内诸夏而外夷狄”之意,又有“内中国而外夷狄”之说,将华夏后来称汉族者视为“内”,周边少数民族则为“外”。将两者加以严格区分,故其“大一统”,重在“诸夏”的统一,而“夷狄”不过是“诸夏”的附庸。秦始皇筑长城,成为区分华夷的一道新的天然分界线。《汉书》称:“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长城即“为中国之竟(境)界也”。自秦以后,直至清以前(元除外),历代固守长城,成为千百年来“华夷”的分界线,“大一统”则止于长城脚下。但是,历代并不放弃“夷狄”,恰恰相反,他们将“夷狄”收为附属,实行朝贡制,与中央王朝保持臣属关系。从广义上说,居住在边疆地区——长城以外的民族也涵盖在“大一统”之内,却不是完全的、彻底的“大一统”,仅属于形式上的“大一统”。因此,历代“边患”不绝、征伐不断、战事不息,就在于这种形式上的“大一统”,并没有真正将边疆与民族实行如内地郡县制的管辖制,每当中央衰落,或“夷狄”强盛之时,就会发生“内忧外患”。
　　可见,“大一统”的基本问题,就是一个民族问题。直言之,唯有解决少数民族的真正统一,也就真正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在清以前,这个困扰历代王朝千百年的“老大”难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在简要地概述“大一统”的起源、含义及历代实践之后,我们才能认识到清朝实践“大一统”的划时代意义。
　　清朝“大一统”的思想,源起于清入关前的一个时期。起初,努尔哈赤创建后金政权,占据辽东,掠汉人为奴,“诛戮汉人,抚养满洲”。努尔哈赤严格区分满汉,排斥汉族。他站在满族的立场上,视汉族“非吾族类,其心必异”,同样是“华夷之辨”的一种民族观念。皇太极即位后,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民族新观念,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无论是法律审判、承担差徭或公务,满汉人不得有所差异。十年后,他进一步重申:“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即予以平等对待。他把他的民族新观念,皆付诸实践,如改善汉人的生活状况,给汉人以新的社会地位,优礼汉官,将其吸收到国家各级政权,等等。后金转危为安。皇太极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新的民族政策,反映了民族观念的重大变化,不仅壮大了后金的实力,而且也为未来建立“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开其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践很快证明:清入关后,皇太极的子孙们承袭他的民族新观念,不断突破“华夷之辨”的旧传统,把民族“大一统”的新观念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顺治帝不只是继承了皇太极的皇位,更重要的在于继承了其新的民族观,并把它发扬光大。他君临天下,面对远比东北地区更为广大的汉族人民,反复倡导“满汉一体”的新观念。他说:“历代帝王,大率专治汉人。朕兼治满汉,必使各得其所,家给人足。”他指出历代“专治汉人”,排斥“四夷”,实际就是对“华夷之辨”的批判,引导“满汉官民,俱为一家”。
　　康熙帝又把前辈们的“大一统”事业推向前进,明确提出“天下一家”的思想。他所说的“天下”,包括满、汉、蒙及其他各民族;视为“一家”,体现出“中华民族”为一体的大民族观。这就与历代汉族王朝所主的“汉人天下”观划清了界线。他的一项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措,就是于康熙三十年(1691)宣布废除长城:从此不再修筑长城,长城万里不再设防。废长城,也就撤除了分隔“华夷”两千年的一道藩篱,取消了分别“内外”的界线,也就使“华夷之辨”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实现了康熙帝的“中外一视”的政治理想!
　　从理论上批判“华夷之辨”,正确阐述“大一统”思想的,当推雍正帝。《清世宗实录》、《大义觉迷录》等典籍已记录了他的精彩论述。他讲,清朝“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追根溯源,“华夷”各族,自尧舜以来,皆属“一家之人”,如“满、汉各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国)外之分别也”。各民族之人,只有“籍贯”之不同,不能分为“中外”。他痛斥著名学者王夫之、吕留良等人鼓吹“华夷之辨”,说:在“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是“逆天悖理”!对于他们指“夷狄为异类”即“禽兽”,雍正帝斥为谬言,指出:人与禽兽之分,在于能否行“伦常之理”,岂能以华夷——不同民族“而区别人禽”呢?
　　雍正帝的理论批判和阐述,放在三百年前,实为前人所未发,为同时代人所未识。雍正帝不愧为一个思想家和理论家!
　　雍正帝的论证,标志着清朝民族“大一统”新观念的理论体系已经形成,是对儒家“大一统”理论的划时代的发展。清朝坚持“大一统”,为中华民族的“一体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清朝的民族新观念及其政治实践,在今天仍有不可估量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