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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新文学运动开始乡村、农民、乡土就一直是被关注、描写、叙述和想象的中心和重心之一。“农家子弟”赵树理用他独特的话语和农民式的幽默,再次将乡土小说推向了高潮。笔者主要从赵树理的乡土小说中对农民文化心理进行浅析。
关键词:赵树理;乡土小说;农民文化心理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089-02
同鲁迅“忏悔贵族”的乡村遥望、沈从文“现代绅士”的乡村挽歌相比,赵树理这个“农家子弟”的作品在思想内容的深刻和艺术表现的娴熟方面有些逊色,但是他用自己独特的话语和农民式的幽默,构筑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乡土世界。通过农民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反映出了中国农民的文化心理结构。
文化结构本身包含着三个层面:外层是物质文化,是满足人类生活和生存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以及其所表现的文化。中层是制度文化,也是一种心与物结合的部分,反映个人与他人,个体与群体直接的关系。而文化心理是文化结构中的内核与灵魂,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育化出来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是人类文化心态在观念心态上的反映。它不同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学术思想,它的潜力和渗透力无所不在,它弥漫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着全民族意识形态和心理素质。
中国自从1840年以来,资本主义的强权在一步步地震撼和动摇着这一古老的封建帝国的社会秩序与观念秩序,但是在太行山区,这种新的观念已经被过滤、被淡化。这里的农民没有新的生产技术,没有先进的生产工具,就是凭着祖上传下来的经验,一代代的耕作。赵树理的老家在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为了纪念唐朝大将尉迟恭将原来的村庄改名为尉迟村,“就单单从一个村庄的命名‘尉迟村’就可以看出农民的文化心理,是一种‘回溯式’的而非‘前瞻式’的时间观念和心理习惯。”[1]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恋旧心理。赵树理与农民、农村的关系很为密切,他们来就是其中的一份子,所以根本不用刻意的去融入农村,也不用刻意的去学习农民语言,就可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农民生活,观察农民心理。
农民虽然目不识丁,但是从小就耳濡目染在一种小农经济文化的氛围中,传统文化融化在人们的血液里,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它当做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以致构成了我们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
由于小农经济的制约,中国的村落往往是同一个家族的聚居地,他们凭借自己祖上传下来的经验就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劳作。这就导致了一种封闭性,这种封闭性的思维模式又必然的会具有严重的排他性。“对外部世界,对外村或外乡,则抱着提防和疏远的心理,不仅家族排斥非血缘关系的外人介入,对外来的侵扰和袭击,全族,全村或全乡人也都有义务共同防卫或抵御”。[2]在《李家庄的变迁》他们为了茅厕外的一棵桑树排挤外乡人。“你们这些外路人实在没有规矩!来了两三辈子了还是不服教化。”[3]
同样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农民的消费欲望被压抑到最低水平,他们所追求的是温饱,有了一定的家庭财富就会获得相应的社会威望和别人的尊重,由于小农经济的单一性和自然经济的限制性,为了累积起尽可能多的财富,人们除了勤劳之外,另一个有效途径就是“紧衣缩食”。农民简朴和节俭的处世哲学蕴涵着中国人天经地义的人生观,农民平日里铢厘必计,一粒米都不肯轻易浪费,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在《传家宝》里面婆媳的一个重要矛盾就是婆婆觉得自己的媳妇很不节俭,“她洗一棵白菜,只用一碗水,金桂差不多就用半桶,她觉着这也太浪费。”农民的生活财富就是靠着这样一点一滴慢慢积累下来的。然而,在这样文化下也存在着对立的一种重要心态,那就是“铺张挥霍”。这并不是农民心理所想的浪费,这只是他们表现或展示他们财富的一种手段。通过在节日宴会上的大肆庆祝来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威望。这种铺张挥霍的行为一方面是老中国儿女的面子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人们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意识。山西农民素来节俭、小户人家,本也无力厚于丧葬。赵树理的小说《福贵》中,福贵原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民,在这样风俗氛围中,母亲病故后,他“转托亲友远方借贷”,买棺木、请阴阳、央人送葬、缝制孝服、请人吃喝等等,从此欠下了一身的债务,落下了贫根。“紧衣缩食”与“铺张挥霍”从本质上来说,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都包含着农民非常实际和狭隘的功利主义心理特征,也显示出一种民俗的支配力量。
在嫁娶方面,对于平日生活贫瘠的农民来说他们将其视为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行礼每较厚薄”的结果,自然是财物、场面、礼仪上的奢靡。在奢靡中,反映的其实是农民独特的实利性考虑,这在传统的乡村生活中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即使爱情、婚姻、家庭也不例外。从赵树理小说有关婚娶礼俗的描写中,不难看出实利性的婚姻观占据着主导地位。赵树理《谁害的》中翠娥的父母就是“要给翠娥寻个大户人家,结一门高贵亲戚,高攀高攀”,同时,“还想在这婚事上多捞几个钱”。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就打算把自己的女儿小芹嫁给吴先生。“有个吴先生是在阎锡山部下当过旅长的退职军官,家里很富,才死了老婆”。这些都是典型的实利性的婚姻观。因此,有人认为赵树理的作品中涉及到男女之间关系的描写只有婚姻,没有真正的爱情,这种看法多少是有一点道理的:传统的乡村生活,受制于地域条件、土地贫瘠、人民贫困,使之不能不在一切问题上都首先屈从于吃饭、存活的需要,谈情说爱的雅致,必须是在物质生活条件有余裕的情况下才会有的;况且,各种婚俗中,本来也没有给男女自主的情爱设置多少机遇。
中国农民的迷信,盲目的崇拜神灵,然而他们对神的崇拜不同于西方。西方的神是上帝,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人们的宗教情感来自于“原罪说”。他们认为人生来是有罪的,人生就是一种痛苦的跋涉,一个赎罪的经历。虽然从外在的形式上看也是忍受苦难,但它是不讲究实利的,是为了死后能升到天堂,所以人们就向着遥远的目标不断奋斗,这也就是一种追求精神。而在中国他们对神是一种依赖心理,是贴近生活的,是实利的、现世的、功利性很强的,也是具体的天、地、自然是一种幻化。中国农民对神的崇拜不是一种完全的宗教意识而是一种准宗教行为,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对自然无能为力的一种心理寄托。赵树理的祖父母、父亲、母亲以及赵树理和他的前妻还分别奉行着不同的小型民间教派:祖父母信奉“三圣教道会”,其教义是主张将儒、释、道三教合而为一。母亲以及其娘家则崇奉“清茶教”。父亲虔诚信奉的则是一种民间流传甚广的“准宗教”式的阴阳八卦。《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的原型就是他的父亲。“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二诸葛”不仅深信宗教,他还以为只要勤俭忠厚、规矩做人、拼命劳动就能改变生活,这种心理结构养成了人们一种愚昧的自信心,极度的重视眼前从事的单一性生产劳动,而鄙薄他们并不知晓然而却是他们迫切需要的科学与文明。
通过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婚丧嫁娶、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列举,我们可以从赵树理的乡土小说中略窥到农民这个特殊阶层他们迥然有别的生命观和价值观。不但可以从赵树理的乡土小说中看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也能深刻的观察到农民的心理文化。
参考文献:
[1]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220.
[2]周晓虹.传统与变迁[M].北京:三联书店,1998:54—55.
[3]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
关键词:赵树理;乡土小说;农民文化心理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089-02
同鲁迅“忏悔贵族”的乡村遥望、沈从文“现代绅士”的乡村挽歌相比,赵树理这个“农家子弟”的作品在思想内容的深刻和艺术表现的娴熟方面有些逊色,但是他用自己独特的话语和农民式的幽默,构筑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乡土世界。通过农民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反映出了中国农民的文化心理结构。
文化结构本身包含着三个层面:外层是物质文化,是满足人类生活和生存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以及其所表现的文化。中层是制度文化,也是一种心与物结合的部分,反映个人与他人,个体与群体直接的关系。而文化心理是文化结构中的内核与灵魂,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育化出来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是人类文化心态在观念心态上的反映。它不同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学术思想,它的潜力和渗透力无所不在,它弥漫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着全民族意识形态和心理素质。
中国自从1840年以来,资本主义的强权在一步步地震撼和动摇着这一古老的封建帝国的社会秩序与观念秩序,但是在太行山区,这种新的观念已经被过滤、被淡化。这里的农民没有新的生产技术,没有先进的生产工具,就是凭着祖上传下来的经验,一代代的耕作。赵树理的老家在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为了纪念唐朝大将尉迟恭将原来的村庄改名为尉迟村,“就单单从一个村庄的命名‘尉迟村’就可以看出农民的文化心理,是一种‘回溯式’的而非‘前瞻式’的时间观念和心理习惯。”[1]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恋旧心理。赵树理与农民、农村的关系很为密切,他们来就是其中的一份子,所以根本不用刻意的去融入农村,也不用刻意的去学习农民语言,就可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农民生活,观察农民心理。
农民虽然目不识丁,但是从小就耳濡目染在一种小农经济文化的氛围中,传统文化融化在人们的血液里,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它当做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以致构成了我们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
由于小农经济的制约,中国的村落往往是同一个家族的聚居地,他们凭借自己祖上传下来的经验就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劳作。这就导致了一种封闭性,这种封闭性的思维模式又必然的会具有严重的排他性。“对外部世界,对外村或外乡,则抱着提防和疏远的心理,不仅家族排斥非血缘关系的外人介入,对外来的侵扰和袭击,全族,全村或全乡人也都有义务共同防卫或抵御”。[2]在《李家庄的变迁》他们为了茅厕外的一棵桑树排挤外乡人。“你们这些外路人实在没有规矩!来了两三辈子了还是不服教化。”[3]
同样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农民的消费欲望被压抑到最低水平,他们所追求的是温饱,有了一定的家庭财富就会获得相应的社会威望和别人的尊重,由于小农经济的单一性和自然经济的限制性,为了累积起尽可能多的财富,人们除了勤劳之外,另一个有效途径就是“紧衣缩食”。农民简朴和节俭的处世哲学蕴涵着中国人天经地义的人生观,农民平日里铢厘必计,一粒米都不肯轻易浪费,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在《传家宝》里面婆媳的一个重要矛盾就是婆婆觉得自己的媳妇很不节俭,“她洗一棵白菜,只用一碗水,金桂差不多就用半桶,她觉着这也太浪费。”农民的生活财富就是靠着这样一点一滴慢慢积累下来的。然而,在这样文化下也存在着对立的一种重要心态,那就是“铺张挥霍”。这并不是农民心理所想的浪费,这只是他们表现或展示他们财富的一种手段。通过在节日宴会上的大肆庆祝来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威望。这种铺张挥霍的行为一方面是老中国儿女的面子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人们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意识。山西农民素来节俭、小户人家,本也无力厚于丧葬。赵树理的小说《福贵》中,福贵原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民,在这样风俗氛围中,母亲病故后,他“转托亲友远方借贷”,买棺木、请阴阳、央人送葬、缝制孝服、请人吃喝等等,从此欠下了一身的债务,落下了贫根。“紧衣缩食”与“铺张挥霍”从本质上来说,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都包含着农民非常实际和狭隘的功利主义心理特征,也显示出一种民俗的支配力量。
在嫁娶方面,对于平日生活贫瘠的农民来说他们将其视为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行礼每较厚薄”的结果,自然是财物、场面、礼仪上的奢靡。在奢靡中,反映的其实是农民独特的实利性考虑,这在传统的乡村生活中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即使爱情、婚姻、家庭也不例外。从赵树理小说有关婚娶礼俗的描写中,不难看出实利性的婚姻观占据着主导地位。赵树理《谁害的》中翠娥的父母就是“要给翠娥寻个大户人家,结一门高贵亲戚,高攀高攀”,同时,“还想在这婚事上多捞几个钱”。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就打算把自己的女儿小芹嫁给吴先生。“有个吴先生是在阎锡山部下当过旅长的退职军官,家里很富,才死了老婆”。这些都是典型的实利性的婚姻观。因此,有人认为赵树理的作品中涉及到男女之间关系的描写只有婚姻,没有真正的爱情,这种看法多少是有一点道理的:传统的乡村生活,受制于地域条件、土地贫瘠、人民贫困,使之不能不在一切问题上都首先屈从于吃饭、存活的需要,谈情说爱的雅致,必须是在物质生活条件有余裕的情况下才会有的;况且,各种婚俗中,本来也没有给男女自主的情爱设置多少机遇。
中国农民的迷信,盲目的崇拜神灵,然而他们对神的崇拜不同于西方。西方的神是上帝,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人们的宗教情感来自于“原罪说”。他们认为人生来是有罪的,人生就是一种痛苦的跋涉,一个赎罪的经历。虽然从外在的形式上看也是忍受苦难,但它是不讲究实利的,是为了死后能升到天堂,所以人们就向着遥远的目标不断奋斗,这也就是一种追求精神。而在中国他们对神是一种依赖心理,是贴近生活的,是实利的、现世的、功利性很强的,也是具体的天、地、自然是一种幻化。中国农民对神的崇拜不是一种完全的宗教意识而是一种准宗教行为,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对自然无能为力的一种心理寄托。赵树理的祖父母、父亲、母亲以及赵树理和他的前妻还分别奉行着不同的小型民间教派:祖父母信奉“三圣教道会”,其教义是主张将儒、释、道三教合而为一。母亲以及其娘家则崇奉“清茶教”。父亲虔诚信奉的则是一种民间流传甚广的“准宗教”式的阴阳八卦。《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的原型就是他的父亲。“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二诸葛”不仅深信宗教,他还以为只要勤俭忠厚、规矩做人、拼命劳动就能改变生活,这种心理结构养成了人们一种愚昧的自信心,极度的重视眼前从事的单一性生产劳动,而鄙薄他们并不知晓然而却是他们迫切需要的科学与文明。
通过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婚丧嫁娶、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列举,我们可以从赵树理的乡土小说中略窥到农民这个特殊阶层他们迥然有别的生命观和价值观。不但可以从赵树理的乡土小说中看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也能深刻的观察到农民的心理文化。
参考文献:
[1]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220.
[2]周晓虹.传统与变迁[M].北京:三联书店,1998:54—55.
[3]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