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庄是个古老的金融行业，很多人以为，它无法适应近代经济转型，所以最终被淘汰出局了。其实不尽然。厘清钱庄盛衰原因，定会得到有益启示。
　　在近代市场发育和工业发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适应了对外贸易和国内市场的需要，曾经非常兴盛。到了20世纪20年代，因为外资银行的刺激，中国新式银行也有很大发展，于是形成了钱庄、华资银行、外资银行三足鼎立的金融格局。其中，外资银行主要对洋行等各式外国在华企业融资；华资银行主要对较大型的纺织、面粉等新式工业企业融资，也经营政府公债；钱庄则对经销进出口商品的中国商人融资。可谓功能定位清晰，分工明确。其间，银行，主要是外资银行，还将资金拆借给钱庄，使钱庄得以扩大经营规模。
　　钱庄开出的庄票具有很强的支付能力。上海钱庄的庄票，称为“申汇”，可用于异地支付。通过外资银行的“押汇”，大大方便了商品交易的资金融通，促进了上海等沿海城市与内地的商品流通，特别有助于解决中小商人的融资问题。
　　钱庄早就有诸如钱业公所那样的同业组织，实行自我管理。1917年成立了上海钱业公会，在缺乏政府监控的情况下，公会的营业规则事实上具有习惯法的作用，有助于钱庄树立信用，防范风险。钱业公会经常协调行业内外的各种摩擦，对会员具有督导和惩戒职能。会员须履行公会决议，遵守利率规定，要照章纳税，诚信守法，若是违规失信，就要受到各种处罚，甚至除名。而对于交易对手的失信，则可以采取联合抵制的手段。
　　信用乃金融业之命脉。钱庄这样的传统金融机构，往往采取合伙制，负有无限责任，同现代企业制度相去甚远。那么它为何能够适应当时经济，它的信用又如何体现呢？原来钱庄的放款对象主要是同乡、同业、熟人、朋友等关系网内的伙伴，在中国这么一个特殊的人情社会中，信用放款往往具有简单易行的长处。当然，事物总有另外一面。钱庄的脆弱性也同时存在于其中。历次金融风潮，总是钱庄受坏账影响最巨，甚至引起大批钱庄多米诺骨牌式的连贯倒闭。这在钱庄盛衰起伏的变化中，是个突出的现象。当然银行业的竞争也给钱庄造成巨大压力。而钱庄却通过转变经营方式来化解压力。如钱庄开始注重吸纳社会存款以补充营运资金，并开始学习银行的抵押贷款方式以进一步规避风险，放款对象也从商业扩展到新式工业，内部会计制度渐由原来的旧式簿记过渡到新式簿记。这一些行业共同性的举措，说明钱庄还是能够与时俱进，实行变革的。
　　不过钱庄在1935年以后的确陷入了一蹶不振的境地，尽管在1937年—1941年的“孤岛”时期曾有一时的畸形繁荣。大略说来，南京国民政府的废两改元政策，使钱业遽失银洋兑换的差价和佣金收入，庄票的流通受到银行支票的冲击，1933年上海票据交换所的成立压缩了钱庄的汇划存款，国际白银风潮使银本位的中国经济面临更严重的危机。这些原因确曾给钱庄以沉重的打击，但是1935年国民政府乘钱庄陷入困境之际，对钱业加紧清理，则使钱业陷入绝境。钱庄在当时并非必遭淘汰，而是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才是迫使它出局的根本原因。必须指出的是，钱业的衰落与民营中小银行的衰落几乎是同步的。这就不能不检讨更为宏观的经济政策。国民政府意在强化金融垄断，借机压垮了近代以来活跃了将近百年的钱庄行业，同时也把民营中小银行逼入了困境。而在此过程中，国家垄断的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坐大，实现了对中国经济的完全控制。
　　多元化的经济结构需要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当年中国从传统农业经济向工业化、市场化方向艰难转型，但是直到新中国成立，现代工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不足10%。所以钱庄这样的传统金融组织应该仍有很大的活动空间。金融机构并不是规模越大越好，业态越新越好。国民政府扩张垄断性的金融机构，打压钱庄业，是与打压民营经济的错误战略相配套的。这才是当年钱庄落寞的真正原因。
　　如今，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已经催生出各类新的经济组织，规模有大有小，业态也多种多样，除了与现代企业制度相吻合的以外，还有很多私营（个体）小企业。金融的改革相对滞后，大银行很难周全处理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在一些民营经济集中的地区，地下钱庄很活跃，非法集资的案件也时有发生，说明对于类似钱庄那样的融资渠道存在客观需求。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一下当年钱庄的兴衰史，也许可以悟出一些道理来，有助于打开金融改革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