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我为《国家利益》撰写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这篇文章恰好发表在柏林墙倒塌前几个月，那时，民主转型的浪潮正在东欧、拉美、亚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进行得如火如荼。
　　当时我认为，历史（从宏大的哲学意义上来说）展现出了完全不同于左派思想家所设想的结局。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并没有像马克思主义者断言和苏联宣称的那样，通向共产主义，而是走向了各种形式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我写道，历史在自由中达到顶峰：民选政府、个人权利，以及劳资流通只需适度政府监管的经济体制。
　　现在回头再来看这篇文章，首先很明确的一点是：2014年的情形与1989年完全不同。
　　当今世界的问题不仅在于威权政府在发展，还在于许多现存的民主国家运转不良。许多看似成功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土耳其、斯里兰卡、尼加拉瓜——已退回到威权体制。其他还有一些国家，包括最近加入欧盟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仍受腐败困扰。
　　在过去十年里，美国和欧盟都遭受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这意味着增长乏力和高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尽管美国经济现在重又开始发展，但是利益没有得到共享，而且，美国派性明显的两极化政治体制也很难说是其他民主国家的卓越典范。
　　我的历史终结论因此就被证明是错了吗？我认为，我的根本思想仍然是基本正確的，不过，在1989年那段令人兴奋的日子里，我对政治发展的本性尚是雾里看花，如今则有了更多的理解。
　　当我们去观察广泛的历史潮流时，重要的是不要被短期的发展牵着鼻子走。持久的政治体制的标志是它的长期稳定性，而不是它在特定十年里的表现。
　　首先，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发生了剧烈变化。在经济方面，世界经济在产出上有了大幅提升，上世纪70年代早期与2007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之间大概有四倍的差距。尽管危机是个大挫折，但整个世界的繁荣水平在各大洲仍有大幅度增长。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世界通过一种自由的贸易和投资体系牢牢地连在一起。在中国和越南等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也是市场法则和市场竞争占支配地位。
　　政治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斯坦福大学民主问题专家拉里·戴蒙德的数据，1974年世界只有35个选举式民主国家。到2013年，选举式民主国家已增加到近120个。1989年只是突然加速的广泛潮流的一个标志，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把这股潮流标记为民主化的“第三波”，它始于大约15年前南欧和拉美的民主转型，后波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亚洲。
　　以市场为基础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出现与民主的传播有着显然的联系。民主向来依赖于广泛的中产阶级，而在过去的30年中，各行各业富裕的、拥有财产的公民在各处猛增。无疑，更加富裕、受过更好教育的人对他们的政府要求更多——而且由于他们纳税，觉得自己有权利对公职人员问责。世界上最顽固的威权主义堡垒，许多都是盛产石油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委内瑞拉或者波斯湾的政权，在这些地方，所谓的“资源诅咒”可以让政府从资源中而不是从人民那里获得巨额税收。
　　在观念领域，自由民主仍没有真正的对手。比如，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和阿亚图拉领导下的伊朗尽管在实践中无视自由民主，但也重视民主理想。为什么还要费心在乌克兰东部就“民族自决”举行假公投？中东的一些极端分子可能梦想恢复一个伊斯兰教政权，但是，这不是生活在穆斯林国家的绝大多数人的选择。唯一确实可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它是威权政府、不完全市场经济以及高水平技术官僚和科技能力的混合体。
　　可是，如果要我猜测一下，50年后，是美国和欧洲在政治上更像中国，还是中国在政治上更像美国和欧洲，我会选择后者。有很多理由表明，中国模式是难以持续的。它依赖于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然而，随着中国设法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这样一种高速增长不会再出现。
　　这绝不是说我们可以满足于过去20年取得的民主成就。我的历史终结论从来不是一种决定论，或者只是简单地预测自由民主制度势必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民主国家还继续存在并获得成功，只是因为人民愿意为法治、人权和政治问责制奋斗。这样的社会既取决于领袖、组织能力，也取决于纯粹的好运。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陈高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本文摘自该书“代序言”，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