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汉唐盛世”一直被史学界和国人所津津乐道，也被国际学者所认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就說：“（那时）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实际上，唐朝的清明、繁盛主要是指唐太宗至唐玄宗统治的这一百三十年，它强大的国力和国际声誉主要是在这段时期造就的。史家曾以“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二度称颂这一时期。分析說来，这一局面的造成，唐太宗有开创之功，唐玄宗使其达到了顶峰，武则天作为继往开来的重要一环，她的才能、努力和气度，则加速了这一盛世局面的到来。
　　武则天（624-705），自取名为瞾，并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人，辅助唐高宗执政45年（660-705），独掌政权21年（684-705）。史书记载，她“通文史，权变多智”，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非凡的魄力和无畏的胆略。
　　武则天生活的那个时代，整个唐朝是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显示出一种博大的气象。对外，拓疆有功，唐统治者被周边少数民族称为“天可汗”；内部，经济繁盛，谷物藏于百姓之家，人民的生活较为殷实。同时，国家开放包容，对世界敞开大门，唐都长安成为世界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心，也是“国际间著名人物荟萃之地”（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著名诗人王维诗句：“九天闾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便是对这一宏阔气象的生动写照。但是，当时的唐朝也是一个等级森严、崇尚血统与武力的男权社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武则天作为一个女性能够驾驭这么一个庞大帝国，在延续初唐繁荣稳定的前提下，又为盛唐局面奠定坚实的基础，没有超出常人的智慧与胆略，几乎是不可能的。
　　重视、爱惜人才是武则天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特色。关于这一点，最具代表性的事例是关于骆宾王的。光宅元年（684年），徐敬业起兵反抗武则天，到处散发骆宾王写的《为徐敬业讨伐武氏檄》。该檄有“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神人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等极其恶毒、极具攻击性的语言。武则天看后不但没有大怒，反而赞叹骆宾王文采飞扬，认为“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乃“宰相之过”。骆宾王“亡命”（《新唐书》）后，武则天还派人寻访他的作品，找到了十卷，“盛传于世”。骆宾王曾在《在狱咏蝉》诗中悲戚地說：“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没想到，他死后“表”他“心”的竟是他的政敌武则天！这不免令人哀叹知音难遇并佩服武则天的爱才之心、容人之量。后来清朝诗人丘逢甲在《题骆宾王集》诗中，盛赞武则天的表现：“凤阁鸾台宰相忙，此才意令落蛮荒。若将文字论知己，惟有当时武媚娘。”
　　史书所记，关于武则天重视、爱惜人才的例子还有很多。宋璟为官刚正不阿，经常遭到武则天男宠张易之等人的陷害，“则天察其情，竟以获免”（《旧唐书》）。苏良嗣鲠直不贰，他当宰相时，与尚书韦方质有隙。方质犯法当诛，胡乱攀引良嗣，“则天特明保之”（《旧唐书》）。以上种种，足见武则天爱才、惜才之心。唐中期的宰相陆贽据此评价武则天道：“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陆宣公集》卷二《请许召台省长官举荐属吏状》）。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也借《资治通鉴》一书，表达自己对武则天的看法云：“挟刑赏之柄以驾驭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无疑，这些评语都切中了武则天执政用人的脉搏。
　　由于武则天爱才心切，使得当时一部分官吏敢于当面廷争，“逆龙鳞”而依法办事。这就引出了武则天执政的另一特色：善于纳谏，勇于自我反省、自我纠偏。說起武则天纳谏，论者以为比起唐太宗有过之而无不及。太宗暮年，“虑人致谏”或“杜谏者之口”（《全唐文》），而武则天晚年却能避免其失。由她出题、组织北门学士编撰而未完成的《臣轨》一书，她于长寿二年（692年）亲自撰写完成。书中明确要求臣下要“匡君之恶”，大胆揭露她的过失。她还专门设置“补阙”、“拾遗”等官，鼓励臣子进谏。这些绝不是她說的漂亮话，做的表面文章，历史已经实实在在证明了这一点。狄仁杰经常当面指责其过失，武则天总能曲己意而从之。甚至当一些谏官对武则天的进谏，干预了她的私生活、直指其隐私，令她非常难堪的时候，武则天还能不怪罪，有时还给予奖励。这种度量和纳谏精神，在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中，实属罕见，难能可贵。
　　更难能可贵的是，武则天还勇于反躬自省，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武周初期，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武则天曾实行恐怖政策，利用酷吏打击政敌，这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不过，当她认识到政权已经巩固的时候，便开始采纳大臣的建议，诛杀酷吏，以慰民望。像周兴、索元礼、来俊臣等酷吏，都在她执政时期被杀。《旧唐书武则天皇后纪》认为武则天能够“遵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晚年，为了弥补、匡正自己的错误，武则天又于长寿元年至神龙元年（705年）正月退位前，多次下达减狱、洗冤的诏书。
　　如果說以上这些，还不足以說明武则天过人之处的话，那么武则天在国家制度建设上的一些举措，垂百世而为后世法，给以后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进程带来巨大影响，则不是一般帝王所能做到的，也更具有历史的借鉴意义。
　　创立殿试，“初设武举”，完善、发展了科举选拔人才的制度。武则天前的科举制度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是经常举行的考试选官制度，主要有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秀才等科目；制举是皇帝临时特诏的科举考试，不常进行。为了便于选拔人才的需要，武则天不仅增加了常举的难度、制举的次数，而且于载初元年（690年）在洛阳创立了殿试。后来，殿试制度一直被沿用下去，影响深远。通过这一系列制度革新，在社会上产生了明显的效果。据统计，科举出身的录取比例，高祖时为7%，太宗时23%，高武时35%，武周时40%，年均录取人数已大大超过了贞观年问。大量的有才能的中下层人士被吸收到统治者的队伍中来，像名相狄仁杰，以及后来玄宗开元时期的名臣姚崇、宋璟、张九龄等，都是此时选拔上来的。这就为武周时期政治、经济制度的良好运转，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后来为了促进边疆地区的开发，保卫边疆地区的安全，武则天又于长安二年（702年），在重返长安大明宫期间“初设武举”，专门发现和培养军事人才。从此，在应试的群体中，除云集大批舞文弄墨的饱学之士，还涌动着许多舞枪弄箭的骁勇将材。 　　完备法律制度，重视用法律治理国家。唐代律令共有四类，即律——刑法条文，令——规章制度，格——皇帝补充律的诏令，式——行政法规。唐律在高祖李渊时就已开始修订，至高宗时基本完备，这就是长孙无忌等人撰成的《唐律疏议》。《唐律疏议》于高宗永徽四年（653年）开始颂行全国，至武则天临朝称制时，该法典已施行了30余年。历时既久，律令尤其是格式部分难免有不符合现实社会之处，也就完全有了增删的必要。武则天既然很重视用法律治理国家，于是在垂拱年间（685-688），颁行了垂拱格式。她本人亲自作序，与律令等一道颁下。这不仅解决了唐律及其律疏在施行过程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丰富了唐律的内容，而且有利于当时的法官依法办事、限制酷吏的为非作歹，具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唐律》是我国古代封建法律的集大成者，与唐代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一样，影响极为深远。在法律制定上，后来“宋元皆因其故”（孙星衍《重制唐律疏议序》）：日本、越南、朝鲜等亚洲许多国家的法律也都“亦采唐律，参酌时宜而用之”（《高丽史·刑法志》）。应该說，《唐律》的巨大影响，凝结着包括武则天在内的初唐统治者的心血和智慧。
　　从实际效果来看，武则天辅政执政间，经济有了明显发展，人口大幅度增加，商品贸易频繁，甚至出现了“交贸往还，昧旦永日”的场面：武则天本人能诗善文，深知文化的重要性，文教事业也得以迅速发展。唐人沈既济說：“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浸以成风”（《通典》卷一五），从中可见文教事业发展之一斑。另外，武则天当政时期，唐朝的疆域也是最大的。树立在乾陵的六十一塑雕像，就是当时国力强盛的历史见证。关于“武周之代李唐”，陈寅恪先生认为：“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系人群之演变，尤为重大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对武则天的政治革新、制度建设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影响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杰出的古代政治家：她不仅有着卓越的才干，宽容博大的气度，自我批判的意识，勇于革新的精神，而且实现了良好的政绩。这一切都在大唐繁盛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就连一些反对她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她是封建时代的“明君”。由此可以說，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表现非常优秀，无愧于那个伟大的时代，她本人也无愧于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这一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