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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它是一种与“人治”相对应的治理社会的理念、理论、原则和方法，既包括国家治理模式，也包括社会成员的社会意识。所谓法治文化，是指融注在大众心理和行为中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理念、法制行为及其价值追求。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项法律制度需要不断完善，公众的现代法制观念也需要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中逐渐形成，而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更需要全社会多方面、多层次、长时间的努力。媒介作为社会法治信息传播的载体、司法监督的利器，在构建我国法治文化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媒介拟态环境对法治文化构建的影响
所谓的“拟态环境”，正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①在法治信息传播方面，各种大众传播媒介每天向公众传播大量的内容产品，无论这些内容是否与法治有直接关系，它们都在不知不觉中为公众构建了法治文化的拟态环境。公众即使不直接接触内容涉及的客观现实世界，通过对媒介构建的拟态环境的认知，也能对客观世界中存在的法治事件和法治人物进行主观认知与判断。因此，媒介构建的法治文化拟态环境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公众的法治观念与法治行为。
媒介拟态环境对公众法治观念和行为的影响长期地积聚起来，便形成了对国家法治文化的影响。媒介为公众构建的拟态环境可以促使公民积极使用自己的各项权利，也可以促使公民崇尚他人的权力；可以促使公民形成“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的观念，也可以促使公民继续保持“国家本位”的观念……媒介能否对现实法治文化发展起到推进作用在于媒介为公众构建了一个怎样的法治文化拟态环境，如果构建的是一个健康的法治文化环境，公众就会具有积极的法治观念与行为；反之，则会危害国家的发展和公民基本权益的实现。
媒介构建法治文化拟态环境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法治系统和媒介系统都一定程度地存在不稳定性、不完整性，因此媒介还不能有效地对法治信息进行选择、加工与传播，还不能针对社会和公众的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地构建健康的法治文化拟态环境。其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法治文化的不完整构建
构建法治文化拟态环境首先要弄清法治文化是什么，在社会中的表现方式是什么。当今绝大多数媒体都设有法治栏目，但大部分媒体都将注意力集中在案件报道、法律制度解读等普法、释法的层面上，对于现代法治观念的传播还处于严重缺失状态。现代法治观念的主要特征是唯法至上，强调法的正义价值和平等价值，强调法律的制定与执行要围绕公民利益来进行，而不是单纯地把它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同时，我国媒体对法治文化的解读方式还不够成熟，大多采用解说、宣传、教育的传播方式，缺少一定的传播技巧，直接导致青少年、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在接受传播时有阅读障碍症、视听障碍症。
部分传播内容强化了公众对自身权利的淡漠以及对他人权力的崇拜
与西方国家公民根深蒂固的“天赋人权”的观念不同，我国社会中相当多的公民说不清自己的权利来自何方。更有甚者，会糊涂地认为自己的权利来自某些权威机构或个人。这与儒家文化长期的影响有关，也与社会上一些不公正现象有关，但某些时候，媒体传播的内容在无形间加剧了公众对自身权利的迷茫感。如对弱势群体的系列报道，报道基本由“事件本身+表扬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或者“事件本身+媒体帮助与协调”组成，忽略了事件的关键点：弱势人群在这个社会中与生俱来的权利哪儿去了，相关职能部门义不容辞地保护这些权利得以实现的措施是什么。这样的报道只会使弱势群体更加忽略自己的权利而加大对权威的崇拜。
媒体角色混乱，加重公众厌诉心理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和谐，且现实生活中存在一些司法审判不公正、司法程序所需时间过长等现象，所以国人不同程度地具有厌诉心理和消极的法治情感。而媒体角色的混乱无疑加重了这种厌诉心理。这里的媒体角色混乱是指在社会系统中，媒体在担当信息传播者、舆论监督者之外，还担当起某些职能部门所应具有的社会管理者角色。媒体的这种多重身份往往使社会管理系统走向无序化，无形间为法治建设增加了难度。
追求眼球效应，拟态环境失真、失雅
为了制作能吸引受众眼球或能引起轰动效应的新闻，一些媒体从业人员完全漠视新闻工作者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制作传播虚假新闻、低俗新闻，为公众构建了一个失真、失雅的法治文化拟态环境。北京电视台播出的“纸包子”的报道无疑是一条能在社会中产生巨大轰动效应的“新闻”，报道的第二天北京的包子销售量锐减，公众谈“包子”色变。尽管此新闻已被证实为虚假新闻，但是由它构筑的关于食品安全的拟态环境对公众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却会长久存在。此外，一些法治节目过分娱乐化也使媒介构建的法治文化拟态环境丧失了最基础的严肃性。过分的明星炒作、重情节轻解读、隐晦的语言在提高视听率的同时，也丢失了内容传播最基本的意义。法治文化的传播并不反对娱乐化，但是娱乐化并不意味着低俗化，更不意味着功利化，它应在传播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在坚守住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底线的基础上，为受众提供雅俗共赏、丰富多彩的法治内容。
媒介构建法治文化拟态环境的路径选择
为公众构建一个健康的媒介法治文化拟态环境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媒体根据国家发展趋势，结合公众的实际接受情况，选择相关的传播路径。
树立公众法治信仰
法治社会是建立在社会公众都具有法治观念的基础上的，公众不仅要具有现代法治意识和价值观，而且要对法律充满信任和认同，因此，媒体作为引导舆论的主要工具，关键在于树立公众法治信仰。
以求是的态度，解读法治文化。媒体需要实事求是地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目前我国法治文化的进展情况以及优秀法治文化的内涵对公众予以解读，并分析三者之间的差距。在解读中找出差距，在差距中寻求建设的路径。其中最重要的解读部分是对法的正义价值和对权利本位的解读，其中包括民主、自由、公平、平等、效率等法治文化价值元素和权利意识、主体意识、契约意识等法治理念。媒体切忌以说教的口吻和讲授的方式予以解读，应采用讨论、案例、故事、比较等多种传播方式与公众进行互动。同时，媒体应欢迎法学家走进媒体，面对公众，与其他法学家、公众一起进行法学理论的探讨与研究。鼓励不同的法学观点，为公众展现学术争鸣的局面，只有这样，才能为公众构建一个现实与理论、精英与大众互动前进的法治文化拟态环境。
构建法律至上的拟态环境。在具有基本法治理念的基础上，媒体需要为公众构建一个守法、尚法的拟态环境。目前大多数媒体通过对法治案例的传播，已为公众构建了一个自觉守法、绝不违法的拟态环境，但这还远远不够。公众守法的动机源自对法律的畏惧而非内心的崇尚，很多公众还不能心甘情愿地相信法治、接受法治，而更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听从权威的安排。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媒体要继续加大对法治的解读力度，另一方面，开辟专门的互动法治栏目，通过访谈、案例、模拟等形式與公众进行深层次互动。
构建用法、维法的拟态环境。在知法、守法、尚法的基础上，媒体需要为公众构建运用法律、维护法律的拟态环境，把公众对法的崇敬转变为实际行动。对法治的信仰也只有转化成为实际行动才有价值。媒体可采用活动传播的方式，定期在不同的地点举办法治主题的活动。
批判地继承优秀法文化
情与法、道德与法，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彼此不分。鉴于这种情况，媒体需要审慎地对待中国传统法文化，对于法与情、法与道德积极的一面，即我国史上法律的制定与执行往往注重人文关怀、讲求人与环境的和谐、提倡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交往、注重通过情对人进行教化，媒体要大力宣传；而对于其消极的一面，即重情轻法、取情舍法、以情改法等情况，媒体在传播时要尽量做现代化的法治解读，强调法与情的辩证关系。同时，媒体要构建以法为主、道德为辅的拟态环境。媒体总编室需合理规划道德类节目与法治类节目的数量比例、内容关联等关系，道德建设一定以法治建设为基础，并以促进与完善法治建设为目标。像父母合谋杀死不孝子、婚外情中的爱情等涉及法律与伦理道德的案例，法治类栏目与道德类栏目可以从法治与道德的角度进行分析与解读，并有机互动。但就目前各级媒体对这两类节目的规划来看，往往各自独立，缺少有机的联系与互动。
加强媒体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提高媒体社会责任感
媒介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和部分媒体社会责任感的缺失是导致媒介构建法治文化拟态环境不够成功的两个主要因素，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媒体需要对从业人员进行教育培训，提高媒体整体社会责任感。
媒体需要对从业者进行岗前培训和定期工作培训。岗前培训需要培养从业者的基本职业道德，树立正确的社会责任感，同时进行法治理论的系统讲授，为其日后制作专业法治节目奠定理论基础；定期工作培训需要结合媒体工作情况和法治建设的建站情况，强化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专业理论知识，明确一定时期的法治舆论导向，制定有的放矢的传播计划。
作为社会舆论的引导者，媒体需要着眼于社会长远利益，制定长期的法治文化传播战略，同时社会各系统需要建立健全对媒体的监管系统。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体在传播法治文化方面需要不断进行内容创新，同时将创新与社会责任融为一体，本着为子孙后代和民族负责的精神为公众构建一个健康的法治文化拟态环境。
注释：
①李普曼著、林姗译：《舆论学》，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9页。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新闻系)
编校：施 宇
媒介拟态环境对法治文化构建的影响
所谓的“拟态环境”，正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①在法治信息传播方面，各种大众传播媒介每天向公众传播大量的内容产品，无论这些内容是否与法治有直接关系，它们都在不知不觉中为公众构建了法治文化的拟态环境。公众即使不直接接触内容涉及的客观现实世界，通过对媒介构建的拟态环境的认知，也能对客观世界中存在的法治事件和法治人物进行主观认知与判断。因此，媒介构建的法治文化拟态环境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公众的法治观念与法治行为。
媒介拟态环境对公众法治观念和行为的影响长期地积聚起来，便形成了对国家法治文化的影响。媒介为公众构建的拟态环境可以促使公民积极使用自己的各项权利，也可以促使公民崇尚他人的权力；可以促使公民形成“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的观念，也可以促使公民继续保持“国家本位”的观念……媒介能否对现实法治文化发展起到推进作用在于媒介为公众构建了一个怎样的法治文化拟态环境，如果构建的是一个健康的法治文化环境，公众就会具有积极的法治观念与行为；反之，则会危害国家的发展和公民基本权益的实现。
媒介构建法治文化拟态环境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法治系统和媒介系统都一定程度地存在不稳定性、不完整性，因此媒介还不能有效地对法治信息进行选择、加工与传播，还不能针对社会和公众的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地构建健康的法治文化拟态环境。其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法治文化的不完整构建
构建法治文化拟态环境首先要弄清法治文化是什么，在社会中的表现方式是什么。当今绝大多数媒体都设有法治栏目，但大部分媒体都将注意力集中在案件报道、法律制度解读等普法、释法的层面上，对于现代法治观念的传播还处于严重缺失状态。现代法治观念的主要特征是唯法至上，强调法的正义价值和平等价值，强调法律的制定与执行要围绕公民利益来进行，而不是单纯地把它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同时，我国媒体对法治文化的解读方式还不够成熟，大多采用解说、宣传、教育的传播方式，缺少一定的传播技巧，直接导致青少年、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在接受传播时有阅读障碍症、视听障碍症。
部分传播内容强化了公众对自身权利的淡漠以及对他人权力的崇拜
与西方国家公民根深蒂固的“天赋人权”的观念不同，我国社会中相当多的公民说不清自己的权利来自何方。更有甚者，会糊涂地认为自己的权利来自某些权威机构或个人。这与儒家文化长期的影响有关，也与社会上一些不公正现象有关，但某些时候，媒体传播的内容在无形间加剧了公众对自身权利的迷茫感。如对弱势群体的系列报道，报道基本由“事件本身+表扬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或者“事件本身+媒体帮助与协调”组成，忽略了事件的关键点：弱势人群在这个社会中与生俱来的权利哪儿去了，相关职能部门义不容辞地保护这些权利得以实现的措施是什么。这样的报道只会使弱势群体更加忽略自己的权利而加大对权威的崇拜。
媒体角色混乱，加重公众厌诉心理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和谐，且现实生活中存在一些司法审判不公正、司法程序所需时间过长等现象，所以国人不同程度地具有厌诉心理和消极的法治情感。而媒体角色的混乱无疑加重了这种厌诉心理。这里的媒体角色混乱是指在社会系统中，媒体在担当信息传播者、舆论监督者之外，还担当起某些职能部门所应具有的社会管理者角色。媒体的这种多重身份往往使社会管理系统走向无序化，无形间为法治建设增加了难度。
追求眼球效应，拟态环境失真、失雅
为了制作能吸引受众眼球或能引起轰动效应的新闻，一些媒体从业人员完全漠视新闻工作者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制作传播虚假新闻、低俗新闻，为公众构建了一个失真、失雅的法治文化拟态环境。北京电视台播出的“纸包子”的报道无疑是一条能在社会中产生巨大轰动效应的“新闻”，报道的第二天北京的包子销售量锐减，公众谈“包子”色变。尽管此新闻已被证实为虚假新闻，但是由它构筑的关于食品安全的拟态环境对公众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却会长久存在。此外，一些法治节目过分娱乐化也使媒介构建的法治文化拟态环境丧失了最基础的严肃性。过分的明星炒作、重情节轻解读、隐晦的语言在提高视听率的同时，也丢失了内容传播最基本的意义。法治文化的传播并不反对娱乐化，但是娱乐化并不意味着低俗化，更不意味着功利化，它应在传播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在坚守住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底线的基础上，为受众提供雅俗共赏、丰富多彩的法治内容。
媒介构建法治文化拟态环境的路径选择
为公众构建一个健康的媒介法治文化拟态环境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媒体根据国家发展趋势，结合公众的实际接受情况，选择相关的传播路径。
树立公众法治信仰
法治社会是建立在社会公众都具有法治观念的基础上的，公众不仅要具有现代法治意识和价值观，而且要对法律充满信任和认同，因此，媒体作为引导舆论的主要工具，关键在于树立公众法治信仰。
以求是的态度，解读法治文化。媒体需要实事求是地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目前我国法治文化的进展情况以及优秀法治文化的内涵对公众予以解读，并分析三者之间的差距。在解读中找出差距，在差距中寻求建设的路径。其中最重要的解读部分是对法的正义价值和对权利本位的解读，其中包括民主、自由、公平、平等、效率等法治文化价值元素和权利意识、主体意识、契约意识等法治理念。媒体切忌以说教的口吻和讲授的方式予以解读，应采用讨论、案例、故事、比较等多种传播方式与公众进行互动。同时，媒体应欢迎法学家走进媒体，面对公众，与其他法学家、公众一起进行法学理论的探讨与研究。鼓励不同的法学观点，为公众展现学术争鸣的局面，只有这样，才能为公众构建一个现实与理论、精英与大众互动前进的法治文化拟态环境。
构建法律至上的拟态环境。在具有基本法治理念的基础上，媒体需要为公众构建一个守法、尚法的拟态环境。目前大多数媒体通过对法治案例的传播，已为公众构建了一个自觉守法、绝不违法的拟态环境，但这还远远不够。公众守法的动机源自对法律的畏惧而非内心的崇尚，很多公众还不能心甘情愿地相信法治、接受法治，而更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听从权威的安排。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媒体要继续加大对法治的解读力度，另一方面，开辟专门的互动法治栏目，通过访谈、案例、模拟等形式與公众进行深层次互动。
构建用法、维法的拟态环境。在知法、守法、尚法的基础上，媒体需要为公众构建运用法律、维护法律的拟态环境，把公众对法的崇敬转变为实际行动。对法治的信仰也只有转化成为实际行动才有价值。媒体可采用活动传播的方式，定期在不同的地点举办法治主题的活动。
批判地继承优秀法文化
情与法、道德与法，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彼此不分。鉴于这种情况，媒体需要审慎地对待中国传统法文化，对于法与情、法与道德积极的一面，即我国史上法律的制定与执行往往注重人文关怀、讲求人与环境的和谐、提倡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交往、注重通过情对人进行教化，媒体要大力宣传；而对于其消极的一面，即重情轻法、取情舍法、以情改法等情况，媒体在传播时要尽量做现代化的法治解读，强调法与情的辩证关系。同时，媒体要构建以法为主、道德为辅的拟态环境。媒体总编室需合理规划道德类节目与法治类节目的数量比例、内容关联等关系，道德建设一定以法治建设为基础，并以促进与完善法治建设为目标。像父母合谋杀死不孝子、婚外情中的爱情等涉及法律与伦理道德的案例，法治类栏目与道德类栏目可以从法治与道德的角度进行分析与解读，并有机互动。但就目前各级媒体对这两类节目的规划来看，往往各自独立，缺少有机的联系与互动。
加强媒体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提高媒体社会责任感
媒介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和部分媒体社会责任感的缺失是导致媒介构建法治文化拟态环境不够成功的两个主要因素，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媒体需要对从业人员进行教育培训，提高媒体整体社会责任感。
媒体需要对从业者进行岗前培训和定期工作培训。岗前培训需要培养从业者的基本职业道德，树立正确的社会责任感，同时进行法治理论的系统讲授，为其日后制作专业法治节目奠定理论基础；定期工作培训需要结合媒体工作情况和法治建设的建站情况，强化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专业理论知识，明确一定时期的法治舆论导向，制定有的放矢的传播计划。
作为社会舆论的引导者，媒体需要着眼于社会长远利益，制定长期的法治文化传播战略，同时社会各系统需要建立健全对媒体的监管系统。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体在传播法治文化方面需要不断进行内容创新，同时将创新与社会责任融为一体，本着为子孙后代和民族负责的精神为公众构建一个健康的法治文化拟态环境。
注释：
①李普曼著、林姗译：《舆论学》，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9页。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新闻系)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