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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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10月底韩国大法院对劳工索赔案做出终审判决之后,韩日两国陷入尖锐对立,矛盾焦点便是1965年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在日本看来,该协定的签署意味着双方的请求权问题已获得“完全且最终解决”,而韩国方面则以受害劳工有权提出精神层面的补偿为由,要求涉事日本企业予以赔偿,从而引发日本方面的强烈不满.该协定是韩日关系的重要基石,维护了两国数十年的友好关系大局.冷战结束后,随着“慰安妇”问题浮出水面,韩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风起云涌,政府对该协定的立场也随之发生动摇,主张个人请求权并未消失,支持受害者对日索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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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韩国成均馆大学政治外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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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10月底韩国大法院对劳工索赔案做出终审判决之后,韩日两国陷入尖锐对立,矛盾焦点便是1965年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在日本看来,该协定的签署意味着双方的请求权问题已获得“完全且最终解决”,而韩国方面则以受害劳工有权提出精神层面的补偿为由,要求涉事日本企业予以赔偿,从而引发日本方面的强烈不满.该协定是韩日关系的重要基石,维护了两国数十年的友好关系大局.冷战结束后,随着“慰安妇”问题浮出水面,韩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风起云涌,政府对该协定的立场也随之发生动摇,主张个人请求权并未消失,支持受害者对日索赔.但冷战后历届政府出于维护韩日关系大局考虑,努力把相关争议限定在韩国国内层面,直至文在寅政府打破默契,导致韩日贸易战爆发以及韩国国内出现巨大争议.韩国政府态度的演变与其国内政党政治因素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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